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近代史纲：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

1916年（民国五年）8月中旬，孙中山从上海出发，到达杭州，经过绍兴，于8月22日乘曹甬铁路火车抵宁波。下午2时，在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今宁波中学）发表演说。演说词由同盟会会员庄禹梅作记录，经孙中山亲笔修改，刊登在《四明日报》上，1934年又在宁波地方刊物《复兴半月刊》转载，后收入《孙中山全集》第3卷。次日早晨，孙中山至竹洲女子师范学校，登天封塔，遂至后乐园（今宁波中山广场）参加各界代表公宴。午后参观了江北岸宁波工业学校及其所办工厂后，旋乘“建康”舰离开宁波赴象山港视察。25日，到普陀游览。孙中山在宁波逗留时间虽短，但其内容很丰富，他的省立四中的演说，阐述了许多精辟的见解，给我们留下宝贵的遗产。

孙中山首先对时局做出正确分析。

孙中山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就是领导人民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所窃取。这个窃国大盗对内实行专制统治，对外出卖民族利益，其滔天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在全国人民愤怒声讨之下，袁世凯于1916年上半年死去，但全国即出现了军阀割据和纷争的局面。究竟怎样估计时局？孙中山在宁波的演说中认为，国人对于时局，常有两种见解：其一为乐观主义，“以为将来永无竞争，永无危险，始终可以共和”。持这种看法的人看不到袁世凯死后军阀出现割据纷争局面。其二是悲观主义，“以为共和前途危险，不可终日”。^[1]持这种说法的是看不到辛亥革命以后的灿烂前途。应该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资产阶级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二次革命”、护国运动，用资产阶级民主法制、共和精神反对专制，反对复辟、反对一切复辟势力，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前途是光明的。搞复辟只能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身碎骨。孙中山针对上述两种说法，满怀信心地指出：“鄙人意见则为共和之坚固与否，全视乎吾民之努力，而不在于政府与官吏。盖共和与专制国不同，专制国是专制皇帝”，“而共和国则专恃民力，使吾民能人人始终负责，则共和国目的无不可达。若吾不知负责，无论政府官吏如何善良，真正之共和必不能实现也”。^[2]在这里，孙中山已把能否实现共和的依靠力量定在人民这一点上，重视人民群众在建立共和制度中的作用，这个观点是十分正确的。作为共和的公民，“应该希望自己而不应希望政府官吏”。^[3]

孙中山还认为，良好的政治，来源于社会，要使社会进步，必须要实行“地方自治”。他希望作为浙江省的重要城市宁波要实行“地方自治”，“宁波风气之开，在各省之先，将来整顿有方，自可为各省之模范。以地位、人材而言，均具有此项资格也”。^[4]

究竟怎样实行自治？孙中山认为，一个重要方面是兴办实业。“然欲求自治之有效，第一在振兴实业”。^[5]孙中山创办实业的思想是他经济思想一个重要内容。在辛亥革命以后，他就指出：“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6]并把振兴实业同三民主义联系在一起。在这一信念指导下，他接受了督办全国铁路的任务，并亲自创建中华铁路总公司、中华实业银行等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孙中山又着手研究中国实业发展的问题，认为“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7]孙中山在省立四中的演讲，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正是他的创办实业思想发展。他希望宁波地方自治，认为“宁波地方之实业，非不发达，然其发达，多在外埠”。孙中山认为外埠与宁波相比较，宁波创办实业更加重要。“鄙见以为发展实业，在内地应更为重要。试观外人，其商业发展于外者，无不先谋发展于母地。盖根本坚固，而后枝叶自茂也”。在孙中山看来，创办实业是计划交通，水道修治，商港市街建设，对于宁波来说，创办实业更是有条件。“宁波人对工商业经验，本不浅薄，而甬江有此良港，运输便利，不独可将商品运输于外洋，若能悉心研究，力加扩充，则母地实业，既日臻发达，而甬人之营业于外者，自无不随母地而益形发展矣！此所望于宇波者一也”。^[8]

对于如何在宁波振兴实业，孙中山侧重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一是讲究水利。孙中山对他的《实业计划》内容曾做过解释：

“予之计划，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O在孙中山看来，创办实业，首先要发展铁路，但也要修治运河与水道，建设商港。因为修治水道、建设商港能极大地促进经济和事业的繁荣。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对宁波讲求水利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他指出「宁波地方以地方论，其商业之繁盛，本不至在上海之下”，因为宁波有优越的水利。宁波港是我国大陆深水良港，集内河、河口、海港于一体，能形成良好的海运网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港口条件。宁波海外贸易的发展，就是发展水利所致，“宁波人若能悉心讲求水利，其情形未始不如此。盖宁波之地位较杭州、汉口为佳；杭州、汉口，不能直达外洋，而宁波可以直达。如甬江疏浚得宜，则可与各国直接通商”。^[9]他认为繁盛的上海，他的黄埔江的泥沙淤塞将是威胁上海经济发展主要隐患。

要改进交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宁波，仅有镇海口岸处，容易修理。“若能将甬江两岸，筑一平行之堤，则水无淤塞之患，极大之轮船，可以出入，则宁波商务，自无不发达矣”！^[10]应该说孙中山提出的宁波讲求水利见解是十分深刻的。

二是整顿市政。孙中山在他的演讲中还提到市街之建设。，但他认为「市政之最要者，道路之改良、街道之清洁是也”。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颁布了筑路计划。由于上海开埠后，市政管理，引入西方资本主义的行政制度和新的管理方法，加快了城市建设，促进了城市的快速成长。因此，孙中山认为“宁波何尝不可仿此而行”。^[11]但整顿街道要经费。孙中山要求宁波各界从上.海城市建设中得到经验，向上海学习，来解决经费问题。他认为，最好组织一公共团体，“收土地为地方公有，其巨大经费，一时或无以筹集，可以地方公债法举办之”。^[12]然后，先行限价收税：“如人民有土地若干亩，须先令报告价额，每亩值银若干？报价之前，先由公共团体规定每亩抽税之率，以地价百分之若干征收之。如是，人民之报告地价，过昂则恐税多，过低则恐被公家收买，自不至有过昂过低之弊，而酌中之价出焉。将来公家收买之后，地归公有，办理公共事业，所向无阻”^[13]，只有这样，市政就能搞好。“市政既良，人民乐趋，商务自然繁盛。不数年后，其地值必可增高数培，同时而税额亦因以加增，收入何患不巨”？^[14]

孙中山在省立四中的演讲是成功的。尽管对宁波港地位还缺乏一定的认识。我们从孙中山东南区域经济的整体计划中，他把建设东方大港的地址选在杭州湾的乍浦与澈浦之间。但毕竟对宁波如何创办实业、保持河道畅通，发展宁波港口业、城市建设，包括发展金融、繁荣商业等一系列见解，对今天宁波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实现仍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揭起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号召青年反对专制和迷信，主张民主和科学，标志新文化运动揭开了序幕。新文化运动在宁波也引起了积极的反响。

提倡民主，反对专制。这是宁波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

当时宁波办了些报纸。诸如《四明日报》、《浙东公报》、《方闻报》等，都在不同程度地在反对专制，提倡民主方面做了工作。尤其是《四明日报》在这方面占有重要地位。

《四明日报》1910年出版，发起人为王东园，由他主持下的《四明日报》有点民主思想。他曾一度离开过报社。1916年6月，袁世凯帝制崩溃。王东园回到了报社。却逢孙中山来宁波演讲，《四明日报》用一大版登载开会的盛况，宣传孙中山的“共和”思想。不久，发表了一篇评论，大意是说：“帝制虽已消灭，帝制余孽依然占据政治舞台，是为当前之隐患”。^[15]时任《四明日报》主笔的庄禹梅，也写了一篇《民主耶？帝制耶》的社论，积极宣传民主共和主张，反对袁世凯的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的罪行。当时有人对他说：“你有几颗脑袋，写这样一篇文章”。庄禹梅说：“梁启超不是写过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文章吗”？后来他在回忆录中曾这样说：“那时正是宁波闹独立（指癸丑独立）失败之后，袁世凯帝制迹象已十分明显，国内舆论鼎沸，反袁声响彻云霄。当时我写了一篇题为《民主耶？帝制耶》的社论”。^[16]

《四明日报》触犯了北洋军阀及其浙江的代理人朱瑞和杨善德，从而遭到封建统治者的严重摧残。1914年，袁世凯颁布压制言论自由的《报纸条例》和《出版法》，明令禁止刊登所谓“淆乱治安”文字。北洋军阀在浙江的当局也颁布《戒严法》和《治安警察法》，给警察机关以随意停止报纸出版的权利。《四明日报》的《时评》栏目一度因言论触犯《戒严法》而遭到勒令停刊。1917年8月18日，由于《四明日报》在他的《时评》栏目中，对于破坏民主，实行专制的《戒严令》进行批评，被认为是对浙江都督杨善德实施《戒严令》的“横加非议”，“有防害时机之举动”。^[17]宁波戒严司令部得到警厅的训令后，给《四明日报》去函，要求报社予以更正。该报得到公函后，依然我行我素，“置若罔闻，绝无顾忌”。^[18]8月21日，宁波戒严司令部依据《戒严法》第25条、26条款规定，以所谓“有妨军务”、“淆惑听闻”之罪名，勒令《四明日报》从1917年8月22日起停办一周。但是《四明日报》职工们对这种专制横蛮的做法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即刻发布传单，进行抵制，并严正指出：“本报出言不检，咎由自取，是非曲直，自有公论”。^[19]

提倡科学，反对迷信。这是宁波新文化运动又一个内容。当时所提倡的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同时包括对唯物论的自然观和无神论的宣传。1912年2月7日，宁波的一些知识分子决定“以施实学为主旨，作鼎革之先声”为办学宗旨，创办中学取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中“物竞天择，效实储能”的名句，而取名效实。并提出了“热爱学校，勤奋教学，注重实学，讲求实效”的办学方针。《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理论，这就表明，效实中学的指导思想是废除一成不变的旧思想。“注重实学”，就是讲求“科学”，“讲求实效”，即遵循客观规律，符合实际情况，含有唯物论思想。教学内容上，宁波的一些中学也开始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比如效实中学课程设置有自然科学的学科。诸如博物、物理、化学、生物等，省立四中、慈湖中学均设有体育课。慈湖中学在民国初还讲授生理卫生，内容有人体内外之部位、运动之机关及卫生之重要等，每星期3课时。《四明日报》也登载了一些介绍一些医学、生理学、物理学等科学知识，这正是对那些“君权神授”、“祸福天定”的观点进行了有力批判。

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掀起一股尊孔复辟的逆流。他发布“尊孔祀孔令”，提出“法孔孟”，借孔孟之名，行复辟帝制之实。同时，他提倡封建道德，认为“女子则勉为贤妻良母”，以竞争于家，如果女子“舍家政而谈国政，徒事纷扰，无补治安⑳针对这股尊孔复古逆流，宁波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对“尊孔”思潮进行了批判。宁波的志士仁人对封建的礼教和封建的旧道德发动攻击。1912年（民国元年）2月，旧甬属六邑人士在月湖竹洲原崇政小学堂旧址创办宁（甬）属县立女子师范学校，首届招学生17名。女子师范学校在开设《圣经》课时旨在“讲明吾国古先圣哲相传人伦道德之要，尤其是注意于家庭社会国家之关系，以期本经常之道，适应时世之需”。^[21]奉化的王慕兰在作新女学堂当校长，她推行新学，主张男女平等。其《女子世界》诗云：“大厦原非一木支，平权尚有可为时，炼得彩石天能补，漫惜娲皇是女儿”。^[22]她反对女子缠足，并从学校推及社会，开创奉化县妇女不缠足之风。

与人民群众风起云涌的反帝斗争相辉映的，是思想文化界的空前活跃和社会思想得到传播。1919年五四运动后，宁波的新文化运动向更深层次方向发展。(www.xing528.com)

如果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即崇尚民主和科学的话，那么五四以后的宁波新文化运动，则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讨论如何改造中国和改造社会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开始在宁波传播并逐步成为思想领域内占主导地位。

首先是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报刊出现。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宁波学生联合会和“救国十人团”中的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开始组建社团，出版刊物，他们先后创办了《时事公报》、《救国》、《良心》等白话报刊。宁波学生联合会主办的《宁波学生联合会周刊》、效实中学的《学生自助会会刊》也颇有影响。1922年7月，宁波教育界举办四明夏期讲习会，邀请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沈雁冰（茅盾）、郑振铎等来甬演讲，主张教育改革，提倡反映人生、指导人生的新文学。

一些热血青年知识分子，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更趋于成熟，他们拿起笔作刀枪，写了一些猛烈抨击旧世界的政治诗。王任叔（巴人）的叙事诗《洪炉》就是对黑暗社会的憎恨和咀咒：“终至世界的大火灾来到，宇宙真成了个洪炉了。一出出的惨剧继续着，世人呵，怎不待到恶梦破晓。……啊！起来哟，起来哟！啊--索性把那个世界打成个破碎腐烂……”《烘炉》表现了宁波的青年知识分子批判旧世界、砸碎旧世界的坚强决心。

其次是，学习和研究新思想和新文学的团体开始出现。“剡社”发起于1920年，它是宁波新文化运动中所涌现的一个带政治色彩的社团。其宗旨是“本互助之精神，行改造之事业”，“要创造一个新的适应的社会”。这已经比较明确地提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王任叔是“剡社”中算是较早觉悟的青年，他在“剡社”社刊《新奉化》上发表作品，启发农民阶级觉悟，呼吁他们跟传统观念决裂，勇敢地向世界挑战，具有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倾向。“剡社”曾与奉化县城的土豪劣绅组织“法治协会”作过斗争，并取得斗争的胜利。

1921年6月成立的“雪花社”则是宁波影响最大的青年团体。该社同人有蒋本菁、俞茂容、潘念之、孙纲统、干书稼、谢传茂、毛路真、宓汝卓等，几乎荟集了当时宁波青年一代的精英。“雪花社”有社章、宗旨、社约、附则等条款，以至各股的细则，十分注意社员的修养。它采取读书、通讯、出版刊物等方式学习和研讨新文化、新思想，主张自身修养和社会改造。

这年冬天，宁波店员发起成立了“宁波伙友联合会”。次年春，改为“宁波工商友谊会”，有会员1000余人。该会集资开办图书室，订购《唯物史观浅说》、《苏维埃研究》、《平民周刊》、《新青年》、《劳动界》等。其中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刊物《劳动界》，是国内很有影响的刊物。这些刊物比较通俗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刊载揭露社会状况和工人悲惨生活的报导。宁波工商友谊会通过这些刊物宣传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启迪工人群众阶级觉悟。

“社会主义读书会”的建立，更是团结和组织了一批青年革命知识分子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1922年秋，“雪花社”社员谢传茂、潘念之等人发起成立“社会主义读书会”，其读书会的名称就反映了其宗旨是学习、研究社会主义，他们在《时事公报》副刊上发表《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两条路》、《现社会不安之原因》等多篇文章，购读外文版的有关书籍，“以期对于社会主义作精深之研究，兼以引起翻译与讨论”。^[23]读书会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宁波的影响，促进了宁波青年知识分子逐步信仰马克思主义。

宁波工人在五四运动的表现和所起的作用，受到宁波各界人民的重视。“劳工神圣”成了风行一时的口号。1921年5月1日，宁波举行劳工纪念会。这是宁波人民首次举行的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次年5月1日，宁波工人和中小学生1000余人举行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提出“劳工神圣”、“八小时工时”等口号。宁波《时事公报》同时刊出“劳工纪念专号”，发表《宁波劳工状况之调查》等文章。这些调查文章是宁波先进的知识分子写成的。它反映了宁波知识分子已经深入到工人中去，和工人阶级开始结合。

五四运动以后，宁波新文化运动中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形成一种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尤其是1922年后出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在宁波开始传播，这就从思想上为中共宁波地方组织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注：

[1][2][3][4][5][8][9][11][12][13][14]《在宁波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50-352页

[6]《致民国军政府电》，《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47页

[7]《建国方案》，《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8-249页

[15][16]《宁波报刊史略》，《宁波文史资料》第14辑

[17][18][19]《四明日报停版原因》，《申报》1917年8月24日

[20]《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第240页

[21]《宁波教育志》第5章《中等师范学校》

[22]《奉化县志》第27编《人物》

[23]《中共宁波党史大事记（1919-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