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商帮经营管理思想-《宁波近代史纲》成果输出

“宁波帮”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活跃在工业、航运、金融、商贸等各个领域。《近代中国实业巨子》一书，介绍了近代中国杰出的35位实业家，其中宁波籍就有12位，占34%^[1]。这些宁波帮中佼佼者之所以取得好的成就，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因为这些实业家艰苦创业、善于经营，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认真总结和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对于我们当前搞好企业经营管理具有一定的意义。

决策，是指人们解决某方面的问题，以知识、信息和预测为依据，正确判定行动目标和付诸实施，以至实现预期目标的过程。决策的正确、科学与否，是关系到事业成败、企业是否兴盛的问题。科学的决策又来源于信息。信息量的多寡和信息的准确性程度如何，会直接影响到决策的正误。这就表明，深入调查研究，获得真实信息已成为正确决策的而提。近代宁波帮善于掌握信息，抓住机遇，果断决策。

从宏观说，国际国内形势，给企业家们提供良好的机遇。企业家应该善于利用这些重要信息，果断做出决策。无数的事实表明，宁波帮实业家重视调查研究，注意了解国际国内形势，善于捕捉信息，抓住机遇，当机立断决策，取得了好的经济效益。

随着鸦片战争爆发和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五个通商口岸被迫对外开放。这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和我国经济近代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宁波商帮实业家正是从这个重要的信息中敏感地意识到一次机遇的来临，他们抓住时机，果断决策，纷纷涉足上海、天津、汉口等地，频繁地进行经营活动。方润斋利用有利时机，针对开埠后洋货源源而来，生丝、茶叶出口激增情况，及时做出“发展贸易”的决策。在上海开设了方振（慎）记字号，专营进出口贸易，组织人员直接到生丝产地湖州收购土丝，又到绍兴、竦县等地收购绿茶，与英商李百里洋行贸易，获取厚利。其弟方性斋继续经营生丝和绿茶，交易额亦非小数，生意更为兴旺。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发行的英文版《中国名人录》称：“方性斋是早期租界上最早的主要商人之一，他从茶、丝生意中发了财，他的名字常出现在租界的记录中，是十分有名望的。”^[2]从而为方氏企业集团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甲午战争以后，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鄞县人鲍咸昌、鲍咸恩等人抓住这个机遇，当即做出“招股合伙，创办印书馆”决策。他们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5月，招股筹集资金，创办了“商务印书馆”，后来成为我国最具规模的出版印刷公司^[3]。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为大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战争，减少了对中国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德、奥商船随着中国参战退出中国市场，而垄断中国轮运市场的太古、怡和等英资轮船公司的船只和职员被迫应征入伍。西方经济学家称这是中国千载难逢的机会。镇海龙山（今属慈溪市）人虞洽卿从这一信息中，开始预测到随着欧战的继续，必定是“船舶日少、货脚日贵”^[4]，航运业可以大发展，于是做出“变卖房地产，发展航运业”的决策，不仅购置了英商鸿安公司的长江航线，而目及时创办了三北轮埠公司，购入轮船10余艘，近7900余总吨，发展沿海及长江中、下游航线，大为获利，奠定了他在中国民营航运业中的“主宰地位”。

从微观看，市场营销中需求信息瞬息万变，关键是企业家如何头脑清醒地把握市场契机，正确决策。叶澄衷深深懂得这一点。他注意市场调查，及时掌握市场信息，对货源、数量了如指掌，并且及时进行决策。他经营火油，注意了解市场行情，发现市场货少了，就不把货投放市场，以待涨价，火油到货多了，即刻大批放出，从而左右油价，操纵市场，从中获取更多的超额利润。虞洽卿“在注意市面，捕捉信息方面，一向‘头子活络’”。他“每天读新闻报，注意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市场行情”，这为他做出经营决策提供了依据。当了解到一个德商急于回国，要把大批红、黑、紫颜料出手，虞洽卿估计德商回国以后，一时不能回来，颜料可能断档，就主张大批“吃进”。后来颜料真的断档，价格大涨，他奇货可居，狠狠地赚了一笔钱。^[5]

1898年6月，清政府下诏实行新政，宣布变法，国人学习外语的风气日盛。鲍咸昌从这个信息中预测到印刷业发展趋势。于是，他们作出出版英语教科书的决策。聘请了上海中西书院教习谢洪贲编译英国人为印度学生学英语用的教科书，起名《华英初阶》、《华英进阶》，英汉对照，白话注释，印刷清晰，销路很好，“利市十倍。”^[6]颜料买办周宗良为营销在全国各大城市奔波，“全面调查各种用户对货物品种的要求，力图掌握全面的市场行情，”^[7]然而做出有利于营销的决策，使“谦信洋行”业务量迅速增长。

讲究信誉，重视产品质量，这是近代宁波帮实业家经营管理思想另一个重要内容。

利润诚可贵，信誉价更高。办实业要追求利润，但与信誉相比后者更重要、更值钱。信誉，包含信义、信用、诚信。这是办实业之道。人无诚信，寸步难行，任何一个企业和经营者、管理者，绝不能靠不讲信用、专靠哄骗欺诈而发财致富的。宁波商帮实业家的事业成功，正是靠以诚为本，讲究信誉。这是他们的重要价值观和道德观。

其实，以诚为本思想是宁波人的传统思想。早在明末，镇海庄市人庄士英飘洋过海到南洋做蚕丝、茶叶、药材生意，发财以后在故乡庄市造栋楼房，门额上就题上“止所”两字，意思就是“知其所止”，出于古代经典《大学》“与国人交止于信”。^[8]近人镇海籍实业家正是继承祖辈的传统思想，注意企业经营以信为本，谱写了许多动人事例。比如，叶澄衷原为上海黄浦江上撑触板的小工。有一天，一位英国洋行经理雇他舢板从上海小东门摆渡到浦东杨家渡，因经理急于登岸，竟将公文包遗忘在舢板上，内有美金数千元和金钢戒指。但他拾金不昧，就在原处等候失主，对原物无一挪动。正因为叶澄衷的忠诚老实，洋经理要叶帮他做五金生意，“见其诚笃敦谨，亦乐与交易，故常获利独厚”^[9]这一事例说明，叶澄衷初与外国人打交道，就以诚实和信誉取信与外国商人，从而成为他以后发迹的一个重要因素。

办实业不仅要讲究信誉，而且还要重视质量。信誉与质量是相辅相成，处于矛盾统一之中。产品只有好的质量，企业才有信誉。从这一点说，质量是企业立足市场的根本。市场竞争主要是质量竞争，产品质量低劣无法进入市场，更不用说立足市场。正因为如此，宁波籍实业家十分重视产品的质量。

他们有较强的质量意识。陈万运深深懂得要想在洋货充斥的市场激烈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没有好的产品质量是站不住脚的。为此，他的“三友实业社”就确立了“以质取胜”的指导思想。为重视质量和信誉，生产管理上采取专人负责，层层检验，建立分级管理的制度，不合格产品不准出厂。提高产品档次，注重品牌。企业或产品品牌经发展成为名牌后，就会产生神奇的魔力，产品卖得贵、卖得快、卖得多。一两个名牌的示范、导向、辐射作用，对振兴一方的经济起着直接的作用。宁波实业家在经营活动中重视品牌的作用。当“三角”牌毛巾畅销市场时，有人建议毛巾原料改用国产20支纱，这样可以节省成本，陈万运却认为名牌产品偷工减料等于自我毁灭，坚持使用从日本进口42支纱为原料，从而保证了“三角”牌毛巾质量。项松茂的“五洲固本皂”刚投产，受到英商“祥茂肥皂”激烈竞争。为此，项松茂亲自进行调查研究，终于获得“祥茂肥皂”制作技术，并和技术人员一起反复对比研制，使“五洲固本皂”成为名牌，质量超过祥茂皂，赢得了社会信誉，顾客乐意购买使用固本皂。以后又生产出“玫瑰香皂”、“檀香皂”、“硼酸浴皂”等名牌，取得好的经济效益。^[10]

引进先进设备，达到提高产品质量目的。宁波实业家十分注意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设备和技术。比如，严信厚的通久源机器轧花厂，就从日本运来蒸汽发动机和锅炉、新式轧花机。开办通久源纱厂后，又引进了纺织机器，使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商务印刷馆创办者之一鲍咸恩、鲍咸昌，为提高印刷品质量，于1896年东渡日本，考察印刷业务。他们对日本印刷技术的先进钦慕不已，订购了日本的印刷机器，提高了印刷的质量。^[12]

培训是指利用各种途径和方式业提高管理人员和职工的素质和能力。由于市场瞬息万变和科学技术发展，新产品必须不断开发，只有这样，才能使产品的质量不断提高。这就需要管理人员和员工不断更新知识，适应新的形势。宁波籍实业家正是通过培训来提高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和工人的技术水平，使企业的产品优质精良，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首先是建立培训基地。叶澄衷在上海创办第一所中国人创办的“洋学堂”，讲授西方科学技术，并坚持在企业内部开办夜校，专门培养“少年学贾子弟”，“课以语言文字并商务税关各鎞窍，”^[13]还在家乡创办“中兴学堂”，对家乡学子进行教育培养，培育出一大批著名企业家，诸如包玉刚、邵逸夫、包从兴、赵安中等^[14]。其次，是按照企业需要派遣优秀科技人员和大学生到资本主义国家实习或当研究生，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对人才进行培训。比如，项松茂曾数次派人去美国、欧洲考察，学习管理方法及技术方面知识。鲍咸昌也派人去日本考察研究，使他们学到不少知识。再次是实践中锻炼培养。实践出人才。宁波帮实业家注重在实践中培训人才。学徒制是近代宁波籍实业家培训人才的成功做法。一个长到10来岁的孩子，一般到外地店铺学艺拜师，他们在管理人员或师傅那里学生意、学技术和学管理知识，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叶澄衰、虞洽卿、朱葆三都当过学徒。李氏家族就让刚进门的俞佐庭当学徒，在实践中逐步锻炼，提高他的管理水平。

宁波帮实业家从战略高度重视人才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注重用人的方法和技术，这是经营管理思想又一内容。

人才是指有学识和才干的人。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高低，经济效益好坏，关键在于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的素质。因为人才是智办技术和科学管理的载体，是生产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宁波籍实业家在工业、航运、金融、商贸等业中取得了好的成就，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这些实业家认识到人才资源开发的重要性。擅长沙船、钱庄、房地产经营的朱志尧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他曾考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认为机器是国家的“命脉”。而振兴民族机器业，朱志尧却认为是人才和资本，“最大之问题是人才耳；资本耳。得此二者，何患不能成事耶。”^[15]正因为他们认识到人才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因此，他们十分善于用人，用人才技高一筹。这是他们长期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所摸索出来的行之有效的用人方法和技术。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用人唯贤。用人问题上，长期存在着任人唯贤和任人唯亲两个根本的原则。宁波帮实业家在选拔任用人才上十分注意用人唯贤，注意德才兼备。他们的标准是看人才的工作态度、能力和知识结构，是以有能力为企业带来利润为准则。对那些有才华的人才，敢于提拔任用，不搞私人关系。朱葆三仰慕顾晴川精通账务，德才兼优，便礼聘他为“慎裕五金店”总账房。致使“慎裕银钱出入从无差错”^[16]。陈万运在创业之初，为了弥补技术力量不足，专程赴杭州邀请机械专家张子廉来主持技术工作。李咏裳，是镇海小港的李氏家族的人，为慎海、慎余钱庄和宁波天益钱庄的老板。俞佐庭是李家的表亲，1908年进慎余钱庄当职员。他初到慎余钱庄，李咏裳并不因为亲戚而重用他，恰恰让他当学徒。后来俞佐庭工作勤谨，进步很快，机智灵活，博得店主欢心和顾客好评，李咏裳看到他在慎余钱庄表现好，才提拔他到天益钱庄当经理，使金融业务得到很大的发展。

相反，对于那些素质差，品格不高的人，即使你是亲朋好友也一概不能任用，决不徇情。比如，“抗日殉难的实业家”项松茂的亲弟弟项载伦，染上鸦片烟瘾，且顽固不化，拒绝戒烟。在这种情况下，项松茂坚决做到用人不徇私情，不搞关系，坚持把他的弟弟辞退。“三友实业社”的陈万运用人更有远见卓识，他深深懂得纨绮子弟不成材。因此，他用人不拉关系，从来不引进子侄辈及股东子弟进厂。陈万运在《机联会刊》发表一篇题为《三爷》的文章，认为作为“少爷”、“姑爷”、“舅爷”的“三爷”，都有老头子、丈人、姐夫作为其后台，他们好逸恶劳，有恃无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企业把这类人招进厂，休想“再大展宏图，谋取求发达”。为此陈万运认为选拔人才不能讲人情，不能徇私。这篇文章发表后，曾经引起社会人士的强烈的反响。

第二，用人所长。不同的人在素质上是不同的，尤其是知识方面素质差异更为突出，这就决定人才都有长处和短处。作为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应该用人所长。宁波商帮实业家一直主张对人才要用得其当，使之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做到适才适合，叶澄衷善于用人所长。他与胡光墉用人“博而不专”不同，致力于精选企业人才。他对雇用的“号友”，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使人能尽其才”。有些“奇形诡制未易以译语通”的进口五金物料，他常“令号友悉力揣度，以应取求”。^[17]他总是把各种人才选拔到最适合的工作岗位上。比如，叶澄衷开设老顺记，安排了善于对外联络的郸县人王铭槐为天津分号经理；在汉口组建燮昌火柴公司，聘任富有经营才能的宋炜臣为经理。童今吾发起组建中国垦业银行，就聘请钱业行家秦润卿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朱保三也让精通账务的顾晴川担任“慎裕五金店”总账房。由于适才适位，使这些企业家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人咸乐为用”^[18]。

为了用人所长，宁波籍企业家总是根据企业发展需要，有计戈人有目标地向各类人员提出任务，使他们在企业发展中充分发挥专长。比如，项松茂深知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国人效学西法制药属萌芽时代，为使药品能参与竞争，用重金聘请德国柏林大学化学博士、北大教授叶汉丞、化学专家张辅忠，不仅委以重任，并叫他们以企业发展为中心进行研究，带着任务试制了不少新药品，使这些专家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

第三，用人不拘一格。宁波商帮实业家为企业选拔人才总是大胆提拔，不拘一格。大中华橡胶厂创办者余芝卿善于提拔出身低微的人。为弥补经营管理和技术之不足，大胆起用了曾为学徒的薛福基、管账吴哲生分管经营和技术。正因为余芝卿用人不拘一格，使许多有才能的人被选拔到关键的岗位上，使其具有雄厚的技术力量。

近代宁波商帮经营管理思想又一个内容是依靠扩建、收购新的企业，建立企业集团，形成规模经营。

宁波籍实业家大多出身贫寒，起初经营企业规模小、设备差、经济实力薄弱，难以适应市场竞争。他们从自己的发展方向和自身优势的基础上，走建立企业集团、规模经营的路子，积极参与市场竞争。

一是通过扩建、兼并、收购新的企业，形成有竞争实力的企业集团。比如，叶澄衷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进行扩建、收购新厂、增加机器设备来扩大再生产。为发展企业，叶澄衷经营五金业获利后，在上海白渡桥盘进英商柯炽开的，以经营钢铁生意为主的“柯炽铁号”，接着又陆续扩建了“新顺记”、“义昌成”、“南顺记”、“北顺记”等分号。同时在汉口设“汉顺记”。“分肆遍于通商各埠，北达辽沈、南暨交广、东渡渤海、西极巴渝”。“不独五金事业之权利在其掌握，即他行之土货洋货欲销行内各埠者，价值高下，无不视成忠为转移”^[19]。黄楚九在民国初，已实力雄厚，成为上海工商界巨子。为此他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制药厂中华制药公司，不久又兼并了罗威药房、中西大药房。为扩大经销，在汉口、天津、南京、镇江、南昌、芜湖等地开设分公司，从而形成了系统性的医药卫生集团企业。

二是调整经营结构和产业结构，重组企业优势。在市场上能够有所作为的企业，大多实行一业为主多元化经营，这样可以分散风险，扩大发展余地，增强竞争能力。许多实业家把致富资本转向新兴行业。比如，方氏家族从镇海到上海经商，先在南市开设兼营土布、杂货的安康钱庄，资力渐盛，后陆续在上海增设元康、寿康、同裕、尔康等17家钱庄，还在汉口、杭州等地开设7家钱庄。李氏家族从沙船起家积累资财，也逐步投资于新兴事业，包括现代航运业、垦殖、绢丝、银行和保险业。李云书于20世纪初投资于天一垦务公司，先在锦州开垦，垦地即刻售完，颇获其利，并投资兴办上海绢丝公司、海州赣丰粮油公司等企业。^[20]宋炜臣从协助叶澄衷在汉口经营燮昌火柴厂起家，接着也投资于武汉近代工矿企业。从1906年起，先后开办了既济水电公司、扬子机器制造公司、华胜军船公司、富池口铜煤矿、五丰铜矿公司等，“成为开拓汉口工商业的巨擘”。^[21]

三是进行联合，走规模经营之路。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尤其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更需要“船大好冲浪”的大型企业集团，用规模和效益优势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宁波商帮在自愿的基础上，打破了地域、部门、行业的界限，积极进行联络，实行工商、房地产、航运、金融等方面合作，形成整体竞争优势，通过建立企业集团来取得好的经济效益。朱志尧就一直希望创办一个大型钢铁企业，他“要办一个从南京一直到芜湖的大厂，化出来的钢一天不能呆存，马上要用掉，因此要各种厂配合起来”。^[22]这实际上是一种走规模经营思想。(www.xing528.com)

尤其是宁波实业家为了增强经济实力，不失时机地组建银行。1908年，袁鎏、朱葆三、吴传基、方舜年、严义彬、虞洽卿、李云书等人合资创办了“四明银行”。开办时有12人列名为发起人，清一色为宁波籍实业家。担任第一任总经理、协理分别为陈薰、虞洽卿，都为宁波人，从而形成“宁波商帮”在竞争中的实力。1908年9月12日《申报》曾报道说：“8月16日晨8点，四明银行悬牌上市甚为热闹，前来道贺绅商络绎不绝，气象恢宏，为商界中之特色”。“开市之时，储蓄柜存款尤形踊跃”。^[23]这是战略眼光的投资，后来虞洽卿等面临几次危机，正是由于强大的金融作为后盾，才度过难关。

重视人的因素和作用，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是宁波帮实业家经营管理思想再一个重要内容。

经营管理的实践表明，企业活力的源泉，在于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因此要企业发展，关键是使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发挥出来，这样才能使企业有凝聚力，企业经营活动有序进行。经营管理千头万绪，核心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使人的价值能够实现，培养和形成职工的归属感和整体感。宁波籍实业家把西方的先进管理方法引入企业经营活动中，注重“人本”原理，实施“感情投资”，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首先，与员工之间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上级对下级的信任是十分重要。因为信任是使用的前提，只有信任才能放手让下面干，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宁波实业家成功经验表明，一个受上级信任、能放手做事的人，都有较高的责任感，无论上司交代什么事，他都全力以赴。项松茂虽有万贯家财，却平易近人。黄炎培在追悼他时曾说：“与厂中工人、家中仆人谈话态度一如其与政府要人、社会闻人，则其风概可知已”。^[24]叶澄衷十分信任部下，他派宋炜臣到汉口创办燮昌火柴厂，任命其为副经理，宋鼎立运筹，锐意进取，很快打开局面；在天津他先后任命王铭槐、徐企生、陈协中为老顺记天津分号经理。由于叶的信任，业务发展很快，从而使老顺记成为宁波帮在天津孕育洋行买办的基地。

其次，关心职工生活，保护职工权益。支配人的前提是体贴人和关心人。企业经营者只有关心职工，给职工的合理的利益和良好的工作环境，才能得到职工的感激之心，从而满腔热情地支持经营者的事业。陈万运“处处为职工着想”^[25]，对职工生活福利十分关心，不仅职工的工资收入比上海其他企业高出许多，而且年终还给职工送红股。同时，对职工日常生活也很关心，厂里备有浴室、宿舍、医疗处，为职工免费治疗。为丰富职工业余生活，还办起了俱乐部。宁波籍企业家还认为必须有良好的工作环境，让职工专心致志工作，这样才能调动职工的积极性。项松茂注意改善科学技术研究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他认为研究需要有实验室、图书，这些都必须解决。他在厂里设有化验室、研究室和藏书室。他的化验室进行日常的研究；研究室主要是研究生产上发生的课题和改良品种、试制新产品；藏书室收贮历年出版的化学和医药典。仅藏书价值就达20000元，其中贝尔斯登有机化学一书值为4000余元。项松茂不惜代价置备昂贵的书籍，其目的是为了给科技人员搞科学研究提供方便。^[26]

“天厨味精厂”创立者，镇海衙前人张逸云给予职工福利待遇为当时国内工商界所罕见。他建“崇德堂”，立去世职工名位，春秋祭祀；设基金会，对生活困难及死亡职工家庭给予救济补助，对患病的职工支付医药费，深受职工.赞誉。^[27]

再次，严以律己，以身作则。一个企业经营者如果光说不干，或者说话不算数，不严以律己，那么，就不可能得到职工的信任，企业也难以形成凝聚力。宁波籍实业家深深懂得这一点，在管理中十分注意自身的形象，使员工信任，心悦诚服地接受管理。项松茂担任经理以来，工作非常踏实，处处以身作则，“事无巨细，必躬必亲，每至夜半始寝”。^[28]秦润卿从不搞特殊，他虽历任钱庄和银行经理但“均未利用地位，封殖肥私”，^[29]平时轻利重义，经常和职工一起吃饭，人与人关系和睦，业务蒸蒸日上。

由于宁波帮实业家重视对职工的感情投资和自身的形象，所以在这些企业里劳资的关系比较融洽，他们对企业有一种强烈的向心力和归属感。

注：

[1]马学新等主编：《近代中国实业巨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2][14]《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第97、24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版

[3][7][12][16][25]王永杰主编：《商海巨子》第22、127、22、11、24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3月版

[4][5]金普森主编：《虞洽卿研究》第245—246、41页，宁波出版社1997年6月版

[6]《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2辑，第138页

[8]潘承烈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第136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8月版

[9][10][28][29]沈雨梧：《浙江近代经济史稿》第174、174、202、227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版

[13][17]屠寄：《镇海叶君传》;沈瑜庆：《叶君成忠家传》，见《叶公澄衷荣哀录》

[15]朱志尧：《求新制造机器厂·自序》，转引钟祥财《对上海地区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第34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1月版

[18]沈瑜庆：《叶君成忠家传》

[19]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第2册，第305页

[20]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1093页

[21]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第315—31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7月版

[22]朱思源：《朱志尧事迹》，转引《对上海地区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第341页

[23]《申报》1908年9月12日

[24]黄炎培：《项松茂先生传》，《五洲药房三十周年纪念册》1995年12月版

[27]《镇海县志》第28编《人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