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新社会力量催动民族经济

辛亥革命以后，宁波掀起了一个振兴实业的热潮，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宁波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这种繁荣的局面形成是当时国内外各种因素促成的。

首先，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经济发展的法令和政策。孙中山曾反复阐明发展实业是民国建立后的当务之急。他认为：“现在民国大局已定，亟当振兴实业，改良商货，方于国计民生，有所裨益。”^[1]正因为如此，南京临时政府初创时还设立实业部，创办《实业公报》。并颁布商业注册章程，制定银行条例，鼓励创办各类公司和企业，明令保护工商业者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浙江省也相应设立实业公司，把发展农工商业为富国裕民之计。这些都为宁波近代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

其次，北京政府经济政策实施。袁世凯当政的北京政府，为了巩固其统治，也颁布了若干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令。比如，完善工商法规，保护工商业发展，推行各种奖励措施，设立各种示范场所等。1913年，担任工商总长的刘撰一就曾经强调：“今欲以工商立国，则必于工商业加极端保护，而足以鼓励人民之企业心，以正社会上轻实利、好虚荣、昧进取、喜保守之趋向”^[2]。当时的工商部还采取了“培植工商业人才”、“解决资本问题”等措施。这些措施对于进一步促进工商业发展有积极作用，也为宁波近代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再次，爱国民主运动有力促进宁波民族经济进一步发展。当时，全国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提倡国货的热潮，使民族工业市场更加扩大。比如，宁波反对《二十一条》斗争，抵制洋货，提倡国货。杭甬铁路宁波至曹娥江一段1914年竣工，但袁世凯却将沪杭甬铁路收归国有，交给英国人管理，宁波人民也展开收回利权斗争。这也有利于宁波近代工业进一步发展。

第四，1914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卷入了战争，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时间。大战期间，几个侵略中国的国家，特别是英、德、法在战争开始后，积极从事军火的生产，无暇东顾，不得不暂时减少了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宁波口岸洋货的人口1913年—1918年增长率不到4%，除了1916年和1918年的洋货进口额略高于1914年的数字外，其他年份都低于1914年3。1914年，棉布进口254628匹、棉纱进口125557担，火柴117725箩，到1919年，棉布、棉纱和火柴分别为341231匹、3652担和500箩，这就为宁波民族工业市场腾出了一定的活动余地。

这一时期宁波近代民族工业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棉纺织业和轻工业。机械、电力工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具体如下：

棉织业。辛亥革命以后，这是宁波棉纺织业极盛时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洋纱洋布进口急剧下降，当时英国的来货既减，日货也受到抵制，纱价上涨，利润优厚，宁波的棉纺织业由此得到较快的发展。

大战前，宁波和丰纱厂和通久源纺织厂，由于洋纱洋布泛滥，销路不畅，加上棉花歉收，曾经被迫停工。大战时期，和丰纱厂从1909年原有纱锭11760枚至1912年为16800枚，1917年增至23000枚，该厂资本增加到90万元。1919年还盘人被焚毁的通久源纺纱厂原基，分设和丰第二厂。两厂合并后，占地50亩，工人1785人，流动资本90万元，固定资产约64.7万元，置有拆包机1台、弹花机14台、梳棉机88台、井条机12台、粗纱机54台、细纱机58台、摇纱机280台、轧花机60台等。年耗棉花95882担，产“荷蜂牌”、“金财神牌”10支、12支、14支棉纱，销售于省内外。1919年获净利140余万，到1920年盈利高达152万元。

在纺织厂发展的同时，宁波还增设了一些小型织布厂和染织厂。1912年鄞县莫枝堰开办复成染织厂。1913年镇海城内公益布厂有所发展，工人300人，织布机300台，资本3万。1916年，镇海开设镇益布厂，木机200架，雇用工人300人，资本3万。产品行销本地及外埠“两厂所出华丽的染纱布还颇受欢迎，据报告，过去几年中他们的赢利颇为可观”^[4]。1919年春，林嘉模开办兴记织布厂于镇海北刘家东头，布机30台，产丝光布。次年12月，购置上海产布机20台。

针织业。这是一个急剧兴起的新的工业部门。宁波所需要的针织品，原来大部分从国外输入，随着大战爆发，国外输入的针织品日减，而宁波市场又迫切需要，于是，促使一些商人、手工业者去经营针织。据统计，1916年全国织袜厂约有200余家，其中宁波就有13家织袜厂，其中以大伦厂最为著名。这个工厂1916年开业，资本1万元，织机140架，每日生产袜子70打。慈溪的大成袜厂，1919年开办，资本1万元，织机20架，每日生产40打袜子。美球丰记厂是宁波针织业之牛耳。该厂创办于1914年，初为家庭手工业的性质，以后蓬勃地发展，当时有资本4000元，工人二三十人，购置袜机10台，主产拉毛袜子、罗宋帽、毛绒袜。1921年装置柴油引擎，成为使用原动力的针织厂。1921年奉化棠岙乡汪家村集资3000元，办公益袜厂，从业600余人，袜机252台，年产双喜牌袜子5万打。1919年开办的针织厂有2家，1921年开办的有3家，1922年开办的有4家，宁波针织颇称发达。

草编业。草编工业是一个富有特色的加工工业。鄞县西乡普遍种植席草，手工业编织草席兴盛。辛亥革命后开始出现机制织席。宁波最早的机制织席厂是原江东桂圆行老板史翔熊于1915年创立的“翔熊席厂”，由于该厂讲究工艺，选料精细，名声大振，“龙须廉年产五千条，行销沪埠；软席……品质可以媲美台湾席”^[5]。

1920年，余姚城内候青门外设华明花席厂，购置改良木制手机160台，以席草、龙须草纺织粗细花席，半数运销外埠。次年，法商在江北岸开设永新洋行，见农妇编织草帽手艺精巧，工价低廉，于是输入菲律宾金丝草，选派女工2名去菲律宾学习编织，后设工场教授编织二根芯欧美式金丝草帽，发草给鄞县西、南乡农妇加工，其成品主要销售国外市场。由此推广到余姚、慈溪、宁海等地发草加工。1911年宁波出口草席为2367124张，到1914年，出口草席为2702480张，而到1920年出口草席为3084879张，与1911年相比，增加了30.3%。

轻工业在这一时期发展也较快。

火柴业。过去我国火柴叫做“洋火”，最早的火柴是外国输入的。1889年由宁波商人在慈溪开设本省第一家火柴厂，叫慈溪火柴厂，但开业不久就停歇了，1907年徐惠生投资56000元在宁波开设正大火柴厂。但在大战前发展不顺利，宁波正大火柴厂，开办时由于受进口火柴排挤，产品销路不畅，常要靠赊销勉强维持营业，资金周转十分困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个厂的火柴销路大开，不仅存货全部卖光，而且每天生产由40件激增200件，到1920年购买各种机械，添置柴油引擎，开始由手工业生产转为机器生产^[6]。

玻璃业。宁波玻璃业在辛亥革命以后才有。1918年江东新河头开设明华玻璃厂，资本3万元，有工人80人，规模较大，产灯罩、茶杯等日用玻璃品。1921年以后，该厂营业逐渐发达。

罐头食品业。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新兴食品工业。民国以前，奉化、鄞县、余姚产竹笋除本地食用外，鲜笋或笋干运销杭州、绍兴等地。1918年，章林生等在郸县凤岙大番乡，试制清汁笋罐头。1920年，与陈如磵等在城区西门马园创办如生笋厂，资本2万元，装有柴油引擎、蒸汽机各一部。制造罐头清汁笋、宝鼎牌油娴笋、兼制罐头油娴大头菜、酱汁大头菜，各项产品，颇受欢迎，年产值10万。以后又在余姚城关东门芦蓬头、陆家埠分设第二厂和第三厂。其中宝鼎牌油烟笋罐头获1921年上海总商会陈列所首次展览会金质奖章。

粮油加工业。旧式传统粮食加工，采用脚碓、石臼、碾子加工，稻谷破糙，以木器为主要工具。1912年，宁波城区的泰康、泰记米厂，在扒沙巷创立，首先采用机器碾米。当时有碾米机6台，用蒸汽机拖动碾米机。碾米能力每天为六七十石。

总之，在辛亥革命以后，宁波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获得比较快的发展。但机械工业发展比较慢，远远不及轻工业和纺织业。

机械、电力工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宁波的机器修理工业相应发展。徐荣贵感到原来的顺记机器厂规模已不适应，因此，利用这个机会与他的朋友陈吟香、林昌乾、刘四海、余松房、张孝房等共集银元5千元，于1915年秋改为合伙经营，公推徐荣贵为经理。顺记机器厂对外牌号不改，对内力口“新号”二字以示区别。先后向上海购置16尺、12尺、6尺、4尺旧车床各一台，自制8马力柴油机1台，并增设锻工、木模2个部份，职工增至30余人，迁厂外滩北京码头。厂里的设备有所改善，技术力量也有增强，赢得浙东一些工厂的信任，宁波的一些大的修理业务已不再到上海，而由顺记厂承做。

永耀电力公司创始于1914年。由虞洽卿、孙衡甫、刘鸿生、周仰山、张廷和等集资13万银元在北门外兴办。1909年和丰电灯公司建立，一段时期经营好，用户较多，但电线不能载荷所需电流量，电灯有时暗弱间断，希望有较好灯光。于是虞洽卿等人招集资本，着于创办永耀电力公司。初建时仅有2台25千瓦的发电机，输电线路也利用旧城墙架设。不久，由于生产的发展和民用照明的增加，电力矛盾渐趋突出，于是又增加了1台50千瓦的发电机和1台80马力的蒸汽机，并于次年2月建成发电，供城中商店、居民照明用电。《申报》曾报道说：“宁波1909年所设电灯厂并无成效，电机乏力，显然昭著，以致停办已有年余，今该公司添招资本，重新组织，城内电灯业已复点”^[7]。1922年复添置2台650千瓦汽轮发电机和锅炉，使发电能力提高到1470千瓦。此后，电力工业开始向附近各县拓展，先后创办的有慈溪永明电灯公司（1914年）、余姚电气公司（1917年）、舟山电气公司（1920年）、慈溪鸿记电灯公司（1921年）、镇海电汽公司（1922年）等。

随着电厂的开办，宁波在1915年也办起了鄞县通泉自来水厂，厂址设在郭县东门大池头，但规模不大，资本总额10万元，先缴足47700元，厂基面积2亩，厂房11间，内有抽水机4部，发动全用引擎，其中水汀引擎1部，马力16匹，煤油引擎1部，马力24匹，主要供应市区用水。^[8]

从上面情况看，宁波近代工业在辛亥革命后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纺织业、轻工业发展很快。据不完全统计。从1887年到1911年，有16家工厂设立。1912年到1921年10年中新设立的工厂就有35家。但这一时期开办的企业依然是轻工业多，重工业少，小工厂多，大工厂小，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据调查统计，1921年以前，共有51家企业，其中纺织业、轻工业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主要是针织、纺织等工厂，重工业占10%左右，但没有一家像样的机器制造厂，多是一些修理加工业。这一时期的宁波的电气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把电力用于工业的占10%还不到。

第二，门类拓宽，企业规模已有所扩大。就门类而言，此时不单单是棉纺织业继续发展，还向针织、造纸、玻璃、织席、罐头、电办翻砂、粮食加工、机械等行业拓展，说明宁波加工工业的技术含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就规模而言，此时企业的开办资本已有所增力口。和丰纱厂1906年创办时资本为60万元，到1919年获利140余万。

第三，资金短缺、规模较小，机械化程度低。这一时期创办的企业虽然民族工业资本与上期比较有所增长，但大多数工厂资本不多。莫枝堰的复成染织厂资本2.4万元，镇海的镇益、公益织布厂资本3万元，大纶袜厂开办时只有1万元，美球丰记厂、公益袜厂资本还不到0.5万元。这些工厂由于资金缺乏，一般规模狭小，机器设备也是粗陋不全。

伴随着宁波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新的社会力量也生长发展起来。这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队伍不断壮大和发展。

首先是民族资产阶级队伍有所壮大。民国初年，宁波已有工厂20多家，商业也很繁荣。城区有药行64家、棉布业商铺70余家、百货业70余家，木行37家、鱼行约30家、糖行45家，居间批发的北货行30多家、桂圆行10余家、南北茶食铺约90家。总户数达446家。另外还创办了《四明日报》、《浙东公报》等报刊，从而使民族工商业的从业人员明显增加。随着他们的经济实力增长，政治上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宁波商会在斗争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显示出来，他们发扬了宁波辛亥光复的精神，多次参与反对北洋军阀复辟帝制、出卖民族权益的斗争。宁波地方绅商先后参加了癸丑独立、丁已独立，与北洋军阀及其浙江代理人朱瑞、杨善德进行斗争。在反对《二十一条》中，一些商家也投身抵制日货、推倡国货，在斗争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斗争性和反抗性。

尤其是“五四”运动发生后，宁波的工商业者纷纷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进行“罢市”斗争。城内的大有、大丰、有恒、二广货店，紧闭前门。美华利钟表店门贴有韵语：“谓本号营业自由，军警不必干涉，货友不愿上柜”^[9]。1919年6月8日，宁波城内自东门至鼓楼前，大商店一律闭门。灵桥门、江东、江北的商店也先后关闭。下午3时起西门外商店自石桥头起到航船埠头都进行“罢市”。

与此同时，宁波商会积极行动起来，邀集各界代表召开紧急会议，针对北洋政府逮捕学生罪行，进行通电反对。宁波商会通电说：“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钧鉴：午后二时，宁波全埠一律罢市，人心浮动，祸在眉睫。商会极力劝谕，无效。迫垦俯念地方治安，将被捕北京学生迅予释，以维危局，不胜迫切，待命之至”^[10]。宁波商会于5月17日开会讨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问题。各业商人200多人到会。认为当时“外交失败，祸患日近，亟宜提倡国货，藉谋抵制”^[11]，会上争论十分激烈。许多行业分会纷纷表示要坚决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糖业代表明确表示愿意抵制日货。“糖业中向某洋行预定之货，尚未运到者，约计十余万元，正拟设法解约。嗣后不再定货。以示决心”。洋布行业也谈到该业已经同业决议，”准明日中洋货公所集商妥善办法，再行报告。嗣经到位同人议决，此事既由本会提倡，更应由各业自行设法劝勉，期达实行抵制之目有”^[12]。坐落在宁波北门植物园的民醒砂皮厂，在5月18日《申报》上登了广告，标题是《请用国货砂皮》：“本厂自制铜砂皮、铁砂皮、木砂皮以及砂带、砂粉。货兴‘舶来’（洋货），品同而价廉甚。上海五金店俱出售铜砂，由上海亨达、利华利、美华利经售，爱国诸君请速购用，以杜外货”^[13]。宁波洋布同业也做了启事：“窃吾来自宣告抵制某货，本限期两星期后一律停装。今观各方面进行颇为热心。吾热亦国民一分之，钜忍漠视。为此邀集同业公议，即日起日货一律停装，以表决心，特此声明。请垂鉴丐。”^[14]锋芒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和违抗抵制日货的奸商。

上述情况表明，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宁波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在不断壮大。

其次是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也不断扩大。民国初，由于民国政府对近代教育的提倡、促进和新的形势对宁波人才的群体、个体素养等要求，兴学堂、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的改革方兴未艾，新式学校和学生人数都有一定幅度的增长。

1905年成立宁波府教育会，不久，奉化、镇海、余姚、慈溪教育会设立。1912年以后，宁海、象山也先后成立教育会。这一时期，学生、教师人数也迅速增长。1908年宁波市境内各类中学堂5所，学生313人。到20年代初，宁波城区已有省立四中、效实中学、甬江女中、四明中学、三一中学、斐迪中学、毓才中学7所中学和1140名学生。学校教师也有不少发展。1909年（宣统元年）宁波府有小学教员862人，中学教员33人，专门实业学堂教员17人，师范学堂教员17人，合计917人，但到1923年（民国十二年）有幼稚园教员4人，小学教员877人，中学教员148人，专门实业学校教员59人，师范学校教员23人，合计1111人。同时，由于向西文学习潮流的兴起，宁波出国留学也逐渐形成风气，大批赴日本、欧美留学的学生日益增多，这些都成为新式学生中一支重要的力量。(www.xing528.com)

这样，在宁波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支由数千名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教师和数万名正在学校接受教育的以中等教育学校学生组成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这支新的社会力量是由新的教育形式、教育内容和知识结构培养出来的，一批具有新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士”和“儒”有根本区别，但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人面临民族危亡，忧国忧民，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他们接受了若干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富于政治敏感；特别是他们当中的一些激进分一户，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势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格精神再次化为行动，积极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军阀统治的斗争，经受了实践的锻炼，一些人直接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取得在中国驻军和日军自由出入东北的特权。留日京沪学生纷纷起来反对。当时留学日本的效实毕业生叶桂宜返回祖国，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爱国活动。母校邀请他发表演说。在校学生陈训慈、叶树新等将其演讲记录稿印发省立四中、商业学校等七八所学校，即时联合各校成立“宁波学生团”，进行“拒约反日”斗争^[15]。

在五四运动中，英勇地出现于斗争先头的是学生，他们起了先锋作用。宁波也一样。《申报》曾记载说：“青岛噩耗传来，甬中各界不胜愤激，学界尤甚”^[16]。5月7日，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宁波，富有革命激情的宁波学生义愤填膺，奋起响应。一些中等学校学生相互联络，频繁活动。宁波效实中学、浙江省立第四中学（今宁波中学）等中等学校学生，分别于5月9日集会，纪念“五·九国耻日”，发表爱国演讲，通电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同时，开始筹建爱国团体。5月10日，宁波效实中学成立“学生自助会”，省立四中学生组建“殖群社”。他们发出宣言和通电，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要求收回山东主权，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5月18日，宁波举行报告会，介绍北京五四运动情况。次日，宁波效实、四中、浸会、中工、女师、毓才、甲商、斐迪、崇德、崇信、圣模等13所中等以上学校发起参加。一致通过章程决议及各校代表名单。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辛亥革命以后，宁波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仍然是微弱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力量还不足以与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较量。因此，辛亥以后的宁波几次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中，都是由于软弱无力而遭到失败。只有到了五四运动爆发后，宁波的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斗争中的中坚力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斗争才不断取得胜利。

随着宁波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和外国在宁波投资增长，工人阶级的队伍也日趋壮大。辛亥革命前，宁波的工人不到1万人。但到1919年，宁波的工人约3万。主要分布在铁路、纺织、航运、邮电、码头、电力等行业。浙江省产业工人1912年为22662人，到1918年达75930人。浙江的产业主要集中在杭州、宁波等中心城市。宁波估计占40%左右，那未到1918年，宁波的工人约2.5万人左右。此外，还有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如1921年4月间的“宁波伙友联合会”一度有会员达1000多人^[17]。一些工厂已有许多工人。比如，镇海的公益、镇益两厂在1916年就招工人600多名，和丰纱厂在1919年有工人1750名，如生罐头厂开办时有工人423人，海员工、码头工也有数千人。

宁波无产阶级身受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剥削。包工制、把头制、监工制等封建勒索和压榨普遍存在。克扣工资、打骂工人是常见的。宁波工人工资之低，工时之长，是在浙江所罕见的。1919年前后，一般产业工人，不过勉强维持个人温饱；最低的女工工资只有5分。童工的工资更低，工时一般是12小时，多达15、16个小时。美球针织厂就是这样，“工人工资按件计算，每天工作时间往往长达12小时，如此每月方能收约30元，但要付饭钱”^[18]。许多工厂还雇有妇女和儿童。镇海镇益织布厂创办于1916年。他与镇海的公益织布一起雇工人约600人，“主要都是妇女和儿童。她们自早至晚的工作，按成绩付酬，通常每个女工每天能织宽二尺长二十尺的布一匹，得工资在一百六十文约合银元一角二分；一个童工能换纱一百轴，得一百文或银洋七分”^[19]。许多工厂还雇有妇女和儿童。1912年年初，宁波粮食的价格每石在7元左右。而当时一个工人每月工资8元左右，而妇女只有3元左右，儿童更少，工资赶不上粮食价格增长。宁波通久源纱厂的女工，常年占全厂工人的85%以上。宁波码头工人中竟然有8岁的童工，人称“孙子班”。当他们扛着重包，颤颤悠悠地踏上“过山跳”（踏板）时，旁人见了莫不咋舌惊叹。^[20]

宁波近代工人在政治上毫无民主权利。北洋军阀政府在其浙江代理人先后颁布了《治安警察条例》、《治安警察法》，把工人罢工列为“妨害秩序罪”和“骚乱罪”。如1914年的《治安警察法》第一章明文规定：“最高当局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宁……起见，决定采取警察力量，防止一切工人结合与行动”。宁波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是深重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辛亥革命后，宁波工人罢工的次数愈来愈多，罢工规模和斗争水平都有显著提高。主要表现在从自发、分散逐渐转变为有组织、有规模；由经济斗争逐步转变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辛亥革命后的宁波工人罢工，多为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不堪帝国主久、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压迫和削剥而举行的。这些罢工斗争也日益明显地开始由经济斗争转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1915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的斗争，是这一时期一次较大规模的反帝反军阀的政治斗争，工人成为这次斗争的主力，杭甬铁路工人开展拒运日货的斗争，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卖国。

辛亥革命后，宁波的无产阶级在斗争中，要求成立近代的工会组织以适应新的斗争。1912年上海的朱志尧、徐企文等人打着“与资本家相提携，藉以改良工人之知识，强健工人之身体，宽裕工人之生计、增高工人之地位”的旗号，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工党”。它是改良性质的工团组织，很快，该党在全国不少城市发展了组织。宁波也先后成立了工党分部。工党在宁波的分部均以“振兴工艺、挽回利权，尊重人格”为号召，旨在调和日益尖税的劳资矛盾，在争取工人福利方面做些工作。^[21]

但宁波的工人阶级显示他的力量还是1919年五四运动后。“六三”以后，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战斗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在斗争中起着决定作用。

其实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宁波各地更广泛地掀起抵制日货和其他洋货的运动。宁波船工拒绝运日货，5月14日，沪杭甬转运公会作出决议：“十五日起接到日本货，概不代为运输，若有贪利私装，察出从重议罚”。为此，从5月中旬起，宁波码头杠帮工人拒绝搬运日货的罢工，这是全国出现最早的抵制日货斗争之一。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特致函宁波工人：“近闻工界同胞亦投袂奋起，同仇敌忾，宁波工人之代日商运煤者，今已坚决表示不为再运，其弹词曲者，亦谱人抵制日货之词句。热忱爱国，海内同钦。深望始终坚持，毅力进行，中国前途实利赖之杭甬两路局的数百名工人，决定次日实行全线同盟罢工。局方获悉这个情报，大为惶恐，急忙派人召工人代表问话。洋总管诘问：“尔等有何要求，竟要罢工?”工人代表说：“工人等亦系国民之一分子。缘交通总长曹汝霖卖国……工人等因良心主张，亦无旁人指示”^[23]。工人们不顾局方的劝谕，毅然举行全路罢工。9日，沪杭甬铁路除办公人员在洋人威胁利诱下仍旧上班外，全体行车人员一律加入罢工行列。东南大动脉中断了。11日，沪宁、沪杭甬两路工人仍全体罢工。

其它系统的工人，也开始罢工。6月9日，停泊在宁波的宁绍、大达、三北、招商、太古、怡和等各船的水手、火夫也放下工作，于12日起罢工。

工人阶级的爱国运动，严重地威胁着军阀政府在宁波的代理人，并影响到帝国主义在宁波的利益，也使这场斗争更显示出鲜明的政治性。

注：

[1]《大总统批龙华制革厂股商叶韶奎等禀陈历办情形及现拟扩办法请批准呈》，《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27号，《辛亥革命资料》第217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2]饶怀民编：《刘撰一集》，第96页

[3]郑绍昌主编：《宁波港史》，第263页

[4][19]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667页

[5]《鄞县通志·食伙志》

[6]沈雨悟：《浙江近代经济史稿》第146页

[7]《申报》1912年8月26日

[8]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6编

[9][10]《申报》1919年6月9日

[11][12]《申报》1919年5月21日

[13]《申报》1919年5月18日

[14]《申报》1919年5月27日

[15]《宁波效实中学简史》，见《浙江近代著名学校和教育家》第20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6]《申报》1919年5月24日

[17][20][21]《浙江工人运动史》第20、21、33页

[18]范学文：《美球针织厂》，《宁波文史资料》第6辑，第70页

[22]《晨报》1919年5月23日

[23]《晨报》1919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