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影响与开展

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屈辱的《马关条约》的签订，国势日危。康有为为挽救民族危亡联合13省举人进行“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主张。时隔不久，康有为在北京设立强学会，上海设立分会，并创办《中外纪闻》;此后，梁启超、严复在上海、天津等地创办报刊，建立学会，进行宣传组织活动。浙江、宁波深受影响，尽管宁波的维新运动不及杭州、温州等地热烈，但这一期间也出现了一些学会、学堂、报刊，成为浙江维新运动一个组成部分。

宁波的志士仁人宣传维新派思想，不仅认真介绍维新报刊，而且介绍西方的一些著作。甲午战争的炮声使严复从梦幻中惊醒，他密切关注国家的命运，“欲致力于译述警世”^[1]。他布英国时读过欧洲著名资产阶级学者亚当·斯密、孟德斯鸠、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著作。为此，严复专心致力于翻译西书，向人们敲响祖国欲亡的警钟。他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在1895年已完成译稿，但到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才出版。《天演论》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所著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中前两篇文章。严复的译文是意译，并且加了许多按语。赫胥黎认为生物界的进化是由“物竞”与“天择”，意思是一切生物都处在相互竞争中，这个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严复介绍《天演论》，宣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进化论，旨在批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观念。这种理论在当时严重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对唤醒人人起来“保种”、保国而斗争，实现变法图强，曾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天演论》在全国风行一时，它一出版就对宁波发生过很大影响。

当时宁波创办的《德商甬报》已经对这本著作进行选载，分期进行介绍。从1899年4月29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起，《德商甬报》先后在主要版面上按期连载。与此同时，《德商甬报》还不定期地转载了英国赫胥黎撰的《论进化论》。《天演论》和《论进化论》译著在宁波的介绍，使许多宁波人直接从其中吸收了新的思想。

清末有人曾评论过《时务报》说：“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亦始于时务报。”^[2]这种评述是否恰当可以研究，但毕竟说明了《时务报》在当时的历史地位。《时务报》是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它发表了大批具有鲜明维新观点的文章，宣传维新变法，阐述西方自由、平等、民权、立宪、议院等资产阶级的东西，在当时对于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和伦理道德进行了猛烈的冲击。《时务报》是维新期间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浙抚廖寿丰曾称这份刊物是“议论切要，采择谨严，于一切舟车制造之源流，兵农工商之政要，旁搜博纪，尤足以广见闻而资治理”^[3]，并提出采购此报，分发各府、县阅读。由于《时务报》的鲜明的立场，深受宁波的一些血气方刚的青少年的青睐。他们不仅喜欢阅读，而且从中吸收了新鲜的养料，武装了自己，了解了维新思想和变法情况。慈溪人陈训正、陈布雷兄弟就通过阅读《时务报》等报刊拓宽自己的思路。陈布雷后来回忆说：“是年有拳匪之乱（指1900年义和团运动），每闻大哥（陈训正）归家，与先考谈时事，始知中国国势之大概，亦常自大哥处得阅《时务报》等刊物，虽在可解不可解之间，顾独喜阅之。”^[4]盛丕华在戊戌变法时，适逢17岁，“他受维新思潮影响，崇拜梁启超，多方谋阅梁的文章，从此，他开阔了视野，开始关心国家大事”^[5]。

比较而言，当时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在宁波并没有产生追求变革的轰动效应，但也使宁波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波动，许多人已经萌发了维新的观念。戊戌维新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运动。维新派主张变法，对旧的体制进行改造。“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6]并且认为变法的根本“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7]这就表明变法的本原或根本，就是要改变选拔人才的制度和改变“官制”。这些变法理论在宁波的知识界是有所反映的。《德商甬报》在评论中就提出了“变法”的问题，认为“穷则变，而变则通”^[8]。奉化的江北溟，在戊戌变法后，抛弃了科举，开始钻研数理化等，他说：“使百世之下，聪明杰魁之士沉溺于无用之学而不返，是儒生之耻。”^[9]

宁波的知识界还就维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振兴商务、设立农工商局等做法，作了议论，先后在当时的报刊中发表了《论商为四民之一当与士农工并重》等。这些文章列举西方、日本、印度发展农工商富国的事例，论证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今中国之所宜举者甚繁，而举之之责各有。在行政用人，君之责也，兴学、化民、整军经武之责也。农不讲，工不精，商不兴，无以为国；讲之，精之，兴之宜矣。讲农学，精工艺，兴商务，民之责也。各任其责，各变其责，则事易成。”这样会“百废举，新政成。不然，万绪千条将终无收效之一日。”^[10]在《宁波宜讲蚕桑以开利源论》中更是为宁波发展经济提出了对策，不但阐述了宁波发展蚕桑重要性，而且提出了一些措施。“今日则中西互市，丝为出口之货一大宗，策富国者，必权与兹焉。”“宁波之家蚕桑厥风古矣。近岁人满为患，百货腾贵，而利源日枯，此宁人之阴忧也。为今之计首宜推广桑之得，以民庶。”“欲开宁郡之利源者，则心以讲求蚕桑为上策。”^[11]同时提出在宁波开办蚕务学堂的对策。宁波知识界的这些论述与建议，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

维新变法一个重要内容是放在兴学育才上。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参照欧美和日本学制，提出一整套近代教育思想和规划，创办了一批学堂。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针对当时中国落后情况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立在变科举。”^[12]光绪在“诏定国是”时，也强调培养“通经济之才”和兴办学堂的重要性。兴学育才，洋务派和维新派没有根本的分歧。当戊戌政变以后，废除了新法，许多封疆大吏还提出“书院不必改，学堂不必停，兼收并蓄，以广造就而育真才”。^[13]

正是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新式教育在宁波出现了发展的好势头。储才学堂创办、，就是维新运动所结出的丰硕成果。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6月，宁波知府程稻村（云俶），与郡人严信厚、汤远崟、陈汉章等筹建中西学堂于湖西崇教寺（今偃学街小学址）。得到了张美翊、盛炳炜、包履吉、袁尧年等支持。当时依照上海广方言馆章程，注重欧洲语言文字，并经严格手续招收学生。《申报》对此有记载：“崇教寺内建立中西格致学堂，经府尊程太守考取学生，申送宁波关道吴观察复试。旋示期本月十四日，所有录取各学生均于已整肃衣冠，齐集学堂，听候点名送堂肄业，惟经理堂事，前派举人陈季台孝廉，因各学生多所訾议，遂改盛大史炳炜为经董矣。”^[14]1898年，校舍初具规模，正式升学，定名为“储才学堂”，以“革新图强、储备人才”为办学宗旨。聘请慈溪名儒杨敏曾为首任监堂（校长）。学生多来自郭县书香子弟。课程设经学、史学、文学、算学、舆地、译学（英语）等，绝大部分课程与近代化有关。规定修业年限为5年。1904年，改名为宁波府中学堂。1907年，宁绍台道喻兆蕃拨南郊道厂（宁绍台道船厂）基地40亩，银6万余元建校舍110余间。1912年（民国元年）改称浙江省立第四中学。

储才学堂经过多次的变迁，成为解放初的宁波一中，今为宁波中学。

今天宁波市所属的一些县，在维新运动中，也筹办了不少学堂，注意人才培养。余姚建造了达善学堂，其宗旨是“乐育以人才”。奉化在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知县周炳麟捐俸银200两购经史子集71种，藏锦溪书院。书院经续93种。1901年改锦溪书院为龙津学堂，先后购新书数百种。慈溪的许士远在维新思想影响下，邀请地方热心人士会商，建立校董会，将柯云书院改为柯云高等小学堂，聘请郁季任校长，亲自主持教务，还办起了“洋文书馆”。镇海的“便蒙小学”的创建与维新运动也有着密切的联系。1898年，在清光绪帝废科举、兴学校的诏书下达不久，江南富商叶澄衷首先在匕海虹口捐地30亩、银10万两，筹建澄衷蒙学堂。并聘请同乡樊棻为学校校董。在戊戌维新鼓舞下，他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与同乡白季荪合作，创办了镇海“便蒙小学”。^[15]他本人出资3万。

新式教育的内容已发生了很多变化。在世风变幻、西潮涌起鼓荡下，宁波的各家学堂、书馆基本上开设了地理、算学、农学、格物、理化、外文翻译、写作等新式课程。这对学生和家长很有吸引力。我们从当时学堂的试题看，自然科学知识有所增多，许多学堂在招生广告中都把学习西方的科技知识和外文作为重要课程。坐落在宁波江北岸的华英书馆在1898年12月18日的招生广告中这样说：“余自幼随父出洋至美国读书，嗣回上海，在汇英书馆及英华书馆西人处帮教，后又在英大马路昌记弄内自开馆教读英文，历有七年，成学者众。自庚子上洋，迁移宁波江北岸槐花树卢氏医室内教授英文、算学、地舆、翻译等，并延请镇邑虞瑶翁明经教习中学。俾学者得以中西并习，庶无顾此失彼之虑。”^[16]慈溪的“洋文书馆”在广告中也做了宣传：“饮红轩主人于今秋旋归梓里，英、俄、法三国言语文字颇精熟，造就子弟大有裨益，凡绅商庶欲延为子侄师范者，函致慈溪大关帝殿成记宝号报名，幸勿观望，修金从廉，教法详细，此启。”^[17]

维新派认识到现代报刊的重要作用，明确地把报纸作为政治工具来使用。康有为说：“新报尤足以开拓心思，发越聪明，与铁路开通，实相表里”^[18]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也提到：“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19]。两位维新派领袖在这里强调了报纸的作用，把报纸当作救国救民手段。宁波的《德商甬报》就是在维新思潮影响下所创办的，对宁波的维新思想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898年11月28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德商甬报》在宁波出版。长达半年左右时间。尽管在名义上发行人、社长为德国人白鼎斯，但总编辑署慈溪王恭寿、王永年，也就是说这家报纸的实际操作者是宁波人。报纸发行全国各地，包括北京、天津、保定、芜湖、厦门、汕头、广州、九江、上海、杭州、苏州以及甬属各县、台州、海门、定海等地。

《德商甬报》创办的宗旨，与《中外新报》、《宁波日报》截然不同。它是在维新派的“百日维新”后的2个月创办的。其办报的宗旨不能不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德商甬报》的“缘起”中说，宁波商业繁华，客商如云，“洋商海贾，凡帆浪船出人于江涛”，“甬江据宁郡之中，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商务繁盛，为一都会。”^[20]通过报纸，可以获得行情消息；侨居海外的宁波人众多，可以从报纸上了解家乡情况，以慰游子之心。

《德商甬报》的论政作用非常强烈。“论说”几乎每天都有一篇，千字左右，如文章较长，则分上下篇或分节连载。据现存的各期的“论说”大体可分下列几类：

（1）直接有关宁波经济、文化的，如《宁波宜讲求蚕桑以开利源论》、《宁波风俗利弊论》、《蛟门形势考》、《象山县境三门湾形势考》。

（2）有关国是的，如《东三省边防案》、《禁种罂粟议》、《中国宜习武备以御外侮策》、《整顿丝茶议》、《恳荒当求实效条议》、《论商》、《论商为四民之一当与士农工并重》、《论中国创办农工商》等。从加强东北边防，习武以御外侮，禁种罂粟等内容来看，是切中是弊。尤其是论述“商”的作用，这正是维新思想的直接反映。戊戌维新主张从“以农立国”、重农抑商的小农经济思想走向“以商立国”、“定为工国”。这些思想在报纸中都有所介绍和评述。冲击了传统的闭关自守和轻商的观念。

（3）介绍西方政治、经济。如《西国铁路始末考》、《意国说略》、《意大利近政说》、《德意志皇帝传》、《论英国对清策》、《日本政党领袖论对清策》等。在19世纪晚期民族危机情况下，更多的人们认识到仅靠学习西方的长技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要中国真正富国强兵必须打破祖宗成法，改革政治体制。《德商甬报》上述文章发表，正是符合维新派的要求。

（4）介绍西方先进科学理论。戊戌维新的精神资源包含着一个基本内核，这就是进化的观念。该报以不少篇幅介绍西方进化论观点，如对《论进化》、《天演论》作了节录，分期选载。

（5）市场信息。这也是《德商甬报》一个重要内容。“市价行情”占一栏以上，详细罗列南北货行情，油、米、豆、木材等行情，还有申银（上海汇丰银行等汇兑）和宁波银元行情；尤其以中药材行情为详尽，列举了140余种中药材的批发价格，反映出宁波为中药材重要集散地之一。船期消息也刊登在“行情”栏内，天天都登进出船只。从“市价行情”栏目中可以看出，宁波在19世纪末叶经济发展情况。

此外，说古论今的，介绍医学、农学等内容。还有大量转载国内报纸或译载国外报纸，为读者提供不少新鲜内容，尤其是宣传重视商业和流通的作用。

“新闻”的内容多属社会新闻，约占一栏半到两栏，每天约10条左右。标题多为四字4号黑体字，如“纱厂失事”、“改凿山形”、“覆舟遇救”、“药局炸裂”、“芜湖火警”、“厦岛琐闻”、“抢亲陋俗”等。从新闻来源看，有本埠的，也有外地的，国际消息不常刊登。^[21]

当然，在当时封建主义思想还占统治地位的中国，该报不可能完全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在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中，是拖着封建主义尾巴的。《德商甬报》在栏目中设有“上谕”、“论说”、“奏折”、“辕门抄”、“各署牌示”等栏目，“上谕”反映清廷活动，“辕门抄”分“浙抚辕抄”和“浙藩辕抄”，“牌示”也分“浙抚牌示”和“浙藩牌示”，报导浙江地方政府的举措和重要官员活动。在报导中也提到了“太后圣安”、“躬圣万安”的内容，说西太后“从事艰难，圣躬忧劳过甚，不能不加以调护”^[22]。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情可原谅的。

维新期间，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发动他们所能发动的群众，积极组织学会。学会的性质是多样的，既有纯政治性学会、兼学西方政治和技术的，又有专学西方技术的，有提倡改变社会风气的、讲求儿童教育的等等。虽有区别，其宗旨是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在较短的时间内，各种名目的学会犹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

在维新变法影响下，一些学会在宁波建立。1897年，陈训正和慈溪县中志同道合的朋友，先后组成了“石关算社”、“剡社”和“迨群学会”，以气节文章相砥砺。本着实业救国的宗旨，宁波的知识分子，开始钻研科学，建立学会。1899年，虞辉祖、钟观光等人在镇海柴桥（今属宁波市北仑区）组织四明实学会。

当时宁波也进行新式练军，招募练丁300余名，各处设立分局，日夜操练，其经费由各店铺捐资解决。后因各店铺不愿输捐，经费无出，于是改为练丁付“押身洋”办法，章程规定，“愿来局充当练丁者，每人出押身洋五六元或七八元，嗣后照押款数，按月给付”。由于象山等处地方险要，也编练新军，调集操演。(www.xing528.com)

总之，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深受维新思想影响的宁波人，用不同的方式投入了这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有的在杭参加维新活动；有的在甬创办学堂、学会和报刊，宣传维新思想，培养有用人。虽然是混杂着封建思想和不十分明确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但在当时沉闷的空气下，毕竟是新鲜的和富有生气的。它冲破了封建社会的腐败沉闷，激发起宁波人关心国家大事和忧国忧民，传播西方的科学文化思想，使宁波当时的社会风气发生了变化，培育了不少宁波的志士仁人，为辛亥宁波的光复在思想上、人才上准备了条件。

注：

[1]《严几道年谱》第14页

[2]胡思敬：《戊戌履霜录》

[3]参见徐和雍等《浙江近代史》第179页

[4]《陈布雷回忆录》（一），上海20世纪出版社1949年1月版

[5]《镇海文史资料》第4辑，第150页

[6]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戊戌变法资料》第2册，第197页

[7]梁启超：《变法通议》，《戊戌变法》资料第3册，第21页

[8]《德商甬报》，光绪二十四年

[9]《奉化市志》第27编《人物传·江北溟》

[10]《论中国创办农工商局》，《德商甬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十六日（1899年4月25日）

[11]《宁波宜讲求蚕桑以开利源论》，《德商甬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1898年12月24日）

[12]《中国近代教育文选》第133页

[13]刘坤一：《书院学堂并以户造就》，《刘坤一遗集》奏疏卷28

[14]《申报》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1897年6月21日）

[15]《镇海文史资料》第5辑，第37页

[16]《德商甬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1898年12月18日）

[17]《德商甬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1898年12月17日）

[18]《戊戌变法资料》第2册，第149页

[19]梁启超：《论报馆有于国事》，《戊戌变法资料》第4册，第521页

[20]《德商甬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1898年11月28日）

[21]何守先主编：《宁波新闻纵横》，第10-13页。

[22]《德商甬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