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继续奋斗，与以袁世凯为头目的北洋军阀和段祺瑞的皖系军阀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先后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战争。这些斗争在宁波都有不同程度地反映。
1913年，农历是癸丑年。在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影响下，宁波曾宣布“独立”。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开始实行他的专制统治和卖国行径，从而教育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宋教仁案和善后借款为导火线，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开展反袁活动，并且派人来浙江、宁波活动。
当时不少革命党人对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浙江都督朱瑞抱有幻想，希望朱瑞参加反袁斗争行列。革命党人先后来杭劝说朱瑞“独立”。驻守宁波的军队顾乃斌、周凤岐、吴思豫、张烈也给朱瑞去电，提出“何去何从”一语1。由于局势还未明朗，朱瑞在观望之中，他的“态度暧昧不明，暗中却与袁世凯通气”[2]。
1913年（民国二年）6月，袁世凯先发制人，悍然下令罢免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三位革命党人所担任的江西、安徽、广东都督职务，派遣北洋军南下，企图发动内战。正在上海的孙中山、黄兴号召南方各省力量，起来反对袁世凯。7月，李烈钧、黄兴等革命党人起来反抗袁世凯，并波涉福建、江苏。处于四面楚歌的浙江都督朱瑞，露出了真面目，发布了《维持本省治安通电》，说什么“如有乘机骚扰或派遣军队者，不问来是何处，凡妨害我浙生命财产者，一律视为公敌”。[3]以“保境安民”为口号，公开支持袁世凯，以“维持治安”名义，镇压反袁势力。
浙江的军队，原有第6师和第25师，朱瑞当政后，排斥异己，把陆军第25师改编为独立第49旅，进驻宁波。独立旅旅长顾乃斌，浙江武备学堂出身，是革命党人。独立旅仅有两团6个营兵力。第97团驻城区和镇海，第98团驻余姚、绍兴，士兵约有4000余人。当时沈瓞民担任鄞县知事。朱瑞对顾乃斌和沈瓞民素有顾虑。他们曾促朱瑞表明态度。宋教仁被刺死后，沈瓞民致电吊唁，表示愤悼，更为袁党所忌。后来，朱瑞秉承袁世凯的旨意，准备调顾乃斌带领驻宁波的独立49旅部分官兵去上海攻打陈其美的讨袁军。
1913年7月18日（民国二年六月十五日），朱瑞派都督府周凤岐从杭州到宁波，找到顾乃斌和沈瓞民，周出示朱瑞的亲笔密令，调驻甬独立旅的两营士兵，由旅长顾乃斌亲率，乘宁绍轮船开赴上海，协助袁世凯亲信上海镇守使郑汝成防守制造局，并令沈知事速筹饷款。其目的有三：一是顾乃斌和沈瓞民若同意派兵和筹军饷，也就是表示同意朱瑞的拥袁行动；二是顾乃斌率领两营官兵赴上海，则宁波的独立旅，将归周凤岐掌握；周在当时依附朱瑞，则浙东军权既归朱瑞，可无后顾之忧；三是宁波为浙江全省富庶之区，军饷也可及落。这里清楚地表明朱瑞的险恶用心。
顾乃斌等对朱瑞将第25师缩编为独立49旅的做法本来已怀不满，现在朱瑞又企图借机拆散独立49旅，这必将促使他们起来反抗。于是，顾乃斌、鄞县知县沈瓞民召集驻宁波各军及地方士绅商议，他们分析了朱瑞的情况，认为朱瑞“卖身投靠袁贼，把浙人历年革命精神，完全付之流水，有何面目对吾浙人！”[4]大家越说越愤怒，商定拒绝出师和筹饷，并进一步商讨策略。经过分析比较，认为和朱瑞军队相比，既无炮兵，又无骑兵，数量悬殊，力量不够。为此，他们决定派重兵进驻上虞百官，据曹娥江而守，按兵不动，以保住浙东一带，并决定在7月20日（六月十七日）宣布独立。[5]这次会议，大家情绪激昂。沈瓞民后来回忆说：“我们到了会场，见宁波各团体负责人咸在，人声嘈杂，‘独立非独立不可’之声，不绝于耳。盖事先已有革命党同志进行鼓动工作。其时商团中的爱国人士，也义形于色，把很大的会场，挤得水泄不通。”[6]
7月20日早晨，顾乃斌和沈瓞民发布布告，张贴在市镇要道上，宣布独立。王金发的会党300余人也随同前往。于是宁波正式宣布独立了。
宁波独立以后，出现了不少谣言。当局采取了稳定措施，诸如控制物价，维持安定，发展工商经济等，致使局势基本稳定。驻宁波军队负责人顾乃斌致电省督说：“军队实未开往他处，地方亦平靖，请勿信谣传。”[7]另一负责人常荣清也致电省府：“赣事发生，风云变幻，甬地水陆交通，匪徒扰乱，防营责在靖内，惟有随机因应，竭力维持，若有事变，即当随时请示办理”[8]。
宁波的《四明日报》和上海的《申报》、《民国日报》也相继报道。在外地宁波籍人士更是纷纷函电鼓励，一位来自北京的友人来信说：“宁郡为海疆门户，诸赖大力维持。秩序井然，尤为人所难能”[9]。上海、杭州的人们甚至要跑到宁波来看一看。
朱瑞获悉宁波“独立”消息后，立即派军队开赴曹娥、东关布防，与宁波的军队隔曹娥江对峙；又派遣周凤岐去宁波刺探情况。周凤岐向宁波当局诘问：为什么在门官布防？沈瓞民以“该地系品莲（即常荣清）防地，原有驻军”[10]相推诿，以表示没有反抗朱瑞之意。
宁绍旅沪同乡会怕双方发生武装冲突会使宁绍地区遭到重大损失，于是，邀请朱瑞之叔朱福诜和绍兴籍的金汤侯出面斡旋。不久，“二次革命”失败，广东、安徽先后取消独立。上海的讨袁军也失败，使宁波爱国人士十分震惊。一些宁波绅商认为：“大势所趋，以宁波一隅，抵抗到底，前途堪虞”[11]，要求顾乃斌等取消“独立”。于是顾乃斌借口反对将三门湾出卖给意大利，于8月8日上午致电朱瑞，以示取消“独立”。宁波“独立”就这样告终，仅20天时间。
袁世凯及其浙江的余党朱瑞在扑灭“二次革命”以后，开始向革命党人反扑。朱瑞以拥袁得计，变本加厉，将宁波“独立”的经过，加上他的诳报陷害，派员送往北京袁世凯处，以图邀功。不久，袁世凯下令褫夺顾乃斌、沈民等的职务。王金发以“国事犯”遭通缉，后为朱瑞所扣押，并以“内乱罪”被杀害于杭州军人监狱。至此宁波癸丑独立了结。
宁波癸丑独立，一度给北洋军阀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朱瑞以打击。但很快失败了，除了敌我力量悬殊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宁波资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党人的软弱所造成。
从独立的领导核心来看。革命党人范贤方，并不是主要人物，而浙军驻宁波的独立49旅旅长顾乃斌与郸县的知事是这次独立的真正组织者。当“二次革命”失败消息传到宁波后，“范贤方见势头不妙，首先跑到日本去了”。[12]正因为如此，顾乃斌与沈瓞民发动的“癸丑独立”，既不通电讨袁，也不公开反对朱瑞，在《宁波独立告示》中却含糊其辞地说：“鉴于地方治安，自出示之日起，即行独立”[13]。这其实是借“独立”之名来保护自己而已。但更重要的是没有与广大人民结合在一起，没有代表人民利益的政策和方针，因而得不到人民的信任与支持，失败是必然的。
袁世凯对内实行专制统治，对外出卖民族利益的种种倒行逆施的罪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一个全国性的反帝制复辟、反对卖国怒涛汹涌澎湃。1915年（民国四年）12月25日，蔡锷在梁启超的策划和帮助下于云南宣布独立，组成讨袁的“护国军”，发动了护国运动，发布讨袁檄文，震动了全国。各省反袁斗争纷纷发出声讨通电。贵州、广西、广东等相继独立，惊破了袁世凯称帝的迷梦，终于在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
讨袁的护国运动对宁波也发生了影响。浙江独立前，袁世凯准备把驻防上海的北洋军第10师调到浙江镇压人民反袁运动。朱瑞附逆，群情激愤。愤怒的浙江人民和革命党人立刻展开了反对北洋军入浙的斗争。童保暄、夏超、吕公望以及宁波独立旅旅长周凤岐都有独立反袁和阻止北洋军入浙的倾向。周凤岐等人“认为倒朱（瑞）时机已至，就联络保定派吕公望、童保暄、王桂林等，连日密议驱逐陆师朱瑞等的办法”[14]。
宁波各界人士对袁世凯违背《临时约法》、复辟帝制“早怀义愤”[15]。当云南举起“护国运动”义旗的消息传到宁波后，驻宁波的军队以及绅商都有响应之意。由于杭州当时还未独立，只得等待探听情况。1916年（民国五年）4月11日，驻省城的陆军第12旅旅长童保暄开始联络夏超、周凤岐发动起义。当晚周凤岐乘车到杭州参加军事会议。4月12日，驻宁波的浙军第2师第3旅旅长周凤岐，决心与省城一起独立，他会同会稽台道道尹梁建章，浙江水上警察厅长王萼、宁波商埠警察厅厅长周琮召集宁波军政学商各界人士商议独立。他们分析了形势决定了条件，决定4月13日独立并过《独立文告》和致省军巡两署电文。当即以陆军旅长周凤岐、会稽道道尹梁建章、浙江水上警察厅厅长王萼、宁波商埠警察厅厅长周琮4人名义公布《独立文告》。全文如下：
“照得袁前总统世凯，叛逆民国，僭窃帝位，虽经滇、黔、桂各省倡议声讨，仍复自称总统，不肯退位，威信已失，万难临众。若再旷日持久，兵连祸结，外侮内讧，大局何堪设想。本旅司令部等，既为民国职官，以拥护共和为天职，此时局危岌，岂容再事观望。特于本日联合全省宣布独立，与中央断绝关系。所有中外商民及地方秩序，由本旅司令部等分派军警严密防范，担负完全责任。凡我父老兄弟苦衷、政府苛政，四载于兹，此次再造民国，重见天日。吾宁波鸡犬不警，不至演川、湘等省之惨剧，实为莫大幸福。尔等务宜各安生业，慎勿无端盲扰。如有不法匪徒乘机造事生事，扰害治安，本旅司令部等即以军法从事，决不宽贷。具各凛遵，特此宣布”[16]。
与此同时，周凤岐、梁建章、王萼、周琮等17人还致电浙江军政要员，指出袁世凯“违背约法，威信全失，何以临民”。如果继续兵祸持久，会招来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为此，认为浙江居于东南要冲，已是“大势已逼，万难坐视”[17]。周凤岐等人还明确提出三个条件：一是袁世凯短时间内自行退位，商同各省对其生命财产加以保护；二是未退位之前，必须给与黎元洪、段祺瑞之权力，并亲来南方商量善后事宜；三是北洋军即日停止出发及所属部队不得移动。要求浙江当局速电北洋政府，求其答复。倘若北洋政府“执迷或置若罔闻”，浙江当局应该“洞明大局，亦当行独立，与之断绝关系”。[18]
《独立文告》和《致省军巡两署电文》揭露了袁世凯背叛民国、复辟帝制罪行，表明了周凤岐等人“拥护共和”决心。
4月13日8时，周凤岐邀请在宁波任职的各军、警长官，各局委员以及宁波的绅商学界百余人开会。推荐韩绍基、周佩璜为临时主席，又推盛新传、陈季衡、范仰乔等6人为咨询代表。到会人员表示护国讨贼，拥护共和，宣布宁波独立。9时，会议结束。街上悬挂五色国旗，行人奔走相告。“士民闻之其形欢跃”。“各店铺及沿江各商轮亦均高悬五色国旗，而一般士商均鼓舞色喜，无异辛亥光复时之景象”[19]。是日，宁波与杭州一起宣布独立。
在镇海，当地驻军及商人、学生对袁世凯复辟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在接到周凤岐通电以后，镇海驻军当即与炮台统领、陆军各营营长接洽、联络，一面复电给宁波周凤岐，支持发表通电，同时召集自治委员、商会董事介绍宁波独立情况，并转告镇海的商学各界要一切如常，勿怀恐慌。
朱瑞下台以后，由屈映光做了临时都督。这位都督与袁世凯的关系很密切。他一面秘密电袁，谓浙江军界全体所迫，不得已而宣告独立，并声明他始终忠于袁世凯。在浙江独立的文告中，他却以巡按使兼总司令的名义安民布告。浙江既称独立，又不讨袁，而且所用的名义与独立各省所不同。为此他受到袁世凯的明令嘉奖，被封为“一等伯爵”[20]。
对于屈映光无耻的行径，浙江各界纷纷通电加以揭露和诘责。驻军宁波的独立旅旅长周凤岐为此又发表通电：“屈氏在浙四载，惟知竭民脂膏，以固一己荣宠，旋复俯首称臣，首先劝进，祸害民国，劂罪甚深”[21]。在反袁力量的压力下，屈映光被迫改称都督。但是浙江人民已经不能原谅他，要求驱除这个寡廉鲜耻的败类。
19!6年5月6日，“浙江军政府”成立，驻守宁波的周凤岐的第3旅扩编为浙江护国军第3师，随着浙军的独立，加入“护国军”。周凤岐也任都督府参谋长，掌握督署大权。
护国运动中，各派的反袁势力，都有自己的打算，但不论他们有什么企图，都不能不以推翻袁世凯帝制、维护民国、恢复共和制相号召。正因为这样，护国运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驻宁波的周凤岐军队和一些官员，他们视袁世凯为“叛逆民国，僭窃帝位”，以“拥护共和为天职”，参加“护国军”[22]，顺应时代的潮流，符合人民群众利益。周凤岐等人在宁波独立中的积极作用，应该给以肯定。
护国运动，挫败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唾骂声中死去。护国战争结束，但是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宁波依然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人民依然过着极度悲惨的生活。
1917年，农历为丁巳年。宁波在这一年中的重大事件是讨逆反张与丁巳独立。
袁世凯死后，全国范围出现了军阀割据与纷争。《临时约法》和国会虽然恢复，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权力仍然掌握在军阀势力手中，帝国主义列强分别操纵和扶植不同派别的军阀。各派系军阀的矛盾和斗争，突出反映在“府院之争”上，实质是亲英美派的黎元洪集团与亲日派的段祺瑞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势的斗争。别有用心的张勋，打着“调停”幌子，于1917年6月7日率辫子军由徐州登车北上[23]，逼使黎元洪辞去总统的职务。7月1日，张勋率领众人三跪九叩，扶植末代皇帝溥仪复辟。
张勋一伙复辟的消息传出后，“全国民情，莫不反对复辟”。[24]孙中山极为愤慨，随即发表讨逆宣言，并令各省革命党人“出师讨逆”[25]，派员北上。
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推动下，南方的许多城市相继口诛笔伐，申讨张勋复辟。宁波也奋起讨伐。
1917年（民国六年）7月5日，宁台镇守使顾乃斌、叶焕华、刘邦骥、刘炳枢、王萼、张伯岐、周琮、王理孚等8人给浙江都督杨善德、省长齐耀珊电报。电文如下：“督军、省长均鉴：各电敬悉。复辟逆谋，宁（甬）地先有所闻，军民激愤异常。自奉电表示反对，遵即分别示谕，人心稍安。惟张勋等逆状已著，罪在必诛。望眘日誓师，以申大义，国家幸甚，地方幸甚。”[26]张勋复辟集团原以为他们在北京干起来，会得到一些省的响应，然而形势发展，完全出于他们的意料。宁波的军政要员，发表讨逆电，说明了复辟是不得人心的。
当听说浙江组成混成部队北上的消息，宁波军界亦异常踊跃，纷纷表示要参加混成部队，出兵讨伐张勋。1917年7月7日，第3旅旅长叶焕华就致电在杭州的张载阳师长。电文说：“张师长钧鉴，支电敬悉。浙备出师，职属均愿赴敌，义勇并著，似未可拂，其所请旅长亦共具此心，敢请同效前驱。现各省既一致讨逆。甬地治安，即调他兵填防，亦足以维持之力，请督座俯准准是”。在杭州的张载阳师长收到叶焕华的电报后，立即给叶回电。明确提出，“地方治安亦关紧要，甬地富庶，尤须坐镇”，[27]要驻甬军队搞好地方治安。
在浙江人民和宁波驻军等的压力之下，浙江都督杨善德不得不通电反对复辟，但他的目的很清楚，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上海的一些国民党人在致杨善德的电报中已经指出，他“前日与张逆一致行动，固为保全禄位，而今日之反对复辟，空言敷衍民党，亦无非保全禄位”。[28]
张勋复辟在全国人民声讨之下，顷刻覆灭。段祺瑞以“再造共和”功臣自居，变本加厉地实行专制统治。浙江都督杨善德为皖系所派，对段祺瑞百般吹捧，说他是“公忠坦白”、“为国家激浊扬清，为人民安良除暴”[30]，此时更加专横，搜刮民财、压制舆论，采取了一系列反人民、反民主的措施。对他很不满意的浙人，于是提出“浙人治浙”的口号。[29](www.xing528.com)
1917年秋，孙中山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师。为此他派遣蒋尊簋、周凤岐到上海，与浙江旅沪同乡会策划护法。蒋尊簋赴上海，与王文庆等革命党人密商后，派原同盟会会员、奉化人周淡游到宁波联络同志，开展反杨斗争。11月25日，蒋尊簋来到宁波，通过他的旧部、第3旅旅长叶焕华、第5团团长刘柄枢，并由叶焕华出面，邀请宁台镇守使顾乃斌、宁波警察厅厅长周琮、外海水上警察厅厅长王萼、会稽道尹刘邦骥、商会会长费绍冠、会董徐方来、王贤瑞和宁波革命党人赵家荪、魏炯等集会，提出“浙人治浙，独立反杨”的口号，谋划宁波独立。11月26日，宁波宣布独立，发表通电。《通电》宣告：“誓必荡除叛逆，兴复约法，还我国会，厉行自治”。[31]表示与浙江省军民两署脱离关系，组成宁波独立军。改第3旅旅部为浙军司令部，以蒋尊簋为总司令，司令部设在宁波。独立后的军队监守电台、电报局，占居车站。第二天，周凤岐抵甬，任前敌司令，与刘柄枢率一个营驻防曹娥江的东岸。《申报》为此作过报道：“甬江来电，谓宁波军官已于二十六日上午四时宣告独立，公举蒋百器（尊簋）为总司令，周恭先为总参谋”，“不忍杨善德督浙，并已致电冯总统迅速恢复旧国会”[32]。
实际上内部的意见并没有得到统一。在策划宁波独立的会议后，宁波警察厅长周琮、外海水上警察厅长王萼就另有打算，一面不许《四明日报》发表会议的消息；另一面又秘密向杨善德表白自己系被迫附和。
由于周琮、王萼的通风报信，杨善德决定派兵镇压。他紧急召开军事会议，电调驻嘉兴的第1师第1旅所部各营开赴杭州南星桥，转赴曹娥；派童保暄率部前往讨伐，并暗中派第4师1个团尾随监视，如发现童军有变，即予消灭。同时电令驻绍兴的1个团迅速截堵。他还致电淞沪护军使卢永祥“配足军火，酌派所部开拨支援”[33]。
童保暄，字伯吹，宁海人，光复会会员，曾任浙江临时都督，对于浙江辛亥革命有过贡献。这时，却表现出他的软弱性。有人认为童保暄是为了“乘机妥然处理关系”[34]。但从当时记载看，这缺乏依据。事实是他按杨善德旨意办的，杀害了受革命党人派遣，劝说童保暄反段祺政府的学生林某。
童保暄原来与宁波方面有约，拟在汇合时倒戈反杨。但他发现有人监视其行动后，随即背弃原约。受革命党人所托，童保暄的原学生林某，至师部竭见童保暄，他对童保暄说：“现在南北分争，吾师举足轻重，请问对于时局政见如何”。童保暄却回答：“以吾辈军人，首以服从为天职，予惟知服从中央（段祺瑞政府）及上官（杨善德）命令而已，不知其他。”[35]童保暄问他由谁指使，林某承认由党人的指挥来劝说童保暄反对段祺瑞和杨善德统治。童保暄听后，当即命卫兵将林某“押出抢决”[36]。《申报》也这样记载：林某受党人运动，“星夜前往，渡江（曹娥江）入营求见童。因师生之谊，传入。询其来意，林直言来此运动，童斥之。未儿，林复入，向童再加劝说，童怒斥之。临行嘱彼不必来，讵。林受蒋（尊簋）托又入内，作第三次陈说，致遭童怒，饬令绑出枪决。此事实在开战之时数时”[37]。
上述资料已完全表明了童保暄的立场，即站在皖系军阀杨善德一方，反对的是革命党人的反段祺瑞正义行动。这恰恰是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对北洋军阀抱有幻想。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压迫下屈服了。
11月28日，童保暄在曹娥江边开炮轰击反杨的部队，周凤岐部遭到很大损失，被迫溃退。周琮、王萼也集警察、水警于湖西的警厅，准备乘机攻打浙军司令部。革命党人赵家荪等人，为了避免城区人民生命财产遭到损害，立即加以劝止。当天晚上，周凤岐、刘柄枢部队退到宁波江北岸，他们架炮，准备轰击警察厅。商会会长费绍冠等人，从中做了调解，答应提银8万元，作为士兵的遣散费。周凤岐、叶焕华、刘柄枢等人逃往上海租界。至此，宁波丁巳独立宣告失败。
护法运动中，宁波的独立反杨，虽然像昙花一现很快地消失了，但毕竟有进步意义。它是宁波在“二次革命”、护国运动独立之后的又一次的独立运动，为反对北洋军阀、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所进行的又一次努力。由于这次斗争只是以“恢复国会”、“维护约法”为号召，井没有触及反帝反封建的这一根本问题，已经不能够适应迅猛发展的形势和群众的要求；由于这次独立没有充分发动宁波人民，指望的力量仅与浙督杨善德有矛盾的旧军队。尤其是参加辛亥革命、担任浙江临时总督的童保暄在紧要关头，却临阵倒戈，站在封建势力一边，更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些都充分说明，宁波1917年的丁巳独立失败是必然的。
注：
[1]陈文浩：《我所知道的浙江都督朱瑞》，《嘉兴文史资料》第2期
[2][4][6][9][10][11][12][13]沈瓞民：《宁波癸丑独立记》，《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
[3]朱瑞：《浙督宣布维持本省治安通电》，见《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575页
[5]《浙江近代史》称宁波癸丑独立的时间为9月20日（《浙江近代史》第288页），有误。1913年7月22日《申报》报导说：“宁波已从南京之命，宣布独立，地方安谧”。这里已表明癸丑独立时间只能是在7月22日前，不可能是9月20日。
[7][8]《申报》1913年7月23日
[14]李净通：《军阀统治时期的浙江政局》，《浙江文史集粹》政治军事卷上册，第82页
[15]《申报》，1916年4月15日
[16]《宁波独立文告》，《申报》1916年4月15日
[17][18]《周旅长等致军巡两署电》，《申报》1916年4月16日
[19]《续纪宁波独立详情》，《申报》1916年4月16日
[20]青筠：《三朝老臣屈映光》，《临海文史资料》第8辑
[21]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420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
[22][32]《周凤岐事迹纪要》，《浙江文史集粹》政治军事卷下册，第280页
[23]张勋于1917年6月6日通电各省督军：“奉命入京调停国事，规定本月七日首程北上”。
[24]《英文京报》，1917年7月6日
[25]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2卷，第83页
[26]《申报》1917年7月6日
[27][28]《中华民国护国军后援会致浙江杨督电》，《民国大新闻报》1917年7月8日
[29][34]徐良骥等：《辛亥革命浙江临时都督童保暄》，《宁海文史资料》第2辑
[30]来伟良：《我所知道的杨善德》
[31]《蒋尊簋宣布自主电》，《中华新报》1917年11月30日
[32]《申报》1917年11月27日
[33]《申报》1917年11月28日
[35][36]《童保暄枪毙门人志》，《申报》1917年12月9日
[37]《童保暄枪毙门人续志》，《申报》1917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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