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助长了西方列强争夺中国的野心。一些侵略者代言人甚至公开叫嚣把“瓜分中华帝国”[1]一事提上侵略日程。帝国主义掠夺在华利权，强租海港和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严重危机。这一事实不得不引起宁波志士仁人的忧虑。
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英、法、俄、德以及日、美都是在华霸权的积极争夺者。他们强占中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和租借地。首当其中的是德国，作为“三国干涉还辽”一员，德国无耻地要求清政府给他“报酬”，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取得汉口、天津开辟租界的特权。1897年11月，德国又抓住山东曹州“巨野教案”，扩大事端，派兵袭据胶澳，分兵略地，夺取胶州湾。德国的强盗行径，激起国内报纸舆论和许多官吏的反对。宁波的《德商甬报》为此发表了《中国武备以御外侮策》文章，抨击了德国侵略者的罪恶，揭露了清政府的腐败，反映了宁波人民忧国忧民的心情。他们认为德国占踞胶州，不过是3艘兵舰，登岸的兵也只有数百，而清政府守备胶州的兵不下数千，山东全省兵勇也超过数万。强于德军数百倍的清军，为什么不敌德军数百人，究其原因就是清政府吏治腐败，军事衰弱。一闻德军，“文臣惊心而动色，武臣束手而听命，全军引退，拱手让人，使敌人如人无人之境哉”。[2]
俄国向来对中国领土怀有野心。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皇俄国通过《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掠夺了我国领土140多万平方公里。从19世纪70年代起，俄国的侵略政策中又提出了远东地区取得不冻港的问题，企图霸占旅顺和大连。甲午战争以后，俄国更是变本加厉地对中国东北进行侵略。由于俄国为首”三国干涉还辽”，企图以“救星”自居，诱使清政府签订《东省中俄合办铁路公司合同章程》，使沙俄借此控制东北的交通运输。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又签订了《中俄密约》，条约规定俄国在黑龙江、吉林两省修建铁路，并直达海参威。“平常无事，俄国亦可在此铁路运过境之兵、粮”，“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3]次年3月27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强占了旅顺、大连，活脱脱地暴露了沙俄政府侵占东北的狰狞面目。针对俄国对我国神圣领土东北的侵略，宁波人民义愤填膺，纷纷表示遣责和反对。《德商甬报》为此发表了《东三省边防策》一文，分析了当时俄国窥测东北的阴谋，指出了东北的战略地位和形势。认为“东三省为肘腋重地，北控俄罗斯，南拱京师，东蔽朝鲜，西获蒙古称尔沁诸部，重关巨扃，弹压边陲，关系于国”。[4]并且指出：“俄罗斯大兴安岭而南，与我中画（划）黑龙江南北分守，沿江上下所在皆险。又乌苏里江以东之地，既为俄所窃踮，而库叶一岛及混同江口屏蔽三省，亦辗转而归于俄，于是东路要隘在吃紧矣！夫吉林以黑龙江为外藩，以奉天为重蔽，奉黑警告，吉林声援，隔绝形如中断”。[5]大声呼吁：“今就大势论之，黑（龙江）注意于江防，奉（天）宜注意于海防，吉林中处其间，则宜注意于珲春”。[6]东北三省的防务既然极为严密，因此“尤当选其骁健，分扎三岔口、珲春、宁古塔、三姓等处，仿屯田成法，广为开垦”。朝廷必须派遣熟悉军事的大臣，“专办边防事务，重以事权”。[7]宁波人民群众怀着强烈义愤，要求抵抗沙皇俄国的侵略。这种情绪在《德商甬报》中充分表现出来。
在帝国主义步步紧逼，妄图瓜分中国的民族危亡面前，清政府却俯首听命，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民族利益，导致国家衰弱、落后挨打。富有正义感的宁波有识之士忧国忧民，对于清政府腐朽无能、妥协投降的罪行非常愤慨，加以揭露和鞭鞑。他们总结了清政府甲午战争失败原因，提出了除弊政，编练军队，加强国防，抵御外国侵略的主张。“甲午之役，兵败将亡，偿金、割地，全局为之震动者何哉！盖士大夫狙于所习，右文而左武，简阅兵大视为具。一旦有警，仓猝召募，以未练之兵而使之临敌，是犹驱群羊以御猛虎也。而事机销定，则概行裁撤其留，而未裁者又付之庸劣偷惰之。将兵饷则任其侵蚀，兵械则任其朽败。故合计通省之兵、练勇不下数万人，而实不能得一兵一卒也”。[8]
上述资料说明了二点：一是清政府官吏昏庸腐朽，机构臃肿，冗员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二是与政治腐败联系的是清兵军备废弛，军力衰败，已失去了战斗力。这样的官兵，使之临敌只能是驱“群羊”以御“猛虎”，对西方侵略无力抗拒。“戎政之不修，士卒之不练，使外人群起而谋，我是坐以待毙也”。[9]甲午战争失败，完全是因为清政府吏治腐败、军队衰败的结果。这是历史的必然。为此，作者大声疾呼：“今五州群雄互相角胜，有国家者，当朝夕孜孜讲求武备，以固我疆土，以保我人民”。为此，必须加强军备，编练军队。“此二十年中宜强其筋骨，练其手足，练其志气，一洗骄惰脆弱之积习，而后可驱之”。[10]
19世纪末，帝国主义与清政府结合更加紧密了。中国人民要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必须同时反对封建主义；反之，要坚决反对封建统治者，也必须同时反对帝国主义。宁波的志士仁人认识到甲午战争失败是清政府的军力衰败，这是对的，但他们并没看到这是腐朽的封建统治造成的，这就不可能提出彻底的反封建的要求。
意大利于欧州西北部，伸入地中海。19世纪统一以后，国势渐强，不久与德、奥两国同盟。然而，他外具虎豹之威，内实贪若豺狼，武备废弛，财用围穷。
19世纪末叶，帝国主义掀起瓜分狂潮。在这个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本身经济、军事力量都较薄弱的意大利，也乘火打劫，想在中国夺取一块地盘，企图通过扩大领土的办法来弥补经济力量的不足。为此，它派出军舰，于1899年初来到中国沿海，停泊在浙江宁海、奉化交界的狮子口海面，不时游弋南北，进行勘测、窥伺和示威活动。与此相配合，意大利驻华公使马丁诺，也奉命于1899年3月，向清政府正式提出“租借”浙江三门湾及其附近沿岸领土的要求，并要求清政府承认其有在浙江筑路、开矿和设厂从事工艺制造等的特权。这年夏天，意大利公使萨尔瓦葛又向清政府提出三条要求，即“中国允许意国公署将指（置）之公司，开办宁波府所属奉化、宁海两县之矿，仍修铁路，以便运出矿产”。并允许意大利人船驶到海边之处，[11]“意国商人自听卸货口岸，绝无妨碍，仍可修造楼房存货后，以便铁路装运内地企图把富饶的三门湾攫为意大利的势力范围。
三门湾是浙江重要港口和门户，位于象山港和台州湾之间，其北、西、南三面环山，东临浩瀚的东海，水深湾阔，口外又有许多小岛屿作屏障，中间有三道航路出入，俨然如三道门户，故名“三门湾”。三门湾在浙江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是古代兵家争夺之地。明代为了抗击倭寇，曾在此设立巡检司。明末清初张煌言领导的抗清浙东义军，亦曾以此作为驻守之地。
意大利企图占领三门湾的消息一传出，宁波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立即起来反对。宁波的《德商甬报》接连登载了《象山县境三门湾形势考》、《意大利近政略述》、《西报论意索三门》、《意国说略》等文章。一方面介绍了意大利对三门湾的蓄意掠夺的情况。同时，借口报刊揭露了意大利等对三门湾侵略的罪行。认为“意之索地乃无端之索也”。“其意以为中国将分，捷足先得”。[12]意大利对中国三门湾租借，如果不加阻止，其它列强就会“接踵而起，意图效尤”[13]，加紧对中国侵略。并且分析了英、法、俄、日对于意索三门湾问题上的矛盾。
英国支持意大利对三门湾的索取。因为英国为了保持长江流域作为其势力范围，迫使清政府宣布不将长江沿岸各省让与其他国。希望“长江一带诸附近区作为英国保护之地”。为此英国“乐观意得利于中国”，但又不想意大利与中国发生战争。英国的这一举动，遭到了俄、法、日的反对。“意之坚索三门，并三门之南一带，必至激愤南洋，势必动兵，而俄、法均非二国之心腹，反乐其战，使鹬蚌相争得利”。[14]英国支持意大利掠夺三门湾，必然要遭到法国等国家反对。意大利垂涎三门湾，加剧了列强对中国的争夺。英、俄、法、日各有打算，互相利用，又加剧了列强瓜分和掠夺。
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意大利的小国、寡助和非正义性的掠夺，这就决定了意大利索取三门湾的要求只能是黄粱美梦，最后必然失败。许多有识之士在：《德商甬报》撰文，指出了意大利索取三门湾的后果是可悲的。“意之强，强在本国附近疆域，战舰、粮煤皆有接济。若与日战于东方，其粮、煤需于何地”。“英虽欲意立权于中国，然不欲其战。日与意皆其友邦，若有战争，将例守局外，必不助。此拒，彼致失和于日。香港、威海即必不为意接济粮煤，意必大窘”。[15]中国19世纪末叶虽然贫弱，然而他进步、多助，人民群众志气高昂。“东方中国虽弱，然愤恨之气莫伸，意（大利）亦不能不防”。[16]
为了使宁波人民了解三门湾的形势，1899年4月19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十日），《德商甬报》刊登了《附送三门湾图告白》：“谨启者：三门湾一事，各报已书不胜书，惟该处之形势鲜有纪及之者。本馆既详为考，试弁诸报首，又特请名手绘成一图，随报分送，俾阅报，诸君一目了然，识者谅之”。
清政府慑于舆论，并由于受到英、日等国的牵制，因而不敢答应意大利索取三门湾的无理要求，于是，一面派叶祖圭统率舰船南下，一面下令“南洋闽浙等省督抚接见该统带，面商一切机宜，即令会同各炮台统将，周察形势，讲求布置”。在做了官样文章之后，又反复说明“朝廷不为遥制”，把对付意大利侵略的责任推给地方。[17]
浙江巡抚刘树棠奉命之后，经过一番筹划，提出加强陆地防守、诱敌上岸陆战的“制敌”计划，意欲借此避免与意大利海军交锋，从而避免战败之责。但他在提到了陆战的好处时说：“我有民兵援助，既便侦探，又易增募”[18]。这也说明，连清朝的高级地方官吏也看到了广大人民群众是坚决反对意大利侵占三门湾的。“浙省因意人窥三门湾，各海口皆严行防堵，已布置完善，众健儿皆磨拳，准备开战，不似从前胶州旅士之畏蕙也，[19]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官兵决心依靠自己的努力保卫祖国的大好河山，维护国家的主权。他们的反侵略的旺盛斗志，不能不使中外的反对势力有所顾忌。
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下，清政府不得不加以拒绝，加上受到英、日等国出于自身亦欲染指浙江的要求的牵制，意大利政府最后只得放弃侵占三门湾的企图，并撤回其驻华公使。清总理衙门档案曾记载了这件事：“畏事之所以多事也。如意大利始索三门，今索五款，无故生波”。“三门之议，若非深宫当机立断，掷还公司使照会，稍一游移，三门湾之为意有也久矣”。[20]这里有吹捧清政府的意思。但却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对外国侵略者是不能怕的。清政府在人民的反对下，只能掷还照会，拒绝意大利的无理要求。这是宁波人民和全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次胜利。
19世纪末叶，清政府实行专制独裁统治的同时，极大地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导致商业繁荣的宁波“市面减色，百物昂贵，各当铺因现缺乏，凡值十不能当五“”。[21]“食物、柴价涨2分，米因来路稀小亦有涨”[22]。1897年的年关，宁波人心惶惶，人民愤怒地提出：“贫民将何以为生耶！”[23]与此相反，封建统治者却是贪污搜刮，贿赂成风、生活腐朽。时人曾做诗对当时的宁波情况做了概括：“甬江市面不如前，倒账如相接连。官府受贿辄左袒，各庄被累苦呼天”，“奸官劣绅极贪污，私运粮食给倭奴。镇海因此遂闭粜，穷民嗷嗷庚癸呼”，“畏服夷人羊见虎，小心奉命子事父，不能杀夷能杀民，世事如此骇闻见！”外患内祸相继而来，人民群众处于困难境地，为此作者大声疾呼：“何日得为太平民”[24]。
走投无路的宁波人民，面对列强的瓜分、清廷的腐败，纷纷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
1897年11月初，宁波石匠吴宝奎等工人，为反对封建统治者聚众闹事。清政府扣捕了吴宝奎等10名石匠。11月12日，余下的石工以“被押之吴宝奎等十名尚未开释，纠聚数百辈，拥至鄞县宅门喧扰”[25]，围攻官署衙门。县令毕大令非常恼火，命令徭役把二门紧闭，自己穿戴着衣冠坐大堂，喝拿在门外喧闹的石工。一些胆却者偷偷地从二门槛下扒出脱逃，继续闹公堂的17名石工被拘获，并每人责打200大板。这次小规模的石工暴动被镇压下去。
1898年初，镇海当局把粮食私运给日本商人，造成粮食恐慌，以至民怨沸腾。穷苦的镇海人民“成群结党吃巨户”[26]，抢劫粮食。夏天，贝母加征捐税，鄞县南乡樟村掀起抗捐斗争，他们聚众入城，捋县令头发，有数十人强索豪绅钱米。当时就这样记载：“盗贼抢劫何处无，贝母加捐致多事，乡民入城肆无忌，官绅受辱不堪言”[27]。
与此同时，宁波人民还掀起反洋教斗争。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海门农民应万德和同村的夏金甫、王吾臣等结党会盟，齐心反教，先后将浙江黄岩井乐、太平县城内、温岭等11所教堂焚毁。应万德领导的反洋教斗争，得到浙江人民，尤其是浙东人民热烈的响应和支持。据当时报纸记载，浙江“各地乡民闻应姓起事，立将当地教堂重行拆毁”[28]。
应万德反洋教斗争，对宁波也有很大影响。宁波在19世纪末，教会势力发展相当快。当时在宁波的传教士就有41名，宁波、郸县、象山、宁海还相继兴建教堂。西方的传教士凭借列强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凌驾于当地官府之上，恣意妄为，无恶不作，鱼肉乡里，为非作歹。由于耳闻目睹洋教士对百姓的欺压，宁波人民对外国教会非常痛恨。因此，当应万德反洋教斗争传到宁波时，当地人民纷纷起来展开反洋教斗争。宁波西乡、奉化大桥等地人民聚集在一起，攻打教堂，与洋教士作斗争，“聚众滋闹，声势巨大，迫使洋教士逃走”。[29]余姚也有“三千多人，集合起来，奔向基督教堂声讨，吓得洋司铎不敢在教堂内居住”。[30]
1900年，义和团运动由山东发展到直隶，磅礴之势，锐不可档。在这股反帝洪流中，终于爆发宁海王锡桐起义。
19世纪末，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浙东与全国各地一样，反教会反侵略斗争方兴未艾。宁海、余姚等地相继发生“闹教”事件。其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是宁海的王锡桐起义。
王锡桐，又名守真、号风栖，宁海县北乡大里人。他天资聪明，非常喜欢读书，广交朋友，好打不平，长期在家乡教书，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经常自叹：“何夷人猖獗若是，吾辈读经何用？”[31]
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深入，1870年，在凤潭建立宁海第一个天主教堂。此后，在大里、城关、中胡、黄坛也建立教堂。天主教徒横行乡里，仗势欺人，逼租夺地，无恶不作。王锡桐对宁海天主教深怀仇恨，于是联络志同道合的爱国志士，秘密组织反洋教的“伏虎会”。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华，激起王锡桐的无比愤恨。为此，他更致力于“伏虎会”的工作。此时，大里教首王品松恃仗教会势力欺压村民。适好轮值他祭祀，他不但不祭祖，还斧劈祖宗神位，霸占祀产，引起村民愤怒，群起责问。王品松上城诬告，县衙竞遣营勇扣捕王氏族人。王等忠遭拘捕，受毒打。王锡桐与之评理，也被捕入狱。村民起而入城，救出王锡桐。获释后，王锡桐利用秘密组织的“伏虎会”，以抗教会为宗旨。知县下令授捕，未获。于是烧毁王锡桐的住宅，迫害大里村民。王锡桐在大里率领“伏虎会”会众反洋教，一举烧了大里、中胡的天主教堂，惩办了平时作恶多端的教徒。宁海知县亲领官兵捕人，由于力量不敌，王锡桐带领部分会众移往宁波、慈溪等地暂时隐蔽。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王锡桐继续坚持斗争。1901年清明，王锡桐回到大里，又率领“伏虎会”会众反洋教，把刚刚重建的中胡教堂再，次烧毁，又一次掀起了铲教高潮。这年6月，知县孙启泰以“商议禁止教民横行”为名，诱骗王：锡桐入城，乘机把他扣捕。他的妻子陈茂英非常愤怒，她率大里的乡民100多人，加上沿途群众千余人，冲进县城营救王锡桐。孙启泰大惊失色，借口更衣，溜到后院爬墙逃命。昔日的天主教的威风和清政府的尊严在起义队伍的打击之下一扫而尽。
陈茂英救出丈夫以后，王锡桐去嘉兴、湖州联络反教会力量。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9月，他第三次回到宁海大里，发动群众举行武装反洋教起义。他联络桑洲、海游等地民众攻入县城，烧毁宁海天主教总堂，杀死作恶多端天主教的神父朱国光和不法教民阎永康、罗仁寿。资料记载说：“天主教徒恃外横行，破坏祭祀，王不平，会首率众人城。过深邧，杀教徒胡某，经洪家塔，焚教徒屋，至凤潭，势始大，人已数千，毁凤潭天主教堂及教徒屋。傍晚抵城，会各乡民众，人口近万，县官无法阻抑，遂任焚毁天主堂，到剖朱神父腹以泄民愤”[32]。
王锡桐起义震动了中外反动派。他们开始勾结起来进行镇压。法国的“巴斯卡尔号”舰驶入甬江，台州知府调清军火速来大里镇压。宁波府派数百清军，“并偕法国兵数十复来宁海”[33]，向“伏虎会”前后夹攻。面对强敌进攻，王锡桐却认为“教堂已毁，神父已杀，平日仇恨至此泄尽”，从而松懈斗志。在清军强攻之下，王锡桐抵抗失利，大里失守，他率领部分骨干撤出，潜邻县，后来下落不明。
由于历史的条件限制，王锡桐本身存有缺点，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下反洋教斗争失畋了，但这次斗争是一次爱国的反帝斗争，是正义的斗争，它有着重要意义。(https://www.xing528.com)
王锡桐反洋教起义，给帝国主义沉重打击。外国教会是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的急先锋，因之，群众的斗争矛头首先集中于打击教堂和传教士。王锡桐毁教堂、打击作恶教民，正是有力地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
王锡桐起义再次显示了浙东人民的反侵略、反压迫的英雄气概，这一斗争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浙江近代史上留下重要一页。
但这次起义也暴露农民斗争弱点，它是分散的，自发的。一般是斗争开端是：群众激于义愤，一触即发，一呼百应。斗争的结局是：侵略者武装威胁，清政府投降，群众斗争被镇压。这些局限也是成为王锡桐起义失败的一个原因。
清政府一面对王锡桐起义镇压，一面屈服于帝国主义。1904年5月17日，清政府调来办理浙江教案的安徽补道许鼎霖，他与宁绍道台、鄞县知县一起跟浙江天主教总主教赵保禄签订了《宁海教案议约》，共11款，有关主要内容是：①惩办宁波护教不力的官员；②继续捉拿王锡桐，严缉董一兆、黄四连等7人归案；③择地两亩，厚葬教徒朱国光；④赔偿凤潭、城内教堂，抚恤被害教民损失银10万两，另给赵保禄额外3万两，计13万两；⑤保护教堂，严办闹教首领和群众。
《宁海教案议约》，是帝国主义对浙东人民的勒索，极大加强了帝国主义对浙东的控制，表明清政府完全投靠了帝国主义。
注：
[1]吉尔乐：《远东问题》
[2]《中国武备以御外侮策》，《德商甬报》1898年12月4日
[3][8][9][10]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第2册，第41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5][6][7]《东三省边防策》，《德商甬报》1898年12月18日
[11]《清总理衙门档案》，见《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520页
[12]《德商甬报》1899年4月16日
[13]《德商甬报》1899年4月17日
[14][15][16]《德商甬报》1899年4月26日
[17]《旨寄南洋闽浙督抚等意船窥伺沿海着妥筹万全电》，《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41
[18]《敬陈防务情形折》，《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141
[19]《德商甬报》1899年6月12日
[20]《清总理衙门档案》，《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54页
[21][23]《申报》1897年1月22日《宁郡市面》
[22]《申报》1897年3月21日
[24][26][27]《民国郸县通志》，《文献志》
[25]《申报》1897年11月12日
[28]《汇报》1899年6月10日（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三日）
[29]《申报》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
[30]《中外时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31]《宁海县志》第24编，《人物·王锡桐》
[32]《民国宁海县续志稿》卷11，《人物》
[33]干善韶：《王守曾闹教纪事本末》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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