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以后，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被推翻了，但代之而起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军阀统治。北洋军阀的首领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后，逐步谋求独裁统治。从革命营垒里蜕化的浙江都督朱瑞以及后来由北洋军阀派到浙江的头目杨善德，是袁世凯、段祺瑞的走卒。他们凭借北洋军阀的特权，对其主子亦步亦趋，疯狂地向革命党人及浙江人民进行镇压和掠夺，企图窃取辛亥革命在浙江所取得的胜利成果。他们在宁波的代理人也步步紧跟，千方百计地把宁波拉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轨道上。
首先是破坏民主制度，在宁波实行专制统治。浙督朱瑞在扑灭宁波的癸丑独立后，就停止了宁波的议会活动。1914年7月，袁世凯将辛亥革命以来的各省都督府改称“将军”，民政长改称“巡按使”。袁世凯任命朱瑞为兴武将军督理浙江军务，为此朱瑞多次召开会议，发布命令，强化浙江的专制统治。他在致电国务院众参两院时指出：“赣事发生（二次革命），战云复起，全省恐怖，金融停滞。”因此要“维持秩序，保卫安宁”“如有乘机骚扰或派遣军队者，不问来自何处，凡妨碍我浙生命财产者，一律视为公敌”。[1]
朱瑞在宁波的代表正是按照其主子的旨意在宁波实行独裁统治。他们在宁绍地区设立“戒严区”，建立“军政执法处”。颁布了《戒严令》8条，《军政执行处简章》17条。这些法规规定军警“一律备枪实弹，严密弹压，如敢抵抗，格杀勿论”。[2]要求军警维持秩序，“如遇煽惑军民，希冀扰乱者，即以军法从事”，[3]以镇压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
1916年4月，浙江省议会召开会议，决定不再沿用巡按使，改称都督。不久，杨善德任浙江都督后，变本加厉，再次颁发《戒严令》20条、《军律》12条，划浙江省为11个警备区。宁波为其中一个警备区，由第3旅旅长叶焕华为宁波戒严司令官，全城实行戒严。《申报》曾有报道：“宁（波）绍（兴）两属当冲要，一切巡防事宜闻已责成，陆军第3旅旅长叶焕华督同驻甬步兵团第5团团长刘柄枢、驻绍步兵第6团团长盛开弟认真办理”。[4]在警备的区域内经受检查，形迹可疑之行人即行扣留，报告所在司令官办理；有妨安宁秩序者即行分别禁拒，违者逮捕；集会结民认为于时机有妨害者即时解散，违者逮捕；不得私通有害治安之邮信电报，违者查办。北洋军阀在浙江、宁波的代理人正是在“经受检查”、“维护治安”名义下，对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进行镇压。《申报》曾登载革命党人在宁波活动被捕消息：“宁台镇守使顾乃斌，昨派员押解党犯裘毛二人抵省，杨督军饬发军法课讯办”。[5]宁波人民根本没有民主、自由可言。
与此同时，北洋军阀在浙江、宁波的代理人，加紧对浙江、宁波人民的经济掠夺和搜刮。袁世凯从1913年开始，勒令浙江每年上解500万元；1915年起，又摊派每年支付赔款300万元；1916年在原有解款外增加了1200万元；验契一项，浙江每年支付40万元。1917年浙江省各县还颁布《警捐规则》，由原来绅商捐款改为“自收自用”。如此庞大的而又不断增加的经费只能加紧对老百姓的搜刮，致使苛捐杂税多如牛毛。
宁波的军阀为了解款北京和支付大量军费、警费，加上他们的穷奢极侈的生活，只能拼命地对宁波人民的掠夺和剥削。据《申报》记载，在朱瑞统治期间，宁波增了印花税、烟酒税、盐税等。象山县在民国初年单统税就新增了印花税、烟酒牌照税、屠宰税、当贴捐税、牙帖捐税等5种。有的捐税大幅度增加。杨善德任浙江都督时，在宁波又添丝茧捐、水利费、警捐等。清末浙东的盐税，盐商只缴30万银，但到了1915年，盐商要摊派180万银，“实属骇人听闻”，连浙江当局也不得不提出减税要求。“请大加核减，总以酌量，商力能及为断”[6]。
北洋政府对宁波的盐场很不放心，多次加以控制。1915年5月浙江盐运使曾派员亲往余姚“整顿余姚场产“，把余姚晒盐场分为7区，建仓55处，“产销、缉私均筹备”，并且调一营的兵办若干马队开赴余姚驻扎“以资镇慑”[7]。1915年12月，两浙盐运使胡思义到余姚、岱山等处调查，也认为要“应行整理”。
尽管工人们成年累月做牛做马地干活，但所得收入甚微。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的10年中，宁波物价不断上涨，工人的实际工资被远远地抛在后面。沪杭甬铁路工人的年平均工资1913年为111.96元，至1918年为140.66元，仅提高20%，而粮食的价格增长到60%，很显然，工资赶不上粮食价格的增长。工人的生活越来越困苦。1917年张勋复辟，宁波物价骤升1.8元，“人心不无恐慌”。[8]
北洋军阀还以清查田亩为名，对农民进行搜刮。1915年12月，各省选民进行“国体投票”，赞成改成君主立宪。北洋军阀在浙江爪牙认为“国体初定，首在安静”，认为清查田亩不小心会使各县“激起风潮”、“致生事端”，因此必须慎“办清查田亩”，[9]但这是根本解决不了农民的困难。
在这种残酷的掠夺和剥削下，宁波的老百姓生活已相当悲惨，甚至连县政府工作的职员也是十分困难。当时鄞县已是财政枯竭、经济困难，公杂费要停止划拨。浙江都督府要对勤县“中断机关经费”，“未编入之人员俸薪暨暂停”。[10]
北洋军阀在浙江、宁波的黑暗统治，必将激起宁波人民的反抗斗争。愤怒的群众已经起来与北洋军阀及其走狗作坚决斗争，使封建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
排拆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是宁波人民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爱国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个斗争在宁波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当时，宁波的学生：、工人及各界群众提倡用国货、抵制日货，并不是笼统的排外，而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反映。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强占胶州铁路沿线及青岛，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继甲午战争以后侵略中国的又一个严重步骤。袁世凯为取得日本的支持，于5月9日向日本递交复文，无条件地接受日本提出的各项条件。是月末，抵制日货运动遍于全国各地。
袁世凯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引起了宁波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城乡掀起了反日反袁的爱国运动。到处出现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活动。学生和工人先后成立了“抵制日货会”、“日货检查队”、“劝用国货团”等组织，并响亮地提出“勿用日货”的口号。学生在进行宣传时，不少听众焚毁了自己日常所用的日货。
随着斗争的深入，学生向工商界提出限期处理日货和以后不得再购销日货的要求。此议遭到少数奸商的抵制破坏，他们采取隐匿日货，掉换标签等恶劣手法，企图蒙混过关，维护私利。一方要抵制，一方要反抵制，双方展开激烈的争斗。宁波学生、店员和工人密切合作，一致行动。搬运工人和船员，为拒绝搬运日货而举行罢工；学生不避风雨，日夜在港口巡逻，搜查日货。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们查获了新章等商店的大批日货，并加以焚毁。“新章”是宁波一家较大的老牌洋货店，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中，老板不听学生、工人的劝告，继续私购日货，被学生查获，学商两界决定予以焚毁。学生到“新章”，店主拒绝盖章，激起了群众的愤怒，遂临时决定将该店内所存日货全部运往新马路焚毁，观者填巷塞途。
但是，斗争是尖税、复杂的。新章店主虽然表面上低头认罪，暗中却在准备更大的破坏阴谋，还专门筹备了进行破坏活动的经费，雇用了一批打手。经过一番谋划以后，新章又继续大批私购日货，并故意放出风声，让学生去搜查。当学生前往搜查时，遭到了他们事先布置好的一群短棒打手的突然袭击，新章毒打学生事件，引起各界人民的公愤。法院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迫宣布判处朱如松有期徒刑4个月，但仍以罚款代之。正如《鄞县通志》所说：“新章主人罹祸酷，羞愤满腔恨绵绵。市侩殉利欲逐逐，死且不畏何况辱。一朝日货又披露，老羞成怒心手毒。学生搜查至新章，猝然遇伏事不防。……学界起诉泄此恨，官府得贿无公论。法庭判决故迟迟，黑幕甚于葫芦闷。呜呼！学生爱国具热忱，奸商受辱衔恨深。为虎作依肆无忌，令人忾叹泪沾身。[11]”
为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宁波人民响应上海“中华救国储金团”发起的救国储金号召，纷纷闻风而动。1915年5月8日，来往宁波与上海的江天轮的许多宁波船员和工人决定开展“轮船之月薪储金”，把节约下来一月工资以救国之用，以此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江天轮船长林君投函储团说：敝轮账房以及茶房、管事、水手、生水在事人等，各将一月薪金凑集，计大洋五百二十元，以支持救国行动[12]。
宁波一些商店门口都贴有“劝告同胞，快快储金”字样，对街上的行人进行宣传和募捐。余姚、慈溪、镇海等地商界、学生也开展储金活动。1915年6月13日，余姚组织救国储金会余姚分事务所，设于县城商会内。因余姚本地无指存银行，按照章程由商会代收，按旬存入宁波中国银行。6月13日，余姚开会劝储，县知事亦到场提倡，当场认储洋200元。警察所之教养局内被收容的60人，各以苦工所得奖励金铜元数枚至数十枚，合成小洋50元，由警佐代为缴纳。守夜的更夫、剪发匠、鞋匠、卖饼人，也纷纷用自己的辛苦钱捐献给储金团事务所，以表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袁世凯卖国政府决心，仅1天就捐献了1000元[13]。6月14日，慈溪东乡骆驼桥（今属镇海区）盛氏私立小学在本校开国耻大会，”提倡救国储金。一时，教职员及学生当场认缴者颇形踊跃，计收大洋十元，业由校董即缴宁波中国银行存储”[14]。
宁波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只是由于军阀政府的种种阻挠，运动并没有进一步展开。
会党是辛亥革命时期宁波的一支重要革命力量。他们为革命出过力，立过功。经过革命的锻炼，许多会党成员政治觉悟有了提高，在反对北洋军斗争中起过不少作用。
辛亥革命后，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受到西方工业化影响，同时为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增强自己的力量，开始组织一些资产阶级政党。1912年1月下旬，上海的朱志尧、徐企文等人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工党。不久，该党在全国不少城市发展组织，宁波也成立了工党分部，以“振兴工艺，换回利权，尊重人格”[15]为号召，开展一些反对袁世凯称帝斗争。
尤其是革命党，在反对北洋军阀斗争中来宁波也进行了活动。
在宁波癸丑独立中，孙中山曾派人来宁波指导，开展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3年7月19日清晨，戴季陶从上海来宁波，说是奉孙中山的指示，到宁波组织革命力量，发动讨袁。他看到独立之事，已布置停当，戴季陶亦感到高兴。[16]
“二次革命”中被击散的革命党人，在国内一部分匿居上海租界，一部分潜赴东北几省，以大连为据点，南方数省也有部分党人在继续活动。1913年8月中旬，季雨霖等十余人，在上海开秘密会议，商议今后进行方法。季雨霖提出应有长远的规划和部署。经大家商议决定，今后分实行部、继续部、暗杀部三个部，三部之间相互配合，开展活动，实行部支撑此次军事。其中暗杀部择最有毅力决心者，明与袁世凯同党联络，以便实行暗杀。又经反复商议，决定“一面由陈其美、王金发、钮永建图湖州、宁波各处；一面由戴季陶、刘艺舟潜赴大连组织机关部”[17]，决定宁波作为其一个据点。9月初，陈其美、王金发等人潜赴宁波，“拟以宁波为根据地”，并派姚某等十余人前往杭、嘉、湖，“分头起事”[18]。陈其美等在宁波的活动，由于浙督朱瑞态度有所变而受阻。
但许多革命党人按照陈其美的步骤，对袁世凯的亲信采取喑杀行动。1915年11月23日，两个革命党人进行化装后，乘江天轮先后来宁波，试图刺杀浙江、宁波的“军警要人”。上海当局飞电宁波当地军警截拿。当江天轮到甬靠岸时，该处军警即刻下船，“稽查搭客，果有其人。搜其所携竹篮内，有黄芽菜4株，每株挖空菜心藏炸弹一枚，并将某乙身躯搜获信扎数函。现将人物一起拘留甬地”[19]。
段祺瑞执政后，孙中山举起护法大旗。革命党人又频繁来甬活动，开展反对段祺瑞政府及其在浙江亲信斗争。1917年7月初，张勋复辟，上海的革命党人来宁波联络，游说反对张勋复辟，《申报》报道说：“沪上党人，阴图扰甬，迭奉电谕，严密巡防，日夜密饬各台，装弹实炮，严行防范，以备不虞”[20]。驻守镇海的张伯岐也受到游说，但他坚持站在杨善德一面，反对革命党人的活动。为此他向浙江督军杨善德发了电，表了忠心：“虽惑党人乘间进说，而决意反对，死不承认，一以服从命令，上报督军知遇之恩。[21]”
7月27日，新北京轮由上海驶往宁波，名叫裘金龙的党人携带枪支弹药乘船来宁波活动。但到甬地后，即刻遭到侦探、警察捕获。其行李包中有白郎宁手枪1支、弹盒2个、子弹20余枚，当即被押送到卫戍司令部。同日，搜查了裘金龙的嵊县同乡毛小昌，在其家搜出手枪1支、子弹多种。次日，裘金龙与毛小昌被押送到杭州军法处处理。
由于北洋军阀在浙江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浙东人民抗捐抗税斗争广泛开展。尤其余姚、慈溪、镇海一带灾害连绵，更是民不聊生。1915年7月，余姚大风雨为灾，“海潮越过利济塘，淹没农田、庐舍”[22]。慈溪也发生海溢，“水高数尺，毁庐舍，溺人畜，盐板冲失去，棉花尽坏”[23]。人祸加上天灾，宁波人民再也无法生活，不得不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连当时的封建统治者也惊呼“盗贼充斥”[24]，要派军警镇压。1913年（民国二年）5月，余姚郎霞佃农周生元等集众5000人涌入县城请愿，要求永佃权，后经佃农、业主达成协议，勒石于八堡庙。短短的几年中，宁波人民的抗捐抗税斗争有8次之多。其中盐贩的抗税斗争具有一定的规模。
1915年（民国四年）4月，镇海的三山等乡民，不堪盐税重剥和盐警的肆虐，起来抗税，形成私贩拒捕风潮。当时，虽然有军队镇压，击毙了数人，但“余众仍未销却”。26日，大雨如注，盐民进行反扑。他们相持不散，并且愈聚愈众，愤怒的乡民，义愤填膺，“喊声若雷”[25]。他们烧毁盐楼、办盐司部住宅，给封建军警以沉重打击。晚上，军警开枪射击，俨临大敌。宁波当局速调外海水警厅的“超武轮”，从宁波开来，还调新军2个排兵士快速赶到三山。盐民见北洋军兵多势众，不甘屈服，坚持斗争。镇海知事港锡范也乘机会同当地的乡绅耆老亲自到闹事的地方进行劝导，“谕以利害”[26]。
盐民斗争坚持3个小时，才开始逐渐散去。这次盐民抗税斗争中，被军警枪杀的六七人。但封建势力也遭到打击。“嗣经洪知事分别履勘，计毁穿山、柴桥、霞浦、张界、昆亭、梅山、下洋东西，共盐楼八处，焚烧办盐司部张铃荷等住宅四所。因事主均已他避，故损失数目尚难查考”。
1916年（民国五年）3月，慈溪、姚北也发生了抗税事件。当时，北洋军在宁波慈溪、姚北交界的双河地方驻扎着盐警20余名，防止姚北一带的盐民侵入。1916年3月10日至11日，慈溪、姚北一带盐民，不满盐警的为非作歹，曾经用枪毙击盐警。由于盐警的还击，小数盐民散去。到了3月19日（星期天），愤怒的盐贩再次向盐警射击、但很快被盐警打退。3月27日，盐警在三北巡罗、辑私，当巡到慈溪观海卫相近的地方，再次遭到盐贩的抗拒。盐贩人多势众，同仇敌忤，向盐警发起进攻。“有私盐百余人，盐警前去辑私，贩拒。盐警寡不敌众，以致败退。私贩遂将巡船焚毁，一面赴双河捣盐警驻所。当时，盐警不过五六人，哨官率警抵御，致被”。[27]慈溪知事第二天才接到报告，于是率领小队兵士亲自往双河查看，捉拿首要各犯。但私贩已经四方逃离。(www.xing528.com)
宁海、象山、岱山一带也有抗税斗争发生。1917年8月下旬，定海西乡盐民“聚众持械，开署骚扰”。[28]军民两长派员飞速弹压。
警捐为警费之本源，随警费开支增大，宁波各县重新订《警捐规则》，警费来源原由绅商捐助改为“自收自用”。宁波许多老百姓不愿捐警捐，起来抗捐斗争。“肩贩任意破坏”，[29]与警察发生冲突。
宁波人民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虽然在当时给宁波当局以一定的打击，显示了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主力军作用，但斗争规模较小，且自发、分散，缺乏严密的组织，最后还是在封建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之下遭到失败。
注：
[1][24]《申报》1913年7月21日
[2]《申报》1913年7月22日
[3]《申报》1913年7月20日
[4]《申报》1917年7月19日
[5]《申报》1917年8月1日
[6]《申报》1915年5月1日
[7]《申报》1915年5月17日
[8]《申报》1917年7月6日
[9]《申报》1915年12月27日
[10]《申报》1915年8月27日
[11]《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
[12]《申报》1915年5月9日
[13]《申报》1915年6月18日
[14]《申报》1915年6月23日
[15]《浙江工人运动史》，第3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6]沈瓞民：《宁波癸丑独立记》，《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
[17]《国民党之回顾录》第5卷第20页，萃文社1915年3月版
[18]陈果夫：《癸丑讨袁》，《民国陈英士先生其美年谱》，见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卷下册，第604页。
[19]《申报》1915年11月30日
[20][21]《申报》1917年7月12日
[22]《余姚市志X大事记》
[23]《慈溪县志》《大事记》
[25][26][27]《申报》1915年5月3日
[28]《申报》1916年4月1日
[28]《申报》1917年8月29日
[29]《申报》1917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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