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中有相当一部分官员受甲午战争的刺激，已意识到中国要自强御侮必须振兴工商，发展工商业，以此开辟财源，借以摆脱财政危机。由于经济政策发生很大的变化，不得不对民族资本主义作了一些让步。其具体办法是造机器、开矿藏、修铁路，倡导华商“多设织布、织绸等局，广为制造”[1]，对于发明应予以奖励。与此同时，民间的舆论也加以推动。在全国颇有影响的《申报》就经常发表评论，敦促清政府要效法西学，改弦易辙，实施新的经济政策，以振兴工商为富国之途。“设立机器诸局，可听商民自为，官助其成，以旺商务”，制糖、堞丝、冶铁、制器等一律“许民间自立公司，自行设局”[2]。清政府在浙江及其宁波的当局也十分重视这项工作。1897年，浙江巡抚廖寿丰鼓励商人制造新机器。他认为两浙物产殷富，向来制造各工，心思灵敏，器用素称精良。“拟请通饬各属，广为晓谕，凡能创造各项新器，有益于国计民生，可以资利用而筹抵制者，准由该地方官查明，禀请奖励”。“其独创新法，确具成效，若无资本者，准其禀明地方，纠集股份兴办“[3]。鄞县人王承淮仿洋布式样制造新式机器，清政府奖给五品顶戴，并通行各府，转饬所属。
清政府的政策变化，直接促进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开始对中国以资本输出为主要手段，也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某些条件和可能，使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扩大。作为“五口通商”城市之一的宁波在上述的条件下，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也必然得到初步发展，其主要是轻纺业。我们分别就工业中的几个主要部门的具体发展情况作些简单介绍：
棉纺织业。19世纪末叶，宁波的纺织业有了长足发展。主要表现在通久源纺纱厂的创办和纬成布局的发展。
严信厚于1894年在通久源轧花厂基础上又在宁波开办通久源纱厂，他与汤仰高、戴瑞卿、周熊甫商议，投入资金45万元，使其成为集轧花、纺纱于一体，经过努力于1896年开工生产。外电报道说：“此厂雇佣女工一千二百人，分昼夜两班，在纺纱厂工作，……另有女工三百五十人，在清花部协助工作，小工二百五十人，在厂外工作。”“设有柔钢锅炉三具，以生蒸汽之用，竖身机器足抵三百匹马力，纺纱厂有抽筒（纱锭）计一万一千四、十八筒，每礼拜出纱三万四千五百二十万磅。”[4]
墨贤政致赫德函也证明了严信厚通久源纱厂当时已具有相当规模：“你问我关于怡和纱厂，似乎你以为这个厂设在宁波。这里并无怡和纱厂。我在信札中偶然提到的以及去年我在《海关贸易报告》中所述的那个纱厂是中国人的企业。”“它现在安装机器，它的经理希望在8月中开始纺纱。进口的锅炉和机器估价约值十万海关两。据说这个厂将有一万八千枚纱锭，将来有四百台织布机。”[5]
通久源纱厂在甲午战争以后，发展很快。这个厂开设的头几年，发展迅速，外国报纸报道：“宁郡通久源纱厂，开设有年，生意也畅，现在新添纺织机器，所有前次所用女工，不敷工作，因此招募女工，并造有房屋四十余间，以备来厂女工居住，闻近日女工向该厂报名者颇多。”[6]但到1899年1月4日，通久源纱厂因火灾遭到严重损失。《德商甬报》为此报道：“本埠湾头地方设有通久源纺织厂，业经数载。念三（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即1899年1月4日）夜失火，机器两部损败，工匠十多人受伤，其中三人重伤。”[7]
棉纺织业发展不仅在纺纱上，而且还表现在织布上。主要是纬成织布局的发展。为保护自己的权利，与外国资本进行抗争，1896年，王承淮曾试用改良布机，制作新式土布，仅一年，就生产出新样20余种，向清政府申请专利，获得批准。当时出版的报纸为此做过介绍：“本郡纬成布局王承淮，独出心裁，置办机器，制造各样布匹，颇与专利新章相符。由邑绅蔡鸿仪禀请转详，已由邑尊毕大令详请抚宪核办在案。咋奉抚宪刘中丞来文，以该局创造织布，核与定章相符，应其专利二十年，别人不得冒揽云云。毕大令奉谕之下，遂于日前出示，晓谕矣。”[8]
上述史实已经表明，王承淮改良布机，申请专利，纬成布局已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一期间，宁波还创办了隆茂泰花厂，其地点在宁波的盐仓门外江心寺。它从西方引进机器，用慈溪、余姚棉花当原料进行机器轧花。《德商甬报》对此作了报道：“本号开张在宁郡盐仓门江心寺跟，坐西朝东，石库门内，专运龙山、余姚等处上白籽花，购办新式机器，自轧花衣，拣选身骨干燥，颜色洁白，肥软匀净，令人生爱。”所轧棉花以雪绵牌作为其商标，由于优质，“四远驰名，已蒙各邦贵客赏识”。因一些人做假，冒充雪绵牌商标，以次充好“朦客（商）渔利”，该厂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在产品包装中，于雪绵牌商标旁边另用梅鹤仿贴为记，“俾免鱼目混珠”，要求购买者注意商标，“祈留鉴察”。[9]
缥丝业。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宁波9个商人合伙投资，在余姚五夫附近白米堰创办宁波开永源丝厂。当地政府允许借库银1.5万。有缫丝机208台，日产生丝1担，“初创二年中获利尚厚”。[10]
印刷业有一定规模。189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开业，宁波的汲绠斋书局，即刻派员工前往上海学习先进技术。由于铅印兴起，木刻、石印已很难成气候，专做图书经销生意。当时的新民学会，是一家有名的书局，它是由奉化籍留日学生孙铿、江起鲲等发起创立的。1898年戊戌维新后，维新思潮涌入宁波，为适应社会需要，孙铿等集资创办了这个书局。由于铅印的兴起，他们以先进的铅印、彩印作为技术手段，相继出版了严复翻译的、赫胥黎撰写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黑奴吁天录》、《巴黎茶花女遗事》以及《数学教科书》、《格致教科书》等书籍。
电灯业、机械业也有发展。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宁波人孙衡甫投资1.4万银圆，在宁波战船街（今属宁波市海曙区）创办了宁波电灯厂。宁波电灯厂以380/220伏线路直接向市中心的江厦街、东大路等处供电。由于后继实力不足，只开办了几个月就停歇了。[11]孙衡甫创办的电灯厂，虽然开办的时间不长，但毕竟是宁波的最早电力企业。
此外在1901年，徐荣贵在江北岸，投资5000银元，仓办顺记机器厂，主要是承接机器及锅炉修理的业务。这是宁波最早的机械业，到1915年为合伙经营。
从上述情况看，这一时期宁波民族工业发展速度和规模都超过前期。新建的工厂超过了前期儿倍。资本额大大超过了前期。严信厚创办通久源机器轧花厂仅投资5万元，甲午战争后，他投资通久源纺纱厂资金已达45万元，是通久源机器轧花厂的9倍。另外，甲午战争以后，宁波的民族资本企业儿乎都是商办。许多企业采取合股的办法。通久源纺织厂就是严信厚与汤仰高等人合股开办的。这一现象反映了民族资本投资于新式工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有很大的提高。
但是，应该看到，当时的中国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因此，不可能很好地发展工业。宁波近代民族工业和全国全省一样，虽然有一定发展，但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和束缚下，发展是相当艰难的。当时的报纸对此就有评述，“宁波西式工厂并不是很成功的，很少几家赚钱，多半在开设一短时期后就停闭了”。[12]直到宁波辛亥光复以后，民族工业才有较快的发展。
19世纪末叶，宁波交通运输业得到初步发展。主要表现在航运业、港口、铁路和邮政事业的发展。
小型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甲午战争爆发后，由于战争的影响，“江天”轮等中国轮船停航。镇海口布雷、沉船、打桩封港，宁波与国内外的航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破坏。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8月，封港令解除。“江天轮”等轮船继续航行申甬线。
应该指出的，在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允许商人自办轮船公司后，各种华商小型轮船航运企业在中国各地普遍兴起。宁波是其中兴办最早，且办得颇有生气的一个典范。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由当地绅商创办的外海商轮局和永安商轮局成立。外海商轮局有资本3.8万元，购置一艘673总吨（最初登记作177吨，后改为277吨，1911年改此数）的“海门”轮船，航行宁波至定海、台州、海门等处，1899年再延长航线至温州。永安商轮局有资本4.8万元，购置两艘小轮，航行宁波至余姚、绍兴内河。1896年，宁波又有志澄商轮局成立，购轮船一艘航行宁波至象山、石浦等处。1897年，又有台州绅士陶祝华集资3万元，在宁波创设永宁商轮局，购置261总吨的“永宁”轮船一艘，航行宁波至海门间各海港，后将航线延长至温州。民营商轮42吨级的“海龙”轮首开甬（宁波）镇（海）客运航线，航程11海里。1898年，49吨级的“济安”轮行驶在宁波、舟山、海门。1899年，又有一家挂着德商旗号的美益利记宁绍轮船公司成立，置有“镇新轮”和“镇南轮”小轮两艘，往来宁波至余姚、绍兴等处。此外，“海龙”轮船及永裕祥小轮局，则航行于宁波、镇海间。1900年，有奉化轮船亦航行在宁波、奉化间。镇海商轮公司的69吨级的“镇海”轮取代了“海龙”轮，营运甬镇线。就这样，短短五六年间，宁波至附近各地包括沿海和内河的各主要航线上，皆有商办轮船开始穿梭往来，并不断有新的扩展。[13]
港口经济发展。除了省内沿海和内江轮运业的发展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还表现在港口经济发展。首先是宁波进出口的轮船数量发生了变化。从现有的资料看，甲午战争以后，进出口船舶的数量在逐年增加，今根据有关资料制表如下：
1893——1899年浙海关监管进出口船舶数
上述数据表明，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宁波进出口船舶为972艘，904579吨，到19世纪最后一年进出口船舶已增至1447艘，1050658吨，其增幅也有一定的幅度。
宁波港口经济发展在这一时期集中反映在货物吞吐量的增长上。据已知的有关资料统计，甲午战争至1899年历年吐吞量，具体如下：
1893——1899年宁波港货物吞吐量
单位：吨
上表明确地告诉我们，除甲午战争那一年货物吞吐量有所下降外，甲午战争以后的货物吞吐量几乎每年都有所增长。仅6年时间，货物吞吐量就增加9万多吨。
宁波的客远发展很快。甬沪线客流较密，沿海线、甬温线和甬台线增长不十分显著，但从总体看有所发展。甲午战争前夕的1893年（光绪十九年）宁波的客流量为229098人次，到1896年后的5年分别为276280、298159、284905、283401、342740人次。如果说，货运是商品的位移的话，而客运则是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主体人的经济活动的扩大和活动密度的增加。
当然，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对宁波港口贸易也发生一定影响。
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杭州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开埠，对宁波对外贸易影响很大。1897年，即杭州开埠后的第二年，宁波港口贸易总额一下子下降了10。多万海关两。其原因是土货出口额明显减少。主要是茶叶出口减少。安徽原来运往上海销售的茶叶，由于杭州税款沉重，一般改为绕大圈取道宁波，再装外国沿海航船运到它的自然终点——上海。杭州开埠后，徽州茶不需再经宁波，改由杭州运往上海。正如杭州海关税务官员所分析，由于杭州“撤去塘捐，则江西、安徽之货莫不由杭装运”。而曾经维系宁波出口贸易的徽州茶及部分平水茶数量锐减。1896年宁波港口出口平水茶96897担，到1900年仅出口68600担。据资料统计，这一时期徽茶减少了80%左右，平水茶减少了20%左右。
这一时期宁波港进口商品结构变化也较为明显。1897年，鸦片、棉制品、金属、糖类、毛麻织物、煤油、煤炭、机械8类主要商品，其比重分别为28.5%、26.3%、11.9%、13%、1.6%、4.8%、1%、0.6%。这表明鸦片在宁波港口贸易中，依然占首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甲午战争后，宁波鸦片进口额逐年下降。1897年宁波进口鸦片为3811担，1898年为3584担，到1901年下降到2359担。其原因也是由杭州开埠后所造成的。甲午战争前，宁波大量进口鸦片，绝大部分都是转运杭州的。而杭州开埠后，半数鸦片贸易转到了杭州。1896年，杭州从宁波输入鸦片，1897年进口978担，到1901年已上升到1852担。[14]19世纪末，宁波港口贸易中，鸦片贸易占有一定比重。随着鸦片贸易在洋货进口额中比重快速下降，宁波港口贸易也必定发生明显变化。
码头建设和港航设施建设也有发展。因为随着轮船的使用和轮船不断替代帆船，新型码头更需要新建。镇海在甲午战争后，兴建了三个码头，即1898年设“云龙踏足轮轮埠”，1900年设“海龙轮埠”和“镇海轮埠”。尤其在江北，浙海关利用收取的课税用于港航设施建设和维修。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宁波江北工程局成立。该局是在原宁波清道局基础上改组而成。工程局以收取的部分码头捐在江北岸修筑了一条长达数百米的码头，对沿江堤岸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修建。当时登载了一个文告，向社会公开招标来承包这段码头的修筑。文告说：“为出示招人包造码头事，照得本局拟造码头一段，计自新江桥至济安轮船局上。招商局至太古止中间一段码头，必须工坚料固，按期竣工。如有人包造此段工程者，自出之示，限本月二十九日为止，务于限期之内，遵照后开格式，估价清账并须注明姓名、住址，坚固封好呈候本局核办。如有逾限违式等情，概从摈弃，尔等切勿自误。此示。”[15]“工坚料固”的新型码头的修建必将有利于促进宁波港口经济的发展。
杭甬铁路勘测。甲午战争以后，各级官员十分强调铁路的修筑。认为铁路为“通商惠工要务”。张之洞在其《吁请修备储材料》中就提出“亟造铁路”措施。[16]在各级官员的吁请和敦促下，清廷也开始重视发展工商业，主张开铁路。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7月，清廷颁发的上谕称“……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施行，如修铁路、铸钞布、造机器、开各矿等”，认为这是“必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17]
很显然，甲午战争后，清朝统治者对创办近代铁路问题上，从观念到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资产阶级改良派也认为“若皆开铁路，使地利皆通关，物产皆发扬”。当时报纸更提出民间集资修筑铁路是“富国强兵之本，通商运货谋略”[18]，这必定对宁波发生深刻影响。
由于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侵略进入了以资本输出为主要手段的新阶段。各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纷纷在华投资设厂、筑路开矿。英国也十分活跃，提出在江浙修筑铁路。1898年6月，怡和洋行致盛宣怀函：“请贵大臣商情中国政府准订，合造办苏杭铁路，并望将来能由杭州造至宁波。本行并一面禀请英国驻华公使，亦向中国政府商请”。[20]不仅如此，英国政府还在京“谋办杭州至宁波铁路”。清政府也同意这样做，修筑从苏州至杭州的铁路，再延伸宁波，‘浙抚已允行，似亦可照办”。[21]
中国铁路总公司于1897年1月在上海正式成立。开始办理修筑铁路事宜。1898年10月（光绪二十四年九日初一），盛宣怀与英商怡和洋行、汇丰银行签订了《苏杭甬铁路草约》。总共5款。其中第一款规定：“今议定造办铁路，由江苏省之苏州至浙江省之杭州及宁波，订立草约章程”。并提出与沪宁（南京）铁路章程一样。第三款提出在合同签订之后，怡和洋行当从速代表公司，派工程司（师）测勘第一款所指的各条线路。在上海的铁路总公司要会同地方官员保护公司派出之勘路工程师等人。[22]
《苏杭甬铁路草约》签订后，宁波方面做了一定的准备。《德甬商报》专门在报上开辟专栏加以介绍，发表了《西国铁路始末考》，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英国、美国、比利时等国修筑铁路的情况。地方当局也为此做了工作。
《申报》说：“原合资开办，自可照准。仰布政司移会宁绍台道，督饬地方官勘明地段，酌定地价，妥议章程……因奉此除分行鄞、慈、镇三县尊遵照外。本府查阅该职商等原禀拟办此项铁路。自甬至绍，延袤三百余里，经费甚巨，路途办有内外塘之别，何处为宜，应由该职商等，聘请熟悉铁路洋人逐段查勘、明确，方可妥议兴办”。[23]
根据省、市当局的意见。1898年12月20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上午，铁路局督办派姓潘的观察与英国工程师赖治来宁波勘测杭甬铁路。12月22日，他们来到慈溪等地实地进行考察和勘探。有关报刊对此发过消息：“中国力图富强，广兴铁路。委员潘观察、英（国）工程师赖治之来宁波也，知宁地亦将有风驰雷掣之观点”。[24]“近来传闻，盛宣怀派员勘路，由杭州以达宁波，谓之杭宁（甬）铁路。”[25]1898年杭甬铁路完成了第一次勘察测量。
邮政业务发展。1878年（光绪四年）12月，宁波海关书信馆开始收寄中外公众信函、新闻纸，出售“大龙”邮票。甲午战争后，随着我国邮政业务的发展，宁波的邮政业又发展到一个新阶段。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清政府颁发《大清邮政奏准开办章程》，明确提出通商口岸邮件可“互相往来寄递”，各个新关所设的寄信局一律改为邮政局。有条件的可设分局。凡没有邮政局的可以设立。对于淫邪图册及轰爆发毒危险各物，海关例禁之货，应税货物，金银珠宝等为邮局例章严禁的，一律不准封装信件内。[26]根据“开办章程”，作为通商口岸的宁波于1896年12月把寄信局改为邮政局，在《德商甬报》刊出“开办章程”，并结合宁波的实际，提出了有关细则。
宁波邮政局由税务司派员管理。其开办业务有：信函、新闻纸、贸易契、刷印物（印刷品）、货样、收寄各类挂号、出售外国明信片。信件分为岸（口岸）资、内（国内）资、外（国夕卜）资。往来外国的信件称“外资”，按照万国邮政规定贴邮票。信资标准为：1896年至1897年，封口信件每件重2钱5分以下，银元2分，重5钱以下银元4分，重1两以下，银元8分。到1899年，信件以“英两”计算，规定信件重1/4英两，收银元2分，重1/2英两，收银元4分。明信片每张应收银1分。新闻纸每张收银1分，贸易契并刊印各件每件重2两，应收银2分。[27]
宁波邮政局的设立和邮政业务的开办，对于促进宁波近代交通事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作用。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紧对宁波侵略，一方面使农村自然经济加剧解体；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宁波城乡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农业的技术体系、经营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都使宁波的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迈开了重要一步。当然，宁波民族工业的发展对促进宁波这一时期的农业变化也有一定的作用。
甲午战争后中国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工业和铁路的发展，使中国农村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进一步解体，导致外国商品倾销长驱直入，农副产品输出与日俱增。宁波农村经济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自然经济加剧解体。
甲午战争后的短短几年中，宁波社会的自然经济瓦解，无论从广度和深度看，都要比19世纪中晚期有所发展。
从广度上看。这一时期，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激增。西方列强对宁波的贸易额增速较快。1892年到1896年，宁波的进出口贸易总值从1287.2万海关两增加到1712.3万海关两。其中进口值增2327万海关两。从进出口货物的结构看，进口贸易中，输入的洋货种类很多，但绝大部分是一些日用消费品，诸如棉纱、洋布、铁料、毛织品、火柴、煤油等。比如，煤油1875年进口98020加仑，值19604海关两；1896年则进口2411600加仑，值356950海关两。1896年的进口量和进口值分别是1875年的24.6倍和18.2倍。其销售对象主要是农村。而进口的消费品中，尤其以洋纱洋布棉织物最多。在宁波港8种主要进口货中，1893年进口的棉织物为163.2万海关两，所占比重为23.3%，到1897年棉织品进口已达236.6海关两，所占比重为26.3%。这些都说明帝国主义在甲午战争后对宁波的商品倾销，依然以农村的家庭棉纺织业为主要打击对象。
从深度上看，这一时期农村手工业，主要是纺织业的解体和破坏加剧，耕织进一步分离。洋纱洋布税负轻，而且质量好，农民比较喜欢。当时的郭县绅士蔡鸿仪、张存禄等人针对浙东洋货，曾经这样说：“窃维通商以来，洋货充盍，而销售尤广，服用方便，莫如洋布一项。”[30]当时，宁波的一些地方是“巡行百里，不闻机声。
农业中商品性的生产消长命运，绝不是依赖于国内市场，而主要是取决于国际市场。宁波的一些经济作物，诸如棉花、茶叶等，都是由于国际市场的需要而发展起来。民族资本主义相应发展，也必然与农业生产发生紧密联系。甲午战争后的宁波民族工业的发展主要是轻纺业，它更加直接依赖于农产品原料。这又刺激了宁波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当时的通久源纺纱厂、纬成织布局、隆茂泰花厂专拣“颜色洁白，肥软匀净”的“上白籽花”。通久源纺织厂每年也需要大量的棉花。(www.xing528.com)
棉花主要产地在江浙、闽广。而宁波又是在浙江主要产棉区。甲午战争后，由于国内外市场棉花的大量需求，慈溪、余姚、镇海等产棉区又扩充棉区，种植棉花。宁波1897年输出皮棉75担，1898年为120担；棉纱1897年为81担、1898年为2141担，1899年达到3209担。1897年，宁波主要输出的茶叶、棉花、海产、药材、丝绸、手工业品6种，其所占比重分为27.1%、30%、8.1%、5.5%、4.5%、9.3%。余姚也随着日本棉纺业发展需要而棉花出口激增。从上述事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棉花的增长为最大。这就充分表明，在宁波农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所引起的，是与帝国主义国家对农产品原料的需要和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宁波农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宁波农业生产日益殖民地化的过程。
宁波的传统农业，到甲午战争以后不论在技术体系，还是经营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宁波的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迈开了重要一步。宁波近代农业的出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技术上，从传统技术向近代技术过渡。宁波的农业中应用近代机械农具应该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镇海已经引进抽水机进行机灌。[31]这反映了宁波的农业生产工具，向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趋向发展。可以说，这是标志着宁波应用近代机械农具的开端。
当然，在甲午战争以后，轧花机和纺纱机在宁波使用已经较为广泛。通久源机器轧花厂从西方购进轧花机进行机器轧花已有相当规模。隆茂泰花厂也使用了机器轧花，“专运龙山、余姚等处上白籽花，购办新式机器，自轧花衣。”[32]通久源纺织厂已经用纺纱机进行纺纱。
农会的出现也可以说是宁波近代农业技术一个重要标志。我国的农会1897年首创于上海，名叫“务农会”，在宁波也很有影响。从《德商甬报》看，当时就提出了建立农会的呼声，主张建立农会，从事农业技术的改良，认为“兴农会”应该“奖之”。[23]
二是农学上，从经验农学向实验农学的发展。这个转变标志主要是农业教学和介绍外国近代农业。
我国近代的农业教学，开始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杭州大守林启创办蚕学馆。该馆聘请的总教习就是留法学养蚕的宁波人江生金。林启是浙江近代史中有作为的人。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3月，林启调任杭州知府，目睹民间蚕丝生产的衰退，浙江农民养蚕连年歉收，遂条陈整顿。与此同时，浙海关税务司康发达也曾上蚕丝条陈于总署，说法国的养蚕质量好，日本丝价廉，收效甚好。康发达为此派宁波人江生金赴法国巴斯锋学院学习选种，并参观意大利、日本蚕丝事业。回国后他提出发展蚕丝业建议，林启采纳其意，于1897年禀立蚕学馆，“为各省开风气之先，为国家裕无穷之帑”。[33]同时聘请江生金为蚕学馆总教习。
此外，《德商甬报》也竭力介绍外国近代农业文章和西方近代农业原理、水利、蚕桑、林业、农具、作物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同时，阐述发展近代农学的重要性。比如《论中国创办农工商总局》等文章中就明确提出“讲农学，精工艺，兴商务，民之责也”，[34]立农学堂、比赛会，兴官地，荒地，招民辟之；农器新制保其专利，耕牧异效，赏以牌照，兴农会、出农报奖之。如此，则政府之于农事尽矣。”并要求宁波当局设农学堂，辟地兴农会、出农报。在《宁波宜讲求蚕桑以开利源论》中也明确提出要发展宁波的经济，必须“以讲求蚕桑为上策”。[35]
不仅如此，据资料记载，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宁波已经有农业教学机构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宁波近代农业的发展。
上述事例说明，甲午战争以后，尤其在戊戌维新期间，不仅西方的农业科学已经开始传入到宁波，同时宁波人民也开始利用西方近代农业科学来观察、解释农学问题了。
三是经营上开始从自给性生产向商品性生产发展。主要表现是农业专业性公司的出现。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在宁波镇海首先建立自来水灌田公司。这是全国最早出现的农业专业公司之一。这个公司具有如下两个特点。其一是专业经营、商品性生产。镇海自来水灌田公司经营内容比较单一，其经营范围主要是进行自来水灌溉农田。其二是合股经营。自来水灌田公司主要有李云书等人合股创办。因此在经济实力和生产规模上已经超过了传统小农生产。
甲午战争后，宁波农业发生了深刻变化，标志着宁波农业近代化的开始。但应该看到，农业公司出现，在宁波近代农业中所占的比重依然是十分微弱，占统治地位的还是传统农业的生产形式。我们可以这样说，19世纪末宁波的传统农业已经开始向近代农业的转变，但近代农业还处在一个萌芽的阶段。
注：
[1][17]朱寿朋：《光绪东华录》（四），总第3944、3631页
[2]《洋务刍言》下，《申报》1895年5月13日
[3]《清皇朝经世文编》卷104，第1页
[4]《关册》1895年中文版，第35页，宁波
[5]转引《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下册，第536—5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
[6]《中外日报》1898年9月21日
[7]《德商甬报》1899年1月5日
[8]《德商甬报》1899年5月16日
[9][32][33]《德商甬报》1898年12月28日
[10]求良儒：《近代浙江丝绸业民族资本的发生与发展》，见《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第69页，浙江人民出版1986年12月版
[11]《中外日报》1901年8月31日
[12]《中外日报》1901年5月18日
[13]《浙江航运史》第261—262页
[14]《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报告总册》1896—1901年各年有关杭州口资料
[15]《德商甬报》1898年12月5日
[16]《张文公全集》，“奏议”，第37卷
[18]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戊戌变法》卷2，第141页
[19][23]《申报》1897年12月3日
[20]《苏杭甬铁路始末记》，见《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五册，第448页
[21]盛宣怀：《愚斋存稿》卷33，第5页
[22]《苏杭甬铁路档》卷1，见《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449页
[24]《德商甬报》1898年12月27日
[25]《苏杭甬铁路档》卷2，《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449页
[26]《申报》1897年2月23日
[27]《宁波市交通志》第7编《邮电》
[28]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610-1613页
[29]《宁波港史》，第190页
[30]《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八日
[31]《灌田公司》，见《农学报》17卷，光绪二十三年
[34]《浙江文史资料集粹》教育科技卷，第15页
[35]《论中国创办农工商总局》，《德商甬报》1899年4月25日
[36]《宁波宣讲求蚕桑以开利源论》，《德商甬报》1898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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