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近代史纲：家乡热爱造福桑梓

宁波帮热爱家乡。他们身处异地，艰苦奋斗，开拓创业，在他们事业成功和积累起一定财富之后，都乐于造福桑梓，热心故乡的公益和慈善事业，有力地促进了近代宁波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

宁波商帮热爱家乡，造福桑梓首先表现在热衷于家乡的经济建设。宁波同乡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帮助家乡创办实业。虞洽卿认为要“追随于诸君子之后为桑梓义务亦所愿也。”^[1]在他20岁时即有“筹五百万元，将家乡建设完成”^[2]之宏愿。这反映了宁波帮在家乡办实业、发展经济的愿望。

宁波帮对家乡经济建设一个重要方面是从棉纺织业开始的。严信厚在1887年于宁波北门创办宁波近代第一个民族资本企业通久源机器轧花厂。1894年他与周金镀又在原厂的附近开办通久源纺纱织布局，投入资本45万元，使轧棉、纺纱、织布三为一体。樊棻、盛炳记在家乡镇海鼓楼大校场旁办了公益织布厂，有人工织布机300台，工人300余名。

此外，还有不少旅沪的宁波商人投资家乡的轻工业。比如，陈兰荪投资宁波和丰纱厂，严信厚投资通利源榨油厂、通久源面粉厂，蔡鸿仪投资禾盛烟公司、禾盛碾米厂。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宁波棉纺织业和轻工业的发展。

电力是能源的重要组成，宁波帮对此十分重视。孙衡甫在1897年率先投资1.4万资本，在宁波办起了电灯公司，直到1912年和丰电灯新公司盘顶出让，宁波办电确实步履艰难。但是，宁波籍企业家虞洽卿、刘鸿生、孙衡甫、周仰山等筹集13万元银元，派工程师张鸿卿去南京南洋劝业会购置该会的2台25千瓦发电机和1台80马力蒸汽机，在宁波市北门姚江与北斗河之间购地11亩建厂，并于次年2月6日建成供电。《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遂即予以反映说：“宁波1909年所设电灯厂并无成效，电机乏力，显然昭著，以致停办已有年余，今该公司添招资本，重新组织，城内电灯业已复点。”^[3]这表明宁波电力公司接办以后，开始重新发电。宁波电力公司，全称为宁波商办永耀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虞洽卿任董事长，周仰山任经理。虞洽卿、周仰山都有投资，孙衡甫当时所投资金、股份起码在20~30%。

宁波帮还深深懂得创办交通运输业的重要性。早在19世纪中叶，杨坊作为发起人之一倡导购买宝顺轮的举动，曾给宁波留下了相当的影响。1855年，为保证北洋贸易的正常进行，杨坊与当地绅商张斯臧、俞斌等一起筹资7万元”向粤东夷商购买大轮船一艘，……设‘庆成局’，延郭县卢以瑛主之。”^[4]虞洽卿也“深知商务之发达端赖交通之利便，”^[5]而“交通与商业，犹唇齿之相依，不可缺一者也”。

虞洽卿在家乡投资的最大项目是镇海龙山三北轮埠公司码头。1913年，虞洽卿为便利家乡土特产的输出，购“镇北”轮，行使龙山、镇海、宁波等地。次年，正式创办“三北轮埠公司”，银20万元。其宗旨是“便利商人旅行，振兴小民生计起见，原非专为贸易”^[6]。建造龙山码头之缘由，虞洽卿曾有过说明：“吾甬土产出口，因通商口岸关系，须纳出口税，其可以作为内地口岸者，仅为悬岛中之定海，及穿山两埠，而穿山不能容火轮入，故经营龙山轮埠。”^[7]可见，虞洽卿为方便乡亲是不吝资财的。经过几年的修建最终于1914年建成了这个码头。同时，他又在龙山办电报局，“由龙山直至甬上，竖杆四百九十六支，计程五十八里。”^[8]1916年，为便利三北轮埠公司营业，虞洽卿又在轮埠石塘上铺设铁轨，设“龙山铁路”，并把1910年在南京劝业会场用过的轻便火车运到此地行驶。为在能源上有保障，虞洽卿还在电报房旁边办起了小型火力发电厂，以提供码头及其他设施所需电力。三北轮埠总公司设在上海，分公司设在宁波、镇海、龙山、舟山沈家门，小轮船可以从龙山出发，直抵宁波、上海，三北地方的土特产藉此可以输往外地，有力地促进了家乡的经济发展。

宁波帮在家乡兴办工业时，还十分关心金融业。因为办近代企业既要有雇佣的劳动力，但更重要的是资本。没有资本，企业只能是无米之炊，要发展实业是不可能的。从19世纪中叶开始，宁波帮在家乡积极扶持金融业。最早是对宁波钱庄的支持。“在上海兴起中，宁波商人已改弦更张，以上海为大本营，源源不断地倾注资金和力量。”^[9]同治年间，宁波有钱庄36家。光绪初，有400多家钱庄上市，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钱庄业更有发展。这些钱庄绝大部分是旅沪的宁波帮企业家所设。比如，严信厚在宁波就有信源、衍源、永源、五源、鼎恒、复恒、泰恒、泰生等钱庄。镇海叶氏、李氏和方氏资本集团在宁波投资不少钱庄。比如，叶澄衷在宁波投资元大、余大、瑞大、志大、承大、义生、恒裕、正余等钱庄。李泳裳也投资宁波彝泰、彝生、天益、元益等钱庄。这些钱庄的资本每庄为2万元两银子，存款最高时不超100万两。颜料大王周宗良于1917年，在家乡宁波开办了恒孚钱庄。

中国近代银行是在清末帝国主义的侵略加重、民族危机加深、民族情绪日益高涨下产生的。宁波帮在近代银行中有一定实力，而且关心家乡的经济发展。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严信厚、朱葆三等人参加组织我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次年在宁波设立兑换处，专司推广发行和兑换钞票。四明银行为清一色宁波旅沪实业家所创办的银行，时为全国仅有的9家银行之一。次年也在宁波设分行，为宁波有民族资本银行之开始。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8年时间里，全国政治经济动荡不定，甬地的金融爱到很大挫折。宁波帮总是在关键时刻，扶植宁波金融事业。比如，1918年（民国7年）9月，宁波发生钱业风潮，大批钱庄停止收付，以致市面恐慌，在上海的宁波帮闻讯，非常焦急，即刻派虞洽卿、秦润卿等工商界的要人赶到宁波，与宁波钱业界紧急磋商对策，很快平息了风潮。

农业的发展是一切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农业就没行人类社会，也没有经济的发展。宁波帮对农业发展历来十分关心。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发展农业首要任务是搞好水利建设。农业生产的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它们的生长发育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水。为了解除危害农副业生产最大的水旱灾害，必须兴修水利。宁波帮为此非常重视家乡的水利建设。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慈溪遭到水灾。“霪雨为灾，数百顷禾棉，悉遭水淹，触目伤怀，不忍坐视。”^[10]吴锦堂恰好归里扫墓。面对这一情景，他焦急万分，深深懂得慈溪北乡是稻田花田，有60万余亩地田，这关系到数十万家乡父老的生计。为此，吴锦堂捐资7万余银，浚修杜湖、白洋湖及淞（浦）、古（窑浦）、淹（浦）、竺（民浦）等湖、浦、塘、闸，至1910年（宣统二年）竣工。从而给慈溪乡亲带来了福音。

吴锦堂不仅捐资浚修水利，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对水利工程修筑进行监督。吴锦堂在《续修杜白二湖水利自志》中，谈到他在修筑杜、白两湖中的经历说：“宣统元年五月中旬，适连日大雨，山水暴发，湖心之中，一片汪洋。时此坝正在动工，湖水独注此处，风劲浪高，如万马奔腾，儿欲冲决。镆冒雨奔走，日夜监督，不吝重赏，雇工抢筑。如是三昼夜，幸天霁始全。越三月工竣。时馍日夜在波涛中，几灭顶。非冒险赶筑，一经冲决，非惟禾苗尽付东流，而全乡庐墓，亦必尽遭湮没。现事过境迁，谈虎犹觉色变。”^[11]

吴锦堂在：这里并没有夸张。当时日本测量师岛总彦既摄下了相片，又做了亲笔记录：“工程初兴，而大雨连朝，山水暴涨，湖内湖外尽成汪洋，风劲浪高，几至冲决。吴君赤足冒雨亲自监工，日夜赶筑，始获保全。”^[12]在大雨滂沱，水山暴涨之下，吴锦堂甘愿“冒雨奔走，日夜监督”，可见他对故乡的水利建设事业是十分关心的。

长期在天津办实业的陈协中，也十分关心家乡农业的发展。

20世纪初，那县东钱湖、梅湖遭到淤塞，需要修浚，可是经费却不足。陈协中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主动捐银4.6万两，作为修浚梅湖的经费。以后，又捐资2000两作为修纂《钱湖志》之经费。仅用1年时间，梅湖工竣，家乡父老受益。1921年（民国十年），镇海后海塘因风暴，致使“石塘以外，风潮激荡”，后海塘遭到严重破坏，旅沪的镇海籍人士盛炳记、李征五、方积蕃等“筹拨华洋义赈会会款，及宁波灾赈余款等银币十余万设局兴工。”^[13]

我国农业生产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处于自然经济的单一阶段。在整个农业中，农业的种植比重很大。近代以来，逐步冲破单一的农业经济思想，实施综合经营。尤其是茶、桑、棉的种植有很大的经济价值，更引起宁波帮的关注。慈溪农村历来以耕作业为主，乡村农民贫困。秦润卿对此十分关心。他从1918年起，连续3年从江苏无锡等地运来优良蚕种、桑秧，无偿分给当地农民饲育，并聘养蚕专家来家乡传授养蚕知识。当蚕业兴起后，又在慈溪开一个大茧行，专收民间鲜茧，运沪出售，农民迅速致富，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吴锦堂本人也意识到，办实业学堂尤为强国富民之本。于是在1909年10月间改订章程，准备以蚕业为本科，附设初等四年级简易科（即初小），续捐银4380元，栽桑30余亩，添设养蚕室、储桑室、缫丝间、茧灶室、扬返场（养蚕用）及选茧场等，加聘蚕学教员，于1910年正月改办初等实业学堂。招收本科生21名，简易科生107名，并举办3个月1期的短期蚕业讲习会（毕业10人）。从而为家乡慈溪培养了不少技术人才，导致种植业内部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多元结构形成，有利于农业经济发展。

要促进宁波农业经济的发展，还要进行社会化生产和发展科技含量。宁波帮在对家乡农业发展投入中没有忘记这一点。严信厚针对余姚、慈溪的优质棉花，创办通久源机器轧花厂，把家乡的棉花购进后进行机器轧花加工。镇海籍实业家李云书在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在家乡建立自来水灌田公司，进行自来水灌溉农田，从而促进了宁波的农业传统技术向近代资本主义技术过渡，向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方向发展。

在近代社会，教育日益显示出它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宁波帮由于看重人才，为此十分重视教育。因为他们深深懂得，劳动者是构成生产力的重要因素。而劳动者的素质提高，教育又是重要途径，是劳动力再生产和不断提高劳动素质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尤其是宁波商帮中许多头面人物，出身贫寒，从小并未受多少教育，一旦有了成就后，更重视家乡的教育。

宁波帮为推进家乡教育而做的种种工作，是广大宁波籍商人对教育重要性的充分认识基础上的。吴锦堂办学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要为国家培育人才，振兴实业。他曾说：“国民失养，就无以为生，国民失教，就难以争存”。并作《立校兴学》诗一首：“吾乡风土闭难开，目击顽童忧自来，最是出钱求卖读，学章和泪向优裁。”^[14]这种思想在锦堂学校开创初的校歌中也反映出来。歌词是：“四月初八浴佛日，是我锦堂开校时，好时光，好日子，打破世界旧迷信，实业思想从此始，农与桑，齐发展，培养群英奠国基，劝诸生，惜寸阴，锦绣前程共勉之。”^[15]这里反映了宁波帮对于教育与实业之间的关系的认识。经济要发展，需要大量掌握知识和科学技术的人才，这就需要发展教育，开辟多种教育途径，培养大量实业人才。宁波籍企业家在他们经营活动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新式教育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他们总是倡导和支持家乡的实业教育，为家乡培养各种有用人才做出努力。

吴锦堂久居海外，深知列强训练国民，巩固国邦之道。由此，他深感教育是兴国之本。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他回国扫墓，眼见家乡子弟缺乏教育，以致长期贫困落后，因此即以捐资兴学为己任。开始测量土地，准备材料，建造校舍，用去建筑费计银元6.2万元；并化费3720元银元，构置图书、标本、器具；又为学校购置新升海地1206亩，浙江铁路优先股票200股计6.6万元，以其租息利金为学校常年经费。学校于1908年冬落成，定名锦堂学校，初为两等小学，1910年改高等小学部为蚕种初等实业学堂，次年改为中学堂。吴锦堂办学极为认真，1911年省、县对学校作实地查勘的禀报中就说：“逐一履勘，委系工坚料固，名实相副，而规模之广大，设置之周妥，器具之精良，无一不臻完美，洵为浙江省各私立学堂之冠。”^[16]

虞洽卿在长期商业活动中虽不断勤奋学习，但总深感自己文化知识的不足。同时，想到母亲办学的嘱咐，更深感责任重大，为此，他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在家乡龙山出资筹办了“龙山公学”，这年农历7月初一开学；第二年改名为“龙山两等学堂”，以后又改名为“私立龙山学校。”^[17]为普及教育，该校规定免收学费，还给每人每日贴银5分。虞洽卿多次出资扩大该校校舍。

叶澄衷于在家乡创办中兴学堂，对家乡儿童进行义务教育。辛亥革命后，这所学校改为叶氏中兴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此外，不少镇海籍企业家为家乡教育出了很多力。方舜年、方积钰等在1906年于骆驼镇柏墅方村，创办培玉学堂。开办后，方氏族人不断捐助。樊棻积极为家乡办学尽自己的力量。1902年，他以3万余元在仓基弄创建樊氏便蒙学堂，附设勤稼女学。1919年改为樊氏便蒙乙种商业学校。史严生在民国初，同盛竹书等5人集款续办城区东西困勉学校，学生免费入学。董杏生于1909年独资捐银1.5万元，在家乡镇海创办董氏初学堂，负担常年费用，让贫寒子弟免费入学。在汉口担任宁波会馆总董的盛炳纪也十分关心乡里公益，曾垫款5000余元，在镇海创办养蒙、志成及公立一校，补助经费达13年；并且亲赴各乡劝学，两年内使公私学校增至70余所。

宁波人至今还流传着乐振葆办“武林小学”佳话。乐振葆，鄞县人，他禀承其父“普及乡村教育，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18]的遗愿，一直关心家乡教育事业。他深深感到自己少年时失学的痛苦，于是在1916年（民国五年），在家乡宝幢独资兴办了“宝林小学”。校舍全都是洋式结构，平屋与楼屋相结合，前后两进，辅以两厢，一共30多间。他懂得教师在教育中作用，为此建造号称“十间楼”的楼房，专供教师家属居住。另有图书、仪器、浴室、膳厅、学生宿舍、运动场地配套设施。为了培育家乡的学子，奖掖后进，他规定凡本姓子弟以免费入学；异姓子弟，家境贫困的，也给予减免学杂费；对于学业优秀的学生，分等予以奖励。那些生活困难的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时，乐振葆乐于为学生推荐，给他们介绍职业。“煤碳大王”谢蘅窗，1910年后先后在郸县、镇海创办求精国民学校共7所，延聘名师、免费招生，数十年如一日。

慈溪人秦润卿多次捐资家乡办学。1915年，秦润卿开始与李寿山、王荣卿等人集资数百，在慈溪永明寺老棚旧址（今江北区城西）购地一处，兴建“普辿学校”，由鄞县名士谢缄三任校长，对一些贫困学生，不仅免收其学费，还供应纸张。朱葆三在家乡定海投资创办定海公学和宁波益智学校。

宁波帮在家乡的办学，不仅促进了宁波近代的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为家乡培养出一大批的有用人才。比如著名实业家包玉刚、邵逸夫、包从兴、叶谋彰、赵安中都毕业于叶澄衷创办的中兴学堂。著名农学家童玉民教授也由慈溪锦堂学校推荐到日本留学。

宁波帮实业家不仅捐资助学，而且在济贫济困方面也做出贡献。他们惠泽故乡，热衷于家乡的慈善事业，诸如修路铺桥、修建祠堂、庙宇等。宁波帮开山祖严信厚就在宁波设清节堂、仁安公所。在慈溪（慈城）庄桥河燕浦大隐桥之茸宗祠，修家乘，建寿芝山庄，以、济族人之生计。^[19]严信厚去世后，其子严子钧也遵照父亲的遗嘱，取出父亲部分遗产捐作家乡慈善事业。

叶澄衷事业成后关心家乡公益。1899年以前他在家乡庄市设忠孝堂义社，置田1300余亩，收入稻谷赠贫寒族人。另外在家乡还出资建怀德堂、义塾义庄、牛痘局、崇义会、广益堂，济恤孤寡、修桥铺路，及对贫民赈济衣、米、药物之类，每年耗资不可胜数。

对家乡人民赈灾，是宁波帮义举的重要内容。宁波同乡会更是不遗余力。如1911年9月，上海宁波同乡会即募集5万元赈济宁波各县水灾；1915年8月，又联合绍兴七笆旅沪同乡会成立浙江宁绍义赈事务所，募款赈济水灾；1921年，组织宁波水灾急赈支援，向上海、北京、天津各界通报被灾情形，请求竭力出资救助。

乐振葆在发展自己所经营的企业同时，乐善好施，不遗余力地对同乡帮困。1911年，他为营救日本东京、横滨地灾而受灾的旅日宁波同乡，派船只接运回国，为宁绍水灾及六横台风受难的乡邻筹款赈济，努力奔走。^[20](www.xing528.com)

虞洽卿、吴锦堂为家乡灾荒进行不少捐赠，1912年，三北洪水成灾。虞洽卿、吴锦堂为关怀乡情，组织了“三北筹赈会”。虞洽卿从外地运来4轮船大米，吴锦堂也运来赈济米，办理平累，以每元17斤平粜给三北民众，并在观城、龙山一带实行义赊。1922年，三北发大水，观海卫四城门进水，农村受淹，棉粮无收，哀鸣遍野，惨不忍睹。虞洽卿从外地运来白米一批，赈济三北受灾农民，使家乡人民减少了水灾带来的损失。

余姚人毛纪，他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东渡长崎，发财致富后，也报效桑梓。1888年（光绪十四年），余姚水灾，毛纪“集捐筹赈”。^[21]1900年，他又为家乡公益事业做出应有贡献。“铺筑本乡公路十余里。”^[22]鄞县人沈炽昌，也侨居长崎。1900年，回到故乡，“适逢岁歉，独立创办家乡平粜”^[23]。

创办医院，是宁波帮创办公益事业又一个方面。不少宁波籍实业家关心家乡医疗条件。比如，秦润卿同陈谦夫等倡设保黎医院，并长期为之募集基金，添设器械，扩建房所，使之成为一所有良好设施的医院。

此外，宁波帮在维护同乡利益，做了不懈努力。宁波旅沪同乡会自成立起，即把维护甬籍同乡利益置于重要地位，如1911年6月，江苏藩司为李厚祁经济案件查封镇海李氏家族公产及义庄，同乡会即致电当局，表示抗议，要求分清公产、私产界限，最终使李家公产得以保全。^[24]甬人如在沪上遭遇种种不测，同乡会知悉后即会出面交涉，务使冤情昭雪。朱葆三也重乡情，为维护同乡利益做了不少努力。1907年，定海发生了岭碇事件。因扣押无辜，激起了西乡数千农民入城造反，并提出两个条件，其一，请朱葆三和镇海吴吉人主持公道；其二，释放被捕的起义领导者。由于朱葆三的协调，使问题最终得以解决。^[25]

宁波旅沪同乡会创立后，在虞洽卿等人领导下做了大量救济本乡穷人的工作。如1911年设免利借款局，无息发放小本贷金，救助失业同乡，又帮助清寒同乡免费搭轮返籍。每逢战争发生，同乡会总是想方设法地帮助旅居外地的受难同乡返回原籍暂避。如武昌起义事发，同乡会即派船驰赴汉口，将同乡中之老弱妇孺送回宁波。

1919年5月，宁波学生和“救国十人团”为抵制日货，查获并销毁了“新章”商店屯积的大批日货，遭到一批打手突然袭击，受伤10多人。应宁波“救国十人团”代表的请求，旅沪宁波同乡会“为新江桥新章绸缎局殴辱学生案，通电甬各机关，并派代表往甬处理”^[26]。

注：

[1]冯索：《虞洽卿史料选辑》，《虞洽卿研究》第329页

[2][7]《洽老自述》，《申报》1936年7月6日

[3]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857页

[4]《鄞县通志》《食伙志》

[5]《虞洽卿等为宁绍商轮公司呈请立案致农工商部文》，《虞洽卿研究》第348页

[6]《上海三北轮埠公司组织宗旨》，《虞洽卿研究》，第320页

[8]《民国镇海县新志备稿》卷上《交通志》

[9]《宁波金融志》第1卷，第80页

[10][11]吴锦堂：《续修杜白二湖水利自志》

[12]王泰栋：《爱国华侨吴锦常》，《宁波文史资料》第2辑，第121页

[13]夏启瑜：《续修镇后海塘记》，《宁波市志外编》第732页

[14][15]《浙江教育史志资料》1989年第4期

[16]《慈溪教育志》第12章《人物传略·吴作谟》

[17]虞金德、虞文德：《虞洽卿的桑梓情》，《虞洽卿研究》第271页

[18]戴仁佐：《勤县乡贤乐振葆》，《鄞县文史资料》第3辑

[19]《上海总商会月报》卷2，第3期

[20]《郸县志》第38编，《人物乐振葆》

[21][22][23]《浙江官报》第7期，宣统元年

[24]《时报》1911年6月16日

[25]《近代中国实业巨子》第26页

[26]《宁波旅沪同乡会大事记》，《宁波文史资料》第5辑，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