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商帮社会与政治活动：宁波近代史纲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随着宁波商帮的经济力量的逐步壮大，他们参与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的要求和呼声也日趋增多。宁波帮是江浙资本财团的中坚，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力量，它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既对抗又依赖。但在近代中国的前期起过不少积极的作用。

四明公所是宁波旅沪同乡自发建立的一个慈善组织，俗称“宁波会馆”。1863年划入法租界内。1874年（同治十三年）5月3日，法国殖民者，为霸占四明公所产地制造了四明公所血案。经过旅沪的宁波人坚决斗争，历时4年，终以宁波人胜利而告终。

甲午战争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上海租界再度进行疯狂扩张。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法租界公董局打着建造学校、医院的幌子，照会上海台道，要求扩大包括四明公所在内的租界属地。并命令四明公所在一个月内全部搬迁。对于法国殖民者蛮横态度，四明公所并没有屈服，7月1日，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等召开董事会，决定坚决抵制法租界公董局的勒令。同时，委托严信厚、叶澄衷二人为代表，走访上海道台衙门，要求清政府出面调停。由于清政府各级官员的一再退让，助长了殖民者的贪欲，法国领事白藻泰反而于7月15日向上海道台发出最后通牒，责令四明公所交出产权。至此，官方谈判宣告失败。

7月16日凌晨，在白藻泰的直接指挥下，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法国军舰“侦察”号上的8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手持军械，与法租界巡捕强行拆除四明公所的三段围墙，并将看管公所的工人和投宿的1000多个宁波人赶出公所。愤怒的宁波人与法国殖民者开展了搏斗。丧心病狂的法国强盗竟肆无忌惮地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射击，当场打死2人，伤多人。7月17日晨，法租界公董局向租界内增加兵力，用高压水龙向聚集在十六铺小东门一带的示威群众喷射，海军陆战队、法国巡捕向人群射击，停泊在黄浦江的法舰也用霰弹炮连续轰击，上海市民死伤无数，尸横遍地。是日，群众死伤30余人，被捕10余人。这是上海历史上第二次四明公所血案。

面对法国殖民者制造的惨案，旅沪甬人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更激起对殖民者的仇恨。他们吸取20年前血案的教训，进行大规模的罢工罢市，以抗议殖民者的野蛮暴行。“在洋行工作的宁波人全部罢职、罢工，轮船运输陷于停顿”。^[1]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等董事身先士卒，首先关闭自己的商号、钱庄和工厂，积极参与罢工罢市的斗争。同时，公推虞洽卿与沈洪贲负责联络和谈判工作。

宁波人的巧妙而又猛烈的反抗，使法租界当局束手无策。7月19日，虞洽卿到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去谈判，要求法国殖民者必须立即退还四明公所。副领事却避而不谈归还四明公所之事。虞洽卿拿出第一次四明公所血案签订的协议书，据理力争，明确指出：“法国租界内四明公所房屋冢地，永归宁波董事经营，免其迁移。凡冢地之内，永不得筑路开沟、造屋、种植，致损葬棺，由本总领事馆公董局令巡捕等随时照料，以全善举而敦和好”。

谈判失败后，宁波同乡奋起谴责法租界当局和殖民者的暴行，号召更多的市民加入到罢工罢市的行列中来。虞洽卿对工人说：“我们工商界给你们撑腰，罢工期间所失工钱我们加倍补偿”。^[2]同时，组织了一次由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等为代表的工商巨子参加的全市各界大游行。7月20日，广东同乡等旅沪各民间团体和组织也先后上街示威游行，形成了一支30万人的示威大军。这是上海开埠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爱国运动。

面对上海市民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法国人被迫同意谈判。7月24日，由上海知县黄承宣出面，会同叶澄衷、严信厚、虞洽卿三人，到法驻沪领事馆谈判。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双方终于达成了一个临时性的约定：⑴法方对四明公所停止军事行动；⑵华方由知县布告市民照常开市；⑶善后工作及具体方案，待江苏藩司来沪后再行处理。8月10日，在江苏布政使聂楫架的调停下，上海台道和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就四明公所一案签订了协定，内容如下：⑴四明公所之地，仍归甬人，但此后不得掩埋新尸或停置棺木；⑵华方毙伤等人援引同治十三年成例，由法方酌情予以抚恤；⑶将八仙桥西首空地划归法国租界，起造医院学校。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最后仍让法国殖民者达到了扩展目的。但毕竟迫使法租界当局放弃了侵占四明公所筑路计划。在这场斗争中，主要是依靠劳工的力量。但与宁波帮在这场斗争中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虞洽卿先生略史及五十年大事记》就这样记载：“先生追随严（信厚）、叶（澄衷）、沈（仲礼）诸公之后，奔走其间，多所建议，而抗身犯难之沈洪赉得有后援”。^[3]在第二次四明公所血案中宁波籍工人领导者是沈洪贲，上层出面调停的是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等，而直接奔波的是虞洽卿。

20世纪初，中国人民进一步看清了帝主义侵略的险恶用心和清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反动本质。日益觉醒的人民掀起了一系列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从1903年起，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爱国运动兴起，主要表现为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代表江浙民族资产阶级中上层利益的宁波商帮也积极投入这场斗争中去。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俄国向清政府提出独占东北，拒不撤军的无理要求，全国人民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宁波帮积极参加这场斗争。

这年冬天，沙俄巡洋舰“阿思科尔”号逃至上海港，寻求保护。中国政府收缴了它的兵械，经上海台道袁树勋和俄国领事商订管辖俄兵办法四条以后，允许在沪逗留。但俄国败兵却在租界内结队游行，制造事端。12月15日午后，该舰士兵特兰提·亚齐夫与另一俄兵在南京路外滩坐人力车，不但不付车资，反而执斧行凶，将过路行人、在上海做木工的宁波人周生有劈死。华捕将凶手拘捕，但巡捕房却把凶手解至俄领事署，宁波同乡以“四明同人”名义发表启事，号召前往俄国领事署“观审”以防偏袒凶手。结果由俄领事将他释放回舰。侵略者草菅人命，激起上海市民的公愤。在群众压力下，上海台道和俄领事进行交涉。俄国领事却存心庇护罪犯，借口无权处理此事，要把它移交北京公使办理。上海人民进一步展开严惩凶犯的斗争，从而更加激起宁波人的愤恨。12月28日，宁波商人致电外务部，要求“迅速照会俄使，饬令俄领事速将凶犯交出，会同华官审办，俾安众心，而免意外”。^[4]上海商务总会也举行演说会；对俄同志女会所在的宗孟女学还演出了俄兵行凶的影戏。《警钟日报》发表了《为俄兵砍毙华人事警告全国同胞》、《宁波人可以兴矣》等一系列文章，号召联合罢工。1905年1月14日，在沪各省商董于商务总会集会，决定停用俄国银行钞票。次日，数千工人在四明公所聚会，要求交出凶犯。这时，上海台道屡次照会俄领署，催促交出凶手，俄国领事拒不答复。对于这种蛮横态度，群众更加激愤，酝酿成立民命互保会，富者为马队，贫者为步队，每省成立马队一万，步队二万；人人执干戈，专为被外人戕害的华人申冤，以互保求自保。连上海台道袁树勋也不得不惊呼：“在沪甬人不下二三十万人，激于公愤，势甚汹汹”。^[5]

1905年，一个为抗议美帝主义迫害华工而发动的反美爱国运动，在国内迅速地发动起来。宁波帮又加入这场抵制美货的反帝爱国斗争行列。

宁波帮的一些头面人物，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反美爱国运动中开始的态度是豫忧的，作为上海总商会总理的严信厚和和坐办周晋镇等人前顾后虑、忧心忡忡。他们一方面有抵制美货的要求，但却又担心“换约谋及商人，或讶无此政体”。^[6]当商会致电外务部，推定领衔人，严信厚既无领衔，以后又无积极表示。当日发电21商埠倡议抵制，其中就没有宁波。有人为此点名质问说：“表表众望所望”的严信厚凋晋镶、李云书，只须向宁波发“一纸书”，“有不云和响应者乎”？^[7]在这里，明白地说明了宁波帮的一些头面人物对这场反帝斗争的态度暧昧。尤其是5月10日商会提出“相戒不用美货”的口号后，许多经营美货的宁波巨商乘两个月的限期，格外加订美货，“有定至明年十月者”，^[8]甚至有署名“四明市隐”，公然提议：“期前已定已买之货……须准其销售，随时出清”。^[9]这些正是民族资产阶级局限性的表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具有反侵略反封建的要求，另方面又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保持一定联系，因此，缺乏革命的彻底性和坚定性。宁波帮头面人物，在反美爱国运动中，不能始终投入反帝斗争，这恰恰是他们反帝斗争妥协性和不彻底性的反映。

当然，在全国人民强烈的反帝斗争推动下，宁波帮巨商的态度也有转变。1905年7月20日，是上海商务总会等待美方改约的两月期限。美方始终没有动静。当天下午，上海商务总会召集各帮商董讨论实行抵制美货，宁波帮表现较好。在激烈争论中，坐办周晋镶明确宣布“不定美货”的办法。各业领袖“自名签名允认”。率先签名的有宁波商人火油业丁钦斋、洋广五金业朱葆三、丁钦斋、洋布业苏葆笙。约占签名总数11人次的30%。签名以后“拍手之声，如雷震动”，^[10]在全场一致议决下，会后由上海商务总会出面通电全国35个商埠，宣告抵制美货运动正式开始。会后，宁波帮的部分代表及四明同乡会等团体举行集会，积极地投入这场抵制美货的全国性反帝爱国运动行列。

近代利用外资有其两重性。一方面表现于丧失部分主权受到外国资本的侵略。另一方面则通过“借债”等形式引进外资有利于经济的发展。20世纪初，清政府“借债筑路”同样具有两重性。广大人民群众为维护国家主权进行了反抗斗争，宁波帮也积极参加。

当时清政府与英商怡和洋行代表英国银公司（即“中英公司”）订立了一份苏杭甬草约合同，粗暴干涉江浙两省绅民自办铁路的活动，激起江浙两省绅民的强烈反抗。在这场争夺苏杭甬铁路主权的斗争中，上海商务总会始终旗帜鲜明，态度积极，在上海商务总会占有要职的宁波商帮，不像抵制美货期间那样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而是在行动上积极参加。

担任上海商务总会总理的李云书，镇海人，为争夺江浙路权进行不懈的抗争。他本身是浙江铁路公司股东，在争取商办铁路、反对清政府以“借款筑路”为名出卖主权的斗争中一直是不遗余力的。1907年11月间，他以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名义发出的一份给外务部的复电中，详细陈述苏杭路收回自办的斗争经过和农工商部批准在案的确凿事实，然后指责清政府说：“外交首在立信，岂内政不妨失信；匹夫犹重然诺，岂谕旨转可反汗”。若是“怵于列强，而上下睽隔，徒令彼族收渔人之利益，恐不逞者藉口生事，则大局去矣。自闻借款之耗，两月以来，无论江浙，无论股东，骇汗奔走，人人疑谕旨奏案旦夕无效，即旅沪各国之人亦罔不惊异，市面恐慌，……凡营实业，人各自危，海外华侨，函电驰诘，不审今年之关，沪市作何景象”？并告以江浙两省绅民，在上海公认的路股数已超过2000股，即“宁波一府”所认也有700股之巨，“如此人心”，朝廷岂能视而不见。^[11]朱葆三在收回利权活动中做了一定努力。

拒款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但广大人民群众也参加了这个斗争。在上海工作的宁波职工表示：清政府如果不接受拒款的建议，则“全体罢工”。^[12]清政府对此十分害怕。两江总督端方在向清廷的奏章中说：“苏浙路事起后，两省人心嚣然不靖。……上海'宁波帮’人最多，工商劳役皆有，向称强悍，屡有‘路事决裂’，全体罢工之谣，尤属堪虞！”^[13]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宁波帮在收回利权中所起的作用。

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显示了广大人民高昂的爱国热情，也反映了宁波帮的政治积极性和爱国精神。

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对以后的民主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宁波帮积极支持辛亥革命，为辛亥革命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宁波帮对辛亥革命的支持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支持。孙中山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家。20世纪初，孙中山流亡日本，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革命活动。赵家蕃、赵家艺兄弟在留日期间，结识了孙中山，从此追随其后，倾力于革命。1905年赵氏兄弟加入同盟会，他们一边留学，一边经商，并且在经营中所得利润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07年以后，孙中山发动6次反清起义，但屡遭失败，尤其在资金方面极端困难。陈其美把孙中山的困境告诉了赵氏兄弟。赵家蕃、赵家艺把父亲留下的全部遗产“按时值大大贬价出卖，所得现款即交孙中山”^[14]，吴锦堂在日本侨居时，也积极支持孙中山革命工作，不但为同盟会募集资金，而且把自己的私邸作为同盟会神户支部作机关之用。

对上海光复和政权的建立，宁波帮做了不少工作。有资料证明，在辛亥革命前，宁波帮的主要人物，诸如虞洽卿、李薇庄、李征五、李云书、朱葆三、周晋镳、沈仲礼等人已与革命党人发生了联系。其中李征五、李薇庄还加入同盟会^[15]。这些人为上海光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李征五、李薇庄与陈英士经常在一起工作。据他的侄子李祖范说，辛亥时，李征五向黎天才联系，带了黎的一部分军队，参加革命。上海光复时，李征五曾募兵组织沪军光复军，自任统领。虞洽卿等宁波商人组织万国商团，后参加全国商团联合会，虞洽卿为名誉会长，上海光复商团参加了整个战斗。朱葆三、虞洽卿特地把宁商总会所在地，作为同盟会秘密会议场所，并向香港当局注册，领得“特别照会”，使租界当局无权进行搜查，以保证安全。宁波帮支持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大大地增强了同盟会在上海光复。朱葆三在策反清军巡防营、吴淞炮台时也做了一定工作。上海革命党人起事后，江督下令出兵镇压：“上海革命起事，商团尽叛，已分南京、松江两地进兵，无论革命党、商团，擒获者，全数正法”。朱葆三从上海台道刘燕翼处获得消息后，即刻把这个极为重要的情报秘密提供给革命党人^[16]。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宁波帮也很活跃。朱葆三担任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虞洽卿为外交部副部长兼闸北民政长。虞洽卿、周晋镶、朱葆三等宁波帮人士以及李平书、王一亭等，组织“敬礼海陆军人大会”，向准备北伐的海陆各军致敬。李征五还发起组织中华民军协济会，作为筹饷的统一机关，并“预算北伐经费，以期准备军需，而作民军后援”^[17]。方樵苓，也组织“军事募捐团”以募集起义经费，“宁波帮”的方、李两大家族，挟其雄厚的财力，积极支援辛亥革命事业。

宁波帮对辛亥革命支持还表现在对资产阶级革命派财政方面支持。“上海军政府成立后，面临最为棘手的难题，是财政困难。

为筹措革命经费，上海商会中宁波帮尽心竭力支持。由沈缦云、周舜卿经营的信成银行和由宁波帮作为主要投资者和主要当权者的四明银行，都曾积极为起义军提供经费，上海起义之主动者，光复前后……所发之军饷，大半由该两行所输出”^[18]。虞哈卿还与袁恒之（花旗银行买办）、胡寄梅（华比银行买办）发起成立节费助饷会，呼吁各行号认捐助饷，指出：“两月以来，武汉一隅，相持不下，军需饷项，万分迫促，尤为岌岌可危之势。于此不为援助，万一大局瓦解，有噬脐之悔”^[19]。宁波帮中一些商人如李云书、谢蘅窗、任炳荣等均亲自担任劝募人员，向社会募捐。另据上海商务总会特别会议上周晋镶所作的报告称，沪军积欠上海商家之借款实数共有300万元之巨，都是通过上海商务总会向各业筹集的^[20]。

为稳定上海市面，军政府对上海商务总会寄予很大的期望。上海光复后的当天，沪军都督府就给上海商务总会发出照会：“军兴以来，东南各省以及鲁、晋、陕、汴次第响应，痛饮黄龙，指日可待。上海为华洋巨埠，兼之市面紧急，深恐惹起意外，本军政府用特收回自保，要使中外侨民，安如磐石。久稔贵会为商界之总机关，务望在各商家遍给传单，剀切晓谕，维持市面。须知此次起义为代（伐）布来，师到之处，一草一木，秋毫无犯，商仍为商，工仍为工，幸勿虚事张皇，致碍贸易，无任盼祷。”^[21]上海商务总会没有辜负军政府的所望，毅然担负起安定上海市面的责任。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开始他的专制统治。全国人民从此掀起了反对北洋军阀斗争的热潮。宁波帮始终支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北洋军阀做坚决斗争。

自1912年5、6月间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垫款章程以后，由于政局多变，在调和妥协的气氛中，革命党人对大借款不再持抵制的态度。1913年宋教仁案发生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借款问题再次警惕起来。4月25日，刚刚当选参议院副议长的国民党员王正廷获得消息以后，即刻与国民党本部同人商讨对策。随后，王正廷与议长张继去见袁世凯，打算陈述反对违法借款的意见。但袁托故不见，他们只好留书而去。

次日早晨，袁世凯复书张继、王正廷，表示“国家需款孔急，不能再事迁延，”^[21]并派梁士诒前往解释。梁走后，国民党人才获悉当晚才是正式签字之期。于是，王正廷去向各国银行交涉，希望劝阻银行团签字，但遭到各银行的冷遇。

善后借款成立后，王正廷与议长张继当即以参议院正、副议长的名义通电全国，谴责袁世凯政府违法借款的行径。他们指出：“政府如此专横，前之参议院既屡被摧残，今之国会又遭其蹂躏，不有国会，何言共和？继等惟有抵死力争，誓不承认”。斥责该项借款是“丧失主权，贻害胡底，一时便利之图，召来瓜分之祸。”^[22]4月28日公决，北洋政府人员却没有出席，仅仅是送交了咨文。袁世凯政府只是将借款合同全文咨请查照备案，不仅拒绝交付国会进行讨论表决，而且也不需要国会追认。参议院接到咨文后，十分气愤，当即议决：“对于政府所定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认为未经临时参议院议决，违法签字，当然无效。”^[23](www.xing528.com)

“二次革命”爆发后，四明公所董事沈敦和曾经代表沪军都督陈其美进行活动。他以地方免于糜烂为理由，致函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放弃制造局。“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四明公所又以红十字会名义，掩护革命军退出吴淞，从而保护了革命军的力量。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签订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一消息一经传开，反日舆论顿时沸腾。上海商务总会首先组成“劝用国货会”，推举虞洽卿、董少严、王正廷为正副会长。随即绅、商、学各界联合发起，在张园召开了反对《二十一条》的国民大会，到会者近4万人。各界代表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大会通过提倡国货、设立公民捐输处等项决议。上海商民的爱国行动，得到全国各地商民的响应，而且很快发展成为遍及全国的抵制日货热潮。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斗争中，上海商会倡议救国储金，成立了以虞洽卿为首的“中华救国储金团”。该团以“国民协力保卫国家”为宗旨，向各地商会发出通电，倡议“人人爱国，人人输金”，在全国征集储金5千万元，“专备国家添设武备之用”。各省城镇商民热烈响应，1月之间，成立了储金分事务所250余处，收款20余万，给袁世凯政府以沉重打击。

由于袁世凯热衷于当皇帝，为此他穷兵黩武，耗尽国库，在财政濒临破产的危机下，经过他的心腹梁士饴策划，准备合并中国、交通两银行，集中两行在各地所有库存现金，企图挪作私用。1916年5月12日发布了停兑命令，即强迫中国、交通两行兑换券停止兑现和存款兑现。这使中国银行信用大减，元气大伤。时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宋汉章毅然抗拒。以宋汉章为主的银行负责人事先组织股东联合会进行秘密磋商。表示仍然照章办理，所有分行钞票，一律照常兑现；到期存款一律照付现金。宋汉章认为，如果遵令停兑，不仅严重影响上海中行的声誉，而目会直接地危害广大民众的利益，银行不能停兑。于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于5月13日毅然宣告拒绝接受命令，坚持照常兑现、付现。并以股东联合会的名义通电国务院、财政部、各省军政长官及各地中行分行：“此次中央院令停止中、交两行兑现、付现，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剜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自此之后，财政信用一去不复，沪上中国银行，由股东会决议，通知经理照旧兑钞付存，不能遵照院令办理，千望合力支持。饬令中国银行遵办，为国家维持一分元气，为人民留一线生机。”^[24]

此文发表以后，在社会形成很大的影响。袁世凯为挽回人心，不得不终止停兑事件。宋汉章不畏袁世凯政府淫威，挺身而出抗拒停兑，得到社会舆论好评。《字林西报》曾称赞说：“沪埠赖有此举，而不堪设想之惊慌或暴动得以转为无事。此等举动，乃足以当胆略非常、热心爱国之称誉。……于此又足见该行行长宋汉章氏胆识俱优。”^[25]

以宁波帮为主要领袖的上海总商会，也于1916年5月17日向北京政府及各部发出通电，催促交通部归还拖欠交通沪行的巨款。交通部的复电却进行狡辩，坚持不归还积欠。这种横蛮举动，使上海总商会领导人十分恼怒。他们再次以上海总商会名义去电驳斥，认为发行纸币是北洋政府命令，此次又要停止兑现，不就出现了矛盾。“试问商办股份公司有此条例否？今大部仅以股东之一欲卸责任，决非商民所敢承认。若就公司股东而言，即无向公司拖欠巨款之理。以股东之一而欠上海分行一部分至一百八十余万两，试问此项欠款是否尚在法律之中？”电文警告交通部主管：你们不顾国际国内影响，竟欲“自弃信用，”全国商民决不能听任你们弃置信用；全国商民坚决要维护大局。^[26]这种严正警告同样未能使北洋政府改变态度。后在上海总商会一再函电催促之下，才被迫于1917年4月30日宣告开兑。

上海总商会经过停兑事件，看清了袁世凯祸国殃民的反动面目。1916年5月21日，该会给北洋政府的一些国务要员和驻节南京的冯国璋发出同样内容的电报，要他们敦促袁世凯退位，“从速解决，以定国是“。电文指出：“天祸中国，降此鞠凶，滇黔事起，兵连祸结，盗贼盈野，民不聊生，万商失业，奄奄待毙；又令中、交银行纸币横不兑现，全国金融信用陡失，立国以信，古有明训，以此示民，何以善后？人民苦虐政久矣。”^[27]电文反映了宁波帮反对袁世凯复辟倒退的立场。

注：

[1][4]刘惠吾：《上海近代史》上册，第281、30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2]赵云声主编：《中国大资本家传》（六），第43页，《虞洽卿传》，时代文艺出版社

[3]金谱森主编：《虞洽卿研究》第79页，宁波出版社1997年版

[5]和作辑：《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

[6][7][9]苏绍炳：《山钟集》油印本第1册，第35、35、11页

[8]《时报》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二日

[10][20][21]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第77-78、160、160页

[11]《上海商务总会复外务部电》，《时报》1907年11月13日

[12]《时报》1908年2月12日

[13]《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877页

[14]王永杰总编：《政坛名人》第2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3月版

[15]丁日初：《辛亥革命前上海资本家的政治活动》《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

[16]《民立报》1911年12月8日

[17]李宗武：《辛亥革命上海光复纪要》，上海政协文史资料纪念专辑《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第157页

[18]《民立报》，1913年1月19日

[19]《民立报》，1911年12月1日

[21]邹鲁：《余之癸丑》，《澄庐文集》第3卷，第196页

[22]《中华民国外交史料选编》，第66、6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23]《违法丧权之大借款》，《民立报》1913年5月5日

[24]《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第698页

[25]《新闻报》1916年5月16日

[26]《总商会驳交通部不负交通银行责任》，《申报》1916年6月18日

[27]《总商会亦劝退矣》，《民国日报》1916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