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从19世纪70年代起，在“求富”口号下，开始创办民用企业。从1872年到1895年，洋务派创办的企业主要有轮船招商局（1872）、天津电报总局（1880）、上海机器机布局（1882）、华新机器纺织总厂（1894）等数十个企业。其中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机布局和华新机器纺织局等不同程度地对宁波近代工业发展发生过深刻影响。现在具体考察洋务派的创办几个重要企业与宁波的关系。
轮船招商局，由李鸿章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在上海创建。这是洋务派经济活动由军用工业转向民用工业的开始，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形式的第一个企业。它以江轮运输和沿海运输为主，在国内19个重要商业城市设立分局。1873年（同治十二年）轮船招商局在宁波设立分局。第二年，招商局在宁波购置原英商广源洋行1所，栈房两处作为分局局址。1875年（光绪元年）在江北岸建造码头。
1875年5月10日，轮船招商局的“大有”轮到达宁波，开始了甬沪两地定班轮航业。1877年3月，招商局购买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江西”号，改名为“海山”号，载运574吨，4月份又购买旗昌公司的“湖北”号载运1079吨，改名为“江天”号，代替原来的“大有”号。从这年4月底起直到年底，“海山”号和“江天”号轮流航行于沪甬两地，每月往来宁波有23到27班航次。1878年（光绪四年），招商局开甬沪定班航线共4条轮船，即“江天”轮、“海山”轮、“海安”轮、“平江”轮，两对对”，成为我国最早的定期定线客货轮。19世纪整个80年代，甬沪两地班航，儿乎是轮船招商局与英国的太古轮船公司所垄断，可见轮船招商局仍占有优势。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当招商局创办时，我国已经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不仅大量地侵入我国的航运业，而且企图垄断我国内河及沿岸的航运。招商局开业不久，原来在华的外资轮船公司如旗昌、怡和、太古等将上海到宁波航线的航运价一律减低，运价由每吨2.5元减为0.5元，来抵制招商局。外资轮船公司的削价竞争给招商局带来一定的威胁。但是宁波的商人积极支持，给招商局以补贴，渡过了难关。
近代通讯工业方面，这个时期主要是架设陆路电报线。70年代以后，外国侵略者纷纷向清政府提出在中国沿海和内地设立电讯事业的要求。洋务派看出经营电讯有利可图，提出设电报以抵制外人。1874年，清政府正式批准设立电线。1880年，李鸿章以防务为由，奏清敷设津沪电线，于次年建成。这是中国架设的第一条陆路电报干线。1883—1884年间，又架设了苏浙闽粤4省的电线，这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电报干线之一。它经苏州、上海、杭州至宁波，直到广州，全长5600多里。其中宁波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其实，洋务派深深懂得，电报是适应工商业需要而拓展，对促进工商业的振兴起着重要作用，资本不多，收效很大。洋务派了解到津沪线常年经费化费较多，必须靠商务报费才能以资开销。但是，这条仅3000多里的电报费，“仅有天津、镇江、上海三处为中外通商地方，所收报费断不敷用，必须择要推行，乃可经久不敝”[1]。1882年，他们首先打算设长江电线，通汉口，分别向李鸿章、左宗棠禀请先行添设，以后再推广到浙江的杭嘉湖三府产丝的地方，然后及宁波、温州口岸[2]。后经浙江商人和电报局盛宣怀、郑观应等人商议，决定“由镇江溯江而上至汉口，由苏州经浙西至宁波，各设一线，遵照前章，官督商办，与津沪合为一局”[3]。
电报局商董由于看到宁波的经济地位，认为宁波为徽茶集散口岸，准备专门铺设专线。1883年初，苏浙闽粤4省长途线路动工，经过艰苦努力，于1883年7月27日（光绪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成立了官督商办宁波电报分局。起初有莫尔斯收发报机，通上海、杭州等24个城市、县，限华文、英文明语两种。这一年，电报费收入3172银。中法战争期间，为了加强镇海海防，洋务派打算开通宁波至镇海的电报线路。当时任宁绍道台的薛福成发出了《请于镇海添设电线以捷军报》:“窃查镇海距宁波水程六十里，陆路四十里。当此海氛不靖，驻扎重兵，军书旁午，遇有紧要消息，不能呼息相通，若快船又须乘潮上下，殊嫌迟缓”，“拟请于宁、镇设立电线一道”。并认为洋务派筹办防务，推广电报，除天津所设电报总局外，应多设分支线。这样才能“临敌应变，必可声息无阻，调度灵捷”。“宁郡为全浙之门户，而镇海口门，尤浙东之锁钥，每至事机紧迫，间不容发，万一得信稍迟，恐滋贻误”。“窃思此项电线，固于宁、镇收便捷之益，如宪台调度各营，指示机宜，在省发电可以直达镇海；即海口紧要军情，亦可迳达省垣，无转折迟误之虞，其有裨于防务者实大。”薛福成并与洋务委员李圭、浙海关税务司葛显礼商量，做出经费预算，邀请外国专家勘测。不久，清政府有关部门批准这一项目：“据禀自宁（波）至镇（海）拟设立电线，便捷军情，准其照办，所需经费均可作正开销。”[4]经过宁波军民努力，不久，架通了宁波新江桥堍至镇海西门外驻防军需电报线路1条，立杆250根，全长39里，并且敷设新江桥过江水底电缆1000尺。是年正月初六正式通报。
李鸿章创办民用企业中，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创办棉纺织业。上海机器织布局是李鸿章、郑观应等洋务派创办的一个重要民用工业。它的创设是为了“稍分洋商之利”[5]和解决清政府的财政困难。
正是在这样的目的下，洋务派于1876年开始了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设活动。设局碰到的重要问题是筹措资金，洋务派为此靠招集商股来解决。李鸿章在《复沈幼丹制军》中提到：“昨已赴沪，会集华商，查议节略。欲求如武穴开煤办法，由江、直各筹公款十万金，定购机器，存局生息；再招商股，购料鸠工，庶更踊跃。”[6]按照李鸿章的说法，解决资金办法就是“存局生息”，即贷款，另外是招商集股。在李鸿章策划下，宁波富商蔡鸿仪与戴恒、龚寿图、郑观应、经元善以及李培松等人筹建织布局，订立了集股合同。明确强调织布局“事虽由官发端，一切由商办”的性质，招股4000股，每股100两，共40万两。蔡鸿仪入股踊跃。蔡鸿仪，字嵋青，鄞县人。其父蔡钧，“行商上海拥高资”。鸿仪因“省试不求，逐绝意进取”。他应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札委而参与上海机器织布局事宜。当时的报纸就作了如此记载：“今知李爵相撤退前局，委戴子辉（㧑）太史另行筹议。……与蔡嵋青部郎及龚仲仁、李韵亭两观察各先认股5万两为之初基。……蔡君业宏沪甬，均当今之巨室”。[7]当然，上海织布局属“官督商办”企业，蔡鸿仪“认股5万两”，资本有丁着落，匕海织布局的筹建工作逐渐走上轨道。由于郑观应等人的努力，经过10余年的艰辛曲折的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厂终于建成，并呈现日趋兴盛扩建的趋势。1894年10月，由于火灾，上海织布局被焚，损失惨重。
上述事实充分表明，宁波商人不仅是洋务派创造的近代中国第一个现代化机器织布工厂的主要发起者之一，也是主要集股者。
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过程中，洋务派除了对织布局管理上进行控制外，对它也进行扶持和保护，其措施之一是为织布局呈请朝廷批准给予10年专利和减免税厘的优惠待遇。“今既聘西人，用西器、讲西学，亦必用西法以为划一。……并须明定限制，恳请批准。嗣后上海一隅，无论何人，有志织务者，只准附入本局合办，不准另立一局，显分界域，则成本愈厚，利效可久，而风气益开矣”。[8]这是织布局的第一个专利方案，很快得到李鸿章的批准。
不久，李鸿章也提出“该局用机器织布，事局创举，自应酌定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9]
从织布局专利权的提出、批准和实施的过程看，这个办法的提出是为了保护上海机器织布局，使其免遭可能出现的同业的倾轧，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宁波商人并没有被洋务派这一做法所束缚。在“十年专利”期间，宁波就有商人投资设厂。产信厚的通久源纺纱厂就是在这个时候创办的。正如《上海近代经济史》所说：“'十年专利’时期，上海、宁波、福州、广州等地，就有商人投资开设的纺织厂建立”。这是在纺织业厚利引诱下，不仅一般商人要求改变“十年专利”的规定，连李鸿章的周围的盛宣怀、严信厚、朱鸿度等亦力图乘机设厂，时逢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焚，为弥补织布局损失，并摊还官款，乃得以“出纱一包，捐银一两”作为一定范围内开禁的条件，因此，1893年后上海、宁波等地纱厂的筹建，乃是“十年专利”被突破的结果。
上海织布局被烧以后，由于纺纱织布的丰厚利润，使洋务派官僚欲罢不能，难以忘怀。为了达到抵制外国洋纱布目的，李鸿章委派天津海关道盛宣怀赴上海，会同江海关道聂缉果办理设厂事宜。
筹集资本是规复织局的关键所在。盛宣怀到上海以前，已敦促上海、宁波、苏州三地绅商认购新的织布局股份30万两。他在1893年12月2日给李鸿章的禀帖中说：“职道现已集商股三十万两，并蒙宪台面谕，将各局闲期散附搭官股二十万两，不分官商，均作股份，一律派利”。[10]1893年盛宣怀来到上海，他按照李鸿章“建厂开工，俾昭迅速”的要求，即刻会同聂缉椝，提出了设厂的规划：“准备集资100万两；除在上海织布局旧址建立纺织总厂外，另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处，招集华商，设立10个分厂”。[11]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由宁波人周晋镶、苏葆生纠集徐士恺、唐廉等人办起了华盛纺织新局。周晋镶等人不仅参加了上海织布局，在老股纠纷没有解决之前，又另筹资本24万两，设立纺纱新局，在织布局之外，专门纺纱。
事实上，盛宣怀要求将华盛厂当作私人资本企业来办，并且向李鸿章提出了具体方案。李鸿章同意盛宣怀的方案。他在答复盛宣怀说：“织局拟改为总厂，一律商办，另设督销公所，一提调驻局料理，各厂均派董事随时集议，似甚周妥”。[12]同时还向朝廷奏准：“定名总厂为华盛，另在上海及宁波、镇江等处，招集华资，分设十厂，官督商办“。由于盛宣怀筹资金比较顺利，1894年，华盛纺织总厂创办，迅速投入生产，出现了一派令人鼓舞的“复兴”局面。
纵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李鸿章等洋务派创办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及上海机器织布厂等国内较大规模的民用企业对宁波是发生过影响的，有利于宁波近代企业产生。
民族资本主义近代机器工业，一般包括工业、交通运输、矿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它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宁波近代民族工业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产生的。宁波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产生有其一定历史条件。
鸦片战争以后，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宁波，被迫开埠。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宁波的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宁波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遭到了破坏。另一方面，则促进了宁波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就为宁波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
此外，宁波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还需要一定的资本，主要是少数宁波籍官僚、地主、买办、商人直接投资兴办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生，除廉价的劳动力外，还必须有大量货币财富积聚在少数人手中，这些货币财富可以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和雇用工人，以进行资本主义的近代化的生产。
鸦片战争以前，宁波有少数地主、官僚、商贾和经营钱庄、典当业的高利贷者，通过种种经济的和超经济的剥削手段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财富。但当时的财富的主要部分是用在奢侈生：活中消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绝大部分货币财富被外国侵略者掠夺去了。但是，一些宁波人在经营活动中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货币财富。这些货币财富，为宁波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甲午战争以前，在宁波投资创办新式企业的主要是以地主买办资本、官僚资本、商人资本为主。
买办资本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买办开始一般是在外国资本在华新式企业中活动，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逐步深入，买办资本的势力也逐渐增大。比如在天津的宁波买办王铭槐就拥有大量的外国公司股票。[13]王槐山当买办过程中，在几年之间，就积资数十万，人称“快发财”[14]。在上海的怡和洋行买办杨坊、平和洋行买办朱葆三、华俄道胜和荷兰两银行买办虞洽卿、德孚洋行买办周宗良以及开滦矿务局买办刘鸿生等人都是以充当买办起家的。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上半期，他们在进出口贸易、经手洋商贷款、代清政府购买军火等各种佣金、回扣、银行、轮船、保险等经营活动中获取利润，积累了资本，再投资于家乡的工矿、航运企业。
中国地主官僚传统的发财办法是贪污、受贿、勒索，同时还用兼并土地以榨取高额地租和从事商业、高利贷等封建剥削来聚集财富。鸦片战争以后，地主官僚们开始通过办洋务、办外交、购买军火、借洋债等，从中捞取了大量财富。官僚严信厚的资本积累就是一例。1860年（咸丰十年），他去杭州信源银楼做文书，深得店主杭州巨商胡光墉（雪岩）的信任。1872年（同治十一年），经胡光墉的介绍，严信厚成为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慕僚。当李鸿章镇压捻军时，严信厚出任驻沪襄办转运饷械，后由李的委派担任督销长芦盐务河南官运事、天津盐务帮办等职务。1886年（光绪十二年），严信厚在天津东门里经司胡同自设同德盐号，经营盐业。嗣后又在上海设立源丰润票号总店，并在江南各省及京津等地设立分店。“自是而京师，而上海，而广东，而福建，而宁波，所至皆有廛舍”[15]。仅仅十余年，严信厚就积累了大量财富。这为他在宁波投资于新式工业奠定了物质基础。
商业资本也是近代企业创办资金来源。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和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商业资本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当他们看到新式企业有利可图时，也逐渐把他们积累起来的货币财富投到新式企业中来。镇海人李也亭，出身贫寒，后到上海，从事沙船工作，“开始时仅以少数钱带货物，由带货而投资，积资渐多遂独资开设久大沙船号”。[16]这样为李也亭及其后代为宁波投资近代工商业奠定了基础。镇海方氏家族，虽非洋行买办出身，但因“久居沪，通西国语言文字，世以贩丝茶信西商”[17]，他们在经营的过程中，积累了资金，开始在宁波投资近代企业。
这就充分表明宁波籍企业家，通过经营等活动逐步积累了资金，从而为投资宁波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商贸业及金融业奠定了基础。
一个时代出现的先进事物，往往就是反映这个时代的主流。19世纪70年代，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在神州大地出现，宁波也零星地显现。到90年代上半期，宁波先后创办了5—6家，其中机器制造、轮船航运、棉纺、火柴、印刷是宁波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最早的五个部门。
机器制造业。这一期间宁波有民营资本机器制造业出现。但开始时为手工作坊，实际上是修配小厂。据资料记载，1879年宁波的广德兴机器厂出现。[18]这是宁波近代最早的机器修造业。这种机器修造厂，几乎是靠零活修理和工厂部件加工过生活。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镇海籍船员王宝全在宁波江北岸开设广兴铜匠店，承接凡尔（阀门）单零件修理。
航运业。宁波是近代中国最早兴办民营航运业的地区之一。到19世纪70年代，大批手中握有余资的宁波商人，以其勇于开拓精神纷纷开始投资于轮船航运业。1872年，宁波华商就有人投资新制两艘小轮船，打算每天载客来往上海。80年代，宁波商人要求当局批准举办轮船航运业的呼声更为迫切，“华商渴望自有轮船，这已是公开的秘密”[19]。
棉纺织业。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在郸县三桥（今陈婆渡乡）建纬成布局，手拉织机20台，发纱轴给农户代织。纬成布局开办之初“用‘发机’的办法，把经好的纱轴发给家庭妇女去加工”[20]。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宁波创办了通久源机器轧花厂，资金50000两，这是浙江第一家具有一定规模的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这个工厂原是一个旧式的轧花厂，最初使用40台用踏板操纵的手摇轧花机，每台有1个工人操作。1887年，从日本运来蒸汽发动机和锅沪，还有40台新式轧花机，改建和扩建了厂房，雇佣工人300至400人，日夜开工，并聘请了日本工程师和技师。1891年该厂又增添了新的设备，“英国买来一座强有力的新发动机及锅炉，又自日本购了一些轧花机和纺纱机”。[21]并售出轧成之花3000担，这是从手工工场转化这近代工业的典型。
火柴制造业。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宁波道台批示慈溪县的仁乾及其它华商商号，允许宁波商人在慈溪开办火柴厂，制造火柴，雇有日本工匠，据外国人报道，道台“已经饬下级官吏，井通知了海关税务司”，认为这个厂”是一个新的创举，可使中国在这种一向被外国人入口货独占的行业中，今后也可分得一分利润”[22]。《慈溪县志》也有记载：“至近代，新兴工业开始起步。清光绪十五年（1889）建立之慈溪火柴厂，为浙江首家民营火柴厂”[23]。创办时资本约15000两，雇佣工人200人。
印刷造纸业。宁波的近代印刷工业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又有所发展。当时宁波已出现日报。1874年2月，有一家宁波印刷厂成立。1887年2月，上海机器造纸厂总局在宁波设立申源分局。
宁波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从发展行业看，集中在轻纺工业。如机器轧花、火柴、印刷等业。从19世纪70年代到甲午战争，宁波的民族资本共创办了6—7个企业，而大部分集中在轻纺工业，如纬成织布局、通久源机器轧花厂、慈溪火柴厂，而这些轻纺业有一定规模。
第二，从民族资本和封建势办外国资本的关系看，它们既存在着矛盾又存在着依赖的关系。受到外资企业的排挤，他们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从夹缝中求生存。比如，通久源轧花厂不仅机器从外国进口，技术上依靠外国，甚至机器也由“外国人监理”。在创办过程中，与封建主义关系更为密切。通久源创办者和实际主持者严信厚就是封建官僚、大地主，当过李鸿章幕僚，用超经济的剥削掠夺巨额财富，并且得到官府的某些支持。严信厚曾依仗势力，弄来一项特权，即每年向清政府缴纳7000元“厘税”，免除了每担7钱的关税，可以毋须领取“子口税单”，直接通过浙海关出口。[24]
同全国民族资本一样，通久源与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的封建主义还有着不少的矛盾。在外国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压抑下，发展是十分艰难的。“洋商见我工商竞用新法，深中其忌，百计阻抑，勒价停市”。[25]清政府也进行敲诈勒索：“公事则派捐”，用厘金和种种苛捐杂税，对民族资本掠夺。为了逃避重税和勒索，通久源厂企图寻求外资保护，虽然它完全是中国人办的，却“表面上依附在日本人的保护之下”。[26](www.xing528.com)
第三，宁波民族资本力量是微弱的。从数量看，宁波的民族资本与洋务企业相比，投资少、规模小，其资本总额比同期的洋务企业和外资企业少得多。机器修造业在这一时期虽然也出现了。但其主要业务还是属于修配性质。投资也比较少。通久源机器轧花厂有资本5万，慈溪火柴厂仅有资本1.5万。尽管通久源机器轧花厂等企业在其产生过程中表现了这些弱点，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它的产生无疑是一种进步，因为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通久源是浙江最早的民族工业，它利用机器生产在某些程度上代替了手工业生产与原始技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提高。它标志着宁波近代工业的出现，对于浙江、宁波近代经济的发展起过一定作用。
宁波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产生的。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宁波的民族资产阶级也诞生了。这部分人大都由地主、官僚、买办商人转化而来的。如创办浙江近代第一个棉纺织企业的严信厚就是官僚地主。慈溪火柴厂是宁波商人直接投资的。
宁波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共性，是一个带两重性的阶级，受到外国资本家的压迫，又受到封建主义的束缚。因此，他同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有矛盾，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性；但是，由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与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们不可能具有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比如，严信厚作为浙江、宁波近代第一代资本家，就是从封建官僚转化而来的，因此，他与封建主义有着一定的联系，每年向清政府缴纳7000元“厘税”。严信厚还寻求外资保护，“表面上依附在日本人的保护之下”。[27]19世纪下半叶从事宁波航运业的资本家，他们有时也挂上外国国旗，依附于外国侵略者之下。
中国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失掉生产资料，变为一无所有的雇用劳动者，成为中国早期的无产阶级。随着外资企业在宁波创办，宁波无产阶级就产生了。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美商在宁波设立美华书馆，就有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出现。以后随着洋务派企业和民族企业的创办，宁波工人队伍不断壮大。1887年通久源轧花厂仅有工人300到400人，而到甲午战争时有工人1550多人。1891年印行的《浙志便览》记载：“宁波苏杭通商，民之服役夷人者以万计。”[27]服役夷人者，并不完全是近代无产阶级，“万人”也是概数，但一部分是海员、码头工人无疑。与中国无产阶级一样，宁波无产阶级从它的产生起，就身受外国资本主义、国内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宁波近代工人不但工资很低，而且劳动时间很长，工作条件也比较差。比如，宁波通久源轧花厂工人工作时间竟高达18小时。1888年7月13日的《捷报》就这样记载，“在轧花间里，我看见40台用踏板操纵的手摇轧花机，排列4行，每行10台，一个工人操纵1台……他们每天操纵机器18小时”[28]。
与此同时，在宁波创办的轻纺业中还招聘不少的女工和童工。在通久源机器轧花厂中，当时就有数百名女工在工作，而踏板轧花机器“竟由一些年方八岁的童工操管”[29]，在这样沉重的劳动下，他们的工资很低，工资每天只有几十文。宁波工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受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生活是非常悲惨的。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宁波侵略的日益深入，买办阶级在宁波也逐渐形成。鸦片战争以后，外商到各口岸通商，由于他们人数小，而且受到中国人民的敌视，这就使他们懂得，如果不依赖中国人，就会寸步难行，大量的洋货不能迅速进入中国市场。尽管外商获得了相当多的特权，但一些条约也对他们进行了限制。《虎门条约》第五款规定英商“均不可妄到乡间任意游行，更不可远入内地贸易”，《烟台条约》中也载明外商“不准在内地开设行楼”。这就表明，外商要到内地推销洋货、收购土货自然要依靠一些中国人来进.行经营活动，买办已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华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依靠对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批充当居间商人的买办出现了。其主要任务是运用自己的知识和资金从事金融、商业、航运、工矿业等方面经营，为外商服务。
宁波买办是从鸦片战争时开始出现的。最早是穆炳元。虽然穆炳元的主要活动是在上海，但不能否定，他在鸦片战争前后在舟山曾经有过一段买办经历。姚公鹤的《上海闲话》有记述：“穆系定海陷时被俘，暨英舰来上海，则穆已熟悉英语，受外人指挥矣。”[30]郝延平在他著作中也说：“当英军占领浙江定海时，他们雇了一个年轻的本地人穆炳元当买办，并带他随同北进”。[31]
到19世纪70年代，随着外国航运业、商业、金融业在宁波经营，宁波的买办队伍有所扩大。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工作中不少是宁波人。《上海近代经济史》就提到过鸦片战争后宁波买办开始崛起。其原因很多，诸如宁波的地理位置、宁波人对钱庄的投资等，其中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即“由于宁波商人在生丝贸易中拥有长期经验，以及浙江是生丝的重要产地。此外，宁波和其它浙商人控制着长江下流的区域性市场系统，这在收集、采购和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帮助极大，由于生丝贸易的利润是在上升（1874年贸易额在100万镑以上），外商同宁波商人的关系很自然地日趋接近。”[32]上海的一些外资银行在宁波有办事机构，外资航运业在宁波也有经营，这就需要不少宁波人为他们服务。旗昌洋行和旗昌轮船公司都在宁波进行开发，其中不少买办就是宁波人。
注：
[1][3]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12，第11—12页
[2][11][32]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1卷，第617、614、337页
[4]薛福成：《浙东筹防录》卷1，第26页
[5]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3，第43页
[6]李鸿章：《复沈幼丹制军》，《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6，第3页
[7]《申服》1880年10月16日
[8]《洋务运动》第7册，第482—483页
[9][26][27][28]孙毓堂：《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051—1052、976、1234、1232
[12]《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5，第14页
[13]毕鸣岐：《天津的洋行与买办》，《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
[14][30]姚公鹤：《上海闲话》，第66—68、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15]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929页
[16]《上海钱庄史料》，第734页
[17]《光绪镇海县志》卷25，《孝义传》，卷27《人物传》;《上海钱庄史料》第730—732页
[18]《中国近代史稿》第2册，第168页
[19]《申报》1872年5月6日
[20]张谟远：《宁波布厂业发展史》，《宁波文史资料》第3辑，第91页
[21]1882-1891年海关十年报告，第381页。宁波
[22]《捷报》1889年1月11日
[23]《慈溪县志》第10编《工业》
[24]《宁波文史资料》，第3辑，第79页
[25]《东华续录》光绪朝，第139卷，第11页
[29]《浙志便览·浙省总序》，见《浙江近代史》第154页
[31]（美）郝延平：《19世纪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第237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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