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揭秘宁波近代史

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在开放的世界中，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走向世界，这是近代以后不可改变的潮流。中国一旦与世界发生联系，就不可能完全按照传统的方式行事，而西方一旦进入中国的社会环境，也必然受到中国文化及其思维方式的影响。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而相互间的融合也是必然的。

晚清宁波对西来文化，既有排斥，又有选择、吸收，尤其是戊戌维新运动及其以后一段时期，西方思想文化、价值观念较多引进、传播，宁波的一些先进者试图用新兴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批判传统礼教，其思想观念正逐步地改变。

“义与利”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义”指道德原则规范，“利”是指物质利益。中国古代的一个传统伦理观念是“重义轻利”。儒家代表孔子著名的论断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重“义”轻“利”必然导致禁欲，抹杀个人利益和物质需要。到了近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西方伦理思想的输入，这个观念在发生变化。

宁波在鸦片战争以前，传统的重农抑商、重义轻利观念仍占统治地位。经济比较发达的郸县是“乡民力田者什六七，渔于海者什二三”^[1]。商品经济观念在宁波人心目中还比较淡薄，致使在开埠初期，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还十分顽固。当时，许多宁波人不大愿意自己的孩子出外谋生，外国商品对宁波倾销遭到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宁波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很快地成为商业化的城市。宁波人不仅出外经商的多，其足迹遍于世界各地。在本地从事商业的人亦不少。19世纪末叶，宁波在上海的带动下，已是商店林立，参与商业活动的人数猛增，城市商业繁荣。当时拥有80多种商业行业，从业人员达20多万。尤其是江北岸、江厦街、糖行街等地，市肆日闹，商业兴隆，洋行、保险公司、钱庄、轮船公司、大药房、百货店、缎庄、南北货店比比皆是。比如，东渡门的锦兴绸缎庄，销售绸缎品种多，花色新，“兼绫罗纱给，既可批发，又可零剪”，“货真价实，格外公道”^[2]。镇明路湖桥头当时就有店面数十家。宁波商品经济迅速发展，重义轻利等价值观念，受到猛烈的冲击，与随商品经济而来的追求物质、利润、金钱的拜金主义等价值观念发生了冲撞。

19世纪末叶，我国信息业有很大发展。对经商者说，谁能对市场信息早知道，谁就能早占领市场，赚到利润。信息已成为资源，被宁波人普遍所认识。因此，作为市场行情的信息在宁波十分流行。《德商甬报》几乎每天登载市场信息，“市场行情”占一栏以上，火油、棉纱、米、麦、油、豆、南北货等行情都在报上详细介绍。当时米市品种21种，油市行情10种，豆市行情16种。比如，油的品种就有上海牛油、菁大豆油、西子油、汉桐油、川油、生油、白交生红油、羊油、麻油，而每种油都有不同价格。还列举了140余种药材的批发价格。此外，申（上海）市银洋行情、宁波银元行情都做报导。宁波人为什么这样重视市场的行情，正说明在“利”的驱动下，人们已冲破传统“义”的观念，把获取经济信息与取得经济效益联系在一起。

正因为如此，宁波人还十分重视“告白”（广告）。“告白”约占报纸一栏半到两栏，刊登个人启事、商业广告。“西人重商务，不能不重告白”，“今已三十年，而商务之盛已十倍于前，其重视告白亦不后于西人矣。”^[3]宁波人要重视商务，必定要重视告白。这是获取钱财的重要途径。

商品化倾向渗透到教育领域。价值观念的变动是社会心理的整体变动。19世纪末叶，商品化的倾向已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教育领域。私塾的塾师们已经丢弃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信条，从轻“利”到重“利”为钱到处求馆席。教授西文的更是公开言利，他们在广告中公开写上“取修银元”。慈溪“洋文书馆”明白写明“修金从廉”^[4]，宁波市区的一个“算学馆”广告中也写明“由算学名家教授曲线学、微积代数、几何、天文、舆地测量、三角、八线绘图、中西各种算学，每月修正四元至八元”^[5]。这些学馆教育，已经明鲜地打上了商品经济的印记。

商品化倾向渗透，还表现在西学地位的提高和八股取士的衰落。宁波开埠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有才能、有知识的人，不再把追求仕途作为唯一的出路，不少人开始从事实业，经商，放弃科举。《鄞县通志》记载：“本邑为通商大埠，习与性成，兼之生计日细，故高小毕业者，父兄即命之学贾。而肄业中学者，其志亦在通晓英、算为异日得商界优越之位置，往往有毕业中学不逾时，即为改为商。即大学毕业或欧美留学而归者，一遇有商业高等地位，亦尽弃其学而为之，故人仕途者既属寥寥。”^[6]这样，与商业、实业有关的西文学堂很快得到发展。19世纪末叶，华英书馆、洋文书馆等都在《德商甬报》上登载招生广告。

在文化领域，文章、美术作品也成为商品。以卖文、卖画为生的人在宁波也随处可见。“一言堂”、王文正书店不仅出卖《陶朱公致富术》等书，而且请名人作画销售。一些画家也开店、坐堂，当场作画卖钱。

在重利轻义价值观刺激下，宁波人出现了以富为荣，以贫为耻观念。许多人为此追求高档、名牌，穿时髦衣服，用西洋货物。为迎合需要的各种百货商店林立，各种香水、香皂、洋绒、马蹄钟、金边坐钟、西洋丝巾等洋货充塞店堂。

中国封建社会封闭式的自然经济体制，决定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总体上属于封闭型和保守型，主静、内求、中和为其基本特征。而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属于开放式商品经济，其伦理观念总体上呈现一种开放型，以主动、外向、竞争为其基本特征。随着西方文化的传人，宁波人的观念开始从封闭型转变为开放型，物质生活追求、教育制度、日常语言、生活用品等逐步适应。19世纪末，宁波在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

从物质方面看。宁波人开始了解、适应。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外国人在江北岸成立「负责道路、卫生、电气、水道等市政建设事宜的工程局，进行筑路、盖房。体现西方科学技术的各类机器、各种设施被移到这里来，宽敞的马路、电灯、自鸣钟、脚踏车、洋房、教堂以及保险、银行等。这些物化了的西方文化，与宁波的原有器物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从而为宁波人了解西方提供了窗口。

宁波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了解了西方的物质文明及其优越地方。他们看到了江北岸街面富丽、清洁、有秩序，洋房林立、商业繁荣。这些事实强烈地震撼着宁波人，促使他们反思，从传统的封闭转变到开放，并且逐步地进行学习、模仿。

这一时期，西方更为先进的电力照明替代煤气照明，这一进步趋势传到宁波后，宁波人开始利用这一先进的技术。1897年，为了改善居民的照明，宁波开始采用电力照明。由上海的宁波籍工商业者孙衡甫投资，在城区战船街创办电灯厂，向城区江厦街、东大街、甬江大道头等主要商业区和少数居民提供照明用电。当时，甬江大道头新到奇巧水月电灯“焰火亮如浩月，光耀射目，与市上灯烛比之，相差天涯也。”^[7]

由于宁波的开埠，城市人口大幅度增长，人口密度也比较集中。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宁波城内和城厢人口已经达到30万，其中雇员12万，60%的人受于商业，30%从事农业。另外10%的人从事医务、塾师等。这个状况需要城市社会提供为大众服务的各种新的公共建筑、公共设施和各种服务。于是新式的医院、剧院、保险公司等应用而生。

保险是一种进行经济补偿并具有互助性质的事业，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它是宁波对外贸易和外海航运事业发展过程中由西方传入宁波。鸦片战争后，随着洋行而来，在倾销洋货，办理运输等业务外，兼办银行、保险业务。1864年（同治三年）在甬洋行达24家。其中怡和、恒顺、广元、宝顺、悦来等洋行代理英商海上保险公司、“中国的”保险公司、联合保险公司、利物浦承保人协会和广州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1875年，保险招商局宁波分局成立，经营范围为招商局和货物运输保险。这是由国人在宁波集资创办的保险公司。

甲午战争后，随着外国列强在华投资增多，一些外商进一步在宁波进行保险业务。1898年12月，英商逊昌洋行，泰和洋行、美国永安保险公司在宁波经营保险业务。逊昌洋行保险公司在宁波江北岸老巡捕房对面设有办事机构。专保江北岸的房产栈货等类兼中西各国水险、火险、平安险，并经营日本、美国的人寿险。其“保费照大市，一律格外从廉公道，倘有不测，赔款迅速。”^[9]上海泰和保险公司在宁波也开办业务，经营水险、火险业务。美国永安保险总局设在上海英租界黄浦滩，在宁波设有分局，主要进行“人寿保险”^[10]

从生活用品中我们可发现宁波人已经适应于外国的生活方式。西方生产的日用品在宁波到处可见。洋布、洋线、洋毯、洋袜、洋伞、洋钉、洋火、洋油等充斥着宁波市场。糖行街文美斋就有各档香水、全红洋毯、月华洋毯、西洋领巾。甬江大道头老协森有西洋领巾、各档洋绒衫、洋白水烟袋、新式花纱巾、各档西洋香皂。二仪斋钟表店写有告白：“本号自运各国钟表，新到外国唱琴。”^[11]钟表号出售极好的头等唱琴、各色大小摆钟、洋琴。协顺号百货店也经售英国各式纫料、铅笔、西学书、锡包烟、锡芥（雪介）烟。“其价格格外便宜。”^[12]

从饮食方面看，西方的点心、酒也在宁波出售。江北岸、江厦街的一些点心店都有西国机器制造的糕点、点心和各种洋酒。江北岸桃花渡头一家饮食店就陈列着西点。这些点心“西国机器制，佳制荤素茶食，四时点心，馒头饼干，各种洋酒”^[13]。

从教育的内容看，宁波各家学堂所学的内容也都是西方的体系。教授曲线学、微积代数、三角儿何、外语等。比如，华英书馆就有出国留学生教授英文、算学。洋文书馆开设教授英、俄、法三国语言。一些宁波人还编成《中西算学丛书》，把利玛窦《测量法》、李之澡《浑盖通宪图书》、徐光启的《勾股弦》以及《算学六种》、《正续对数》等数学书编辑出版，并在书店公开出售。“是书四明求敏斋主人搜罗。群书采辑中外名人专集数百种，悉心勘校、选择，已经数寒暑矣。得最有实用者四十五种汇为一编。”^[14]当时，在宇波的奎元堂就出售《中西算学丛书》。

从语言方面看，语言为文化的载体。五口通商以后，由于宁波人涉及对外交往频繁，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语言影响。在从西方输入的新的事物和新的概念时，由于宁波方言中找不到表达的适当词汇，只能将西方的词语直接借用过来或进行改造。19世纪末，宁波的方言中已含有不少外来语，尤其是英语为宁波人所吸收更为明显。宁波的日常用语与报刊语言中经常使用不少外来语。比如“先生”、“小姐如“彩票”、“绅士”、“自由”、“博爱”、“洋行”、“洋琴”这些都是西方的语言。中一些语言是音译和衍化的。在当时的报刊中，通用的“锡芥”（cigar）、“引擎”（engine）、茄克（jacket）“讲白佗”（cornpradoue）等。

西医被宁波人接受更能表明宁波的开放观念。健康欲望、生存欲望，人皆有之。开埠初，宁波人对西医不太相信，教会医院发展也有阻力。到了19世纪70年代后，宁波作为通商口岸，西医已被普遍接受。宁波华美医院（今宁波第二医院）每年诊治病人很多。到了19世纪末叶，西医在宁波已确立了稳固的地位。城区设立不少医院，留洋的医生坐堂门诊。江北岸同星街李召南医师“西法全口镶牙”，“遄立止痛，精补蛀牙”^[15]。慈溪（慈城）有夏氏西医内外各科。不少病人在广告中感谢西医技术高明。1898年12月14日《德商甬报》就登载了《鸣谢良医》广告：“夏荣显先生，原名松桥，蛟川人氏。肄业杭省大英广济医院。经该医院梅西医及宁郡大英仁泽医局薛西医逐科录取，术精内外”。病人称其医术是“著于成春，药到病除。”^[16]

宁波开埠后，在江北岸设立了外国人居留地。英、美等国西人把本国所实行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开始搬到外国人居留地。立法、司法、行政相对独立，互相制约。工程局于1898年成立，以行政为主，负责道路、卫生、电气、水道等市政建设事业，具有管理社会事务职能。由9名董事组成，中外各占4名。董事长由外人充任的中国官员来兼任。工程局实行选任制、任期制。领事法庭、领事公堂为司法机构。这种制度对于西方人来说具有一定的民主，与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官僚制度是有明显的差别。这必将对宁波人的政治观念发生一定影响。

在宁波外人居留地的西方人，也总是把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运用到日常生活中。他们的上下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比较平等，并没有象中国那样等级森严。他们尊重妇女，使妇女享受教育权。主张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西方人认为这是“天赋人权”，必须遵循。这与19世纪末叶清政府的封建专制、伦理道德格格不入的。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主义统治下，封建君主专制和伦理道德，诸如“三纲五常”、尊卑等级、特权思想、“三从四德”等，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形成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势力。只有抓住这个要害，才能冲决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习惯势力。戊戌维新思想影响下的宁波人，从外人居留地中看到了西方人的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为此，他们的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而举起了批判的武器，向封建君主专制和伦理道德观念展开斗争，积极宣传民主、平等、自由思想。

中西政治制度的差异，引起宁波人的重视。他们通过报纸介绍西方民主制度，诸如议会选举等消息，并一旦借其它报刊，来说明实行民主制度重要性。同时，在报上连载由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行变法，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一些文章还强调“兴民权”“行政用人”，并且认为要“以报纸为开民智，达民隐之举”，创办新式学堂以“革新图强，储备人才”。

宁波的知识界也为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制度而呼号与奔走。郸县人张申之，甲午战争后就读于县学，1898年，深受戊戌维新影响，宣传维新思想。1901年科举重开，张申之即应乡试，以“生财有道，生之者众，食之寡，为之者疾，则财恒足矣”为题，借题发挥，文中“多次论及欧美政体”^[18]

当然，随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以男女平等为内容的社会民主也引起宁波人兴趣。针对“女子无才便是德”说法和重男轻女观念，一些先进的宁波知识分子在报上就发表有关妇女问题发表文章，对民间溺女恶俗十分痛恨。他们认为贫穷女孩“都是我儿孙”，应该众心集腋，给温暖，不要“弃婴”。这显然与宁波知识界、思想界受西方民主观念影响有关。

追求善是人类的通性。因为人类社会发展是曲折的。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碰到逆境，这就需要有人关心和扶持。一方有难，八方相助。这一规律是永恒的。宁波人总是追求真善美，重视社会慈善事业和公益活动。

19世纪末叶，宁波市民在社会慈善事业和公益活动方面有不少引人注目的建树。兴办学校，赈济灾民，办义庄、义塾，设保婴会，立义仓，以及进行社会救济、募集善款等活动，都量力捐输，有的出面募款，或者亲自主持其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正如时人所云：“宁人既多以商富，又乐相率为义举，若公所医局等项，岁縻巨费无所斋。”^[19]

办学方面。宁波当时办起了一些义塾。义塾大都由当地的热心人士所创设。有的设在宗祠、家庙、义庄之中，也有单独建塾的。经费主要依靠私人捐助，购置学田为基金，穷苦学生免费入学。随着宁波工商经济的发展和宁波帮的崛起，义塾更为兴盛。仅咸丰到光绪年间，今天的宁波就设义塾73所。市区的屠氏义塾、星荫义塾、日湖义塾都在这一时期创办。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宁波郡中职贡谷某等集资创建中西义塾，在江北岸文昌阁。镇海也在19世纪末于东管乡大市堰村创办了余氏义塾，并在东绪乡伏龙山下（今属慈溪市境）创办虞氏龙文义塾。尤其是镇海人叶澄衷因为自己“少孤贫，自愧失学”，因此十分重视义塾的创办。19世纪末叶，他在家镇海创办了义塾。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宁海知县柳商贤，以已废梅林铺司田10余亩及店屋4间拨充经费，在离城关30里处创设梅林义塾^[20]。

不论名人办学的初衷和办学方式存在着某些差异，但是这些人的办学目的还是一致的，这就是帮助贫困学生上学，培育人才。从这点意义上说，19世纪末叶，宁波创办学塾应该说有其积极作用的。

举办义庄。19世纪中期已办有吴氏义庄、西城义庄、屠氏乔养堂义庄，赡养本族孤寡与贫穷者。到19世纪末叶，一些在外的工商业者又办慈善事业，在家乡办起义庄。1899年以前，叶澄衷曾出资5万两，在家乡镇海业市中兴桥建忠孝堂义庄，置田1300余亩，收入稻谷赡养贫寒族人。另外，他还出资建义塾义庄、怀德堂，对贫民赈济衣、米、药物之类，每年耗资不可胜数。

在出资募款赈济灾民方面，宁波的市民、工商业者及其在外的宁波帮人士活动更加频繁。甲，午战争以后，国内灾害比较多。尤其在山东、江淮一带，或旱或水，先后遭灾。宁波市民为此纷纷捐款，筹款办赈，一些在外发财致富的工商人士积极到家乡出资助赈。1898年秋天，江苏、山东严重水灾。“野无青草，饿浮盈途”^[21]。宁波市民及时募款支援灾区同胞。《德商甬报》负责人绘“铁泪图”，向人们募款，支援灾区。1898年12月14日，刊出了英传教士斯德胜、海和德、高雪山、募华德等人《英美传教士同募山东淮徐赈捐启》，发动在甬传教士和侨民募捐赈灾。^[22]1899年4月16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七日），《德商甬报》又刊登了该报负责人慈溪人王恭寿《募捐山东两淮一文缘启》说：“光绪壬辰秋，济南一带漂没数十州县。余曾绘《铁泪图》一册，使有心人目击神伤也。今东省之灾，较昔年为尤。如其寿张、东昌、汶上、东阿、作城等处，悉为泽国。其见于两淮者，则有如淮阳、徐州、海州、沐阳等处，居民庐舍坟墓尽行漂没，其被灾情曷堪言状，为此重订《铁泪图》劝募。一文缘庶兄集腋裘，哀鸿得庇矣。如有同志请过本馆账房处，取一文缘捐册。广为募劝，不胜祷切。”^[23]1899年4月25日，该报再次刊登《本馆谨启》，募输义赈。“徐淮灾重，万众流离，鬻子卖妻，惨无可述。”“骨肉分离最为人生之奇惨。本馆不忍坐视，故亟登报以告国仁，望慨解腰缠，源源接济，庶子遗黎，庶儿得以家室团圆，其功德诚非浅鲜也。”^[24]短短的几月中，捐款已达千余元。在上海的宁波籍工商人士也积极出资助赈。严信厚对赈济灾民从不吝啬钱财，不但在上海募捐了洋银700余元，自己又垫出240余元，合成1000元捐给徐淮地区。不久，《德商甬报》刊登了收到严信厚赈款回电，表示对严信厚以及宁波市民的感谢。并“愿世之仁人君子以观察（指严信厚）为法，如善士存心量力而轮，源源接济，使灾民得共庆之乐”^[25]。(www.xing528.com)

值得指出的是，宁波在当时还出现以筹办义赈彩票救灾之事。江厦街太极图书坊与滨江庙后街王文正书坊，为救灾拆批江南筹办义赈彩票，并在报上登了广告：“为淮徐海灾筹赈，本公司奉宪谕开办筹赈彩票”。“每月在上海开彩一次，而开票之法，用机器摇出来，众目共睹，以示公道。”第一票发彩票10000张。头彩、二彩、三彩各为1张，中奖者分别得彩洋12000元、4000元、2000元；四彩2张，得彩洋500元；五彩20张，每张得彩洋100元；六彩50张，每张得彩洋50元；七彩665张，每张得彩洋20元。另夕卜，还有傍头彩、二彩、三彩的彩票上下各1张，分别获彩洋200元、100元和50元。如果市民彩票中奖，立即可以携带彩票到上述地方验明后，号数符合，即按中奖等第付银。^[26]

设保婴会、养育堂，严禁溺女恶俗，也是“善举”之一。早在1868年（同治四年），宁波就建有保婴会。当时民间溺女恶俗较多，穷人因无力抚养子女，只能将子女溺死，为此宁波当局建立了保婴会，并颁布《严禁溺女恶俗告示碑》，提出要严禁溺女恶俗，“劝谕富绅，广设育婴处所，妥为收养，俾无力贫民，不致因生计艰难，再蹈恶习。倘仍不知俊改，即治以应得之罪，毋稍姑贷。”^[27]当时，宁波及奉化等地“捐资设会”，收养贫穷出身的女孩。一般为每名给养5个月，给钱3千。19世纪末叶，这一慈善活动继续进行。许多市民及工商人士捐资捐物，设保婴会、育婴堂。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奉化8乡捐田千余亩，助钱设会，重议堂规。各乡普遍设会，而贫户生女，不致再溺，业已取得一定成效。比如，塔山保婴会于1896年设立，由乡人助田3亩，付董事收花存放生息。凡塔下生女，贫不能养育的，每个女孩给钱3千。保婴会作为慈善事业，深得人们赞扬。时人曾为此作了《留别婴堂诗》两首：“凤维溺女气培之，思活群婴敢惮烦。何事可为民父母，当前都是我儿孙。诸君造福真无量，若辈重业已有门。幸甚众心同集腋，裘成冰窖亦春暖。”“假如心血可为乳，不惜一腔分众婴，忍使呱呱多失养，方欣幼幼有同情。膏田保赤千滕割，铁券为山一簧争。寄语八乡真善士，斯言洒泪嘱临行。”^[28]

此外，宁波当局还对无力就医的贫困者进行帮困、施医，施棺掩埋。在月湖附近设有永济施医局。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夏秋，宁波疫病丛生，苦乏良医，许多市民为此苦恼。宁波当局在府署东设立施医局，请江西名医来甬诊治。“无力居民，凡属受诊者无不著于成春。”1900年，丝户巷设仁安公所，免费诊断。慈溪等地也设有“宝善堂”，给贫苦孩子种痘。对于死后无力埋葬的贫困人家设有广济局（亦名掩埋局）来处理去世的人们后事。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奉化知县郭文翘创办了广济局，捐银100元，后又陆续捐置田17亩、地6亩、山24亩，以此来帮助贫困的去世者。

在“西风”的吹拂之下，近代宁波的社会风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输入了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资本主义的文化，另一方面也输入了一些腐朽的生活方式和颓废的风气。到19世纪末，宁波社会风气呈现出不良现象，而且日趋蔓延。

吸食者鸦片是一种罪恶，也是丑陋的社会现象。其重要原因是外国鸦片的输入。鸦片含有大量毒素，吸食成瘾，会使人们身体衰弱，精力耗散，神志萎靡，丧失劳动能力。英人蒙哥米利·马丁就这样说：“可不是吗，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摧残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没有腐蚀他们的思想，没有扼杀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贪得无厌的摩洛赫时时刻刻都要求给自己贡献更多的牺牲品，而充当凶手的英国人和吸毒自杀的中国人彼此竞争着向摩洛赫的祭台上贡牺牲品。”^[29]蒙哥米利·马丁这段话十分明确地说明了鸦片的严重后果和侵略者利用鸦片贸易血腥暴利的罪行。随着外国资本主义鸦片输入激增，烟毒泛滥，吸毒的人口日益增多。烟馆到处都是，吸食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作为通商口岸的宁波，开埠以后，随着对外交往的扩大和对外贸易的展开，具有丰厚利润的鸦片贸易也惊人地兴盛。洋烟（药）源源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运到宁波，成为市场上充斥于各处的商品、流行的通货。甲午战争后，宇波鸦片的进口数量尽管有所减少，但在进口洋货中依然占第一位。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宁波进口的8类主要商品中，鸦片进口仍占一定比重。具体是鸦片28·5%，棉制品26·3%，金属糖类13%，毛麻织物1·6%^[30]。这一年鸦片进口为3811担。在外人居留地当局和清政府地方官员的放纵下，江北岸、灵桥门、崔衙街、东渡路到处开设膏店，买卖鸦片，公开售毒。王礼记、白玉楼、茂昌栈、甬又新、两宜春等店铺在当时都有一定规模。这些店家通过广告大肆招揽生意，销售鸦片。《德商甬报》曾登载了《王礼记真陈宿窨大小烟膏》广告：“本号开设有四十余年，独办大小洋药。老陈庄亲身督制煎就”，“力道香味比众不同，面向设立招牌刻明。如有浆膏次土才（掺）和，霹雳火烧。”白玉楼烟膏铺“专办大小洋药，而其味香透众，比众不同”^[31]茂昌栈洋药烟膏店也进行批发，“专门佳制烟膏，气味甚香，力性甚足”^[32]。据不完全统计，宁波在当时就设有洋烟店10多家。他们大做广告，招揽生意，许多商店为此假冒伪劣洋烟，严重地破坏了宁波经济和危害了宁波人民。

鸦片的大量输入宁波，改变了宁波在国际收支中地位，宁波每年必须以大量白银支付贸易上的差额。白银不断外流，造成宁波财政枯竭。但更严重的是鸦片进口，吸食者日众，使宁波人民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葛元煦曾形象地描述过烟毒的危害。他说：“烟之若瘴，烟毒若蛇。枪新枪老，杀人如麻。”^[33]这虽然说的是杀人的鸦片对匕海人民毒害，但从宁波洋烟业的鼎盛看，同样表明这是西方侵略者血腥掠夺和毒害宁波人民的罪恶。

事实也是如此。19世纪末叶，由于宁波市民吸食鸦片，身心受到摧残。一位吸毒者曾作过自述：“仆奔走四方，每当酒后茶余，鸦片一道，素所性好。始则消间、解闷，偶一为之，继而渐渐入其彀中，以致俾昼作夜，精神不顿。频年来，大受其累，有刻不能离之势。”^[34]这里明明白白地说明了鸦片的危害，吸了它会“精神不顿”，丧失体力和劳动力。正因为是这样，宁波的一些有识志士就主张严禁鸦片。他们在报纸上撰文批评这种恶习，认为“鸦片之害，实较洪水猛兽尤烈。”种植鸦片是“伤农害稼”。^[35]

同烟馆并起的还有宁波娼妓业和赌博业。鸦片战争以前，这一行业是零星的，但开埠以后，这一职业有所发展。19世纪末叶，在宁波卖笑生涯同样成为宁波近代社会的一个丑恶现象。当时报纸所发的消息，不时有报导“野鸡”街头拦人以及被坏人所杀的消息。另夕卜，聚众赌博在宁波也较普遍，作为赌博一种的“花会”更为兴盛。一些地痞流氓、差役、土棍纷纷参与“花会”。最盛者是海神庙、东渡路口的花龙，那些有势力的人因赌花龙，呼么喝六，以致互相口角、撕打，引起社会不安。郭县东乡地痞史成波、陆桂生，他们开设“花会”，该处居民虑其贻害，出面禁阻，两人大怒，“立即率领多人，持械乱击，将所阻之人尽行击伤”^[36]。横溪有绰号叫“大天王”、“二天王”的赌徒，设立“花会”，每天有数百人参加，度事失业，治安难以控制。“近日宁郡因花会而启衅，涉讼者时有所闻。虽经地方官累次拘拿惩办，而顾此失彼，其风卒未尝少衰。良由书役等得规庇护于中，舞弊所致。”“花会”兴盛的原因，主要是差役等与作奸犯科的地痞流氓勾结、舞弊所致。一些有识之人认为要扎除这个毒瘤，”欲绝其流，必先清其源”，遴选干员饬赴四乡查勘，据实禀报，这样书役不能欺骗，那些赌博的人也不能隐匿，“此风庶可尽革”。^[37]

注：

[1]《粤海关志》卷2

[2][3]《德商甬报》1899年4月8日

[4][5]《德商甬报》1898年12月17日

[6]《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礼俗》

[7]《德商甬报》1898年12月28日

[8]《宁波工商业史》第11页

[9][15][16][19][2]《德商甬报》1898年12月14日

[10]《申报》1897年6月7日

[11][13]《德商甬报》1898年12月18日

[12]《德商甬报》1898年12月25日

[14]《申报》1897年2月24日

[17]《德商甬报》1898年12月22日

[18]《鄞县志》第38编《人物·张申之》

[20]《宁海县志》第20编《教育科技》第一章《义塾》

[21][22][24][26]《德商甬报》1899年4月25日

[23][25]《德商甬报》1899年4月16日

[27]《严禁溺女恶俗告示碑》，《宁波市志外编》第2辑《碑记类》

[28]杨国翰：《留别婴堂诗》，《光绪奉化县志》卷3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584——585页

[30]《鄞县志》第34编《对外交往》

[31]《德商甬报》1898年12月8日

[32][34]《德商甬报》1899年4月26日

[33]葛元煦：《沪游杂记》，第31页

[36]《德商甬报》1898年12月23日

[37]《德商甬报》1899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