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近代史纲：传教士篇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对中国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进行文化侵略。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变中国为半殖民地的重要侵略手段之一。其目的在于精神上对中国人民的麻醉和奴化，造就他们所需要的人才。教会、传教士在执行文化侵略政策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对于这点，宁波传教士的活动已经作了说明。

1854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斯，在宁波设立了两所男女寄宿学校，他在后来回忆中就明确表明了传教布道的目的。他说：“我在宁波多年办理两所男女寄宿学校的经验证明：在中国办学是最省钱、最有效的方式。它只花费教会的力量和传教士的劳力与时间的约四分之一，都为该地教会提供了很大一部分的教徒——我想超过半数。最近三四年外堂数目大增，多半要归功于本地的工作人员。这些中国人，多半曾在我们所办的学校里受过教育。总之，宁波教会之所以继续成长，引人注目，建立分堂，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于我们所办的学校。”^[1]

宁波是美国长老会在华活动的主要据点。1844年6月21日，第一名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麦嘉缔到达宁波。同年10月，美国长老会在华的传教士在澳门举行会议，决定“占领宁波以作为我们国外传道部在中国的主要总堂，即主要的布道会。”^[2]他们不仅考虑到宁波当地开展传教活动的便利条件，而且着眼于以它作为打进中国内地的基地。继麦嘉缔之后，先后共有10名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进驻宁波。1845年5月成立了由7名成员组成的长老会宁波教会。这是在中国大陆建立的第一个基督教新教教会。

但是，对于近代传教士我们必须做历史的分析。鸦片战争以后，战争的炮火警醒了中国的志士仁人。从林则徐、魏源到康有为、孙中山，他们从时代的发展出发，深深懂得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意义，在追求西洋科技的过程中，亟需精通西学的人才。当时能提供这种服务的，只有从西方来的传教士。西方传教士一些人曾经依仗不平等条约和列强政治的军事的力量的庇护，佐袒教民、干预地方政治、滥用特权。但他们在传教布道的同时，也在中国创办报刊，开办学堂和医院，翻译西学和倡立学会，这就成为中国近代文化事业的参与者与同道者。

作为近代开风之先的沿海开放城市宁波，可以说是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前沿。而最早向宁波传递近代文化信息的是一批来宁波的教会组织和传教士。传教士所办的西式学堂、医院、报刊，既是西方列强文化侵略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宁波近代文化变革的先驱。他们在宁波充当媒介，这种中西文化交流，虽然有过曲折，但必竟有利于宁波文化的近代化。传教士不仅把西方的科技文化带到宁波，而且也把宁波介绍给世界。这是宁波文化史上一笔智慧和知识的大交易。我们不能抵估传教士在宁波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

应该看到，作为西学东渐的最初媒介，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们对于宁波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必将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引出可供后人研究的东西。实事求是地分析西方传教士在宁波的活动，客观、公正地评价其在宁波近代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也具有现实意义。

宁波在近代出现外国人的医院首先是由于传教士需要利用它来开展宗教活动。这些创办人一开始就定下了宗旨，确认把医疗事业”作为福音的婢女”，就是说利用医药作为在中国扩大教会影响的手段。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哥利支医生要求派传教医生到中国来的呼吁书中说：“请医务界的善士们前来做好事，以博人民的信任，由此而为逐渐接受那美好无疵的基督教铺平道路。”^[3]当然，鸦片战争以后，宁波创办的医院规模很小。

宁波最早医院就是西式诊所，它是雒魏林在定海设立的“舟山诊所”。雒魏林，英国传教士，1811年生于利物浦。早在来华之前，他就长期从事医药传教事业。英军第一次侵占定海后，雒魏林便乘机上岸设立了“舟山诊所”，“居然走街穿巷，施医给药，企图取得他们的信任和好感，”^[4]由此揭开了西人在宁波办医的序幕。不久雒魏林去了上海。

传教士不仅在舟山办起医疗机构，而且还在宁波市区办医院，那便是玛高温创办的“北门诊所”。玛高温1843年到宁波以后，他深深懂得要取得中国人的信任，除了“说教”以外，还必须有一些“实际”的行动；而在此时他又结识了有关的教徒，得到了租房的承诺。于是便于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在城区北门开设诊所，这就是北门诊所。该诊所在月湖书院办班传医，因业务不畅，曾一度关闭，但不久又恢复起来，并迁址北门江边。大约在1847年，为了发展诊所的业务，玛氏又邀请白保罗医生来诊所主持，自此该诊所发展成为大美浸会医院（1915年改名华美医院，今市第二医院），成为宁波一家具有较高医疗水平的医院。

此后，在宁波办医的外国人接踵而至。1846年，美国长老会麦嘉缔在江北岸槐树路开办惠爱医局，1914年并入该会新建的余姚惠爱医院。19世纪末英国循道公会燕乐拔医生在江北岸石板行跟设立体生医院，添置X线诊断机，在1923年又改为天生医院；不久英国圣公会也派遣外号为“素火腿”的英籍医生，在孝闻街建立仁泽医院，1934年停办。

许多宁波人还从教会医院学习西医，为家乡开设诊所。鄞县人吴莲艇从学嘉兴福音医院美人文渊，获医学士学位，学成后留院，1910年，慈溪县人士新建保黎医院，吴莲艇被聘任院长。他精心施医，医院业务得到发展，“声誉大起，求治者踵错于庭，日必百十人。……邑人感其勤劳，纷起为援。于是建院舍，购器械，年有布展，不遗余力，十年之间，成就卓著，为吾浙私立医院冠冕。”^[5]

宁波近代的新式学校，最早是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

从19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英法联军之役结束近20年中，基督教传教士在宁波办起了不少学校。他们对这项活动所抱的希望远远超过医疗事业。它不仅是为了传教，而是要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培养中国社会各方面的人才，从而达到在精神支配的目的。正如美国一位大学校长所说的：“那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的青年中国人，那一个国家就将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的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获。”^[6]宁波教会学校三一书院对其办学宗旨有所记载：“溯夫行教会所以设本书院者，专尚神道简廉之法，启辿中华教友之弟，俾将来任教会牧师助士馆师之职，以增益夫教会。”^[7]西方资本主义办学目的很清楚，就是要“训练好自己的人，”^[8]用基督教科学教育他们，培养他们所需要的人。在前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宁波办起了不少学校。具体见表^[9]：

表1 近代宁波教会所办书院、中学一览表

表2 近代宁波（城区）教会所办小学一览表

上表可以看到，在前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宁波已经办了18所新式学校。而教会小学大多系中学合并办学后，留下的小学部分在原址单独设立而支持下来的，比如，四明、崇德、圣模、三一、崇信等。主要是英、美两国创办的学校。教会学校急剧发展的原因，是由于外国侵略者在宁波开办的企事业日益增多，以及外国控制的宁波海关、邮局及洋行急需人才。

教会学校的主课是宗教。天主教办的学校要学生读《教义回答》，内容是讲述天主教的主要教义和教规；基督教办的学校读《圣经》，主要读有关“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比如崇信义塾，就有“圣经书房”，“宁波女子学塾”，一周开两节圣经课，也早晚做祷，做礼拜，接受“洗礼”。传教士通过宗教课和宗教活动，严格控制学生，宗教课不及格不能升级。这就充分表明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

但应该看到，教会和传教士在传布崇教、推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政策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宁波传播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为祖国革命和建设的优秀人才。

传教士在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不少是现代科技知识。爱尔德赛的女塾和美国长老会教士麦嘉缔创办的崇信义塾，开设课程除圣经、“四书”、“五经”以外，还有算术、英语、天文、地理、唱歌等，教法、设施多模仿欧美制度。

“三一书院”课程有算学、地理等学科。丁韪良的南门走读男塾更有不少西方自然科学课程和应用科学课程。西学课程设置，从而成为教学领域中的主角，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它表明：拥有雄厚的西学实力而传统中学相对薄弱的宁波，在教学内容的近代化方面已走在全国前列。它所形成的西主中辅、厚今薄古的教学格局，与中国传统书院有很大不同，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樊篱，使清末宁波教学内容更贴近实际，教育改革得以服务于真正走向近代化的社会变革。与此同时，它对整整一代的宁波青年学生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使青年学生学到了国内学不到的新鲜的科学知识，尽管这些知识还夹带着许多反科学的东西，但毕竟对宁波学生起了启蒙的作用。

尤其是宁波青年在接触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中，当时尽管分量是很少的，但世界是很大的，西方的一些管理经验、社会科学知识有其合理性，某些方面比中国要先进，使得一部分人引起深思，燃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富国强民”的思想。一些青年还从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中，看到清政府的腐败，流露出忧国忧民的心情，从而为宁波培养了不少有用人才。

事实表明，近代宁波的许多“精英”，受的是“教会教育”和传教士的教育。“宁波帮”中许多人，从买办起家。而这些买办也是教会学校和其它新式学校培养出来的。比如，鄞县人杨坊，他早年曾在宁波一家绸布商店当店员，后来进教会学习英语。周宗良，1875年生于浙江郭县，其父为基督教徒偕我公会牧师，周宗良幼年就读于斐迪书院。该书院为偕我公会主持人英国牧师阚斐迪于1879年创办，院址设在宁波和义门，“规模不大、设备隘陋。”^[10]周宗良自该校毕业后即进入宁波海关任职，为税务司译员。由于他在教会学校的英语基础，数年后，脱离海关进入德商爱礼司洋行设在宁波的经销行美益颜料号工作。周宗良藉此跨入了他一生固守的颜料业界。

近代宁波著名西医吴莲艇，早年人宁波教会学校崇信书院读书，开始接触西方文化。近代著名的教育家、语言学家林汉达，年幼时也进了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麦嘉缔创办的教会学校宁波崇信中学高小班学习，接受近代科学教育和外语教育。

19世纪前，中国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报刊，唯一的所谓报纸，主要是刊登皇帝活动的内容。五口通商以后，宁波才有报纸，随后有所发展。

宁波报纸的出版，最早是外国人所办。这与宁波近代印刷业发展有关。开埠以后的10多年中，宁波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华印刷馆创办。1845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将原设澳门的印刷所迁至宁波，定名“华花圣经书房”，“华”，指中国；“花旗国”，即美国。同年9月1日正式投入使用。1860年迁沪以后易名美华书馆。书房业务由出版委员会管理。印刷机器主要购自美国。从1844年到1860年，传教士在宁波出版的西书确切可考的有106种（其中1种在华花圣经书房建立以前已出版），其中属于基督教义、教礼、教史、教诗的86种，占总数81%，属于天文、地理、历史、经济、风俗、道德、语言等方面的，有20种，占总数19%。^[11]

随着宁波印刷技术进步，报纸也随之风行。早期的报纸是由传教士创办的。甲午战争前，宁波的外国人创办的报刊主要有《中外新报》、《甬报》等。现在分别作一概述：(www.xing528.com)

《中外新报》，是宁波最早出版的一份近代报刊，也是外国传教士在我国首批出版的中文报纸之一。它比上海第一家中文报刊《六合丛谈》早3年，为浙江省新报纸之始。据《中国报学史》记载：《中外新报新原名Chineseand Foreign Gazette），于1854年（咸丰四年）发行于宁波。每期4页，内容为新闻、宗教、科学与文学。1856年（咸丰六年）改为月刊。由玛高温主持，后应思理主持。至1860年停刊。

《中外新报》自称“以圣经之要旨为宗旨”，“广见闻、寓劝戒”，并宣称“序事必求实际，持论务期公平”，但主要是报道国内外新闻为主的时事性期刊。所刊新闻多以新闻发生的地点为题，如宁波、上海、广东、安南、暹罗、日本、新加坡、天竺等。亚洲以外的国际新闻则笼统地加以“外国新闻”为题。这些新闻大都是转载或转摘，其中也有不少新闻以“探得”两字打头，行文一般用第一人称，可见当时已有一些新闻访事者。从刊登的一些社会新闻来看，新闻的触角，已深入市井闾巷。如1860年9月1日该报第11号刊有英法联军进攻京津，遭到“满兵”强烈抵抗的通讯报道。这些新闻，有的就一个战役、一个事件的经过作综合报道，有事实、有分析、有评论，夹叙夹议，洋洋洒洒。从体例看，已经接近现代报刊。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宁波人的信息来源，扩大了宁波人的视野。

《中外新报》尽管自称“以圣经之要旨为宗旨”，但并不那么热衷于“阐发基督教义。”^[12]刊物刊载了不少有关科学知识，当时被称为“新学”或“西学”。

尽管如此，但从新闻史的角度看，它毕竟“开风气之先”，为长期处在闭关自守的宁波人民打开了一扇“窗户”，使人们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看到世界之大，西方文化之奇，新事物、新知识层出不穷，反顾自身的种种弊端，从而激发起救国自强的决心，这是殖民主义者所始料不及的。

《中外新报》停刊后不久，英国传教士福特莱尔于1870年（同治九年）创办《宁波日报》，每天出8开1张，用铅字排、竹纸印，印成书本式样。内容大都宣传基督教士义。它比《申报》早二年，但不久即停刊。由于出刊时间较短，发行数量亦少，现在已找不到原件，对它的记载不详。

19世纪8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者进一步对中国扩张，于是一张由外国牧师出面，当地官吏操办，中国文人主笔的报刊出现了。这就是1881年2月（光绪七年辛巳正月）由英国牧师阚斐迪邀李小池太守创办，慈溪徐漪园任主笔的《甬报》。

现存《甬报》共13卷，正是从创刊号开始的全年合订本。因光绪七年有闰七月，故全年为13卷。月出1卷。每卷约1万字左右。分“选录京报”、“中外近事”、议论、译文、告白、杂俎等项目。发行范围，据《书馆告白》称：“外埠如上海、镇海、南京、芜湖、九江、汉口、宜昌、重庆、牛庄、烟台、北京、天津、湖州、常州、温州、台湾、淡水、厦门、福州、汕头、广州、琼州、北海等处均有寄卖。此外，各埠有欲购阅者均函致宁波江北岸钰记钱庄，《甬报》馆照寄。”^[13]据现存《甬报》13卷所载内容分析，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内容：1.记述了洋务运动在宁波的一个测面。从创刊号开始，“中外近事”一栏以头条位置，连续报道了清政府派员来浙江加强海防，巡视镇海炮台，增援兵员，购置枪支，在宁波设立支应局、火药局、制造局，试制水雷、子弹等消息。2.透露了洋货倾销、鸦片输入的状况。报道西方各国推销军火、机器、洋药、呢布等消息。有关鸦片泛滥的信息、言论、征文、告白等文章更是连篇累牍。3.反映了当时我国边境危机局势。连续发表有关中俄局势、“防日末议”、“中国宜固边圉说”等言论文章，可以看出沙俄强占我国大片领土、日本侵占琉球半岛的紧张时局。反映了19世纪中晚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和扩张。4.传播了西方一些科学技术知识，如电气行船、雷船新法、人工致雨、奇墨印书、治疟妙药等等。对传播西方文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甬报》具有开放的新闻观。《甬报》第1卷刊有《新闻纸论》、《新闻纸后论》，开宗明义地说：“泰西各国之有新闻纸也，上可以明国政之是非，下可以见民情之善恶。大可以表山川之险要，小可以载庶物之新奇。其事虽微，其益甚厚薄。泰西各国之君相知之，各国之士庶知之，各国之官吏商贾亦知之。因之流布日广，销售日多。独至中国虽知之而不能尽之；中国虽行之，而不能广行之。何哉？盖中国自秦汉以来君国之权甚尊，臣民之分甚卑。处士清谈盛朝不取，庶人末议禁典所严。从未有知新闻纸之有事必书，无辞不达。足为世人口碑。而比史书之直笔者。虽中外通商已久，新闻纸创于中国近十余年，而中国人之视新闻纸非日谏言谤书，即日街谈巷议。流布不能广者，即此故也。”^[14]

这表明，宁波人已从闭塞的铁笼中走出，具有开放意识和世界意识思考问题和论证问题。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西方传教士创办报纸的用意在于把宁波半殖民地化。在《甬报》中，反复为英国殖民者涂脂抹粉、歌功颂德。比如为英国侵略者开脱罪责，把他们说成“救世主”。《甬报》曾有这样一段话：“……英吉利人劝造铁路，便中国之行旅；劝买军火，便中国之御敌；劝开金银等矿、购火轮、装电线以便中国之获利；买卖、洋药、呢布，各国均有好处，带至中国，而中国人究不识其好处之所在……”^[15]

这里把英国殖民者打扮着中国人民的“救世主”，抹煞了他们侵略中国罪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不是要把中国发展为资本主义，而是要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英国殖民者同样如此。它们在中国修铁路、开矿山、办企业，其目的是加紧对中国的掠夺，对于这个实质我们必须看清。但也应该看到，近代宁波，外国人在这里办企业、航运业与金融业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地夸大它们的作用。

外国传教士在宁波创办《中外新报》和《甬报》尽管为教会服务，但对宁波也发生了不少影响。报纸的新闻评论和科学知识的介绍，这在很大程度地丰富了宁波人的信息来源，扩大了宁波人的视野；对宁波情况的报道，推进了寓甬西人对宁波的了解和适应，极大地方便了那些来宁波的外国人。从而为宁波了解世界，世界了解宁波起了促进作用。

注：

[1]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243页

[3]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43页

[4]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10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桂信义：《甬江名医吴莲艇》，《宁波文史资料》第4辑，第96页

[6]明恩博：《今日的中国与美国》，第218页

[7]《三一书院廿五年纪》，《宁波教育志》第495页

[8]《教会学校》，《宁波教育志》第495页

[9]根据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第116页与《宁波教育志》第502页内容制成

[10]《郭县通志》，《政教志》

[11]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第7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2][13][14][15]何守先主编：《宁波新闻纵横》，第6、7、10、9页，宁波出版社1997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