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近代文学与艺术真实反映历史进程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近代社会。这是一个社会急剧变化、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也是一个人民前仆后继地英勇奋斗、变革求新的时代。作为这一时的反映的近代文学，必定会真实地反映这个历史的进程。宁波近代的文学与艺术也充分地显现出这一个特点。

近代宁波文学，有其自己独特的成就。首先表现在引人注目的诗，它带着中国近代社会的时代特征，在近代诗坛上，开创一代诗风。主要有姚燮和贝青乔，他俩写下了许多优秀诗篇，洋溢着反帝爱国的精神。

镇海人姚燮凡经史子集无不观览，戏曲诗文书画都有造诣。姚燮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一生勤于著述，编辑《蛟川诗系》，撰《蛟川先正小传》，有《疏影楼词》、《复庄诗问》、《复庄骈骊文榷》等40余种。

姚燮更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的诗人。他的青年时期，正是清王朝的道光年间。由于清政府腐败黑暗，英国资本主义用炮舰政策打开中国古老的大门，镇海、宁波相继陷落，浙东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姚燮的诗文正是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阶级对立、人民苦难和清政府的昏庸无能以及英国殖民者的野蛮和残暴，闪耀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

翻开姚燮的《复庄诗问》，首先映入人们眼里的是描写人民生活的那些篇章。《卖菜妇》、《谁家七岁儿》、《战城南》、《北风吟》、《哀鸿篇》等，从各个侧面描绘了人民的苦难。如《卖菜妇》:“棉衣已典，无钱不可赎，娇儿瑟缩抱娘哭。娘胸贴儿当儿衣，娘背风凄凄。”^[1]《谁家七岁儿》:“蠕蠕尔何活？早死还匪伤。连村什佰户，迭岁遭疫荒。”^[2]天灾、疾疫的侵袭，逼得下层人民忍饥挨饿，典衣卖儿。

但劳动人民在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之下生活更痛苦。《南辕杂诗》是姚燮从北京南归途中所见：“三月粮艘来，四月南河浔。帆樯拥如葬，人语喧吴音”。“五月尚难达，浅阻宁始今！偏闻两江歉，春种苦愁霖。胡为三齐旱，麦价逾兼金”^[3]？北方干旱，南方水涝，粮食歉收，价格暴涨，而统治者的征敛却有增无减。这首诗的语意较含蓄，但矛头所向十分明确，直指封建统治者。

姚燮还从正面角度来揭露官场腐败和吏治黑暗，《巡江卒》、《悲来行》、《迎大官》就是这类作品，但数量不多。这或许跟诗人的生活经历有关。由于姚燮对于统治者的腐败、虚伪、残暴，总是目有所见，耳有所闻，他那郁积胸中的愤懑难以抑制，有时不能不喷迸出来。

姚燮以亲见亲闻者的纪述，真实地揭露了侵略者的罪行，堪补史书的不足。这些记述诗既是感人的诗歌，也是珍贵的史料。

英国侵略者在对宁波侵略中犯下了滔天罪行，面对一个个的惨景，姚燮以笔为武器，揭露英国殖民者的侵略罪行。《太守门》、《兵巡街》、《官家儿》、《弃妾行》、《毁神庙》、《捉夫谣》等一组诗，直接记述了侵略军在沦陷区犯下的罪行。如《兵巡街》写的是侵略军在城中穿街走巷，任意勒索、抢劫：“鬼兵率队来巡街，东街穿市门，西街入门户。穿门为狼人为虎，索钱一千充酒资……尔不随我还无钱，尔不见邻儿背受三百鞭，血肉狼藉城根眠。”^[4]侵略者一面烧杀、淫掠，一面还出告示“安抚”，一些受骗的居民前往伪太守府控诉，竟又遭进一步的抢劫。这是赤裸裸的强盗行径。

侵略军的暴行还表现在居民中拉夫和绑票。《捉夫谣》写道：“城鬼捉夫如捉囚，手裂大布蒙夫头。银铛锁禁钉室幽，铁钉插壁夫难逃。板床尘腻牛血腥，碧灯射隙闻鬼嗥。当官当夫给钱粟，鬼来捉夫要钱赎。朝出担水三千旻，暮缚囚床一杯粥。夫家无钱来赎夫，囚门顿首号妻孥。阴风掠衣头发乱，飞虫啮领刀割肤，谁来怜尔喉涎枯！”^[5]侵略军对待宁波居民，简直比对牲口还不如，不但强迫他们服劳役，而且把他们当做人质，索取巨额赎金。

鸦片战争期间，姚燮基本上都在镇海、宁波一带。这期间他的家乡沦陷，亲人离散，侵略者的凶残、封建统治者的昏庸，姚燮都是亲见亲闻的。从而描绘出一幅幅真实的历史图景，揭露封建统治者的屈膝投降。这类作品，无疑成为最富有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的部分。《惊风行五章》之三，就记述了宁波战守无备、军心混乱的情况：“将吏无守心，眷属夜先遁。馁气由上萌，何从禁民乱。举郡为一空，白昼绝烟爨。弃饭荒城根，饿狗逐鸡窜。巡城虽有兵，逸者已过半。意谓军律疏，当无诛罚患”^[6]。诗中指出“馁气由上萌”，将帅的怯懦、畏死，正是军队没有战斗力的主要根源。

1840年（道光二十年）秋定海失陷，清廷派“钦差大臣”伊里布到浙江向英军乞降，伊里布擅自与英方拟订划界停战协定，还供给英军大量新鲜食品，并在镇海设宴招待英方军官。姚燮在《诸将五章》中谴责道：“割地难言尺土轻，未闻犬马解输诚”。“敢来内地窥天府，谁遣中官饷虏兵?”“须防间隙供西突，莫听羁糜老北师”^[7]。他警告当权者：侵略者豺狼之心不会改变，一味迁就，屈膝投降，他们必定会乘隙西犯，祸国害民。

姚燮一些诗中，还记述了为国捐躯的爱国将士们，颂扬了他们敢于斗争、视死如归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在《闻定海城陷五章》之二中云：“蜃雨濡军帻，狞飙拉将旗。饮泥怜久饿，摩壁誓同危。路绝晨嘶马，云昏夕堕鹏。衔恩持死力，力尽死何辞！”^[8]这首诗写的是1841年秋天的定海保卫战。阴雨连绵，饥饿难忍，可是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定海三总兵斗志昂扬，英勇奋斗，激战六天，终因兵力悬殊而失利，三总兵同日阵亡。姚燮在诗中着力渲染了悲壮的气氛，烘托出定海三总兵及爱国将士们不畏艰险，团结拼搏的精神和血战到底的决心，诗句中凝聚着诗人深切的哀悼和景仰之情。

此外，《金鸡山之战狼山镇总兵谢公朝恩死之》、《镇海县丞李公向阳殉节诗》等，都是以不同人物表现这个主题的，对于为国献身的烈士们的仰慕和怀念，表明诗人崇高的爱国情感。

与姚燮同时代的，还有贝青乔，他是以写鸦片战争而著称的诗人当中，最年青的一个。

贝青乔，字子木，号木居士，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他年青投笔从戎，参加了杨威将军奕经的军队，并潜入宁波城里探听敌情，还上过战场。他把自己浙东所见所闻写成了《咄咄吟》。“咄咄”，即“咄咄怪事”，《咄咄吟》有七绝120首。它描述了自扬威将军奕经奉命“东征”至他以“劳师糜饷”之罪逮捕入京这一过程中的见闻。贝青乔说：“仆本书生，不习国家例案，何敢妄置一词。然军旅之中，听睹所及，有足长胆识者；暇辄纪以诗，积久得若干首，加以小注，略述原委，分为二卷，题曰《咄咄吟》，言怪事也”^[9]。这表明贝青乔写作《咄咄吟》是有明确目的，即毫不掩饰地揭露与抨击清军中的昏聩与腐朽，为此他不惜冒着被充军的危险。正是由于贝青乔具有作为一位真正诗人的胆识、勇气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咄咄吟》具有了诗史的价值。

《咄咄吟》的重点，是揭露与讽刺军中的“咄咄怪事”，在贝青乔的笔下，清军将领昏庸愚昧、尔虞我诈、争权夺利；或者是大敌当前依然蓄娼玩乐。从将军奕经，到参谋随员，置国家危亡于不顾，而所关心的却是争权夺利，昏聩腐败。贝青乔的爱国思想体现在如下几点：

贝青乔笔下，清军将领非常昏庸，愚昧无能。这些人装神弄鬼，迷信兴盛。“天魔群舞骇心魂，儿戏从来笑棘门；漫说狄家铜面具，良宵飞骑夺昆仑”。杭嘉湖道宋国经为了邀功请赏，竟异想天开，视战争为儿戏。他募乡勇342人，各戴纸糊面具，装作鬼神，临战时红日高升，妖魔鬼怪，跳舞而前，敌人用枪炮袭击，结果大败。这首诗讽刺了清朝官吏昏聩无知。“瘾到材官定若僧，当前一任泰山崩。铝丸如雨烟如墨，尸卧穹庐吸一灯。”^[10]战场上炮声隆隆，前线指挥作战的张应云却静卧吞云吐雾，不能理事。有这样的将领，战事焉能不败。而张应云的作战方案更奇怪，竟然用猴子参战。有人向张应云献策，“用大猴狲，多缚花爆于背，燃放之，而抛入夷船，火星四迸，或可巧值火药，一船齑粉矣”。这位前线指挥官欣用此计，买了19只猴子。进兵时，曾把猴子运到镇海骆驼桥。后来由于兵败，这一妙计未能使用，猴子也因无人喂养，饿死于慈溪城中。为此贝青乔写诗进行了讽刺：“慈溪万户静如村，略有人烟惨不温。一死却怜孙供奉，谁携山果饲饥魂。”^[11]武将如此，文臣何如？身为参赞大臣的文蔚，竟将军队的进退取决于牙碑数之奇偶；寺后失火，又误以为英军追至，置全军于不顾，仅携左右数人逃跑。贝青乔对封建统治者做了淋漓尽致的揭露。

作为浙东反攻战的最高统帅奕经，他从未认真备战、研究策略，而是迷信于梦兆和西湖关帝庙求签。并制定“五虎制敌计划”，选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由生肖属虎的人为前敌大将，在战备尚未充分之际，冒然出战，结果以惨败而告终。贝青乔为此写诗讽刺：“懿懿芬芬古殿幽，岁朝虔祀汉亭侯。飓风敢望神相助，一卦灵签卜虎头。”^[12]

贝青乔通过以上数诗，为读者展现了浙东反攻中清军高级指挥官的面影，深刻地揭露了清军腐败昏庸的本质，可谓入木三分。

镇海骆驼桥之战，由于张应云指挥无能，溃不成军，可是他们弄虚作假，中途忽一人手持小红旗诈称前队大胜，夷船已烧尽，请速拔营人城。张应云面有喜色。文武随员乘机拜贺，并纷纷从靴筒中拿出事先写好的纸条，谓有私亲一二，请附名于捷报中。一些连军营都未进过的人，也冒名请赏，而真正拚命流血的广大将士，却什么也得不到。所以诗人愤慨地说：“始悟得功之人，不必亲在军中也。”^[13]并作诗说：“帐外交绥半死生，帐中早贺大功成。赫啼小纸尖如匕，疑是靴刀出鞘明。”^[14]

奕经一伙还贪污粮饷。管理粮台的是4名做过布政司而有故在籍者，狼狈为奸，合伙勾结，私吞公款，或借钱粮折价之名，从中肥己。仅几个月时间，共支付饷银164.5万两。贝青乔愤怒说：“百万军需下海疆，劳他箱库互输将。不知计簿谁司笔，算法无从核《九章》。”^[15]

这群人除整天梦想请赏和贪污肥己以外，就是饮酒作乐、寻花问柳。大敌当前，奕经的心腹阿彦达却于西湖船上狎妓玩乐：“画样双堤镜样波，星轺花下几经过。萧萧听尽吴娘曲，不道销金自有窝。”^[16]贝青乔在这里批判锋芒直指清王朝的政治军事和吏治的腐败。

中国近代史表明，英雄的中国人民从来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的尊严，无数爱国志士不屈不挠，血洒疆场，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贝青乔也用自己的笔对浙东抗英的爱国将士进行了讴歌。

《咄咄吟》虽然是揭露军中怪事，但它也以相当的篇幅歌颂了英勇善战、效死疆场的爱国将士，陕西守备徐宦像“一枪风卷梨花急，洞胁犹能缚贼回”；四川守备王国英，“归元双目犹含怒”、“铮铮南八是男儿”;金华副将朱贵在慈城大宝山血战，抗击英军中“右臂为夷炮击断，犹以左臂执红旗”，指挥部下与敌人血战，最后完全阵亡。贝青乔对朱贵身先士卒，英勇杀敌的浩气进行赞颂：“背嵬五百压云屯，阵脚如下屹不奔，臣自死忠儿死孝，九原挥泪拜君恩。”^[17]面对敌军，朱贵父子及其将士阵脚如山巍然不动，坚守阵地，何等英勇！朱贵父子的浴血奋战，并不是单单是为了“拜君恩”，主要还是坚决维护祖国的主权。贝青乔还写一位至死犹念杀敌的爱国书生：“头敌苍黄奋一呼，飞丸创重血模糊。怜伊到死雄心在，卧向鲸鲲歼尽无?”河南祥符县廪生、乡勇头目谢宝树，战斗中负重伤，呻吟了一昼夜，他在临死前大声问同伴：“宁波得胜仗否？夷船为我烧尽否？我则已矣，诸君何不去杀贼！”其英雄形象，十分感人，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英勇顽强、至死不屈的战斗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与奕经、张应云、余步云之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近代宁波小说创作开始出现，但主要还是一些鬼怪小说和侠义小说。民国初，庄禹梅以“庄病骸”笔名写过章回体武侠小说。但他以前宁波已有人在写小说了。揭开清末宁波的中长篇小说创作序幕的，则是《狐狸缘》和《金台传》。^[18]

《狐狸缘》是一部初衍宁波古代传说的语体小说，始刊于清光绪初。醉月山人所著。小说现存1888年（光绪十四年）敦厚堂、漱石山房、文酉堂、善成堂四家早期刻本。敦厚堂“初刻本”应当于1875年（光绪二年）前业已脱稿。该书第1回，开宗明义宣布：“此书乃青石山一段故事”。并指出青石山在“宁波县城外”。其22回末声称：“这是《青石山狐狸缘全传》。“《狐狸缘》不失为最早写及宁波当地故事题材的一本中型乡土小说。

醉月山人的《狐狸缘》巧妙地对前代底本进行了再创作。说部本事源自明代汪延讷的《长生记》。由于《长生记》今不见流传，因此，详情细节无考，唯所演多据《列仙传》，如戏狎牡丹、剑斩黄龙、召将除妖等。剧末“召将除妖”一折，后经长年累月抽出单演，又演成京戏《青石山》祖本《关公斩妖》。《狐狸缘》著者改戏文为说部，并不是简单照搬《青石山》原有“妖狐化身美女”，迷惑人的情节，而是从叙事到立意，都对旧著进行彻底的改写和重塑。不仅增饰玉面仙姑和周信的许多谈情说爱场面，添加了二郎神与妖狐大战、玉面狐与哪吒交手，而且又增补了李天王将玉面狐问斩、吕祖放妖狐救活延寿儿的五六个新章回，这种增补丰富了作品的情节，着意完成由写神到写人的转换。

《狐狸缘》在艺术上值得称道的地方，是在结构中善于继承明清神话说部名著的优秀创作成果，描绘出异彩纷呈的幻奇故事。小说的大部分章回，固然是借助人物对话与情节交代的手法，述及《封神传》、《西游记》、《东游记》之类神话故事。但又有近代小说的内容和特色，著者把对故事和人物采入自己的新创作，让作品一下子成为神话名著的某种后传或续书，已能借助这批名著的魅力，增强书的可读性和感染力。但《狐狸缘》又把新作的斗法场面写得不同一般神话小说，使作品竭尽其想入非非、格外出奇描写之能事，以提高该书的鉴赏性和影响力。有意于个人创作中引进语怪巨作的一些故事和人物，努力写好前人未写过的斗法场面，则构成了《狐狸缘》描写幻奇故事的两大艺术特色。在明清中长篇神话小说史上产生了那么多的精品之后，《狐狸缘》正是凭借这些幻奇故事描写的艺术特色才保住了自身应占的一席之地。

继《狐狸缘》后是近代宁波小说《金台传》。《金台传》为瘦秋山人所撰，原为一本首经近世宁波书坊印行的白话说部。早年刊于清光绪中。说部今传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宁波王文正书局石印本。据《甬报》记载，王文正书局、一言堂书庄曾销售过《金台传》。此后，地方文献中未见整本的甬版小说发现。《金台传》作为清末宁波本地版的唯一一部小说，可以称得上是首次推出的宏篇。《金台传》有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上海中西书局古印本。它初在上海出版，四年后又在宁波刊出，书中多次运用宁波地方语言。比如，书的第8回，第34回等章节中不止一次地写进“小娘”等口语，这是道地的宁波话。书的第27回，接连两番使用“大头彭天”明州的土话。《金台传》，在改编同名弹词曲本中较多保留苏州方言，但也偶而冒出几句宁波家乡话，它的作者恐怕原籍宁波或者曾经在甬城居住过。

《金台传》名为《平阳全集》的“北宋原本”，实是成功改写《平妖传》正本大部分神怪故事的一部新长篇。两长篇同取为本事的王则起义，原系北宋史实，但在《宋史》只能查到王则反贝州广州吏张鸾、卜吉主其谋”。《平妖传》抓住史载王则倡言“弥勒佛当持世”及当时“恩、冀俗妖异”片言。

《金台传》最起眼的艺术特色，是在同时代众多侠义小说中，首回演出贝州好汉拳打天下的个人英雄传，写活小霸王金台这个“江湖浪荡”汉的英雄形象。在作者笔下，金台富有正义感、善交朋友，有侠义心肠，在读者面前，逐渐显现出金台的形象。小说编织英雄结义的长篇结构，总体上没脱离金台一人“结交四海英雄”的情节主线。

作者还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一些黑暗现象，“朝中奸佞弄权”，地方上公子衙内为非作歹，称王称霸，文武百官贪生怕死，江洋大盗杀人越货，地痞流氓横行乡里；披露金台一伙朋友原也是劫了人家的财帛来快活的“不法之徒”，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本性的狠毒，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社会的黑暗。在作者看来，百姓如砧上肉、釜中鱼，提示了封建社会的矛盾，暗示着封建社会的腐朽和黑暗已不可救药。这些均为《金台传》思想上的丰硕成果，意味着它的创作更接近中国近代写实小说的某种初胎和新牙。

醉月山人著的《狐狸缘》和瘦秋山人撰的《金台传》给予晚清、民国小说以重大影响，江蝶庐《狐狸缘》和《小霸王张勇打擂》、无名氏《（金台传）续集》以及陈扫花的《平阳传》等大批续书、仿作与改编本，都纷纷冠以“奇情白话说部”或“尚武拳术小说”而陆续刊行，不断重版。但从上述两部小说看，在前近代宁波创作的小说，总体上说缺乏鲜明的思想性倾向，在艺术上也没有更新的突破。

《狐狸缘》和《金台传》在近代宁波小说史上写下了第一页。十多年以后，以倪轶池、庄禹梅《亡梅影》和姜侠魂《风尘奇侠传》为代表的早期的各类中长篇小说先后出世，甬上说部创作的首次高潮正式来到。

近代宁波涌现出不少艺术家。前近代出名的有梅调鼎、赵叔孺和马衡，他们在我国近代艺术发展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梅调鼎，字友竹，晚号赧翁。1839年生，长期定居慈城，晚年迁居三北杜湖岭解家。

梅调鼎年轻时曾参加科举考试，由于其书法不合当时官场上的要求，被取消了考试资格。他愤怒地说：“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梅调鼎自此绝意仕途，发愤作书而自勉，生活极为清苦。他长年累月地闭门练字。梅调鼎有句名言：“朝夕磨砺不离手，夏练三伏冬练九。”^[19]他深深知道，避寒辍暑，一曝十寒，“乃书家之大忌也”。梅调鼎数十年如一日，经过勤学苦练，形成了自己的风格。(www.xing528.com)

梅调鼎学颜体，可以达到乱真的地步。在此基础上他刻意临摹“二王”（羲之、献之）书法，旁及诸家；并结合自己的实际，不断创新，独树一帜，笔势开放，气韵洒逸。后掺入欧阳询笔法，化圆为方，笔力挺拔；晚年潜心研究魏碑，笔势转浑雄。梅调鼎主张用笔在于“圆”、“断”二字。“圆”是指笔势在字的转弯处要圆转流畅，毫不勉强；“断”是说笔画要在意连的基础上笔笔断开，干净利落。他的楷书笔力浑厚，逸而不浮；而行书潇洒自然，可谓出神入化。

梅调鼎品格高尚，不慕富贵与名利。同邑书法家钱罕，本名钱富，少年时曾求教于梅先生学书，梅调鼎见其名流俗，对他说：“贪财思富，沽名钓誉者，岂能成大业乎?”钱罕领诲，即易富为罕，兢兢于书，并遵照梅先生的“内含情操，外发意气，可以心悟，难以言取“的学书要求，改变以往专门摹拟造作，尝浅辄止的学习态度。经过勤学苦练，终于自创一体。壮年时，梅调鼎名噪浙东，声望日增。许多官吏、富商慕名而来，曾有“为求友竹字，愿出万两银”之说。但他对此深恶痛绝。在自己的大门口贴了一副对联：“谈笑无鸿儒，往来皆白丁。”^[20]此联反《陋室铭》之意，含义深刻。求访者见了，只能望洋兴叹。从此，官僚富商等都不再登门求字。

梅调鼎在世时，慨叹怀才不遇，常常愤世嫉俗，用研墨挥毫，以泄积郁。但他临池自娱，书艺日精。宁波阿育王寺整修时，梅先生写了许多匾额楹联，皆甚精致，已臻炉火纯青之境。早年，在慈溪县曾多次发现过梅调鼎先生的墨迹，大部分都是楹联、屏条、堂幅之类。他书法造诣之深，为后人所钦仰。特别是现代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先生，但曾在50年前的《东方杂志》上发表《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中，介绍并推崇了这位生前不很出名的杰出书法家，遂使梅调鼎名闻海内外书坛。

赵叔孺，名时棡，字献忱。近代宁波书画篆刻家。生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世居宁波。曾做过同知、通判小官。他毕生孜孜不倦于书、画、篆刻诸方面的创作和研究，精于鉴识古代文物，颇负时誉。

叔孺童年时即表现出艺术天禀，幼时就能画马。青年时代的赵叔孺，在艺术上已卓有成就。23岁时即辑有《二弩精舍藏印》一集。“二弩”是汉延熹、魏景耀二弩机，为蜀汉的遗弩，是赵家珍藏的古文物，因名其书斋为“二弩精舍”，叔孺晚年自号为“二弩老人”。

辛亥革命以后，赵叔孺即杜门不出，以翰墨为嬖娱。“是时君犹年壮，而大理公门生故旧，改元后颇多通显。佥讽君再出。君笑谢日：'士贵适性，余雅耽金石书翰，玩而老矣，何用外求。’因自镌一印以见志……”^[21]

赵叔孺的艺术造诣，获益于其岳父林颖叔。他在25岁年，林颖叔酷爱金石书画，收藏极富。翁婿二人志同道合，十分相得。他在岳父家得见许多古代文物藏皮，专心致志攻读三代吉金文字、钻研唐宋元明古迹，苦学书画。在他36岁时（宣统元年）编拓出《二弩精舍印赏》8卷，内集明、清名家篆刻，蔚成大观。

赵叔孺自己也是一位古物收藏家。他收藏的彝器宝鼎很多，有商饮鼎、周叔氏宝林钟、仲五父敦、魏景初帐构铜、梁虞思美碧玉造象等等，都十分珍贵。由于他收藏丰富、阅历较深，因此鉴别力很强，为海内名家所推崇。

1912年（民国元年），赵叔孺编辑了《汉印分韵补》6卷。他在艺术上的黄金时期。各地慕名来求墨迹和治印的人，络绎不绝。他收了60多个门人，后都成为有影响的书法家和篆刻家。

赵叔孺于52岁，编成《古今文字韵林》6卷；后又刊行《工弩精舍印谱》6卷，内有自刻印三百钮。赵之谦（甯叔）集徽、皖、浙三派于一身，赵叔孺承其家学，取精用宏，另成一家“时人推为二百年来叔孺第一”^[22]。

赵叔孺生平精研占金石学，对三代彝器，多究心其文字。他的篆刻历史知识很渊博。举凡篆刻的起源、印章的由来、印谱的铃拓收集，都能历数其年代沿革。他一生大约篆刻了一千钮印子。代表性作品有汉白文“仆累庐”、“特健药”、“平生有三代文字之好”、“照读楼”、“听涛轩”诸印；朱文有仿宋元印“云怡书屋”、“安和室”、“破贴斋”、“七姊八妹九兄弟”等印，都琳琅可观。

赵叔孺不但是篆刻家，而且也是画家和书法家。其画少而精，有“一马黄金十笏”之称，足证他是擅长画马的。他所绘的山水花卉、翎毛草虫，也是师法造化，饶有情趣。其用笔直追宋元，而意工兼长，不落窠臼，从实际出发，默识揣摩，从自然中得来。时人对赵叔孺绘画的评价是：“斟酌龙眠沤波，山水绝似元贤，花鸟则兼宋法，浑厚之气，敛人毫芒。”^[23]作品有：《三骏图》、《高柳饮马图》、《关山行旅图》、《桐荫高士图》、《新蚕上箔图》、《马嘶芳草图》、《五骏图》、《天马图轴》、《岁寒图轴》、《碧梧栖老图》、《八骏图》、《紫绡黄鸟图》、《春郊散马图》、《芙蕖双鸣图》、《春江水暖图》、《芭蕉白头图》等；他的书法，不拘一格，对李北海、赵孟缵及魏晋诸贴皆熟，篆隶并美；所写篆楹联条幅，珠圆玉润，令人喜爱。他所临摹碑贴，亦能得其神髓。

在中国近代金古学上，马衡有一定的影响。

马衡，字叔平，号无咎，凡将斋主人。他喜欢收藏、鉴赏金石古玩。1920年担任北京大学金石学讲师，不久升任史学系教授兼图书部主任及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后国学门设考古研究室，不久又改组为考古学会，马衡皆任主席及导师，为向学生传授金石学知识，就编写了《中国金石学概要》。这门学科从宋代起始有专著，即欧阳修的《集古录》。但是，旧金石学研究的内容，只限于器物的分类定名，和文字的考释验证，其研究的方法也是孤立的、支离破碎的。到了近代，随着出土文物的种类日益增多，都不是前人著录所及，这就需要扩大旧金石学研究的范围，结合时代特点，使金石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马衡正是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中国金石学概要》。全书分8章，系统地论述了金石学的定义、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以及对旧金石学的评述等。

研究方法上，马衡借鉴清代考据学的一些经验，可是又不因循守旧。他从近代的实践出发，突破了旧金石学家足不出户的书斋式研究，主张到野外实地勘察，“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发掘”，以打开“更精确、更复杂的地下二十四史”^[24]。他身体力行，先后到河南新郑、孟津的铜器出土地和洛阳汉魏石经出土地太学遗址进行考察研究；调查并保护了北京地区的大觉寺、大宫山、碧云寺古冢、圆明园、文源阁等遗迹。对于：中国旧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过渡，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推动作用。

马衡的成就还表现在对古代文物的考证方面。一是对我国铜器的断代研究，他有开创之功。马衡曾应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之邀，作《中国之铜器时代》的讲演，提出我国青铜器以商代为最早的论断。他列举七件标准器，根据其记年月日、祖妣称谓、祭名和祭人等事实，证明它们属于殷器。此文发表于殷墟发掘前一年，是铜器断代的先例。而马衡的另一篇《戈戟之研究》，则校正了清人程瑶田的旧说。二是关于历代度量衡制度的研究。马衡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指出：“历史所纪物之长短多少轻重，自各依其时代度量衡之制，与今日之制无与也。吾侪读史者遇此等记载，若以今制准之，无有不疑窦丛生、百无一是者。……吾侪既研究历史，不可不知历史度量衡之制度，对其差异率有相当之认识，而后事实不至混淆。”㉕这方面的论文有《历代度量衡之制》、《隋书律历志十五等尺》和《新嘉量考释》等，其研究成果至今仍是研究古尺的依据。三是关于石鼓文的研究。唐初在陕西发现的十枚石鼓，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著名的石刻，但对石鼓文的时代及国别，自出土以来，一直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1923年，马衡发表《石鼓为秦刻石考》，以丰富的秦铭刻资料与石鼓文对照，从字形方面论证了石鼓为秦刻。虽然后人持有不同意见，但马衡作为重要的一家之言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四是关于汉、魏石经的研究。刻在石碑上的儒家经书，诗、书、礼、易、春秋、论语之类，因长期辗转传抄，文字常错讹相沿，弊端百出，贻误后学。汉、魏石刻是经书最早的官定本，对于研究经学史和版本史有重要意义。因此，马衡几乎用了毕生精力，对石经刻石的缘起、经数、经本、字体、行款、石数、书碑姓氏以及出土情况进行全面研究，为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和见解。

注：

[1]姚燮：《卖菜妇》，《复庄诗问》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谁家七岁儿》，《复庄诗问》卷1

[3]《南辕杂诗》，《复庄诗问》卷15

[4]《兵巡街》，《复庄诗问》卷23

[5]《捉夫谣》，《复庄诗问》卷23

[6]《惊风行五章》，《复庄诗问》卷22

[7]《诸将五章》，《复庄诗问》卷21

[8]《闻定海城陷五章》，《复庄诗问》卷22

[9]贝青乔：《咄咄吟》自序，嘉业堂丛书本

[10]《咄咄吟》卷上

[11]《天花古刹怅重轻》，《咄咄吟》卷上

[12]《懿懿芬芬古殿幽》，《咄咄吟》卷上

[13][14]《帐外交绥半死生》，《咄咄吟》卷上

[15]《百万军需下海疆》，《咄咄吟》卷下

[16]《画样双提镜样波》，《咄咄吟》卷下

[17]《背嵬五百压云屯》，《咄咄吟》卷上

[18]材料主要参考张颖、陈速的《狐狸缘》和《金台传》，见《宁波市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19][20]童吟芳、余麟年：《著名书法家梅调鼎》，《宁波文史资料》第2辑

[21][22][23]张念祖：《近代宁波书画篆刻家赵叔孺》，《宁波文史资料》第4辑

[24][25]陆云：《马氏家族名流盈门》，《文化群星》，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