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民族灾难深重，社会动荡不安，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加之天灾不绝，宁波的社会经济几乎处于全面崩溃的境地。当时，连土地比较肥沃、经济比较发达的慈溪、余姚一带，也是“收成歉薄，加之曹娥江的水患，钱荒米贵，糊口艰难”[1]，浙东人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惨不忍睹。天灾人祸交迫之下，宁波人民再也无法生活下去，唯一的出路是起来反抗政府的暴政，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作斗争。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影响下，宁波人民革命斗争连续不断地发生。
辛亥革命前卜年间，在宁波发生的革命斗争，概括起来有以下6种形式：抗捐抗税斗争、反饥饿“抢米”风潮、反教斗争、工人的自发抗暴斗争、抵制美货运动、各界争路权爱国运动。
清政府为偿付对外赔款和举办“新政”，就要筹措经费，加征各种苛捐杂税。沉重的负担都在人民的身上，这就不能不激起群众的反对。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到1910年（宣统二年），宁波人民因反对加捐派税，多次起来抗争，捣毁厘卡、警局和捐局。1902年2月22日（光绪二十八年一月十五日），宁波酒店百余家“聚议”，要求清政府“减捐”[2]。4月3日（三月十五日）宁波近郊农民发生暴动，它的起因是由于“米价昂贵，增加苛捐杂税以筹赔款”，[3]江东一带的商店也罢市，反对收房捐。因蚕丝增税10倍，宁波的机户及丝铺商人聚众捣捐局。1908年5月（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宁波各店罢市，“反抗征收清道捐”[4]。
宁波市区的抗捐抗税斗争影响到所属各县及余姚。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正月，象山县知县邹文沅在墙头设立土药税捐局，按田亩征收药捐。6月18日，墙头民众自发地拥入捐局，捣毁器物，被知县调兵镇压。第二天，乡民孔仁华又鸣锣聚众几千人，到了县城要求减免税捐。他们拥入县署，捣毁了陈设物件，知县邹文沅也狼狈地越墙出逃。[5]1902年5月，奉化农民和小贩，由于清政府“设卡以来，肩挑背负之物，无一不捐，七十二行在城内财神庙聚议，一起抗捐”，“将大码头捐卡毁一空”。[6]1903年7月（光绪二十九年五月），镇海县的群众“抗酒捐”[7]。1905年4月（光绪三十一年三月）鄞县黄姜桥、黄古岭等处商人罢市，反对抽席捐。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月初，余姚竹山港的饥民千余人，“将厘局房舍及附近之土药局全行捣毁”[8]。5月27日（四月十八日），余姚北乡农民抗捐，捣毁捐局。这一时期，由于宁海县苛罚种烟，20余村农民也联合进行反对苛罚。.
所谓“新政”激起群众的反抗斗争，足以说明，清朝统治者已不可能用任何的办法来改变自己的腐朽、卖国的形象，巩固摇摇欲坠的统治。
伴随着抗捐抗税斗争，宁波农村普遍发生了“抢米”风潮。这充分表明了宁波农村的经济破坏和农民生活的极端痛苦。收成歉薄，受灾严重，钱荒米贵，民心惶忧。饥民为了生活，被迫“抢米”，多次发生暴动。1902年7月，奉化的地主、商人囤积居奇，米价暴涨，农民在忍无可忍之下，棠凹的“麻骨党”数百人抢夺绅富米谷，“吃大户，抢米店”[9]。1907年3月9日，象山米价腾贵，饥饿的群众成群结队，“抢义仓的积谷”[10]。浙江巡抚奏报中提到象山抢米的情形说：“象山匪徒借米贵，纠众向教堂滋闹拒敌，官兵击斩多人，始行溃散。”[11]3月30日，奉化松岙发生饥荒，数百贫民抢米。1911年6月（宣统三年五月），鄞县也发生抢粮事件，全家湾农民数千人“捣毁米店”[12]。鄞江镇米店囤积居奇，农民抢夺米谷。9月24日，“慈溪县农民抢米”[13]。
帝国主义在《辛丑条约》中，虽然给清政府规定了严厉镇压反洋教斗争的条款，但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依然普遍展开。20世纪初，反洋教斗争在四明地区不断发生。著名的有宁海王锡桐反洋斗争。
宁海天主教徒，一向无法无天，欺压民众。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7月，在义和团的影响下，王锡桐成立了“伏虎会”，并乘机起事响应，带领会众五六十人在大里揭竿而起，他们惩办不法教民，烧毁大里、中胡、凤里三处教堂。宇海县令孙启泰派兵镇压，王锡桐被迫逃至慈溪。次年9月再次回大里聚众起事，烧毁中胡教堂，后被县官逮捕，愤怒的群众百余人，攻城劫牢，救出王锡桐，遂隐居浙北。
1903年9月，王锡桐从外地回到家乡，他号召“剿灭天主教”，各村人民踊跃参加。9月26日，聚众起义，“从者如云”。当天会合反教会的群众，攻打县城，烧毁2处教堂，处死神父朱国光，击毙作恶多端的恶霸地主、教民罗仁寿、王加团、李和中、竺时得等人。不久又竖起“灭天主，保清朝”的旗帜，宣读“灭洋保国”文告，得到浙东人民的普遍响应。“一时人情汹汹，附近城乡各教民店铺家属多被焚抢，迨至退回大里村巢穴，业已聚众数千，翼图负隅抗拒”[14]。这年10月，清统治者派大军镇压，几经激战，义军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遭失败。首领礼释、周参贵等战死，叶名秀、陈阿三和王锡桐的幼子王幼生等20余人先后被俘。王锡桐被迫逃离宁海，清政府以八千金悬赏缉拿。参加反侵略斗争的群众惨遭杀害，”被焚数百家，被杀数千人”[15]，宁海大里村“数月不见人烟，稻熟无人收割”。
在王锡桐反教斗争影响下，镇海、慈溪、象山、定海、宁波等地先后发生了教案。1902年春，外国传教士在宁波“慈善堂”、“育婴堂”，灭绝人性地残害儿童，宁波人民义愤填胸，他们聚众攻打教堂，殴打教士[16]。1905年，外国教士强租了慈溪的大慈庵[17]。双方引起纠纷，由于当地的乡绅抗议，教士被迫归还该庵。次年3月，镇海小港因民间迎会，教民拒不捐款，民教双方发生了争执，大批群众“将耶稣教民仇绍棠纸铺捣毁，并损及该处租设民房礼拜堂一所”[18]。但清朝统治者对外国教民多次退让、妥协，教案的结局是规定赔修理费洋1000元，“所有此次滋事之犯，应由镇海县访明首要，严拿究办，以儆将来”[19]。
1906年，天主教宁波教区创办中西学堂，对学生政治上压制，不尊重主权和民族习惯，每逢中国庆典不准悬挂中国国旗，外国传教士的蛮横态度，使广大师生强烈不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师生们提出强烈的抗议，迫使校长安琪林辞职。
1907年初，象山县西乡张岙村张小金，利用“洋教强迫中国，幸有天降神兵400余名，助西乡人张小金灭洋”的说法，聚众30余人起事[20]。他们提出“保清灭洋”的口号，封官设将，向教徒柳康宁索银600元，康宁不与。不久到横坛、萧湖、儒雅评等地勒令富户输资，夺地主武装民团的枪支，队伍扩展到400余人，又拆毁新桥教堂，缚执教士2人，并进攻丹城。为讨好外国主子，清政府迅速调派练兵统领常荣清、谢得胜率领清军500人进行镇压，张小金被捕，被押至宁波枭首，示众10天。
宁波工人的自发斗争是这个时期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浙江最早的一批工人，推宁波开埠后的码头工人和海员工人，产生在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企业、洋务派创办的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的兴办，工人人数不断增多。宁波的工人阶级人数尽管不多，但具有中国工人阶级所共有的优点，富有斗争精神。20世纪初，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的重重压迫之下的宁波工人，累死累活地干活，可是所得甚微。当时百业萧条、物价飞涨，工人实际工资明显下降。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大米每石平均价格至多不超过5元，到1911年（宣统三年），米的价格上涨到每石8.5元，上涨70%。辟柴、猪肉、鱼等价格也大幅度上涨，“生活费用和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在过去十年中大大提高了”，“很显然……工资赶不上粮食价格的增长。（粮食）平均起码上升了百分之百，而工资只上升百分之六十到八十”。[21]为了维护工人自身起码的生存权利，宁波工人不断起来斗争。
1903年11月（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宁波烟铺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第二年春季，郭县鄞江桥石工数百人举行加薪罢匚。这年夏季，宁波染纺工人又举行罢工，也要求提高工资。这次罢工打击了外商对宁波的商品倾销，连他们自己也供认不讳，罢工“对于大量输入颜料的当地洋行，曾予以极大不便”。[22]1906年初，鄞县米铺椿米工人的每天工资只有200文，为此“停工索加“，逼使资本家增加工资50%。5月初，叶昌才、俞阿三等人“聚众挟制，不准工作，一时集数百人，声势汹汹”，“捣毁米铺，围困县官，殴伤营员”。[23]最后在清军的镇压下，叶昌才被捕遭杀害，斗争失败。1908年，宁波和丰纱厂工人，为反对工头周雪峰任车间领班，发动罢工，造成了全厂“拦腰断”（即生产过程中断），迫使资本家驱逐周雪峰，取得初步胜利。
1905年在宁波爆发的抵制美货运动，这是宁波人民一次较大规模的爱国运动。
1905年5月，上海“商务总会”以积极的姿态，通过倡导和发起抵制美货，有力地抗议美国迫害华工的罪行，决定以两个月为期，如果到期美国不肯删改苛例，仍强迫续订华工条约，就实行“全国暂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同时通电各省商务总会，要求一致行动。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宁波各界也大力支持，当时由商人学界成立了抵制美约社。在抵约社的推动下，不仅召开了各种拒约会，而且积极宣传抵制美货。“六月十八日以后，学界发起抵约，并刊送传单、调查表，组织既成，日形发达。七月初一大会以后，青年志士分赴城市乡镇担任演说，每日驰赴庙寺船埠闹市人众之处，演说文明抵制办法，环而听者率数百人，到处欢迎，大为激动。”[24]
宁波人善于经商，宁波籍的大商人、大资本家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大城市。8月1日，宁波商界和学界联合在城内孝廉堂召开抵制美货特别大会，著名小说家吴跣人和李毅轩乘船从北京专程赶来参加，大大推动了宁波的反美爱国运动。在宁波的广东、福建资本家开设的鼎崇兴等20多家商店，共同实行不用美货，表示坚持到底。连有名的洋布、洋货资本家王月亭、汤仲盘都表示不买卖美货。其他一些资本家也向“不忍坐视社”靠拢。“吾甬上等社会中人颇有感动者，刻下袁君履登、陆君士瑾、陈君苏来等与敝社联为一气，昨假本城辩志书院集议，到者四十八人，均签允实行抵制美货。[25]
抵制美货运动，尽管由民族资产阶级发起，但广大工人、店员、手工业者和一些小商贩，都积极参加了这次反美爱国斗争，而且态度十分坚决。宁波的划船工人，在整个抵制美货运动中，始终坚持拒运美货，成衣工人则拒做美国布料的衣帽。
在工农群众开展抗暴斗争的同时，宁波各界争路权爱国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在不断发展。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英商怡和洋行代表与清朝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签订了一个苏杭甬铁路草约。西方列强以此为理由，多次胁迫清政府改订正约。
1907年10月（光绪三十三年九月），清政府下了“借款修筑”
苏杭甬铁路谕旨，只准浙绅搭股，但必须以英国资本为主，决定向英国借款150万英磅，年利5厘，以路权作押。此事激起了江浙两省人民的抗议。当抵制英帝国主义掠夺苏杭甬铁路权，收回权利运动发生时，宁波人民参加了反对苏杭甬铁路借款的斗争，表达了强烈的爱国热情。
清政府决定向英国借款、以路作押的消息传到宁波后，宁波人民无比愤慨。他们纷纷集会表示反对。10月5日（八月二十八日）宁波教育界召开教育会常会，讨论了拒款事件，并形成如下决议：“一、准下月初三日，再开绅商学界大会；二、派代表赴杭沪交通机关；三、集股：（甲）公产（教育会公款已决以十分之八贾股）；（乙）绅富；（丙）奇零股，拟一千元为一股；（丁）通俗演说。”[26]
当天下午，宁波学生在师范学堂召开了第一次拒款会。法政、郸高、崇正、育德、毓才、西成等17个学校共千余人参加会议。会上情绪高昂，发言踊跃。为便于联络，选举了会长1人，副会长2人，以及访事员、书记员和会计员若干人。为了扩大影响，10月7日（八月三日），宁波师范及一些中学师生共97人，乘湖广轮至定海，参加定海商学两界发起的拒款公会。宁波教育会的何阆仙在会议上作了演讲，介绍了杭州、上海、宁波拒款的情况，号召大家参加拒款斗争，表现了忧时爱国思想，得到与会的定海人的支持。
10月9日（九月初一），宁波各界召开了第二次拒款大会。商人、学生、绅士400多人齐集于商务总会，比第一次拒款会开得更为踊跃，临时会长吴葭君宣布开会宗旨，然后议论拒款和筹款的具体办法，筹款归商界，拒款归学界，“凡事有专属，责无旁贷”。[27]
在反对借款的同时，出现了一股认股的保路运动，宁波各界出于炽热的爱国热情，踊跃认股，用集股、抽股、认股等办法进行保路斗争。宁波府女学堂认股5000元，余姚邵氏合族公认10万元，镇海方培认300元，个人认股的有鄞县叶佐金认股100股，宁波蔡启昌认股100股。在外地的宁波帮也纷纷到家乡认股，慈溪人周金箴认股700万元。这都充分表达了宁波人民强烈的爱国热情。
江浙争路权的爱国运动震动全国各地。散居在那里的宁波人都酝酿采取行动，加以支持。在上海的宁波帮致电声援，绅商争相集资支持，在上海宁波职工纷纷表示，清政府如果不接受拒款的建议，则“全体罢工”。两江总督端方在向朝廷报告中说：“苏浙路事起后，两省人心嚣然不靖……上海宁波帮人最多，工商劳股皆有，向称强悍，屡有路事决裂，全体罢工之谣，尤属堪虞。”[28]在危机严重的时候，宁波帮的争路权运动可能会激起群众的骚动，这恰恰是清朝统治者最害怕的，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宁波人在收回权利的斗争中，行动是积极的。
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拒款的急进派，他们怀着爱国热情投入拒款斗争。宁海人邬纲为此进行绝食，抗议清政府接受英国借款、出卖主权，呕血而死，他在绝命书中说：“不佞家属，排众议，投身路校，原冀为浙路少尽微力。故入校之后，不敢一刻自逸，奉取以来，不以劳役为憾，扶病尽职，以致于惫，不料，大祸猝发，外部逼我贷款，吾知国贼志在冒利，必日无可转，款成而路去，浙江片土，已为国贼断送。恨激无所泄，病日加剧，顷加热血潮涌，精神恍惚，此身将与浙路同尽，呜呼！吾身不死，吾愿吾浙人励为其后，倘此路得有挽回，则鄙人虽死，呜呼已矣，诸君努力！九月十五日宁海邬纲绝笔。”[29]维护祖国的主权、中华民族的尊严，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的高风亮节跃然纸上。
这一时期的革命斗争，不论是斗争方式、斗争性质，还是参加的成员、斗争的目标，与以往相比，有着新的特点。
一是斗争形式多样，爆发地区普遍
辛亥革命前夕的十年中，宁波人民革命斗争形式多样，地区广泛，人民群众斗争发起快，次数多，且有一定规模。据不完全统计，在这十年中，宁波爆发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达46次多。既有抗捐抗税，为增加工资的斗争，也有把斗争矛头指向外国侵略的反教斗争和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还有资产阶级的争路权的爱国斗争。比如，宁海王锡桐起义，“聚众数千”，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象山张小金反洋教斗争、象山南乡东溪村民出聚众抗击官兵拉夫运辎。斗争的地区非常广泛，遍及宁波府所属各处，在余姚、宁海也时有发生。
正是这种到处蜂拥而起的、自发的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的斗争，才使腐朽的清朝统治的根基发生严重的动摇，使清朝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客观上说，宁波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正是依靠这种力量，在1911年的11月，一举而推翻清政府在宁波的统治，但他们是不可能彻底取得辛亥光复的胜利，这是因为他们不能自觉地组织和动员这支力量，这就使他们后来失去了广大的同盟军和依靠力量，以致于无法战胜强大的国内外反动派。
二是参加阶层广泛，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www.xing528.com)
这一时期的宁波人民革命斗争，具有广泛性，各个阶层几乎都参加了这一斗争。
《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中外反动势力的进一步结合，清政府成为“洋人朝廷”，民族危机和社会各种矛盾加剧。中国人民目睹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胸中燃起了愤怒的火焰。这不仅激怒了宁波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等下层民众，而且也损害了士绅、商贾、士子的切身利益。以农民为主体的宁波群众参加了这一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同时，必然有一部分士绅、商贾和知识分子参加到斗争行列中，比如，在争路权的斗争中，除了工人、农民以外，宁波的一些绅士、资本家，甚至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都参加了这一爱国运动。
从辛亥革命前夕宁波人民参加斗争的广泛性来看，它反映了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反映了不同团体和政治思潮的逐步接近，从而为倾覆清王朝在宁波的统治奠定了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持续高涨的宁波人民革命斗争，必将成为促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重要源泉之一和组成部分。比如，王锡桐反侵略斗争失败后，民间仍到处传播“锡桐不死，教门不起”的揭语。[30]一些具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庚子以后不可无排外，因为排外思想是民族主义所由生”，并“号召群众，移闹教之心，而为排满思想”。[31]这说明群众的革命推动具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逐渐走上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道路。王锡桐反教斗争失败后，他们进入徐锡麟举办的绍兴大通学堂，积极进行反清斗争。
三是斗争分散、斗争方式落后，没有明确的纲领
宁波人民各种斗争，虽然在当时有一定影响，但是一般是彼此孤立、分散进行，相互之间缺乏严密的组织、联系，自生自灭，没有形成一股斗争洪流，始终没有形成统一集中领导，最后都导致失败。
斗争的方式比较落后，除王锡桐反洋教斗争采取武装暴动形式外，一般是采取“迎神赛会”，或焚烧学堂等。比如，1910年（宣统二年），余姚乡民就采取“迎神赛会”的形式，慈溪县的广大农民因“去冬县署各庄书为渔利计，声言明年学堂将会充公”[32]而大为愤怒，于是群起焚毁学堂。先后被焚毁的有正始、讴浦、进修、龙西、鸡山、天择、龙东、凤山等学堂。焚毁学堂是不足取的，这种斗争方式是十分愚昧落后的。
斗争中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和口号。比如象山张小金反教斗争，就提出“保清灭洋”口号，即使有一定规模的王锡桐的反教斗争，其主张的也是“灭天主，保清朝”、“灭洋保国”，以致对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缺乏应有的警惕。这一时期宁波人民革命斗争，一般是抗捐抗粮、增加工资等，有的甚至向清政府乞求。比如，1904年，鄞县数百石匠与业主争执未决，工人诉诸于官府，冀求调定，每人持香一支，纷纷来到县署跪求，由柱首呈禀，叩请加薪。
正因为这样，在清政府的高压或欺骗下，斗争迅速瓦解，后被残酷镇压。辛亥革命前夕宁波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再一次证明：中国农民是近代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不可能领导民主革命胜利；资产阶级，由于它的软弱性，反帝反封建是不彻底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中国革命需要有一个先进思想武装的先进阶级的政党来领导。
一百多年来，我们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宁波的近代历史表明，辛亥革命期间的宁波的志士仁人革命斗争精神将永垂青史。辛亥革命前夕的宁波革命斗争必将载入史册。
注：
[1]《汇报》146号，第2册，第36页
[2][3][6][9]《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八年一月十五日、三月十五日、四月二十五日、六月三日
[4]《汇报》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五日
[5]《宁波市志》下册第2022、2023页
[7]《汇报》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八日
[8][10]《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四、二月初三
[11][23]《辛亥革命前十年民变档案史料》第371、370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12][13]《时报》宣统三年五月五日、八月三日
[14]《东方杂志》第1年（1904）第10期
[15][31]《浙江潮》第10期
[16]《德宗实录》卷479
[17]《东方杂志》第2年（1904）第7期
[18][19]《镇海县小港教案议结条款》，《东方杂志》第3年（1906）第4期；《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第27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20]《象山近百年史事胜录》，《象山文史资料》第3辑，第20页
[21]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87—588页
[22]《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第2卷，第435页
[24]和作辑：《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1期，第37页
[25]沈雨梧：《浙江近代经济史稿》，第98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6][28]《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231、23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7]《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674页
[29]《江浙铁路拒款风潮录》，清末石印本
[30]1902年重修《宁海大里王氏宗谱》卷105，《世略》
[32]《浙江慈溪乡民焚毁学堂》，《辛亥革命》（三）第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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