宁波近代教育的格局演变及特点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宁波的开埠，欧美资本主义的现代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输入到宁波，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文化教育被作为资本主义的“新学”，逐渐在宁波得到传播，使近代宁波学校教育结构发生了变化。

宁波近代教育的格局形成，基本是经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教会和传教士办学校（1844-1894）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不平等条约，夺取在中国设办学校的特权。1844年的《黄埔条约》，其中规定法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院、学堂。这个条约，是清政府明确允许西方各国传教士可以在华办学。西方列强正是凭借不平等条约中特权，开始来宁波传教、办学校。

宁波最早的教会学校是宁波女子学塾。它的创办者就是奥特赛。此后，办起了不少教会学校，这在上面已有论述。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华侵略进入一个新阶段。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化。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迅速增长，急需大批熟悉西方习惯、懂得外语和近代工商业基本知识的人才，以便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另一方面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中国兴起了学习西方的热潮，在通商口岸，对掌握英语和西学的新式人才需求越来越多，这种形势也促进了教会学校的发展。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方的传教士加紧在宁波创办教会学校，并且改变了原来招收贫寒子弟的做法，尽力吸收富绅子弟人学。我们从一些资料看，宁波当时所创办的教会学校和招收学生的速度是快的。今根据有关资料制成下表，可以清楚看到宁波教会学校创办的情况。

1866年部分通商口岸耶稣教义学、学堂、天主教书院及学生表^[1]

上表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根据《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我国对外开埠的口岸已达16个，加上香港和北京，合计18个。上表选择了10个开埠口岸，从统计数据看，外国传教土到1866年，在10个口岸的耶稣、天主教会共设义学、学堂、书院50所，学生约640人。其中在宁波有义学、学堂9所，学生122人，为10个开埠口岸首位，分别占18%和19.6%。而与开放口岸相比较，宁波无论在学堂数和学生数处在第一位。

这一时期，宁波教会学校发展情况是：1860年浸会女校设立。创办者是美国浸礼会女教士罗文梯。约在60年代后期，该校经过几年的发展，形成了小学部与中学部，学生分部上课，其中中学部可看作宁波中等教育之始。斐迪书院也于70年代中期开始分设高级部与低级部，并逐渐将高级部独立出来，形成以中学程度为主体的学校。学校也改名为英华斐迪书院。

第二阶段：国人办学（1895-1919）

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加剧，维新思潮涌进。举国上下要求举办新式学校的呼声日益强烈。为适应新形势，宁波知府程云俶、绅商严信厚、汤远崟、陈汉章等乃集议于1897年在湖西崇教寺创立储才学堂。

《辛丑条约》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兴学成为重要内容。国内舆论也竞相鼓吹以发展教育为救亡国图存的重要手段。辛亥革命以后，又进一步掀起办学热潮。宁波也出现了兴学盛况。新式教育已经初具规模，学生队伍迅速扩大，师范、专业学校有所增加。当时出现了一批民办学堂、公立学堂，家道殷实者也出资私立学堂。尽管各自动机不同、目的不同，客观上是有利于新式教育。小学堂，到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今天的宁波各县有高等、两等、初等、半日等小学堂280所，学生10453人。^[2]到1912年（民国元年），宁波各县共有高等、两等、初等小学校493所，学生22661人；其中郭县130所，学生5668人；慈溪38所，学生1645人；奉化130所，学生5346人；镇海87所，学生5245人；象山35所，学生970人；余姚52所，学生2095人；宁海39所，学生1692人。

中等教育也有发展。1902年，慈溪县的慈湖书院改办慈湖中学堂（今属宁波市江北区）。1905年宁波教育会建立。奉化县龙津学堂改为奉化中学堂、奉化班溪乡建立剡源中学。1908年，据《浙江教育官报》记载，现宁波市境内有中学堂5所，学生313人。1911年（宣统三年）宁波府中学堂定名为浙江省省立第四中学。镇海县中学堂也创办。1912年（民国元年），新学勃兴，效实中学创办。

国人自办小学最有影响的是育德工农学堂。在清代，宁波有大批“堕民”生活在城乡各地，由于受传统势力的影响，他们的子弟大都失去了求学的机会。为此，富商卢洪昶乃捐资于江东设立育德学堂，专收堕民子弟入学，并准他们出籍，为堕民获得平等的社会权利开了风气。而效实中学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历史地位。1911年冬，鄞县和慈溪等地具有爱国革新思想的知名人士和学者钱保杭（吟苇）、陈训正（屺怀）、陈谦夫（夏常）等邀集旧宁波府属各县人士建立学会，筹备创设中学。根据民国政府“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要求，于1912年2月7日决定“以私立之经营，施实用之教育，为民治导先路”^[3]为办学宗旨。取严复的《天演论》译著中“物竞天择，效实储能”的名句，定名效实中学。从此以后，“热爱学校，勤奋教学，注重实学（指科学），讲求实效”，逐步成为效实中学传统特色，蔚成校风。

与此同时，宁波还办起了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

宁波近代教育，是受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影响，因而深深地烙上了这一时代的印记，呈现出这个时代的特点。主要有：

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教育必定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教育，即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这就是既不全是传统的封建教育，又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教育，也不是殖民地的奴化教育。它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侵略下，在传统的封建教育里，不由自主地产生的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新教育”。

在近代前期，清王朝政治黑暗，经济停滞，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清王朝的腐败的封建教育制度，虽然还占主导地位，但已经衰落，这正是腐朽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的反映。但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又出现了新式的教育制度。

清代的封建教育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地方官学，按行政区域设立府学、州学、县学。但是，地方官学已是徒具虚名。除官学外，还设有书院和塾学。光绪年间，宁波就设有府学及县学，还有书院及塾学。今天的宁波市就设有18个书院和37个学塾。

其目的是为培养封建的治术人才。这种教育束缚人们、脱离实际，不适应时代发展，面临崩溃与解体。

开埠以后，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在宁波办了不少新式学校。输入欧美现代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在前近代，外国教会在宁波设立书院、中学堂18所。不仅改变了招收贫寒子弟的方针，而且尽力吸收富绅之弟入学，并开办女学堂。这些新式学堂和新式教育制度的产生，打破了宁波传统教育纯粹培养封建治术人才的单一化的格局。个别洋学堂还出现了教育阶段的划分。

20世纪初，宁波掀起了国人办学的热潮，新式学堂发展很快。由于新的学制颁布，宁波的新式教育有明确的参照体系。新建立起来的学校有普通中小学、实业学堂、师范学堂、普通女校、特殊学校等。内部分为初中、高中。实业学堂，专科学堂和女子学堂占有一定比例。1908年，现宁波市境内有中学堂5所，有小学堂280所，中等实业学堂6所，分别占全省16.7%、18%、30.8%。这就充分表明，宁波的近代教育，已经适应宁波日益开放的特点和需要。

在前近代，宁波的教育既有州、府县书院和田塾学的存在，但也有新式的中小学堂。这种多种学堂的局面，反映了办学的多层次和多种形式。

教育有时代性，要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近代宁波教育十分注意这一点，积极同世界潮流接轨。主要是：

一是在教育内容、课程设置上同世界潮流接轨。

与封建时代教育相比，宁波近代教育内容具有科学性和适应性两大特点。不汉设置了自然科学和外语等课程，而且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调整教育内容。宁波的教会学校，几乎都设置了英语课程的教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宁波女子学塾，除了开设国文、圣经等传统课程以外，由英籍牧师亲授英文。崇信义塾、养正书院、斐迪书院等以英语作为主要课程，并规定英语不及格不能毕业。20世纪以后，在新办的国人学校中，外语也受到了普遍的重视。把外语列入必修课，以推进其“革新图强，储备人才”的办学宗旨。效实中学除开英语外，还增修第二外国语德、法、日文，并曾与英国伊顿公学挂钩。

各校除开设外语课外，还普遍加强了自然科学学科的设置。崇信义塾的材料中，有“算术”、“天文”、“地理”的记录，同“英文专科”相并列。“三一书院”课程设置也有算学、地理等科，并“增聘谢苇林为教习”。甲午战争以后，由于外国列强，对中国加紧进行资本输出，办工厂、筑铁路，这就需要大批的专业人才。因此，在宁波的教育中又增加不少的课程内容。各个学校都开设了舆地、算学、博物等自然科学学科。奉化的龙津学堂推行新学，革新课程，聘日籍教师讲授数理化及英、日语，开体育课、理化课程，每周达6至8节，其中算学就分算术、代数、几何、三角、解析儿何、微积分等；而宁波府学堂的高中部则在数、理、化等必修课外，还增设了科学概论、矿物学、无线电等选修课。

二是引进了一些西方现代教学方法。

明清的传统教育方法是八股取士，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宁波开埠以后，由于西方教育思想的传人，对宁波的传统教育进行了改革，在教学方法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www.xing528.com)

首先，从单一死记硬背“八股文”的教学方法，开始采用注重领会意义的讲解式教学方法，正确处理理解能力和记忆能力。宁波的许多教会学校，在聘请外籍教师授课时已把握住这一点，使学生从枯燥无味、小和尚念经式的机械阅读和记诵解脱出来。

其次，从死记硬背“四书”、“五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教学方法，开始转变为联系实际进行教学。比如，民国初，效实中学就引导学生做实验，注意联系实际。不少小学还有课外学科活动进行。课外阅读、举行作文比赛、讲演竞赛、时事报告、手工劳作等。比如，1912年（民国元年）宁波师范附小等9校送往美国纽约大学教育展览会的手工作品有255件，其中附小就有104件。

此外，在辛亥革命前后，宁波也引进了一些西方现代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如分组教学法，强调学生的个体差异，按智力或学习成绩好坏进行教学，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能力进行自习，老师进行指导，为学生介绍书籍、资料和辅导。根据学生成绩可以提前或延长学习期限等。这些教学方法都有其合理性。

几千年来，中国以“礼仪之帮”著称，但在封建社会从来不许妇女自由、平等的人格。男尊女卑，三从四德，政治上无权，经济上不独立，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女学一直没有合法的地位。“还女性的人权”，这是妇女解放的最重要内容。

随着教学近代化的深入发展，开始对封建意识的猛烈的冲击。宁波的教育机构在招收男性学生同时，招收一定数量女学生。

宁波最早的女学是由传教士创办，它是1844年的宁波女塾。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美国南长老会科尔夫人又创办了女子寄宿学校。到1883年美国女传教士于北门外创办妇女短期学校。是宁波最早的成年妇女学校。随着“维新运动”，开始提高妇女地位。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宁波府女学堂在西门口长庚庵旧址建立。又创甬城自办首所女子学校，要比清政府颁发的《女子小学堂章程》还要早一年。

其它各县在清末也创办了不少女子学校。慈溪早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冯君木、应叔申、魏陵香等不顾社会非议，以县治东廓祗园庵作为校舍，创办东城女学堂，开慈溪兴办女学之先声。光绪末年，祝家渡柳氏创办竹西女校。宣统年间又在观城南门办起了女塾，在师桥开办了女子小学堂。奉化的新女学堂，于1903年聘王慕兰为首任堂长，推行新学，主张男女平等。王慕兰曾在《女子世界》作诗说：“大厦原非一木支，平权尚有可为时，炼得彩石能补天，漫惜娲皇是女儿。”^[4]她反对女子缠足，并从学校推及社会，获县公署“巾帼丈夫”奖匾。王慕兰的这些主张在封建社会末期所提出，确实是很可贵的。

随之而起的是宁属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它的创办者就是镇海富商李霞城。辛亥革命后民主思潮广泛传播，一般绅商对女子教育也有了新的认识，再加上李氏于此时通过创办近代工业积累了资金，于是于1912年创设了该校，并任校董。该校最多时曾有学生200余人。

值得一提的，宁波在近代还出）现我国第一位女留学生，她叫金雅妹。

金雅妹，鄞县梅墟人。3岁丧父母，被美国驻宁波领事麦嘉缔夫妇收为养女。1869年（同治八年），随麦嘉缔到日本留学，在日本上学，接受了初等和中等教育，是中国近代留学日本第一人。1881年金雅妹又随麦嘉缔夫妇到美国，考入纽约女子医科大学学习医学，她学习刻苦，成绩突出，于1885年6月，以全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这个打着辫子的儿童很快地适应了新生活，接受了西方的观念和思想。之后，她在费城、华盛顿、纽约等地进行实习和工作，并先后担任过“纽约大医院”及纽约蒙菲弄华人精神病院的住院医师。

1894年，30岁的金雅妹与一位名叫达·席尔瓦的西班牙籍的葡萄牙音乐家兼语言学家结了婚。两年后生一子。然而，不同种族的异国通婚带给她的是更多的不幸。1904年，在她40岁时，两人终告离异。^[5]金雅妹回国后先后在厦门、广州、成都、北京等地医院工作，后在天津创办医科学校，致力于医学教育。

宁波女子学校的创办和女子留学生的出现，具有进步意义。这在信奉重男轻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情况下，是对官府士绅对女学禁令戒律的有力冲击。

纵观近代宁波教育的发展，我们可以总结出有益的经验，从中受到启迪和借鉴。其经验有：

前近代宁波教育一条重要历史经验，这就是教育必须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从教育同社会发展关系看，教育首先受一定社会发展的制约，然后在社会制约下发挥其作用。而且教育也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包括适应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可能性。

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外国资本主义的炮舰政策下，使中国社会开始发生根本变化，从封闭走向开放，自然经济开始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强烈冲击，逐步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廉价原料的供应地。作为服务与经济基础的教育，必须同近代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教育要适应世界技术发展的需要，学习以借鉴外国的新成果、新经验。前近代宁波教育正是在这一思想要求下，从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以适应近代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这一个历史经验值得借鉴。

前近代宁波教育经验证明，地方官员的重视与否也关系到能不能使教育得到快速发展一个重要保证。

人才之兴，基于教育。晚清以来，一些主张吸收西方文化，提出革新教育以图强的官员，都是十分重视教育，积极地创办新学。1879年（光绪五年），宁波知府宗源瀚首先创办开设新兴学科的辨志书院。1897年，宁波知府程稻村采纳严信厚等倡仪，建宁波第一所中学堂储才学堂。自1904年开始，知府喻庶三（兆蕃）先后兴建宁波府师范学堂、宁波府女学堂、宁波法政学堂，并改储才学堂为宁波府中学堂。1907年，喻庶三升任宁绍台道，还拨地拨银建宁波府中学堂新校舍，并革除沿江冰户送官吏之消暑费，用于办学，先后办起6所小学。这就表明，地方官员对教育的重视，有利于这个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近代宁波教育发展还证明这样的道理，发扬“名师治校”是近代宁波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宁波历代有“名师治校”、兴办教育的传统。北宋的“庆历五先生”和南宋淳熙年间的“明州四先生”，都是当时县学与书院的“名师”，王阳明、黄宗羲在宁、绍等地讲授，更是聘请一些有名的学者。在20世纪的初期，宁波创办的一些近代学校十分注意发扬先贤“名师治校”的传统，总是聘用那些学有专长的名师担任教师，从严治校。效实中学草创之初，颇为艰难。学校始终如一地聘用饱学之士进行教学，深受学生欢迎。当时被聘用的教师有陈祥翰、冯君木、何育杰、陈布雷、林端甫、冯度等。这些教师爱校如家，学有专长，诲人不倦，安于清贫，使学生打下了基础学科坚实的根底，教育质量较高，成绩卓著。1917年，上海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先后同效实中学签订了永久性的协议，明确规定，“凡效实中学的毕业生全部可以免试入学。”^[6]

宁波人民历来有捐资兴学的习惯。到了近代，这一行之有效的办法更是相沿成风。咸丰间，蔡筠在鄞县搬火桥（今鄞县潘火桥）捐田墅2102亩建蔡氏树德堂义庄并附设敦本义塾。1870年又捐田67亩于城内创建星荫义学，还与陈愈守一起捐田百余亩在城区采莲桥北创办日湖义学；1878年，镇海人叶澄衷捐资2万余元改义塾为叶氏中兴学堂；1906年余姚人经诸氏得悉里人黄守斋创办正蒙学堂捐良田30亩办校。象山陈汉章也捐私财，创设东陈小学。尤其是慈溪侨胞吴锦堂先后捐资28万元创办了锦堂学校，与陈嘉庚、严云台一起被称为20世纪初“全国办学三贤。“^[7]1909年，慈溪县私人乐捐22554元，占教育费总数52%。宁波各界及近代宁波帮的捐资，有力地促进了宁波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注：

[1]桑兵：《晚清学堂》，第29页

[2]《宁波教育志》，第10页

[3]《浙江近代著名学校和教育家》

[4]《奉化市志》，第27编《人物传·王慕兰》

[5]一些资料认为金雅妹终生未嫁。这种说法有误。其实，金雅妹不仅嫁了人，而且生下了孩子。参见《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第3章《麦嘉缔与金雅妹留学》

[6]《浙江近代著名学校和教育家》第203页

[7]《宁波教育志》《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