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商业多元化发展-宁波近代史纲

宁波开埠使商业性农业经济有所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在自然经济逐步解体的同时，宁波农产品商品化也日趋发展。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民族资本所经营的纺织业和食品工业，增加了对原材料的需要，这更刺激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宁波农业进一步卷入到商品经济中去了。

这一时期商业性农业发展主要表现在棉花、蚕桑、茶叶等种植有了发展，还表现在某些商品性农业生产开始受到世界市场的需求的影响。

棉花是宁波较早的商品生产。19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外国资本主义棉纺织业的普遍发展，引起棉花出口的增加和价格的提高。“由美国内战所引起的棉花价格的高昂，对本省棉花的种植是一个刺激。……一八六。年价格突然大涨——从每包九元涨至二十八元——使种植者受到极大的震撼，而放弃了其它作物的种植”。^[1]1880年有资料记载说：“日本近来建设了许多棉纺织工厂，对中国棉花不断增长的需求，促成了宁波地区棉花种植的扩大”^[2]。这一期间，在宁波、慈溪、余姚、镇海的滨海沙地都广泛地种植了棉花。南部的象山、奉化也开始种植。棉花栽培面积超过了50万亩。到1886年（光绪十二年）宁波港出口的棉花（原棉），已达66万磅，1887年跃增到138万磅，几乎增一培多。到1893年，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对中国棉花的需求刺激，使宁波各县的植棉业进一步扩大，从余姚以东到慈溪观海卫，自余姚以西，至上虞夏盖山，近百余里农民，“皆植木棉为业”^[3]。

宁波的棉花大都被外商收购。从宁波港出口的棉花看，1886年为5259担（原棉），到1887年为11628担，1893年已达到99616担^[4]。

宁波养蚕植桑与杭嘉湖地区相比，植桑是比较少的，但在鸦片战争后已有一定发展。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直接掠取廉价生丝，养蚕植桑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据《光绪鄞县志》记载，养蚕堞丝原来仅限于西乡的小溪鄞江桥一带，但到了1875年（光绪元年）“种桑者日多，诸村妇女都养蚕了”^[5]。慈溪县蚕业也有发展。“近日种桑者多，诸村妇女咸事蚕织”。“县境出土丝绸最广，其佳者密到光泽，不亚杭州纺织”^[6]。奉化县泉口一带开始种桑养蚕，产丝。宁海也有产绸和绢记载^[7]。

据资料记载，宁波当时的丝业比较发达。1878年（光绪四年）宁波生丝产量为3254斤，到1879年达5233斤，城内及附近有织绸机约848部，每年产绸约8400匹^[8]。

茶叶是宁波出口贸易的主要商品，宁波是我省茶叶的重要出口地。19世纪80年代前，由于茶叶出口增长，茶园的面积是在逐渐扩大。宁波府所属的慈溪、奉化、象山、镇海、南田及定海均产茶叶，作为货物出售仅镇海柴桥茶市盛时销售额可达20到30万缗。

由于茶叶出口增长，制茶业发展。平水茶在宁波加工规模很大，形成了宁波的新产业，在夏季雇工约7000至8000人。“在宁波从事烘茶、拣茶的男女工人人数，估计约有9540人。每家茶行平均雇工355人。男工主要来自安徽，女工来自绍兴和附近的各个县”^[9]。宁波不仅自己出口茶叶，而且大量加工平水珠茶、安徽眉茶。茶叶的加工业已发展到一定规模，突破了小作坊的形式，采用雇工操作的方式，形成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

农产品的日益商品化，促进了集市贸易的发展。19世纪下半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日益深入宁波。洋纱代替土纱，纺与织相分离；洋布代替土布，耕与织相分离；商业性农业发展，并且交通路线、自然条件也有某些变化。因此，咸丰、光绪期间，宁波集市的发展出现了错综复杂的趋势。

第一，一些旧有集市衰落。清代后期，一些集市由于交通路线变化的影响，贸易地点迁徙，逐渐走向衰落。1877年（光绪三年），城内的传统集市大市、中市、后市和大庙前市、三角头市、贯桥市等6个集市消失。慈溪的棉布集市彭桥，明末清初曾为浙东地区颇有名气的棉布专业市场，嘉（庆）道（光）以后，由于鸣鹤、逍林等地布市的设立，彭桥的布市逐渐衰落。破山路市、胜山市、水云浦市、王家康市、石人山市、甘露市、界堰市、觉爽市、梅林市、百两（梁）桥市都先后在光绪年间中断过。

第二，一些旧有集市继续发展。为了适应开埠以后中外互市的新的形势，宁波原来的一些旧有的集市继续得到发展，日趋繁荣。象山在光绪年间集市也有较大发展，县城及石浦、爵溪、西周、鹤浦等地旧有集市都有“较大店铺”。县城有隆泰、通泰、聚泰等绸布庄，通生、隆润等南北货号。石浦有宏章、瑞不祥、祺昌、高贝龙等商店，爵溪有渔行及腌制运销商号多家，西周有保太和、大兴等铺，鹤浦、大何、源大等店号，除“坐贾”外，尚有“行商”，流动于城乡及县内外之间，主要经营粮、棉、麻、畜禽、鲜咸肉、竹木柴炭以及瓜果特产。奉化的大桥集市，在1881年（光绪七年）也成为浙东著名的“综合市场”，大桥西岸设有新兴的土产代理行，交易兴盛，“成交额为全县集市之最”^[10]。

第三，新的集市应运兴起。19世纪中晚期，宁波的集市往往是兴衰并举，其趋势是发展的。这里一个重要现象是新的集市应运而生。市区在19世纪80年代新设了县前市、家井巷口市、灵桥门内市、紫微街市、仓桥头市、鼓楼前市和西门内市等7个集市。奉化县嘉靖年间有15个集市，乾隆时23个，光绪间有大桥、大堰、尚田贩、莼湖、裘村、西坞、泉口、南渡、方桥、江口、溪口、亭下等33个集市，比乾隆年间增了10个市。余姚在明代有15处集市。乾隆时，增宝藏、悦来、天元、长河、百两桥、回龙桥、上塘、五车堰等8处集市，合计33市。光绪时又新增斗门、庙后桥、前方、南庙、历山、庵东、高王庙、拆落、高兴、长生、郭相桥等11处，全县达45个集市。宁海县明末清初有桥头湖、长街、桑洲、一市、西店等17处，到清末，达23处。

但应该看到，近代宁波的集市与明至清代前期相比是有所变化的。主要表现在：

其一，集市开市日期从定期到经常。近代以前开市日期一般为“十日一集”、“五日一集”。咸丰以后，随着集市贸易的兴旺，集期渐次频繁，定期市终于转化为经常市。经常市称为常市，一般为双日市和单日集、每日市。它们大多是由间日一集。这是比较发达的集市贸易形式。慈溪的日市很经常，形成于咸丰年间的高王市、马家路市、高兴市、尺六市（现为拆落市）、庵东市是每日市。光绪年间新增的新浦市、水云浦市为日市。坎墩市甚至有“早、晚二市”^[11]。鄞县的集市也出现了双日集（市）和日市。《民国郸县通志》记载清末鄞县集市的日期，逢一、三、五、七、九日有集，有的逢二、四、六、九日有集。这是间日一市。

其二，中心集市的出现。19世纪下半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些中心集市。鄞县在光绪年间，有乡村集市70余个，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10余个中心集市。它们是：鄞江桥市、胡家坟市、韩岭市、梅墟市、邱隘市、五乡筥市、咸祥市、瞻岐市、卖面桥市、姜山市、黄公（古）林市、莫枝堰市、横溪市、徐东埭市等。这些中心集市一般是10天3市（或4市）。在每个中心集市周围还有几个中间集市和更多的小集市。这些中心集市有一定规模。比如，横溪市逢农历一、六为大市，四、八为小市，赶集者远及宇波、奉化、象山、余姚等地。尤其在一、六大市，横溪街水泄不通，竹木耕牛、牲畜成交十分活跃。韩岭市在清末有近百个商店，经营竹木、鱼类和蔬菜，“以竹木为大宗，河鱼次之”^[12]。咸祥市也有几十余家商店，交易繁荣，“以海鱼、食盐为大宗，米、棉次之”。象山在清末形成了弦歌（丹城）、石浦、爵溪、西周、鹤浦等中心城市，“商路渐开，市肆益增”，集市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13]

其三，集市商品结构变化。道光后期，虽然已经开埠，但集市的交易货物依然是农产品以及作为补充的手工业产品，宁波集市还保持着清代前期自给自足的态势。即使是少量外国商品进入集市，也被淹没于传统的农副产品的汪洋大海中，不能导致集市内的商品结构的变化。咸丰、光绪年间，宁波集市的商品，与前一时期相比，显示出明显的变化。集市上交易的货物，不再仅仅是农副产品及手工业品，也不再仅仅是为了农民之间或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余缺调剂。外国商品，诸如洋纱、洋布、煤油及家用杂器开始充斥集市市场。《鄞县通志》记述了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倾销棉布对宁波土布生产打击的情况：“土布俗称结布，或称老布，为民间家庭工艺之最普遍者，当清同（治）光（绪）之际，洋布输入，花色尤少，惟光滑为土布所不及，故其时民俗多好土布，以其质坚耐用也。……至光绪十年（1884）年，外人益诣吾国民嗜好，乃有各种膏布输入……而土布已受打击矣”^[14]。集市充塞着洋布、洋纱，从而使参与集市活动的主体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不仅有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市民前往集市赶集交易，而且有一些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买办商人、产业工人和外国商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集市活动。

其四，集市趋于更加开放。嘉道以前，宁波府属的各县集市，已经与外地发生联系。商人、小贩到市镇贩卖商品，沟通府属各县和邻近地区，一些集市商品经长途贩运远销全国各地。宁波开埠以后，集市更趋于开放。集市汇集起来的商品，原来主要在区域内或国内流动，现在则汇聚通商口岸而进入国际市场。这样，集市纳入了以宁波口岸为中心的商品流通结构之中，成为国际商品流通体系的一部分。宁波府所属市镇的集市上交易的粮食、丝、茶、棉、药材等货物，通过甬江和镇海海口运往海内外。“凡民间米、面、麦、豆、油、烛、花布……等物，悉仰郡城，肩挑背负，聚集镇海，附搭航船出口”。新的经济因素渗入，进一步推动宁波的集市向商品化、开放化发展。宁波“旧称鱼盐粮食码头；及西国通商，百货咸备；银钱市值之高下，呼吸与苏、杭、上海相通；转运既灵，市易愈广；滨江列屋，大都皆廛肆矣”。这种转变的实质在于集市中的商品流通的扩大导致半封闭的自然经济格局的突破。

商品经济的活跃，必定使商业的日趋繁荣。伴随着中外的贸易的发展，宁波近代资本主义商业开始产生。

宁波近代资本主义商业首先由外国产业资本的国外商业销售机构洋行直接引进的。19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宁波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外国在宁波的办事机构迅速增加。当时的旗昌、太古、怡和、永兴、宝隆等都在宁波设有洋行办事机构。1864年（同治三年）在宁波有洋行24家。到1890年（光绪十六年），在宁波开设公司和洋行已达28家。这些洋行开始以英美两国为主，后来德、法、日等国家的商行也有所增加。洋行在宁波的经营业务，主要以鸦片与棉织品为主，后来发展到轮船、金融、保险、编织等各个行业。比如，同治年间，怡和、恒顺、宝顺、悦来等洋行就代理英商海上保险公司，“中国的”保险公司、联合保险公司、利物浦承保人协会的保险业务。这些洋行所有经营活动，必定使宁波旧有的商业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新的商业行业的产生和原有商业行业的改组。

宁波早期的资本主义商业，最早出现在同外贸发展密切有关的一切商业中。比如，洋布业、百货业、五金业、颜料业、洋药（鸦片）、西药业等经销进口货的商业和丝业、茶叶业这些与出口密切相关的行业。

宁波新兴的棉布店，就是随着开埠以后的洋布倾销而产生的。1875年进口洋布721566匹，到1892年增到888975匹。由于洋布买的人喜欢，且利润高，一些广杂货店开始兼营推销洋布，以后出现了专业的洋布店，销售“花旗布”和“荷兰水抄布”等洋布。源康的创始人叫屠景山，原籍勤西西乐屠家。他在开源康以前，在上海做金子投机生意发了财，光绪年间创设“源康洋布店”。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老板屠景山，长本三万三，开店三月三”^[15]。源康开办时的资本为3万。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合法化，在宁波输入量逐年增力口。据1861年至1896年（缺1868年）35年统计，共进口213018担，年均6086担，最低的1862年为1299担，最高的1875年为10116担。总额值高达342万海关两，占洋货进口总额的55%。洋药的大量倾销使洋药（鸦片）店普遍出现。1880年（光绪六年），宁波公开挂招牌营业的鸦片行，就有32家。其中建商洋药栈有丁合源、茂胜、乾源、广成、协春、合茂、广兴、合和、和利、协源、荣懋、丁顺益、协记、协昌、合泰、福昌、德泰源、坤源、茂生、安源、和发等22家。宁商洋药栈有聚源、萃利、慎昌、茂源、益源、晋源、万源、恒源、东记、乾发等10家。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宁波开办医院，促使宁波西药业逐步发展。1870年，广东籍教徒在宁波创立了“屈臣氏药房”，随后又有“天一信孚堂”、“积善堂”等药房开设，逐渐形成了西药业。(www.xing528.com)

宁波的百货业也是近代较早的资本主义新式商业。百货店的前身是杂货店，主要经营手工业品及日用小五金、酱、酒、油、醋及南北土产。开埠以后，这些小杂货店兼营洋布、洋纱，发展成为广货店。19世纪60年代以后，商店店面进一步扩大。所经营的除烟、酒、醋外，还有日用百货、常用药品、五金、洋油、洋烛、洋皂、洋针。宁波当时就有一些煤（洋）油店和五金店。叶澄衷的上海顺记号五金店，在宁波就有五金分号。1884年煤油店的煤油价格零售仅32文。

与此同时，宁波原有的商业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发展。比如，药材业的寿全斋、冯存仁，饮食业的状元楼、赵大有、大同、董生阳、同方和、方怡和，都具有一定规模，而且生意十分兴隆。创立于清初的冯存仁、寿全斋除接方配药外，并自营配制膏、丹、丸散，信誉好、营业广，运销全国各地。当时药行药号林立，资本总额500万两以上。赵大有糕团店，经营品种分喜庆、时令、常年三大类，以龙凤金团、水晶油包、松花蛋、薄荷糕、桂花糖年糕等品种为最佳。昇阳泰南货铺，前店后场、现做现卖，以经营南北货为其特色。其中苔生片、豆酥糖、水绿豆糕、胡桃伏苓糕、椒桃片具有地方风味。大同、董生阳、同方和、方怡和经营的食品不仅味道可口，而且生意繁忙，天天要开到深更半夜才歇手。《申报》曾报导过宁波1881年（光绪七年）年关的饮食业情况。《申报》说：“街道者愈形。挨肩或肩挑，或手携，无不采办年货。吃食店，生意更觉忙碌，买客如蜂屯蚁聚，拦其盈门。其中，如大同、董生阳、同方和、方怡和四家，生意似较为别店更胜，每至二鼓后，尚不能释手，则市面之繁盛知矣，^[16]上述引文使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中晚期宁波的饮食业是比较兴隆的。

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必须体现一切经济关系，反映在商品、货币关系上。19世纪中晚期，宁波商业集市贸易的繁荣和进出口贸易的剧增，必定要促进金融业的发展，使宁波钱庄业兴盛。宁波钱庄早在清代已有一定发展。1861年太平军进入宁波，次年退出。在此前后，一批殷实富户进一步携资避居上海租界，宁波百业萧条，各业资金枯竭，周转失灵，全市钱庄多有收歇。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宁波对外贸易的发展，钱庄业进一步兴盛。同治三年，重建战事中被毁的滨江庙，修订钱业庄规，有钱庄36家。1876年（光绪二年）钱庄业开大洋拆，利率提高到一分以上，存款骤增，各业依靠钱庄支持而相应发展。此后，有牌号记载下来的，先后有400多家钱庄上市^[17]。然而上海兴起并设立租界后，轮运交替，百物汇集，原以帆船为主要运载工具的宁波海上运输为轮运所替代，物资流转改道上海，宁波市面衰落，南北货号一落千丈，钱庄业务受阻。1871年（同治十年）三茂糖行亏空20万元，累及13家钱庄停业外，1881年（光绪七年）又有一批汇划钱庄闭歇。但从总体说，19世纪中晚期，宁波的钱庄是有所发展的。它是宁波商业出现繁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咸丰年间，鄞县县令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中提到：“宁波生意钱业最多，亦惟钱业最大。钱业一行书捐已不下十万串。”宁波商人以上海为大本营，源源不断地对宁波倾注资金。

值得指出的，宁波新兴的洋布店和原来的商店，都具一定规模。店内雇有一些伙计（职员）。在经营方式上，这些商店也开始运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和惯例，采用定货方式购入商品，定货计价，进行原件批发和零售批发业务，基本上采用外国洋行的管理办法。1851年至1874年（咸丰同治年间），宁波城乡各业都有批发商号，其中南北货批发商号有20余家。

由于宁波商业的繁荣，逐步形成了商业区。1877年（光绪三年），宁波府城内形成主要商业区，灵桥门至三江口沿奉化江的江厦商区，东渡门至望京门横贯东西的东门大街、西门大街和灵桥门至三法卿的药行街等商街形成。当时城区江厦街、东大街、西大街、药行街东段，店铺林立，较为繁荣。江东的百丈街、后塘街、灰街，江北同兴街亦较兴盛。比如，江厦商业区，南起灵桥西堍，北至新江桥南堍，东傍奉化江西岸，西为东渡路及和义路东端，因古有江下寺，谐音得名江厦。唐宋以来，客商云集，其后与东门口、半边街、双街、钱行街、糖行街、灵桥门、东渡路形成繁华的商业区，俗称“走遍天下，不及宁波江厦”。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江厦商业区已经十分兴盛。区内有钱庄、现兑店数十家、南北货、粮油、鲜咸货水产号。当然，近代宁波商业的发展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的烙这种烙印主要表现在输入物品的比重。比如鸦片、棉布、洋火、煤油等消费品在这一商品结构上占有相当多比重。百货商业经营的商品绝大多数依赖进口。但我们应该看到，宁波近代资本主义商业必竟产生了。

注：

[1][2][3]《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396、420、420页

[4]《宁波港史》第192页

[5]《光绪鄞县志》卷1《风俗》

[6]《光绪慈溪志》卷55

[7]《光绪奉化志》卷36，《物产》

[8]《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77-79页

[9]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581页

[10]《奉化市志》第8章《集市贸易》

[11]《慈溪县志》第7章《集市贸易》

[12]《鄞县志》第15编《贸易》，第一章《商市》

[13]参见拙作《明清宁波集市的变迁及其原因》，《浙江学刊》1996年第2期

[14]《民国鄞县通志》卷3，《博物志》

[15]《源康布店》，《宁波文史资料》第6辑，第75页

[16]《申报》1881年1月27日

[17]《宁波金融志》第1卷，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