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商帮（简称宁波帮）是以清时宁波府所属6县为主体的商人群体。它形成于明清，到鸦片战争后有所发展，19世纪中晚期到20世纪初，宁波商帮经济力量雄厚，人才众多，迅速崛起。它以上海为活动基地，在北京、天津、汉口有很大影响，且波及全国有关地区。在近代中国经济发起中起过不少积极的作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宁波帮在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首先表现在对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形成、发展中所起的促进作用。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是在19世纪中晚期开始产生，到20世纪初得到较快的发展。要创办近代企业，除了劳动力以外，更重要的是资金。宁波帮正是运用积累的资本创办新式企业，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产生、发展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从投资数量看，宁波帮资金雄厚。宁波帮不仅单独创办企业，而且大量以合资、集股形式参加。下面我们把当时一批投资于多种企业的“大资本家”的占有资本情况估算列表如下[1]：
严信厚等14人创办资本主义企业家数和本人占有的投资额（1911年止）
从上面统计表看，辛亥革命前，在上海出现较多的近代企业和大资本家，宁波帮占有重要地位。严信厚、朱志尧、宋炜臣、朱葆三、周晋镶、李厚祐6人本人创办企业15家，占本人创办企业的49家的30.6%。资本191.84万元，占总数743.93万元的25.8%。投股企业29家。占企业总数49家的59%，资本170.48万元，占总数281.22万元的61%。合计起来，宁波帮中6个人共创办企业44家，占总数43.4%，资本为362.32万元，占总资本1025.15万元的35%。当然，宁波帮中一些人，诸如虞洽卿、方舜年、叶璋等人的资金还不包括在内。但这一组数字已足够说明宁波帮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商界中资本的实力是相当雄厚的。
航运业。宁波帮中一些人善于经营航运业。镇海李也亭家族，在鸦片战争以后重视沙船业，独资开设久大沙船号，拥有沙船甚多，往来南北洋。在沙船航运基础上，宁波帮创办了近代民营的航运业。著名的有虞洽卿。虞洽卿早年当过鲁麟、道胜、荷兰银行买办，积累资本后，投资于民族工业。
1909年（宣统三年），虞洽卿集资创设宁绍轮船公司，资本100万元，实收资本28万元，先后购置宁绍、甬兴、新宁三轮。为反对太古、立兴两洋行在沪甬航线上垄断客货运输、抬高运价，这家公司在初期亏蚀的情况下，仍坚诗在沪甬间行走轮船，打破了外资轮船公司对我国航运事业的垄断，并进一步发展，开辟通往汉口的航线[2]。宁绍轮船公司是我国当时最重要的民营航运公司之一。1913年他又独资创办三北轮船公司，参与宁波、镇海、余姚之间的航运。
在南北航线上，宁波商人张本政等在烟台创办“政记公司”。每年夏秋之间，在北洋航线上，轮船沿天津、龙口、秦皇岛、营口等商埠航行，冬春则在南洋线上沿上海、厦门、汕头、香港等地往返，为民族资本近代航业的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3]。
虞洽卿、叶澄衷也投资于鸿安轮船公司。朱葆三虽然起步略晚，但其成就同样不在虞洽卿之下。据有关资料称，自1915年始，其先后参与创办的近代航运业就有大达轮船公司、顺昌轮船公司、镇昌轮船公司、同益商轮公司、舟山轮船公司、永安轮船公司、永利轮船公司等，资本额至少一二百万元。李云书对东方轮船公司也有投资。
轻工业。宁波帮所投资的火柴工业在近代中国是有影响的。1890年到1893年上海有3家火柴厂，其中稍具规模的一家是由宁波帮大实业家叶澄衷投资5万两创办的燮昌火柴公司，日产火柴50箱，为当时最大的火柴厂[4]。1911年，资本发展到20万。1897年，由叶澄衷派遣，宋炜臣在汉口创办了燮昌火柴厂，资金42万，工人1400人，日产火柴140箱[5]。
此外，印刷、面粉、榨油、造纸、食品等行业，宁波帮都有投资。比如，鲍咸昌、夏瑞芳投资100万元，创办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印刷机构商务印刷馆。周晋镶、顾松泉、孙衡甫、朱志尧，分别投资于元丰面粉厂、中兴面粉厂、申大面粉厂。龙章机器造纸厂、大有榨油厂、南阳烛皂厂、新昌榨油厂等厂也为宁波帮所投资。
棉纺织业。这是甲午战争前上海资本工业中投资规模最大的行业。上海最早一家棉纺织厂是上海华盛纺织局，主要投资者是宁波帮严信厚、周晋镶、苏葆生等。贝润生是厚生纺纱厂投资者。王正廷与人合资149.9万创办大中华纺纱厂。朱志尧投资同昌纺纱厂。
丝织业。宁波帮投资棉纺织业外，还投资丝织业。1892年，叶澄衷投资40万两创办纶华丝厂，有职工1300多人。贝润生在1897年独资创办了庚记缫丝厂、振成缫丝厂，资本分别为10.1万和7.8万元。他还是裕和堞丝厂、纶华缫丝厂的主要投资者。
机电业。宁波帮投资机电业是不少的。宋炜臣在武汉投资兴办扬子机器厂、富池口铜煤矿、华胜军服厂、五丰铜矿公司，尤其是集资300万创办既济水电公司。这个公司1906年开始建厂，历时3年，至1909年发电，成为当时国内著名水电公司。严裕堂创办大隆机器厂，董秋根投资永昌机器厂，何德顺投资广德昌机器厂。
五金钢铁业。1862年华商第一家五家什货号开设，它包揽了一些外国船上所需的五金器材。创办者是叶澄衷。经过一段时间，船舶五金业有所发展。1870年，叶澄衷盘下了德国人开设的可炽煤铁号，并另设南顺记洋货号，后在全国各城市设立分号和联号约几十处。到19世纪末，全年的利润高达30万两白银。当时，叶澄衷的五金业购销几乎可以左右国内同行。“不独五金事业之权利在其掌握，即他行之土货洋货欲销行内外各埠者，价值高下，无不视成（澄）忠（衷）为转移”[6]。乐振葆与人合资17.5万在上海浦东创办和兴钢铁厂，成为当时上海地区少有民族钢铁企业之一。
颜料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我国颜料来源缺少，价格狂涨，囤有颜料的商人，顿成巨富。宁波人秦君安，投资恒丰颜料号，并与贝润生等合伙开设瑞康盛颜料号。贝润生还投资谦信靛油公司，在颜料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宁波人周宗良，也是大颜料商。秦、周二家执上海颜料业的牛耳。
从投资的活动地域看，以上海为中心，波及天津、汉口、东北等地。
天津是近代中国北方的商贸中心，也是近代宁波商帮在北方的大本营。天津开埠以后，原在上海的许多宁波帮实业家捷足先登，前往天津，从事进出口贸易，据天津海关记载，天津开埠以后，“以据客为业者，通常都是宁波人”。其中不少人成为外商买办。他们大都投资近代企业。叶澄衷于1878年在天津开设老顺记分号，并附设信裕公司，专做军服。镇海人严蕉铭1882年到天津后进行进出口业务。鄞县人王铭槐不仅在天津从事地产买卖，还大做军火、军服及机器生意。
尤其是镇海人叶星海，1887年到天津，不久开设兴隆西栈，代客销售羊毛、羊绒、皮张等货物，与内地产区客人交往甚广。后来，又创办天津打包公司、利济贸易公司等，在天津有一定影响。
另外，在呢绒业、服装业、绸缎业、颜料业、木材业、机器打包业、南北货业等，宁波籍商人都有投资，有的在天津设有分号，有的在天津直接投资。虞洽卿的三北轮埠公司在天津设分公司，周宗良在天津也有谦和靛号天津分号。
汉口是近代宁波商帮在华中地区活动的中心，也是近代宁波籍实业家相当活跃的地方。1858年汉口开埠前，已有许多宁波人在此经商。开埠后不少宁波商人转而担任洋行买办。如镇海商人王柏年任汉口美最时洋行买办，郭县商人蔡永基任汉口华昌洋行买办。也有原在上海的宁波籍买办前往汉口的。在汉口的宁波帮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与当地宁波商人一起创办近代企业，从事进出口贸易，特别是在经销火油、洋布、五金等日用洋货方面几乎由宁波人独占。宁波籍买办当时在汉口能量很大，以至外商在汉口的活动，完全依靠宁波籍买办的协作。
除了叶澄衷、宋炜臣大量投资汉口的近代企业外。还有宁波商人投资顺丰榨油厂。1905年，宁波商人阮雯衷投资28万创办元丰豆粕制造所，日产豆饼3000元，豆油1.2万斤。所使用机器，完全购自英国。镇海人郑似松、汪炳生、盛竹书、史晋生、沈宾笙、王柏年以及郭县人卢鸿沧、蔡永基都投资于汉口近代企业。
在汉口的宁波帮主要经营水产业、航运业、五金业、水电业等。《夏口县志》记载：“宁波帮，……或合绍兴称宁绍帮。凡汉口之海产物商店及金银细工业，大半为此帮所占。又长江之夹板船航运业皆属宁波商人所经营，其输入品为棉纱、棉布、绸缎、海产物等类，输出品为杂粮、黄豆、桐油、牛油、片麻、芝麻、棉、米等类，年贸易额约三千五六百万至四千万两”[7]。此数为1918年的贸易额，表明宁波人在汉口的各业是十分发达的。
此外，宁波帮还在东北投资。1902年，李云书投资于天一垦务公司。严信厚也投资这个公司。这家公司资金为83.9万元。因当时东三省开放领地招垦，地价每亩只银1-2钱，等到开垦成熟后，高价售予原垦农民。天一公司先在锦州开垦，垦地售完，颇获其利；继在黑龙江省呼玛县另设“三大公司”开垦，因运输成本大，粮价低，亏折不少。
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过程，也是资金投入与运作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宁波帮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宁波帮在中国近代经济中居足轻重地位在金融尤以显著。
鸦片战争不久，宁波商人抓住开放的机遇，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入。除了前述的商业与工业投资以外，主要是创办钱庄。作为近代宁波商帮最早在上海开设钱庄的大概是方、李家族。1830年前后，方介堂之侄方润斋利用商业积累，开设履和钱庄（又称南履和），存放款仅六、七万两。上海开埠后，方氏在北市设北履和钱庄，“专营钱庄业务，不再兼营他业”[8]。以后方性斋又陆续创办同裕、尔康、元康、义余等钱庄。李也亭鸦片战争前后因经营沙船业的需要，与赵朴斋合作，先后创办了慎余、崇余、立余三个钱庄，他死后，李家后辈又继续开设同余、会余、等钱庄。1858年上海城区和租界约有120家钱庄，其中50家为小钱庄，资本仅500至1000两；8至10家为大钱庄，资本3到5万两，这些大钱庄多为宁波商帮所开。继方、李家族之后，镇海叶家（澄衷）、慈溪董家（仰甫）、宁波泰家（君安）又相继开设钱庄，其中设立较早的有升大、晋大、会大、衍庆、泰吉、恒兴等庄。19世纪下半到20世纪初，上海著名钱庄资本集团有9家，宁波商帮就占有5家，他们是镇海方家、李家、叶家、慈溪董家和宁波秦家。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上海南北市钱庄共82家，其中宁波籍22家，占26.8%。主要投资者是上述几个钱业家族集团。
1912年（民国元年）2月，上海南北市钱庄仅存24家，年末增至28家，资本110.8万两，其中宁波籍11家，资本51.4万两，所占比重分别为39.3%和46.4%，几及上海钱庄业家数和资本的一半。这时出现了一批新的投资人，如徐庆云、徐承勋、薛文泰、孙衡甫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宁波帮又继续在钱庄领域开拓、发展，先后创立恒隆、益昌、瑞泰、永聚、志诚等钱庄。至1921年，上海共有钱庄69家，其中宁波商人创立的汇划钱庄达到16家，是上海其时全部汇划钱庄的22%以上。钱庄是商业活动的中间媒介，是新式银行产生前重要的信用机构，宁波帮实业家的活动有利于上海的经济发展。(www.xing528.com)
作为上海的金融活动的重要机构之一的钱业公会，宁波人也占有重要地位。比如，1889年，上海建立北市钱业会，占地16亩，耗资10余万。历届董事会名录中，宁波商人占一半以上。历任会长不少是宁波帮中实业家。
宁波帮不仅在上海拥有大量资本，而且在天津、汉口、北京都拥有钱庄，投入不少资本。比如，在北京，宁波人开设钱庄有一定影响。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中曾仃记述：1900年（光绪二十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不少银楼、钱庄大受影响。“京城内外大小钱庄、银号汇划不灵，大受影响。越日，东四牌楼著名钱庄‘四恒’首先歇业。四恒者，恒兴、恒和、恒源，均系甬（宁波）商经纪，开设京都已二百余年，信用最著，流通亦最广，一旦停业，关系京师数十万人财产生计，举国惶惶……”[8]。这就足以说明在19世纪末叶，宁波商帮在北京所设的钱庄不仅发达，而且拥资雄厚。北京的“四恒”，对京城经济发展起着很重要作用。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订立，通商口岸进一步增加，为适应这一形势，几乎所有的宁波帮钱庄都竭力同外地钱庄建立联系，或者直接去外地设立分号或分店。如慈溪董家除在上海设立钱庄外，又分别在宁波、汉口、杭州等地设立义生、同大、华生、阜源等钱庄。如镇海叶家还有杭州和庆、元大，芜湖的怡大等钱庄。
与钱庄业相联系的另一个金融业为票号业。起先为山西帮商人垄断。到19世纪末，宁波帮也插手票号业，成为南帮票汇业重要势力。与山西帮为代表的西帮分庭抗礼，其中在南帮票汇业中最具有声望的是源丰润银号，由宁波帮巨商严信厚所开设，资本银为100万两，总号设在上海，分号设于天津及江南各省，“全国各地共有分号十七处，其势力之雄厚，几与西号等”[9]。严信厚凭借此票号，使其很快成为巨富。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资本额达139.8万元。叶澄衷在天津也有大庆元票号。
正因为“宁波帮”的钱业的发展，便为我国近代新式银行的创立和发展开辟了道路。为了抵制帝国主义的压力，解决清政府财政困难，适应官办铁路的需要，中国近代银行产生了。宁波帮也开始由钱业资本转向银行资本。1897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设立。这是大官僚洋务派中的显赫人物盛宣怀奏准后集资创办的。但发起人便是宁波帮钱业巨子严信厚、叶澄衷和朱葆三，他们不仅参股，并担任总董。资本原定招商股500万两，开办之初，先收商股250万，拟领生息公款100万，总行设上海，1897年5月27日开业。年底，北京、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等地相继设立分行。严信厚第一任总经理、总董事、上海分行董事长。后来的不少总董都是宁波人。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宁波帮创办四明银行，资本150万两，实收50万两，这就大大增强了宁波帮的经济实力。这家银行的发起人、主要投资者和主要当权人物都为旅沪经商的宁波籍人。开办时列名发起的有：袁鎏、周晋镶、朱佩珍、李厚垣、方舜年、严义彬、叶璋、李翊燕、吴传基、李云书、陈薰、虞洽卿等12人，都为宁波人。建立时间仅次于通商、户部交通、浙江兴银等银行，是全国最早建立的银行之一。总董事为周晋镶、总经理陈薰、协理虞洽卿。担任这家银行的9名董事和2名总协理，集中了宁波旅沪的著名工商业者。他们之中有担任上海总会会长，有开设五金号、糖行、经营沙船业、贸易业、航运业，还有银号、钱庄的股东和经理人。可见，宁波帮在金融中取得了一定的地位。
在近代建立的一大批银行，诸如浙江兴业银行、垦业银行、惠中、东陆、大来、至中、惊叙、中和、中国企业、中华银行、浙东商业等银行大多为宁波商人所办。这反映了宁波帮在银行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商会这一新式的资产阶级社团组织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兴起的。19世纪初，行会组织已相当普通，但原有的行会限于一行一业，互少联系，势力单簿，在对外商战之中，不能形成统一行动。正如宁波帮重要代表严信厚所说：“我华商和而不同，涣而不聚，商务利害未能专意讲求”；“心志不齐，意见各殊，……以致利权操纵尽入洋商之手”[10]。加上近代企业创办、经营过程中需资多、技术高、市场广、信息灵。这不仅需要对传统的行为进行改造，而需要建立一个统辖全国各商界的、有利于“商战”、“振商”的新式工商团体。中国商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到1911年（宣统三年）江浙各地商会已达130所，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上海商会。宁波帮在上海商会创建、发展过程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西方的影响下，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盛宣怀，饬令严信厚“仿照西人总会章程”组织商会。严信厚与同乡朱葆三同上海各帮绅商进行多次磋商，于1902年2月22日（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成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有会员70余人。总董5名，议员13名。推举严信厚为总理凋晋镶、毛祖谟为副总理，周晋镶兼坐办。从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组织成员构成看，宁波帮占有主要比重。5名总董中，严信厚、朱葆三为宁波人，占总董的40%，13名议员中，宁波人为6名，占议员总数46%[11]。且主持实际工作的是总理严信厚和副总理兼坐办周晋镰。他们都是宁波籍实业家。
1902年春，清政府派皇族成员载振赴欧美、日本考察，途经上海，在澄衷学堂接受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领袖严信厚等人宴请。归国后载振被任命商部尚书。他的第1件事，便是奏请“劝办商会”，并颁布商会组织法规。遵照这一法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于1904年5月正式改组会上海商务总会。领导层设总理1名，协理1名，坐办I名，主持工作。经选举，严信厚任总理，徐润为副总理，周晋德任坐办，主持日常工作。但从领导层实际权力看，依然掌握在宁波商帮手中。我们根据有关材料看。第二届的总理是曾铸外，其余三、四、五、六届总理都是清一色的宁波人。尽管第二届的总理为曾铸，但协理为宁波人朱葆三。议懂几乎都为宁波人所控制。具体见表：
上海商务总会第二届董事构成[12]
上表说明，宁波帮在上海商务总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二届上海商务总会董事会，尽管由曾铸（少卿）担任总理，但领导层内江浙籍议董有17名，占全部21名议董的81%，其中宁波籍人士占11名，占到议董总数的52.4%.原来的总理严信厚虽然失去了商会的最高职位，但协理为朱葆三，虞洽卿、周晋镶、李云书、苏宝森依然保持议董的席位，而且新增加了袁联清、丁钦斋、陈子琴、袁泳笙、樊时勋等宁波籍商人作为议董。可见宁波帮在上海商界的力量。正如《上海总商会史》指出的：“所以在几乎‘满朝’俱是以宁波帮为主体的江浙籍商董的上海商务总会领导层内，曾少卿如果不以宁波帮势力的意志为意志，就必然孤掌难鸣。离开了江浙两籍商帮特别是宁波帮商董的支持，他在上海商务总会总理任内是难以有所作为的。”[13]这样评价是非常客观的。
当然，以宁波帮为核心的江浙商帮的势力也不会愿意把上海商务总会总理的位子让给他人的。一旦时机成熟还是要夺回这个职位的。1906年12月，上海商务总会任期届满时，经过宁波籍商人的努力，如愿以偿地让镇海人李云书担任商务总会的总理。第三、四、五、六届的总理又回到了宁波帮的手中。其中四、五两届协理分别为李云书、严子钓，也都是宁波人。
1912年，上海总商会成立，进行公选后，周晋镳担任总理，贝润生、王震为协理。以后每两年改选一次。1914年进行改选，周晋镶继续当选总理外，贝润生、朱葆三为副总理，清一色为宁波人。1916年上海总商会届期改选，宋汉章当选会长，陈润夫为副会长，但两人都坚持不就，后经重行改选，由朱葆三任会长。
上面叙述使人们已清楚地看到，从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发展到上海商务总会，后又演变成上海总商会，但其主要领导成员始终掌握在宁波帮的手中，久执商会之牛耳。这一点连外国的学者也完全看到了这一点。日本学者根岸佶认为：“宁波帮是上海商会的创立者，久执商会的牛耳。它并不是依靠传统的情力，而是依靠具体的实力”[14]。美国学者苏珊·曼·琼斯也认为，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居于关键性地位，但他们对商会的控制并不是通过选票，“而是通过他们所控制的宁波帮，因为宁波帮在总商会内，的确占了绝对优势”[15]。
注：
[1]唐传泗、徐鼎徐：《对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若干问题探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第261页
[2]《交通史·航政篇》第1册，384页
[3]《交通史·航政篇》第1册，第321、331、333页
[4]孙毓堂：《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册，下册，第994-995页
[5]《中国近代史稿》第2册，第305页
[6]林树建：《“宁波商帮”的形成及其特色》，《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第10页
[7]《夏口县志》
[8]《宁波金融志》概述
[9]《国风报》第1年第25册《中国纪事》
[10]严廷桢：《上海商务总会历史奏案禀定详细章程》，第5页
[11][12][13]《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第43、89页
[14][15]徐鼎新：《中国商会研究综述》，《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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