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近代史纲：辛亥革命前的经济成果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美英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后与日本又签订《中日通商行船续约》。这些条约明确规定帝国主义都有航行权，不论船只大小、种类，都可以驶入内河。这不难看出，中国的门户已经大开，帝国主义到宁波更是通行无阻。不仅任意掠夺宁波的农产品，而且可以使用宁波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宁波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了。

一是外国在宁波的商行不断增加。19世纪中晚期，宁波先后设立过许多洋行，其中不少洋行在开办不久便停办或转移上海，但每年仍保持10家左右。辛亥革命前10年，又增设了不少洋行，比如，1910年英商设立怡和洋行，德商设谦信洋行，日本设立三井洋行。这就便利西方对宁波的贸易。

尤其是不少世界性垄断组织的分支机构，这一时期也先后在宁波设置机构。比如英国的英美烟草公司，1902年在华设立，总部在上海，在英商的垄断组织下，形成一个庞大的商业网。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英美烟草公司在宁波设立分公司。英商利华兄弟托拉斯的中国肥皂公司1903年在华设立，也很快在宁波设有分公司。这些都属于有名的世界性托拉斯组织。其它如英国的亚细亚火油公司，法国的立兴航运公司都在宁波设立分公司。通过这些分公司，使宁波的许多商店成为其推销店，在外商的垄断组织的控制下，为其推销商品和收购原材料。

二是外国进出宁波的轮船艘次、吨位也有明显增长。4按照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内容，英国的轮船来宁波畅通无阻，增幅较大，现根据有关资料列表如下：^[1]

1897~1910年中英进出宁波港轮船艘次、吨位统计表

上表资料清楚表明，在《辛丑条约》以前，国内进出宁波港的轮船艘次与吨位占进出宁波港总数的50%以上，而英国只占41%~42%，相差8个百分点，但到1902年到1905年之间，国内与英国的轮船船只艘数已经只差5个百分点。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通商行船条约》的签订。

三是对宁波贸易的控制。近代中国是以半殖民地的地位与世界市场发生联系的。帝国主义为了对宁波进行商品输出和原料掠夺，不仅在宁波开设了不少商行和公司，而且也不同程度地控制宁波的交通运输业。这为帝国主义控制宁波的贸易奠定了一定的条件。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这个时期宁波的对外贸易。

首先是商品输入成为资本输入的通货，进出口贸易迅速增长。我们不妨对19世纪中晚期以来的宁波进出口情况做一统计，见下表：

上表记载了1861年（咸丰十一年）至1911年（宣统三年）宁波港物资进出口统计数字。从表中可以看出，除太平军占领宁波这段时期是出超以外，其余都是人超，尤其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使宁波港口进口额大大增加，较长时间处在入超地位，进出口贸易值中洋货与土产进口的总值相差比较悬殊，仅1910年（宣统三年）入超6494270海关两白银。

我们从下表中可以看到1903年（光绪二十八年）到1910年（宣统二年）宁波进出口情况^[2]：

1903年（光绪二十八年）宁波人超为2146412海关两，但到1910年（宣统二年），入超却达到9204721海关两，增加了7058309海关两，反映了外贸经济侵略程度的不断加强。

其次贸易商品结构变化。19世纪中晚期，宁波进口商品除毒品外，以消费资料为多数，以农产品原料和手工业制品为主。到20世纪初，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进口增长速度发展较快，在进口的比重中逐步增加，后者却在减少。而鸦片进口数更是急剧下降。在1897年宁波鸦片进口为3811担，1900年为2559担，1905年为1814担，1911年为412担。到辛亥革命爆发，鸦片进口额在洋货进口额中的比重已经占很少了。另外，生产资料进口也有所增加，比如，宁波进口的煤油，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为752吨，到1910年增加到13788吨，锡1901年为1285吨，到1910年为3207吨。

在出口商品中也有一个变化。传统的大宗出口商品茶，由于遇到印度茶的竞争，在出口比重中也逐年减少。比如，徽茶在1897年为12468担，到1907年只出口753担。在出口商品中，为工业提供原料的棉花，成为今天的宁波地区主要出口商品。比如，余姚、慈溪等地生产的棉花出口激增，成为日本棉纺工业原料的主要供给者。1901年宁波原棉出口69784担，1907年为154748担，到辛亥革命前的1910年激增到173992担。

在帝国主义商品倾销急剧增加的冲击之下，宁波的封建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城乡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也遭到了破坏。素称棉纺织业发达的宁波，已成了洋布、洋纱的市场。二十世纪初的宁波已是“巡行百里，不闻机声，耕夫馌妇，周体洋货”^[3]，加剧了宁波经济半殖民地化，从而也促进商品市场的扩大，客观上为宁波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

辛亥革命前十年，宁波民族资本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不仅是自然经济的加速解体以后，在宁波出现了更多的劳动力和商品市场，而且清政府在这一阶段的经济政策也发生了某些变化，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对民族资本的控制。在经济上采取了所谓“提倡”、“奖励”的措施。比如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设立商部，制定奖励公司章程20条。紧接着又颁布商律及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和奖给商人勋章章程8条等。清政府采取这些措施主观上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但也不能否认它对民族工业的发展多少有点积极作用。加之全国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对民族工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1905年，宁波的开明绅士和商人为争杭甬铁路的路权，召开了“废约拒款”大会。他们说：“铁路多建一尺，利益多获一尺，铁路早建一日，利益早得一日”，纷纷致电清政府，要求夺回利权。基于上述的历史背景，宁波一些官僚、商人、地主开办了一些合股或独资进行的新企业，民族工业进一步得到了发展。(www.xing528.com)

如果与甲午战争前后的设厂情况相比，则这10年中所办的工厂较前增强许多倍。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宁波电力行创立，资本1.4万。1904（光绪三十年）创设通久源面粉厂。次年，“宁波商人赵某等集股创设通益造纸厂于北门外”^[4]。19。6年（光绪三十二年）宁波开设通利源榨油厂，资本8万元，用余姚及三北等地的棉籽生产棉油和棉饼，副产品是花衣。产品行销本埠和外地^[5]。同时，姚芳亭设光明烛皂厂，资本8.4万。蔡鸿仪在鄞县创设禾盛烟公司和禾盛碾米厂，资本各10万。戴瑞卿、顾元琛在宁波设立和丰纱厂，有资本150万，生产6、8、10、12、14、16、和20支纱，“行销本省及川、湘、鄂、粤、桂等省”^[6]。徐惠生也开办宁波正大火柴厂，资本5.6万。次年，宁波开设合伙经营的顺记铁工厂，有资本5千元，每年用铁约5万磅，大都为修配轮船上的机件。

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宁波先后创设了18家工厂。具体见下表^[7]：

从上表可以明显看出两点：一是新办的工厂与19世纪晚期比，从工厂的数量和规模上都远远超过后者。比如，通久源轧花厂只有5万元资本，20世纪初的和丰纱厂资本达到60万。资本超过10万的还有通久源面粉厂、通利源榨油厂、禾盛烟公司、禾盛碾米厂、和丰电灯公司等。二是从发展部门看，宁波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轻纺业依然占优势，尤其是轻纺和食品加工等行业。当时，轻纺、食品加工业占12家，机器修理仅占5家，而且发展比较缓慢。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轻纺业的规模是不小的。比如，宁波和丰纱厂当时已有机器设备和一定的技术力量，聘请了日本技师，选用英国机械，设计规模远远超过通久源。其产量也可观，“头两个月，即用原棉18000担，出纱5千包。其所产‘荷峰’、‘金财神’牌棉纱，质量匀称，色泽洁白，堪与日本纱‘兰鱼’相媲美，行销省内及天津、青岛、牛庄各埠”^[8]。并拥有资本839200元。通利源榨油厂资本40000元，光明烛皂厂资本84000元，正大火柴厂资本56000元。相反，机电修理规模都比较小。比如顺记铁工厂，最初只有5名工人，资本也只有5000元，承担一些小型的机器修理业务。宁波顺记厂的资本仅占和丰纱厂资本额的0.6%，这说明宁波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脆弱的。

除工业企业以外，宁波的铁路、轮船航运、近代邮电都有一定发展。

从上海海关内港轮船挂号的数字看，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国产船在宁波挂号的为19只，到宣统二年挂号增至27只，短短的3年中增长30%。这一期间，宁绍、三北轮船公司还相继在宁波设立分公司。宁绍公司的“宁绍”，三北公司的“宁兴”等轮，吨位均在3千吨左右，客位为1千，通过沪甬线、五山头线连接全国，沟通镇海、舟山、象山、海门、温州。各种商轮频繁进出宁波港，贸易有所发展。具体见下表^[9]：

1911年前宁波商办轮船公司一览表

我们从上述统计表分析，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前，宁波的民运运输业有很快发展。这一时期有12个商办轮船公司开业，开辟了10多条航线。

与此相适应的，宁波商办的小型轮船码头的发展比较快。这一时期在宁波、镇海先后建造了镇海、永川、宁波、小平安、海宁、景升轮埠和甬利、新海、平安、宁绍、可贵码头。一般是从100到300吨级和1000到2000吨级的码头，初步构成近代港航体系。

宁波的陆上公路交通这一时期还没有开始，可是已经在使用人力车运货。1908年，在宁波通往奉化的官道上的方桥，建了一座钢质吊桥。此外，在江北岸还修建了一段新式马路。

1898年，杭甬铁路完成了第一次勘察测量。1907年，中国商民集资赎回路权后，因资金短缺进展缓慢，加上原先承筑的外商卷款潜逃，更加重了困难。1909年杭甬铁路的设计工作接近完成。1910年6月15日，宁波终端站破土动工。次年宁波到百官段完工，全长约50英里。

这一时期邮电业有所发展，开辟了兰溪干线邮路、义乌水陆邮路。邮件投递业也有发展，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宁波邮界内有汇兑局9处，汇出8.1万关平两，汇入1.4万关平两。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投递信件达5986件^[10]。长途线路进一步延伸。1903年，宁波至临海双线电报线路经宁海伸延连通。电报增办华、英文密码。

在宁波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初步发展时，还应该看到宁波的民族资本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资金难筹、招股不易、价格波动、金融恐慌等都会使宁波的民族工业发生若干的波折。当时宁波的轻纺业就是在曲折中发展的。宁波和丰纱厂“因棉花冬价涨，所以利息也有损”。通久源纱厂“今年（1909年）只能勉强开销，未能获利”。到辛亥革命前夕，这两家工厂都由于“生意不佳，棉花价昂，暂行停机，一在七月间停工，一在九月间停工”^[11]。光明烛皂厂“有资本60000余两。最初两年虽能付红息4%，却始终没有真正兴旺过。该厂仍生产如旧，但据说情况并不很好”^[12]。通久源榨油厂也由于纺纱织布局的停办，便不得不停办了。宣统二年，“本口（宁波）的洋皂厂、洋烛厂、自来火厂，传云皆属亏本”^[13]。

最突出的是宁波民族工业受到封建政权的严重束缚，要负担沉重的苛捐杂税。苛捐杂税对民族工业危害最大的是厘金。比如创办宁波和丰纱厂的顾元琛，是个封建官僚，清内阁中书衔。但他也免不了繁多的苛捐杂税。在工厂未投产的前一年，就付出官息36600余元。光绪三十三年年终经结算亏了3182元，在5年中共付庄息295100元，占该厂原料总支出30%。因此和丰纱厂发展十分缓慢。当时的《时报》就这样报道说：“甬江（宁波）和丰纱厂，自开办以来，出纱较纯，颇足抵制洋货，惟购运制纱进口，除完交正税外，又须报纳厘捐，未免本重价昂，有碍销路”^[14]。顾元琛不得不要求省及甬道各宪豁免。尽管如此，也不能免，“惟蔑捐非本道主政，能否准免，碍难遽议，既据迳禀，应候商部抚宪批示，遵可行也”。^[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