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宁波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逐渐壮大，不仅表现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经济力量发展较快，社会地位获得显著提高，而且表现在中下层力量有所发展。宁波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主要是中小商人、手工业工场主上升的中小资本家。他们经营的企业规模小、资金不足。比如宁波顺记机器厂创办人徐贵荣铜匠出身，宁波永耀电力公司的周仰山系普通商人出身，正大火柴厂创办人徐惠生商人出身，是日本留学生。他们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联系比较少，经济力量比较脆弱。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阶层，有一定的革命要求。
随着宁波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大，他的组织力量也随之加强。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宁波一些商人以经商“非设会无以资棣”，在城东建立带有商会性质的若干盟会，第二年正式成立宁波总商会。在抵制美货和争路权的爱国运动中，宁波民族资产阶级更表现出它的力量，与帝国主义斗争中多抱积极态度，富有爱国思想。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中显得尤其活跃，中、小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要求和愿望通过他们来反映，资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也通过他们的活动来体现。《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宁波的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及中外反动势力的紧密勾结，开始有了新的认识，革命力量发展很快。其主要原因是新式学堂的普遍创办和留学热潮的出现。
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传入和清政府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的指令发布，国内掀起了创办新式学堂和留学热潮。这对宁波发生很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宁波普遍创办了新式学堂，府、州、县等基层行政开始办学。陈训正等人抱着兴学匡时之志，办起了育德农工小学，并以月湖书院旧址改建为宁波府师范学堂。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成立了宁波府教育会，有力促进郡属各县学校的兴办。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象山设劝学所，由陈汉章任总董，第二年开办了师范讲习所，至1911年（宣统三年），全县有学堂18所。镇海在辛亥革命前办各类学校57所，1911年增至70所。中兴中学堂、镇海中学堂及时敏两等学堂、芦渎学堂、樊氏便蒙学堂都先后创办。奉化这一期间也开办了龙津学堂、剡源中学堂。到1909年，有中学堂2所，教师12人，学生68人；小学堂76所，教师168人，学生2714人。上述事例告诉我们，20世纪初，宁波纷纷创办新式学堂。据浙江教育官报统计，宁波在1908年共有中学堂5所，学生313人，专门、实业、师范学堂6所，学生360人；小学堂280所，学生10453人。
除普通教育系统外，学堂种类也不断增加，师范、法政、实业学堂、职业学堂和专门类学堂日趋完全。职业学堂以慈溪的农业中学堂为最著名。它由旅日爱国侨胞吴锦堂独资兴建。奉化的江北溟为监督，学校兼办小学，广辟农业，整顿桑园，聘请农蚕、日文、物理、化学老师，为办学校他耗银205600余元。余姚的汝湖农校也是闻名省内外的职业学校。由余姚泗门镇谢宝书创立于1908年，集资银13040元，后改为余姚县立乙种农业学校，设有蚕业本科及预科。蔡元培为之作赞扬他们“牺私利以举公益”的品质。[1]
学生广泛分布并形成群体，则使学生由一个孤立的小群组合为有序的整体，从而有利于发动和响应。
民族危机严重和清政府的腐败，具有爱国心的宁波知识分子，对祖国的前途忧虑，促使他们要求探索新的出路。许多人都渴望向西方学习、向日本学习。为救国救民，他们纷纷飘洋过海，出国留学。奉化的周淡游、孙表卿、应梦卿；慈溪的陈训正、冯君木、洪兆麟；鄞县的章述□、范贤方、魏伯祯、赵家艺、赵家蕃等都相继出国留学，宁波府不下数一二百人。1908年9月，浙江省考取留学欧美各国官费学生19人，宁波为7人，其中鄞县6人，占浙江留学生的总数31.5%。1909年（宣统元年）4月，浙江考入日本官立高等专门学校学生，有籍贯可查的学生23人，宁波有6人，占26%。[2]当时有人曾记述浙江学生留学说：“沿海苏浙粤东诸生，游学之盛，至于父遣其子，兄勉其弟，航东负籍，络绎不绝”。[3]
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把一些革命的书籍向青年学生宣传。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是闪耀着爱国主义光辉的书籍。邹容的《革命军》以明朗的语言，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口号和纲领，要求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定名为“中华共和国”。而陈天华的《猛回头》用通俗的语言，揭露了清政府腐败罪行，把救国必须推翻清朝政府的道理讲得非常透彻。这些书刊在浙东有其广泛的影响。陶成章、秋瑾等革命党人步涉浙江各地，联络会党和知识分子，“其开导的方法，则多运革命书籍，传播内地，文言与白话并进，文言体则有《革命军》、《新湖南》……白话体则有《猛回头》……由是，浙东之革命书籍遂以遍地，而革命之思想，亦普及于中下两社会矣”。[4]
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十分敏锐，一旦接触到新思想和新文化，立即会被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所吸引，革命的火花即刻爆发，会使他们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范贤方赴日本留学后，开始主张开明政治“锐意革命”，洪兆麟在日本多次聆听孙中山、秋瑾、陈天华等人反清演说，阅读了章炳麟、邹容鼓吹革命的文章，激发他爱国热情。宁波的有识之士正是在革命思想指引下，纷纷从爱国发展到革命，投身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的旗帜下，宁波的革命风潮也自此萌芽。
宁波人民的民主革命运动，首先是从组织社团开始的。
面对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那些经过学校培养和留学回国的爱国知识分子，忧心如焚，感到必须投入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于是纷纷组织社团。1904年（光绪三十年），慈溪人陈训正留学回国，与同乡陈锦堂、胡良箴等在上海建立“通社”，翻译西洋科学名著数十种，积极介绍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这些书也在宁波广泛传播，“一时风行传诵”。[5]奉化的孙表卿、庄崧甫等在宁波开设“新学会社”，名义上是贩卖新书的书店，实际上是一个爱国社团。革命党人陈其美、周淡游等人经常到新学会社聚会。孙表卿、庄崧甫等人并且经常与同盟会联系。后来，新学会社迁至上海，在那里设立总店，并在宁波、济南、天津、北京、广州设置分店，计划出版新书，以此推动革命。宁波的爱国社团尽管成分复杂，还没有完整的政治纲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已是具有爱国结社性质的团体。它的建立，必将有力推动宁波爱国反清斗争的展开。
与此同时，一些先进知识分子还利用有利条件设立学校，培养革命人才。比如，陈训正打着平等、革除陋习要求，创导“堕民”脱籍，兴办“育德农工小学堂”，招收脱籍子弟。陈训正亲任校长，撰写学堂校歌：“堂堂亚东，泱泱大风，四明佳气横青葱，闻越中子弟，谁人不是文明种？黑消红灭，何堪父老尚痴聋？撞破自由钟，责任如山压肩重，唤起人间梦。民权挽补天天功，愿同胞大家努力，一雪奴才痛，心肠菩萨胆英雄，福我众生众”。[6]这里完全反映了宁波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求“自由”、“民权”，推翻清王朝的志向。
宁波人民的爱国民主革命运动兴起，还表现在宁波的先进志士仁人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除“通社”和“新学会社”积极出版发行新的书刊以外，一些宁波籍人士还创办报刊，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如辛亥革命前夕，郭县人赵家蕃同于佑任等集资创办《民呼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积极传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民呼报》“以为民清命为宗旨，大声疾呼”。因此，报纸一创办就以大幅版面揭露清政府吏治腐败、清廷统治之下民不聊生的种种触目惊心的事实，号召爱国人士要投身到“改革大业”中去。不久办起了《民吁日报》，不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而且揭露和谴责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骗局，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7]在辛亥武昌起义前，《民立报》每日销数多至2万份，为广泛宣传革命作出贡献。它是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慈溪人陈训正、洪兆麟在上海支持创办《天锋报》，陈训正自任社长，洪兆麟为主编。洪兆麟亲自撰写了《创刊词》:“落落神州，八表同昏，寸心未死，则有之愁在文章的最后，他大声疾呼：“文章得失事小，无足言也。天下存亡，匹夫有责焉！”[8]接着又连续发表文章，满怀愤懑，慷慨陈词，痛斥时弊，宣传革命，扩大了爱国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匕述报刊对家乡宁波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积极参加反清革命斗争，也是宁波人民民主革命运动重要表现。许多宁波籍人士在辛亥革命前夕参加了反清武装起义。著名的有马宗汉。
马宗汉，原名马纯昌，字子畦，1884年（光绪十年），出生在余姚柯东乡（今慈溪市宗汉乡）马家路村。他16岁作诗言志：“世上英雄原不亏，雄才亦许常人为；如吾夙负平生志，当使声名千古垂”！[9]展示了他的革命抱负。后在家乡三山高等小学堂任教，常以“异族之祸，亡国之痛”督教学生，散播革命火种。1905年加入光复会，随徐锡麟、陈伯平等东渡日本，回国后居住家乡，以后与陈伯平一起参加反清起义。他曾与诸生书说：“吾此行不能灭虏，终不返矣”。[10]
当时徐锡麟、秋瑾积极组织浙皖起义。后由于计划暴露和安徽当局搜捕革命党人，形势危急，徐锡麟决定趁安徽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之时举行起义。马宗汉与陈伯平察看地形、熟悉人事，积极筹备。1907年7月6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安庆起义爆发。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等革命志士趁举行毕业典礼之机，开枪击伤安徽巡抚恩铭，宣布起义。后被清军包围。终因寡不敌众，陈伯平中弹英勇牺牲，徐锡麟、马宗汉被捕。马宗汉“系狱五十日，备受诸苦”。[11]他受尽酷刑，但清政府未得到任何结果。他在供词中说：“今既被捕，有杀而已，何必许多啰唆”。[12]不久遭杀害，时年24岁。
#辛亥革命后，马宗汉的忠骸移葬西湖孤山南麓，与徐锡麟、陈伯平合称“三烈士墓”，受到万人瞻仰。为缅怀其革命业绩，他的家乡改为宗汉乡。1987年，慈溪县人民政府修复马宗汉故居，陈列烈士事迹及纪念照片，名“马宗汉烈士纪念室”。
用刺杀手段不能达到推翻清政府的目的，更不能彻底推翻整个旧的社会制度。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宗汉等人不怕牺牲，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敢于与封建统治者作斗争，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他的牺牲，使人们从血的事实中吸取教训，从而去寻求武装斗争的道路。
在历史潮流推动之下，宁波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涌现出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骨干。革命斗争需要有一个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为适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宁波革命领导核心的形成已经是势在必行。宁波光复以前，具有先进思想的爱国之士在这方面早已作了酝酿。
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高潮，当时在日本的宁波留学生赵家蕃、赵家艺、魏伯祯、陈训正、范贤方、周淡游等人逐渐聚集在孙中山周围，并先后参加了同盟会。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宁波辛亥光复中的核心力量和骨干。不久，他们陆续回到故乡，以兴办教育事业为掩护，秘密组织力量，策划反清革命，酝酿宁波光复。一些志同道合者，诸如林端辅、张世杓闻风而来，参加他们的活动。为此，他们以私立“育德农工小学”作为秘密联络点，“密谋在甬组织力量响应革命”。第二年，赵家艺旅居上海，与同盟会骨干张静江、陈其美等联系密切，使宁波的反清活动得到上海的直接指导，“对宁波革命活动之推动甚为有利。两地密切互通消息，皆由沪甬来往轮船一可靠工友直接传递，以防泄漏秘密，有时则亲自来往沪甬间，共相商议”。[13]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范贤方、魏伯祯、章述□3人回国。由于范贤方、魏伯祯在日本学过法学，被安排在宁波政法学堂做教师。章述腾则担任宁波知府江畲经的幕僚。他们都是有识志士，而且与陈训正的友谊很深。正是在振兴中华，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共同目标下，这些志士仁人逐步联合起来，形成了组织宁波人民反清革命的骨干力量。(www.xing528.com)
20世纪初，外祸日剧，内政日坏，满腔热血的青年知识分子渴望唤醒睡狮，重振雄风。于是，他们破除重文轻武的积习，鼓吹尚武好勇之风。《民吁日报》曾呼吁：“我国民当速行组织国民军，无人不尚武，无人不当兵”，“男子有男子兵，女子有女子军，商有商团，农有农团，渔有渔团……以造就全国皆兵之资格，必若此方可救亡也”。[14]全国各地掀起了尚武之风。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宁波的留学生着手筹建革命团体。1911年（宣统三年）夏天，魏伯祯、陈训正、林端辅、范贤方、章述旖等人，仿照上海的尚武团体，联络当地士绅、各界领袖成立了“国民尚武会宁波分会”，有会员60多人。分会推荐邵静山为会长，范贤方、林端辅为副会长，林端辅兼总干事，处理日常事务。他的宗旨是“提倡武风，挽救文弱，鼓吹革命，网罗人才”。[15]上海国民总会发来贺电：“宁波国民尚武分会成立，愿为奋励”。[16]另外，分会设立“国民体操团”，征集团员，定期操练。其宗旨为“提倡尚武精神，养成健全军国民”。学科有普通操、兵式操、国技、军事学、生理学大要。16岁以上的都可以参加。团员应守规则，必须崇本会名誉，服从教员指挥，不得戎装闲游，不得借势招摇。宁波尚武分会和国民体操团名义上是发扬武风，实则是组织群众，扩大革命力量，为武装起义作积极准备。
为了向宁波人民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国民尚武会宁波分会于1911年9月22日（宣统三年八月初一）创办了刊物《武风鼓吹》，由章叔言任总编辑，内容分论说、学术、记载、国内外大事记等。《武风鼓吹》以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作了揭露和谴责：“今者中国时局，益惊以岌矣。俄要求于北，英占据于南，瓜分之说，洋溢口耳，片马之案未结，而西藏又见告矣。”[17]为保卫祖国独立自主和民族的生存权利，宁波尚武分会号召大家起来斗争，驱逐帝国主义，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大而卫国，小而卫乡，公则保土地，私则保家乡。嗟！我宁波人可以投袂而起矣”。要求宁波同胞“毋忘国耻，追先民尚武之风，作壮士从军之气，□有武士，田有武农，肆有武工，市有武商，各奋其爪，各磨其牙，结合大群，毅然以发愤为天下雄。”[18]《武风鼓吹》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的锐利思想武器。“以激动诸君子之雄心”[19]，它大大地鼓舞了宁波人民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积极性。出刊以后，数量日增，“宁波各界人士、青年莫不争购，先阅为快，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于革命事业有极大的贡献”。[20]
1911年7月30日（宣统三年闰六月五日），宋教仁、陈其美在上海筹组同盟会中部总会。宁波亦于此时正式成立同盟会支部。赵家艺为会长，陈训正任副会长，受中部总会领导。支部成立时有会员数十人，多数为宁波尚武分会之会员。同时，各县亦先后成立支部，林端辅被派去组织慈溪支部。支部会长为钱保杭、副会长胡良箴。镇海、奉化亦有组织成立。它的成立使宁波民主革命力量有了一个核心，资产阶级的各种革命势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各界人民群众在反清的共同目标之下统一起来，形成了一支革命力量。在同盟会宁波支部推动下，宁波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起来，宁波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
注：
[1]蔡元培：《余姚汝湖乙种农学校记》，《余姚文史资料》第5辑，第59页
[2]《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第194-195页
[3]《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游学译编》第6期
[4]陶成章：《浙案记略》，《辛亥革命》第3册，第25页
[5][13]赵志勤：《宁波光复前陈屺怀》，《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第97、99页
[6][15][20]林端辅：《宁波光复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四）
[7]周利萍：《赵氏三杰兄弟同道》，《政坛名人》第23页
[8]方印华等：《洪兆麟小传》，《慈溪文史》第1辑
[9]马元佐：《先父马宗汉事略》，《慈溪文史》第1辑
[10]章太炎：《马宗汉传》，《民国余姚新志稿》，《人物》
[11]《马宗汉传》，《越锋日报》1912年1月17日
[12]《马宗被捕后的招供状》，《余姚文史资料》第5辑
[14]《黄金时代之希望》，《民吁日报》1909年11月16日
[16]《辛亥革命资料》，第543页
[17][18]《武风鼓吹》创刊号，《辛亥革命资料》第543页，中华书局1961年10月版
[19]《武风鼓吹》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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