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近代史纲：外国侵略与社会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反动派开始勾结起来。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为了巩固和扩大其在华特权，调整了对华政策，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使中国逐渐半殖民地化。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外国资本主义在华侵略势力迅速扩大。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的宁波也一步一步地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其主要表现：

根据《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在宁波获得了“外人居留区”管理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这一特权进一步扩大。1861年12月，太平军攻门了宁波城，大约有7万华人为躲避战火，涌进了江北岸外人居留地，1862年1月13日，英国领事福来得雷克·何威（FrederickHervey）、美国领事曼杰姆（W·P·Mangum）、法国领事里昂·奥伯雷（LeonOdry）三方领事进行会商，以保护外侨生命财产为借口，单方面规定了江北岸居留地的界址。会上经过协商提出两个条件：第一，江北岸居留地界址为东起甬江边，西至余姚江边，南至三江口，北抵北戴河和寺庙一线，外国人自由居住，不受干涉。第二，将来必要时，领事有制定地域内规则的权利，但所订规则，同中国所订条约规定内容一致^[1]。

江北岸明明是中国的领土，英法美领事却可以擅自划分界址。

这种强加于宁波人民的所谓“条件”，再次暴露了外国侵略者对中国主权的侵犯。5月31日，英法联军协同清军夺回了宁波城，三国领事又召开第二次协商会议，再次确认上述条款。同年8月间，法国领事埃丹（B·Edan）撤回他们原来的意见，提出在宁波建立法国专管租界的主张。对此，美国驻华公使首先反对，连“英俄两国公使和中国方面均表示坚决反对，新上任的法国公使也不赞成”^[2]。使法国开辟专管租界的计划遂告破产。

为维护“外人居留地”的治安，巩固外国侵略者在那里的统治，开埠不久还设立巡捕，由“宁绍道台拨绿营兵勇8名，改为巡捕，驻扎江北岸。委任英人戈林监带，受税务司节制”。^[3]19世纪60年代以后，英人华生担任督捕，蒲克礼士任副督捕，并设立了巡捕房，巡捕增加到40人。1880年以前，居留地的警察大权完全掌握在英人手中，巡捕可以任意逮捕界内华人以及无条约国商民。1880年制定了《宁波重设巡捕办事章程》，中国方面部分收回当地警察权。根据规定，巡捕在界内逮捕华人和条约国人，必须持有宁绍道台发给的逮捕状，并有巡捕房督捕的签字，方可执行^[4]。直到1909年（宣统元年），中国政府全部接管江北岸巡捕房，改为宁波警察局，所有警署官员均由中国人担任。

应该看到，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由英人为督捕的巡捕房，这是对我国主权侵犯。封建统治者宁绍台道不但同意，而且还为外国人说好话。宁绍台道饬请浙江巡抚中报称：“各路撤退的游勇洋兵及海外无业流氓，中外勾结，在外江内河抢劫商旅，因为宁波兵力单薄，防务空空……恐非中国兵勇所能捕尽，必须添派外国巡捕弁兵，严密巡逻，制之不敢滋事。”^[5]这里可以看到清政府的地方官员崇洋媚外本质和无能。

这一时期，宁波实行了半殖民地海关制度。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外国侵略者以《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各口划一办理”规定为依据，要求清政府仿照上海海关管理办法，实行“统一管理”。1859年，英人李泰国担任首任总税务司。1863年赫德继任。他们开始考虑宁波海关行政用人大权。1861年3月19日，吴煦致宁绍台道张景渠的信中提到宁波海关的人选。“已谕派英人李泰国为总司税，所有各关司税均责成李夷选募”，“宁关司税伊亦必选募前来”^[6]。1861年5月22日，清政府在宁波江北岸成立了浙海关（洋关）。原先在康熙期间设立在江东的海关称“常关”。第一任宁波海关税务司是英人华为士（W·W·Ward）。从而，宁波的海关管理权正式落入洋人手中。海关有税务司1人，坐办1人，文书课5人，总务课8人，会计课1人，统计课1人，监督课2人，港务课1人，验货课4人，缉私课15人。海关不仅负责征收进出口税，而且还掌管港口和航运业务，清政府每月拨给经费8000元。诸如，沿海内河、航标、航政、港务、引水及一切船舶检验、签证、登记、船员考核、进出口税和大宗税收都归所设的浙海关控制。比如，外国商船来宁波贸易，按理进出口牌照由清政府批准。但英国轮船的进出口牌却由英国领事签发，不必由中国政府批准。宁波海关名为中国政府所有，实际上几乎完全落入外国人之手。“别立新关，其运输出入之权，乃操客卿之手。”^[7]宁波的“洋人管海关，海关管港口”的体制随之形成。

港口主权一个重要体现在引水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胁迫清政府签订所谓浙海新关《宁波口引水专章》15款，使“洋关”控制了引水权。其中第3条就这样规定，“凡华民及有条约各国之民有欲充引水者均其一体充当”。事实上宁波港引水员全部是外国人。第4条规定“备考者，其国领事官本人或派员均可在局从旁监同考试”;第5条规定，凡是考试合格派充引水员的应赴税务司，由税务司代地方官发引水字据。^[8]这充分表明，宁波海关税务司把持了宁波港的引水员选拔权，显而易见地掌握了港口的引水权。宁波海关主权丧失了。

首先是外资银行在宁波设立办事机构及其对宁波金融市场的控制。

办银行是外国资本主义对华资本输出的重要内容。鸦片战争后的20年是英国银行独占中国的时期，由于其活动还处于初期阶段，主要为外商进出口贸易服务。银行几乎为英国独占，英国的丽如银行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个外资银行，也是这个时期势力最大的银行。1845年，丽如银行分别在香港和广州设立分行，两年后又在上海设分行。1864年利生、利华、利升三家银行又接踵而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30年，外资银行逐步控制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和社会金融。而旦把侵略势力伸向汉口、宁波、九江等地通商口岸。从宁波看，首先由设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委托设在宁波的一些洋行代理汇划业务。1864年（同治三年），设在汉口的英国利生银行在上海设分行以后，曾委托宁波洋行代理汇划等业务。1865年（同治四年）5月，英国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在宁波沙逊洋行内设办事处。由于上海租界的存在，宁波的对外贸易在19世：纪中晚期转口上海，各洋行业务遣并于沪，汇丰银行在宁波的办事处其规模没有像汉口、厦门、福州等地那样升格为分行，相反，随洋行的遣并而被撤销。1874年（同治十三年）英国又在宁波设立宝隆和其昌洋行，到光绪十六年，还在宁波增设太古、华顺洋行。外资银行在宁波的办事机构在金融方面的主要业务是汇兑和保险业务。外资银行依仗雄厚的资金，且与宁波的钱庄发生信贷关系，控制了宁波当时金融机构，从而对宁波金融市场发生了影响。

与此同时，外资轮船航运业加强了对宁波沿海、内河与远洋航运的控制。19世纪60年代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在华航运业和对华的商品倾销、原料掠夺，几乎是同步迅速增长。通商口岸的航运权力也被外国人控制。美国的旗昌轮船公司是美国旗昌洋行于1862年在上海创办的。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外资轮运企业。英国的太古轮船公司实力雄厚，称王称霸，企图垄断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运。

19世纪60年代以后，美、英轮船公司垄断了宁波运输。比如，美国的旗昌轮船公司就一度独霸了上海、宁波间的运输。1864年（同治三年）美籍旗昌轮船公司“湖北”、“江西”两轮，率先营运宁波至上海定期客运航线。1869年（同治八年），英国中国航业公司“北京”、“盛京”两轮行驶甬申线。1875年，美旗昌轮船公司在宁波建造码头。1877年英商太古公司宁波分公司正式成立，经营各种业务，主要是航运业，并开辟沪甬线，建太古码头。这样，宁波华商旧式航运业大批破产。“宁波、上海间航行的宁波华商旧式帆船竟至完全绝迹，本地商人被迫把他们的货物送交外国轮船和洋式中国帆船运输。”^[9]宁波船“折卖大半，现存不过二百只”^[10]，因此，宁波民船生意减少。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在这段时期轮船吨位较多，并且拥有自己的码头和仓库等设备，对宁波的航运业进行了控制。从当时宁波港的船舶来看，外国籍船舶占极大多数，中国自己的船舶一般只有1/4左右，后来逐步增长到1/3。以1865年为例，这一年进出宁波港中外船舶有1816艘，运货509034吨，其中，中、美、英、法、德5个国家分别所占的比率为14.7%、27.7%、43.6%088%、7.8%，吨位为3.5%、48.7%，32.18%0 83%、8.48%^[11]。这里已经清楚地看到，外国列强的艘次和吨位是远远超过中国。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确定了“子口关税”的办法，使外商进入内地或从内地收购土货出口，除纳一次5%的海关税外，在内地只须在第一关交纳2.5%的子口税，就可以畅通无阻，从而大大便利外国商品的倾销和国内商品的出口。

另外，外国资本主义利用控制浙海关的权力，肆意压低外商货物的关税而提高华商的税收。同一种货物，外国货与本国货的关税负担悬殊。“华商雇夷船装货，仍然照华税报纳，犹夷人雇内地白鳖壳等船装货，只照夷税开报”。^[12]洋商还享受其他待遇。比如，他们在上海纳税后，持“免单”到宁波贸易，就可以免税。于是许多洋人冒充、伪造免单，到宁波不纳税，宁绍台道张景渠致吴煦函中说：“查夷税向由上海报收，宁波从未收过外国税银。倘以后仍执免单报免，非特弟考成攸关，该领事官一无征收，亦必不肯答应”。他并提议“莫如各归各口各征各税，不必互相征收，最为妥洽，切勿彼此牵制，转使外国得利”。^[13]这是张景渠从增加清政府财政收入角度说的，但反映了洋商利用各种特权不纳税情况。外国侵略者用“子口税”优惠与窃居海关大权，从而控制了宁波的对外贸易。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攫取更多的特权，从而完全打开了宁波的大门，外国商品大量涌进宁波，宁波的土特产大量出口，宁波的进出口贸易增加了。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宁波的对外贸易有了明显的回升。但当时主要是转口贸易，直接对外贸易所占比例很低。见下表：

单位：海关两

上表表明，在通常的情况下，宁波的进口总额中一般最多20%~30%，即使在进口额中最好的年景，也不过占36.5%。

进口货中，占主要地位的是鸦片、棉织品。两者在宁波的进口货值中所占比重较高。1861年输入鸦片1514担，到1874年猛增到7723担。棉织品的进口也有较大幅度，1863年进口棉织品为149000匹，到1874年为696822匹。

与此同时，许多农副产品大量出口，以1865年到1868年4个年度中，宁波出口的平水茶分别为28264担、40850担、46107担和49514担。

1880年以后，宁波直接自外洋进口货值急剧地下降，最低的时候仅占0.3%，直接出口额更是微不足道，一般在本埠出口数的1%，详见表：

1881—1896年宁波直接外贸货值

单位：海关两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9世纪中晚期的宁波对外贸易是曲折发展的。60年代中期，宁波的对外贸易尽管有明显的回升，但主要是转口贸易，直接对外贸易额所占比例很低。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直接自外洋进口货值急剧下降，宁波已失去原来对外贸易的重要地位。(www.xing528.com)

当然，宁波对外贸易曲折发展有其一定原因。前一期的快速发展，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完全打开了宁波的大门。但70年代以后，由于温州、杭州开埠是宁波外贸衰落的一个原因。1876年，英国侵略者以“马嘉理事件“为借口，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其中一个内容是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从此，温州进口，不需要再经宁波，而是可以自行采购洋货，也可以从其它口岸进行。比如，1876年为10552匹，到1878年为零。相反在这一年以其他地方进口的灰色衬布却有24210匹。宁波海关在1884年的报告中也提到，由于温州开埠，宁波内地转口贸易已跌了400000多海关两。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签订，杭州从此开埠，使宁波对外贸易进一步受到影响。上海的迅速崛起对宁波外贸也发生影响。上海在近代化过程中不断崛起，对宁波的对外贸易直接发生很大影响。开埠前，上海的经济主要以内埠际贸易为主的小商品经济，对外贸易不仅落后于广州，而且还比不上宁波与厦门。1843年上半年开埠后，这种格局就发生了变化。原有的封建经济迅速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运行过程，开始从主要依靠国内的埠际贸易而转向国际贸易，对外贸易迅速得到发展，遥居五个通商口岸之首，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上海的迅速发展，直接影响了宁波的对外贸易。上海的优越条件，使一大批外商和宁波商人纷纷到上海开辟新的市场。“自上海发达，交通日便，外人云集，宁波之商业，遂移至上海，因此，以往以宁波为根据地从事外国贸易之宁波商，亦渐次移至上海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之下，宁波原有的手工业被破坏了。

当洋钞洋布大量输入的时候，宁波的棉纺手工业面临着破产境地。据资料记载：1885年，宁波进口英国棉纱为21担，1891年为3006担，而到1892年，宁波进口洋纱骤增到16932担，不仅比上纱年增加4倍多，而且与1885年相比，猛增806倍。“随着大量的洋纱进口，土纺织（应为纱一引者）业已经儿乎全部停止”。^[14]

在洋纱代替土纱的同时，外国侵略者还降低洋布价格与土布竞争。市场上充塞洋布。“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15]在宁波“光绪十年后，外人益谙吾国民嗜好，乃有各种膏布输入。然其花色犹简单，甬属民间所用，要以结条及印花两种为多，而土布已受打击矣”。为求生计，逼使人们仿洋自造，光绪年间，王承准依照洋布，制造膏布，称“甬布”，受到社会欢迎，“甬布极称一时之盛”。^[16]“本色市布价格低廉，所以一年一年地流行起来”，“洋标布在市场上的售价很低，因此对它的需要也很大。尽管洋标布不如土布结实，但在大小和价钱方面，它却具有两方便的优越性。寻常土布，幅宽不足洋标布的一半，而售价却相等。洋标布在加染以后，大量地为买不起绸缎或其他昂贵衣料的人用来做长补（袍）和外衣。洋标布主要流行于本省（浙江）贫瘠和人口稀小的区域，如衢州、姚州（余姚）、金华便是”。^[17]，余姚农民当时也喜欢穿洋布。上述内容表明，宁波的手工业者在进口洋纱洋布压力下纷纷破产。

自60年代起，洋铁输入激增，质量一般很好，1885年与1867年相比，不到20年增加将近10倍，“土铁在价格上很难与洋铁竞争，此外它的品质也较洋铁为劣”。到1877年“在宁波已全部为洋铁所代替了”^[18]。

其他的各种手工业。凡是与洋货相同的生产，都遭到了棉纺和冶铁的命运。1878年美国煤油开始大量向中国推销，从此中国进入了使用所谓“洋油”时代。煤油的输入，使宁波手工榨油业受到打击。1884年，宁波植物油的零售价格为84文至88文，煤油只32文，因此居民用低价买煤油，而不用传统的土产植物油和蜡烛。“特别令人注意的是火柴进口的增加。……进口火柴在大部城市已经侵夺了火石和铁片的地位，而且火柴的使用正在一年比一年更为普遍。瑞典所制磷的安全火柴，价格低廉，最受欢迎。此地（宁波一引者注）每罗斯售价仅五钱，并以每包（十盒）十文的价格零售给本地商贩，这样的价格是所有阶层的人都能买得起的。”^[19]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攫得在我国内河航行权和沿海贸易。比如，旗昌轮船公司在上海到宁波航线上占垄断地位，总吨位达27190吨，建立了一条每周发船6次的航线。外资航运业纷纷在宁波经营航运，使宁波海上贸易运输业与其他地区一样失掉了国家主权的保障，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这一点，连清政府的一些封疆大臣有所认识。左宗棠曾谈到：“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埠，……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运货价本愈增，比及回南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不仅内地商业处于悲惨状态，而广州、福州、宁波、上海、山东和天津的帆船也日渐减少。……以前这些帆船的获得的巨额利润，已全部外国轮船夺去。”^[20]从资料看，19世纪80年代前后，宁波至广州、香港的航线，为英国“厦门”号（814吨）、德国的“中国”号（648吨）所控制，法国也控制了开往牛庄（营口）经宁波至福州的定期航班。宁波营运北方航线航次减少了3/4，营运南方航线的航次减少了一半。在一定程度上，对宁波的民营航运业进行了打击。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外资轮船航运业，对近代宁波经济发展也有影响。一是使宁波逐渐成为华东地区重要物资集散地，成为上海航运中心一个组成部分；二是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轮船逐步取代宁波的传统帆船和西式帆船；三是西方资本主义航运业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的输入，为宁波近代运输业的兴起提供了模式和借鉴。

此外，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宁波的深入，宁波的农业也遭到了破坏，农产品更加商品化了。

外国资本主义对宁波的大量商品倾销，一方面使宁波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逐步破坏；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宁波商品经济发展。自然经济的破坏给宁波近代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了商品市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市场。

注：

[1][2][4][12]（日）植田捷雄：《关于中国租界的研究》第388-389页

[3]《民国鄞县通志X政教志》

[5]倪维熊：《宁波的“外人居留地”》，《浙江文史资料》第4辑

[6][12][13]《吴煦档案选编》第6辑，第413、393、393页

[7][8]《民国勤县通志》《食货志》

[9]《中国近代史稿》第2册，第295页

[10]《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0卷，第1页

[11]郑绍昌主编：《宁波港史》，第138页

[14][15][18][19]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07、224、172、170页

[19]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222页

[20]《宁波交通志》第二章《沿海运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