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近代史纲：中法战争中的镇海之役

19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的边疆进行侵略，也把魔爪伸向中国的邻邦越南。

法国侵略越南是蓄谋已久的。尤其是镇压巴黎公社“最可耻的”刽子手茹费理出任内阁总理后，更变本加厉地扩张，增兵越南，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

1884年（光绪十年）6月，法军侵略谅山。8月5日，法海军少将利士比率舰进犯我国台湾基隆。8月23日，海军中将孤拔炮击福建水师，尽管有一些官兵誓死抵抗，但并没有挽回失败的命运，洋务派所苦心经营的福建水师在激烈的炮火中全军覆灭。

马尾失师后，.在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下令沿海各地要加强战备，“如有法船在口，即行轰击。”^[1]1884年9月11日，清廷旨寄浙江巡抚刘秉璋：“有人奏闻有外国船六七艘驶至宁波江北岸，着刘秉璋饬属确查，系何国船只？如系法船，即行攻击”^[2]。

清政府宣战后，中法战争在中、越两地同时进行。越南战场进行的是陆战，而中国战场主要是进行海战，镇海战役是其中一场十分重要的抗击战。

镇海，是浙江海防的要冲，宁波的门户，与定海隔海相望。”招宝山扼其北，金鸡山峙其南，最据形胜”^[3]。特别是招宝山更是镇海的门户。镇海军民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面对法国军舰闯入浙东，当地军民发扬前辈的光荣传统，已经做好杀敌御侮、保家卫国的准备。他们陈兵布炮，严阵以待，组织地方武装，为反侵略战争做好准备。

1885年2月28日夜，法舰纽回利、答纳克、巴夏尔、德利用方4艘到达镇海口外之七里屿洋面排泊，先后游弋蛟门外。提督欧阳利见先得警报，亲督所部分布南岸要隘，做好作战准备。，即函商北岸统领提督杨岐珍，南洋水师三舰统领、总兵吴安康，营务处杜冠英和统领钱玉兴以及地方官进行临战部署。

3月1日（正月十五日）上午9时半，法舰驶向游山。法以一轮驶入虎蹲山北测量水道，向游山口暂泊之“江表”商轮探信，进行侦察活动，被招宝山清军开炮击退。下午3时，法军4舰攻招宝山炮台。杜冠英饬炮目周茂训开炮迎击，南琛等南洋兵轮亦开炮接应，击伤法舰纽回利。下午5时，受清军猛烈炮火射击，法舰受伤后逃窜。正如资料记载：“士卒踊跃，人人奋勇，‘巴夏尔’等船受创，均开排炮来击，我南北炮台也“开排炮助，自未至申，彼此各开数炮，法船力竭败退”^[4]，3月2日晚7时至9时法军用2艘鱼雷艇暗袭清军，水雷撞在礁石上爆炸。岸上守军还击，击退了鱼雷艇。

3月3日，法舰又增添2艘。上午七八时，薛福成、宗源瀚电杜冠英，说法军已添两船，告诫“日内必有大战，宜严备”^[5]。九十点钟，法一大黑舰（答纳克）驶入虎蹲北，又向招宝山炮台进攻，杨岐珍、杜冠英督率吴杰亲开大炮，统领吴杰穿巡于各个炮台之间，要求大家抵御侵略，卫我山河，“炮弹直射法舰，击中法船大烟筒，再炮击中其船桅，横木下坠，压伤其兵头。南琛、南瑞复从旁击中三炮，穿其后艄。法船创甚，急放黄烟，收旗转轮，仅出险遁去”^[6]。

敌舰败退以后，以一白舰泊游山，倚山为障，相牵制。下午1到2时，薛福成、宗源瀚电告三舰统领吴安康，“务宜逐夜严防”敌鱼雷船之偷袭。并且建议“潜伺该小船来，围击沉之，略示惩创”^[7]。

薄暮，欧阳利见密派健左旗副将费金组带勇百名，执枪伏馒头山脚，暗防敌人再来。夜9至10时，“法小船两只，潜移而至，经排枪轰击，炮台轮船相机击退”^[8]。

3月5日夜9时至10时，法军又派黑白两触板，乘风雨冥晦之机，从馒头山潜袭港口炮台，均被费金组所率的健左旗士兵用排枪击沉，船兵皆毙。6日早晨，敌放小轮至虎蹲，又被炮台击回。

3月14日，法舰攻港口炮台，该台系一座诱敌的空台，设有大炮。由于守军炮弹打不到敌舰的位置，因此没有理睬。法军因开炮没有命中目标，于是将大炮高架桅干上，以便从高击下。因炮身沉重，绳断炮坠，压死了10余人。

3月20日，总兵钱玉兴率领敢死队员拉8尊后膛车轮炮在夜幕掩护下，埋伏在南岸青峙岭下，深夜射击停泊在游山的法国军舰，8门大炮同时喷出怒火，接连5发炮弹击中敌舰。这次战斗，中国守军没有受到损失。从此，法舰不敢再接近游山，清军摆脱了消极挨打的被动局面。

法军在镇海战役中，多次遭到失败，但并不甘心。直到战争结束，虽“欲蹈瑕伺间，以图一呈，卒不可得”^[9]，终于在中法和议达成后的3个月，从浙东海面退走。中法战争镇海之役的胜利，再次表明宁波人民具有反侵略斗争的力量，给后代留下一份爱国主义的教材。

1884年2月6日，薛福成授为宁绍台道。这个官职务虽然不高，却使他结束了长达20多年的幕僚生涯，从此能够独立处理一方政事和外交大事。薛福成到宁波时，正是中法战争前夕，海防日紧。新任浙抚刘秉璋素知薛福成的才干，立即委以宁防营务处重任，檄令“综理营务，尽护诸军”^[10]。薛福成由此而成为指挥浙东抗法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在镇海战役中思想与实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定镇海为浙东战略重点，牵制法军不敢进攻定海。镇海能不能成为浙东战略重点，这在浙省主要军政官员中存在着很大分歧，提督欧阳利见为代表，主张分兵把守，要在宁波、镇海、定海设置重兵，甬江南岸“由象山循宁海、奉化沿边”和北岸“由慈溪以达余姚”，“此尤不得不防”^[11]。这种“枝枝节节而为之”的做法，容易使力量分散。刘秉璋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浙防“以宁波为重要，镇海为宁波口门，而定海孤悬海上，又为镇海外护”^[12]。但薛福成到任后，并不是轻易地下结论，而是坚持调查研究，亲自到镇海和定海实地考察。他认为欧阳利见等人的主张不可取，但以刘秉璋所见，将宁波、镇海和定海均确定为防御重点，也感到定海兵力单薄。薛福成深知，定海为浙江一省之藩篱，亦是海疆全局之关键。为此，他正式上书南洋大臣和督院提出了利用中英旧约，“使法人忌英而不犯定海”^[13]的策略设想。这个设想若能实现，便可将镇海作为防御重点，即可将法舰拒之镇海口门之外。他并不知道，当时英、法就所谓英国保护定海旧约问题已暗地达成协议，即英国不愿助华攘法。当薛福成了解这一情况后，为实现其战略思想，便拼死力争。他熟悉国际公法，认为英法两国签订了新约，如果没有声明将前约作废，是不能随便废止的。为此，他请南洋大臣正式照会英国公使，必须依法遵守旧约。又立即写出《英宜遵约保护舟山说》一文，将其译成英文，寄往伦敦各报发表，将此事公诸于世。此文一出，英国朝野舆论哗然，纷纷要求政府履行旧约。英国政府被迫令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向法国驻华公使正式照会，阻止法国进攻舟山。这样，薛福成确定的以镇海为防御战略重点的决策才能得到实现。

第二，加强实战准备。薛福成到浙东前线后，开始由幕后走向前台，他的备战出发点也由“虚张声威”而变为“实战”了。薛福成认为，要防止法舰闯入镇海口门，就要堵口，加固炮台。为此，他与杜冠英等一方面“筹商遮护炮台之法”，对炮台加固遮护。同时，学习西方国家阻拒敌舰的有效办法，采取钉桩、放水雷、载石沉船等防御措施。薛福成督杜冠英及宁波府宗源瀚“买桩木三千余支，用机器排钉海口”“又购大船三十六艘，督会二岸防勇满装石块排沉桩缝之内”^[14]。当他估算出钉桩购料需用款“逾洋银七千数百元之数”时，立即“先饬宁波厘捐局拨给洋银千元，以购资料，其余俟接奉宪批后，陆续给领”^[15]。薛福成为迅速了解军情，在宁波、镇海架设电线，沟通了杭州与镇海前线通信线路，从而做到了“军机无误”^[16]。

第三，联络上下，化解各方矛盾，团结对敌。中法战争时期，清朝统治者派系复杂，斗争异常激烈，这些矛盾和斗争不可免地要带到浙东前线来。当时在镇海的驻军主要是湘军、淮军，争权夺利，互相牵制，内耗严重。尤其是刘秉璋和欧阳利见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欧阳利见系曾国藩“之妻党远族”^[17]，为湘军重要骨干，但不谙战术，淮军著名大将刘秉璋对他轻视。刘秉璋赴浙抚任后，多次恳请朝廷从朝鲜调回淮军将领吴长庆，企图取代欧阳利见，但未被允准。在战略决策上两人也发生分歧。刘秉璋属下守备吴杰因不同意欧阳利见的“徙炮拆台”的错误主张，而“极言不可”。欧阳利见不听劝告，反而表示“志在必行，违者即行正法”。由此可见，淮军与湘军斗争已经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参将郑鸿章与守备吴杰甚至发展到“几欲列队开枪决斗”。薛福成从大局出发，联络上下，化异同为职任，他认为“强敌在门，将领不和最为大忌”^[18]。因此，他要吴杰“力顾大局”，并且派人“驰往和解”^[19]，在他的耐心工作下，才未使矛盾扩大，基本上做到同心协力，”遇事相商，同心御敌”^[20]，协同作战，屡战屡胜。

第四，灵活机动的战术。薛福成在镇海之役中，从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地治军、用兵，指挥作战。

战场形势千变万化，这就要求灵活运用作战战术，出奇制胜。为此薛福成号召人民“各尽心思，揣摩得法”，“能独运奇思。”^[21]浙东近靠沿海，许多老百姓能泅水。薛福成正是从这一实际出发，募集水勇，出其不意，打击法国侵略者。薛福成认为，宁波、镇海”渔户及善泅水之淡菜户，向多熟习海道，如用以送水雷、备火攻、侦敌情、购敌线最为得力”。因此，他要求绅士募水勇200人，推举一位知习海道者为管带进行训练。这样成军1月以后，“可出奇制胜”^[22]。

当然，在运用“出奇制胜”的谋略时，薛福成还认为可以采用乔装改扮的用兵方法，使敌人防不胜防。比如，他要求士兵可以扮成商师，梭巡洋面“相机剿捕”^[23]。“日间似应派兵脱去号衣，杂于民间，分途侦察，遇可疑者执之”^[24]。

当敌人无所准备时，可以兵贵神速，突然袭击，歼灭敌人。薛福成在作战中运用这一战术，打了许多漂亮仗。1885年3月20日（二月初四），薛福成到镇海劳军，当他了解到法舰寄泊的情况后，即与钱玉兴密商，要他“乘夜袭击法船”。是夜，“钱玉兴亲督副将王立堂，选敢死士潜运后膛车轮炮八尊，伏南岸清泉（峙）岭下，四更后突击之。敌船连受八炮，伤人颇多。……法船开炮回击，弹落水田，我军无所损”^[25]。

镇海抗法作战的胜利，是继基隆、淡水抗法作战成功之后一次重大胜利。这一历史事件，不但对中法战争结局有所影响，而且为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其经验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战前积极准备。这是镇海抗法作战胜利的基础。

镇海战役之所以胜利，其中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是战前充分地准备，在整个战区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为战役胜利提供了较雄厚的物质基础。

首先是战前加强了海防工程建设。为阻止敌人的进犯，镇海建筑了水中障阻工事，如木桩、沉船、渔网、水陆藏雷等；添建有线电报线路，完善通讯联络；火力部署十分严密。岸炮、舰炮、陆营、钉桩堵口配合，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

其次是征集粮食，保障军民供给。民以食为天。粮食对于备战有着十分重要意义。法舰在两次进攻被打退后，不时炮轰港口，致使镇海粮食遇到困难，米船不到，粮价日昂。薛福成等人就深感问题严重，“大军云集，足食为先”，因此，必须“及早图度，以定民志而固军心”。他与宗源瀚等人商量后，“邀集绅董筹议招商贩运”^[26]。

二是人民大众的支援。这是镇海之役作战胜利的根本。

中国近代反对帝国主义入侵的战争历史经验证明，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有动员老百姓，才能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凡是军民团结，同仇敌忾，才能最后战胜敌人。镇海抗法作战胜利的原因之一，就是军民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的结果。镇海战役的胜利最重要的是得到人民大众的广泛支援，尤其是与东南沿海人民大众的支援分不开。当法军侵犯我东南沿海以后，在全国掀起了抗法斗争的新高潮，浙江、福建等地人民捣毁法国的天主教堂，赶走法国传教士。当时镇海粮食困难，旅沪的镇海人怀着爱国卫乡情谊，于1885年4月12日在《申报》刊登《镇海募赈小启》和《镇海公信》，揭露法国侵略者给镇海人民造成的苦难，号召旅沪同乡要“各尽解推之惠”，“极力劝募，救危扶困”。《申报》为此发表社论，称赞此举“不特为镇海一隅之计，实亦为中国大局计”^[27]。在镇海之役，各乡积极组织民团，操练兵械，盘查奸细，看守法国传教士，英勇参战，支援或参加抗法登陆作战。奉化唐岙纸厂工人，激起公愤，聚集3000人，力图报效，保卫家乡。镇海东西沿海各乡出兵丁，集中2万余人；镇海北乡，每10人立旗，每逢一、五日讲演武事，有事互相通报。人民大众轰轰烈烈的反侵略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爱国官兵的战斗士气，从而取得中法战争中的镇海之役的胜利。

三是正确的判断和指挥。这是镇海之役作战胜利的保证。

镇海战役作战的胜利，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当时浙江军、政官员刘秉璋、欧阳利见、薛福成等对敌情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并能进行正确的指挥。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由于作战双方情况的复杂性、多变性，这就需要深入调查研究。欧阳利见、薛福成等人，都注意深入实际，了解情况，作为决策的依据。比如，薛福成受任综理宁波海防营务后，考察了镇海县城。欧阳利见也多次查看沿海情形。正因为如此，在镇海作战之前，巡抚刘秉璋和提督欧阳利见等指挥员，积极备战，严阵以待，在作战期间正确指挥镇海军民抗击法国侵略者。并根据中法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及军事、政治形势，提出了“以静待动”、“以逸待劳”的战略战术；充分显示了指挥者的聪明才智。由于指挥员正确判断和指挥，做到战前定谋，战中运用神妙，不管法军采取昼间大编队排炮攻击，还是夜间小股偷袭，均被中国军队所击退。

四是爱国将领的临阵督战，身先士卒。这是镇海之役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法镇海之役中，爱国将领的模范行动，激励了广大士兵，这是保证镇海战役胜利的又一个重要原因。(www.xing528.com)

镇海尽管进行积极备战，但与法军相比，武器还是比较落后0为什么取得胜利，镇海战役结束后，欧阳利见在回答人们祝贺及询问取胜“之术”的原因时说得很明白：“天子之福也，将帅之力也，三军之用命也”^[28]。这里“天子之福”并没有实质性的东西，而真正的意义是“将帅之力”，“三军之命”。驻守宁波、镇海的爱国将领不仅认真备战，而且亲临战场，指挥作战。欧阳利见“日督部下所有之兵，亥刻如对大敌，效力死守，无过雷池一步”^[29]。在与法军作战中，欧阳利见“金鸡山督阵，炮弹掠顶挨衣而过者，不知凡凡”。而他依然“擐甲裹衣，躬亲指点”，“眠食俱废，以与士卒同甘苦”^[30]。守备吴杰在镇海战役中统带炮兵督守两岸炮台，“何处紧急，立即亲督战守”^[31]。亲自发炮，“击中法舰烟筒，再发击折头桅，横木下坠，伤其兵头，法不敢复进”^[32]。吴安康原先“畏法如虎”，后经欧阳利见和薛福成的严申军法军纪后，也表现得十分勇敢。“督率琛（南琛）、瑞（南瑞）、济（开济）三管驾，同心御敌”、“奋力鏖战”^[33]，给法舰以打击。

驻守镇海的将领模范行动，激励士兵奋勇杀敌，无论是水军还是陆师都协力同心，共同对敌，“水陆各军，戮力同心，争先从事”^[34]，多次击退法舰进攻，显示出强烈的爱国精神。

注：

[1]《总理衙门电初六奉旨宣战》，《中法战争镇海之役史料》第50-51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2]《旨寄刘秉璋如有法船驶至宁波即行攻击电》，《清季外交史料》卷46

[3]薛福成：《笠山宏远炮台铭并序》，《庸庵续编》

[4]《浙江镇海口海防布置战守情形图正图附说》，《中法战争镇海之役史料》第3页

[5][7]薛福成：《请伺击鱼雷船》，《浙东筹防录》卷4

[6]《招宝山炮台再创法舰击伤法兵头》，《浙东筹防录》卷4

[8][14]欧阳利见：《金鸡谈荟·刘中丞咨送浙江镇海口布置及战守情形图分说》

[9]《浙江近代史》第164页

[10]《浙东筹防录》序

[11]《金鸡谈荟》卷首

[12]《刘秉璋片》，军机处录副档

[13]《浙东筹防录》卷1

[14][15]《禀抚院刘镇海钉桩预备堵口办理情形》，《浙东筹防录》卷1

[17]刘体仁：《异辞录》

[18][19]《上刘中丞书.将领不和最为大忌》，《浙东筹防录》卷2

[20]曾国荃：《镇海三船随同接仗奏稿》

[21]《劝募毁沉敌舰明投赏格示》，《浙东筹防录》卷3

[22][23]《上刘中丞书.孤拔赴台宜机攻敌》，《浙东筹防录》卷2

[24]《电镇海.法添一船清严备》，《浙东筹防录》卷4

[25]《刘中丞咨送浙江海口布置及战守情形图分说》，《中法战争镇海之役史料》第48页

[26]《浙东筹防录》卷1

[27]《申报》1855年4月12日、4月15日

[28]孙衣言：《镇海防夷图记》，见阿英编《中法战争文学集》，第439页，中华书局1957年版

[29]《中法战争》（三），第237页

[30]《中法战争》（三），第287、286页

[31]《中法战争》（三），第280页

[32]《中法战争》（三），第158页

[33]《中法战争》（三），第280、277页

[34]《中法战争》（三），第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