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推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这一期间，宁波各县和余姚、宁海的反清斗争此起彼落，十分频繁，同太平天国的革命一道，汇成了汹涌澎湃的斗争洪流。
宁波开埠以后，外国侵略者利用其特权在宁波作威作福，鱼肉百姓。一些替领事办事的人也依仗侵略者的势力无恶不作。西洋领事“专以诈人为事”。通司也“遇事生风”[1]，不但把来宁波经商的商船指为盗船，而且聚无赖之人欺诈百姓。当时有一个通司指平民为盗，硬抢客货，被郭县县令段光清所捕，给予关押。驻宁波的副领事就利用领事裁判权的特权不让过问。下面一段对话就暴露了外国侵略者的用心。“副领事日：我国通司，县中敢管押乎？余（段光清）日：虽作尔馆通司，亦属本地百姓，百姓犯法，官不能办，我亦无以为地方官矣。副领事闻余言，置帽于几，立而言日：尔知我国有黑老虎（原注黑老虎者夷人兵船也，言其能噬人也）乎？尔敢言三声不放我通司，我放出黑老虎，看尔放也不放！”[2]外国通司在宁波犯了法，理所当然给以治罪，外国领事却依仗特权不予审判，而“以兵船恐吓，这完全是强盗的行径。在这里，我们看到外国侵略者以《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开创了外国人在中国不受法律管束的局面，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主权的侵犯，严重地损害中国主权。
面对外国侵略者的淫威，清政府的官员却胆小如鼠。”宁波自夷人通商以后，武官骑马顶戴行市上，人多笑之，谓语夷人，则弃顶而逃命，见百姓，则戴顶以扬威。”[3]宁波人民遭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沉重压迫。金田起义席卷了中国大地。为镇压太平军，清政府需要庞大的军事费用，更千方百计地进行搜刮，把劳动人民置于死地。宁波人民在旧税捐更难负担基础上，人民又加上了新税捐。这在清政府官员奏报中可以看到。马新贻曾奏报浙海关洋税收支折记载说：“借付守郡海防局需银四万七千八百二十六两九钱。查是项银两，因咸丰十一年宁郡戎严，军需动用。”[4]“借付宁郡海防局军需银四万三千四十八两九钱三分八厘。查是项银两，因咸丰十年宁波戎严，军费动用。”[5]这表明仅1860年（咸丰十年）到1861年（咸丰十一年）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宁波就要支付军费银90874两。
军费浩繁，开支不足。宁波的封建统治者只能对宁波人民敲骨吸髓的剥削。比如1856年（咸丰六年），宁波府由于捐额不足，支用不敷。于是把府城附近的船厂移到其他地方。“以其基地，分股摊售，等于勒捐，计得钱十六万串。”[6]鄞县、奉化也提高征收钱粮标准。清政府对浙东搜刮是很重的。连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浙之新饷，月需三十余万两，大率取之宁波、绍兴。”当时担任鄞县县令的段光清，在他《自撰年谱》中也说：“浙江供应军饷多取之宁绍”。
封建统治者为供军费，勒索成风，横征暴敛，并且乘机落入私人腰包。宁绍台道张景渠就贪污不少纹银。与此同时，封建统治者还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在鄞县横溪的地主老财，“不肯周恤贫民，收租甚多，向不零卖，近地穷人多恨之”[7]。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在重税压榨之下的宁波人民再也无力抵抗各种自然灾害，生活十分凄惨。咸丰年间宁波各县（包括余姚、宁海）等地连年发生灾荒，见于史册的不少，今根据有关资料，列表如下：
咸丰期间宁波各县（含余姚、宁海）灾情表
以上资料采自部分县志和有关资料，虽然不能完全反映宁波全区的灾害情况，但我们已可以发现，在咸丰年间，今天宁波地区的海潮、台风、旱、涝、虫、地震等自然灾害已经是频频发生，仅10年时间就发生40多次，平均每年4次。所有这些灾害，都给宁波人民带来祸害，使生命、财产大量损失。
人祸连绵，天灾不绝，宁波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惨不忍睹。比如1853年（咸丰三年），宁波放赈，四乡的饥民闻讯来城领米。因人多拥挤，当场踏死的就有7人，负伤者不计其数。次日改发米票，凭票领米，又踏死多人[8]。尽管如此，封建统治者照样征收赋税。1852年（咸丰二年），宁波关征银4668两。可见农民的负担越来越沉重。处于天灾人祸的交迫之下，宁波人民再也无法生活了，他们再也不能忍受封建地主的统治，唯一的办法是组织起来进行反抗斗争。”人心正在思乱，彼谓匪来之，食可以均平。”[9]在浙东的老百姓面前展现了“衣食均平”美好前景。太平天国影响激励着浙东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导致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连续不断地发生。
咸丰年间，宁波各县先后发生起义和斗争。1852年（咸丰二年）初，奉化县连山乡农民要求以已完纳粮来抵补新赋，县署不准，激起民变，捣毁衙署。年底浙东各县乡民由于饥荒也聚众闹荒，向富室借粮。官府强压无效。1853年（咸丰三年）1月，宁波出现了天地会系统的会堂告白，痛斥外国侵略者贩运鸦片罪行，揭露了清政府投降卖国行径。镇海县饥民聚众造反，驻宁波的清军不得不去弹压。鄞县也是“饥民聚众藉谷为名，毁食抢谷”[10]1858年（咸丰八年）10月，宁海王贤河、林大广率领起义军百余人攻克县城，杀死知县邹全节。在这些反封建斗争中，其中以鄞县东乡农民暴动、双刀会、史致芬起义和余姚十八局斗争，规模较大，影响较深。
1851年（咸丰元年）12月，鄞县东乡人民由于不堪大盐商的剥削，多次向县衙控告。郭县官府却不加理睬。加之官兵烧毁房屋、抢虏百姓，石山弄乡民俞能贵为此率民暴动，烧毁盐铺。五乡村民张潮青是东乡盐民中骨干、暴动中“冲锋”者，被县令冯翊拘禁，激起了东乡村民的愤怒。数万名乡民入城评理，他们要求给予保释，遭到官府的拒绝。“民不畏官，乡民因软求无效，改为硬干，集众进城将张潮青抢出。”[11]东乡人民团结一致，形成一支巨大力量。
第二年的春天，因官府纳赋分红、白封两种，平民纳白封，其数倍于豪绅的红封，人民不胜负担。南乡人周韩村村民周祥千要求减低钱粮定额，他邀集四乡的老百姓入县城“请平粮价”。官府深怕民变，企图以“聚众”之罪惩办周祥千。当兵勇下乡拿人时，周祥千早已逃跑。兵勇只好到石山弄捉拿张潮青和俞能贵，见俞、张不在，兵勇烧毁民房2间，拘捕了13人回县城，并乘机劫掠财物，“以致东乡民心不服，鸣锣聚众，抵抗官军，官军逃归”。[12]东乡人聚众抗拒，使官府决计挺进东乡进剿。但事实的发展与其预想恰恰相反。武装镇压没有慑住东乡人民，清军被乡民打得落花流水，遭到惨痛的失败。
5月14日（三月二十六日）黎明，浩浩荡荡的清军分水陆两路向鄞县东乡挺进。对封建统治者切齿痛恨的东乡村民早已埋伏在羊庙中。庙旁临河，安置着炮。他们将敌人引向已设好埋伏的羊庙。当骄横的兵勇进入伏击圈时，只听一声炮响，抱着复仇决心的乡民从四面八方峰涌而出，“官兵毫无准备，被打死者已不计其数，乡民又追杀之，若非逃脱，尽杀死矣。”[13]仅俞能贵1人就在羊庙前亲手杀死清军官兵10余人，打得清军狼狈不堪。
羊庙一仗，战果辉煌，东乡人民生擒参将薛已，打死协台、通判、知县等文武官员20余人、兵勇200余人，缴获了不少战利品。新任鄞县知县段光清描述过当时清军死伤惨景：“余赴羊庙，路临河边，上田下河，死尸乱倒，田泥血污，河水红流。如知县德竹楼、蔡子树，通判袁廷举，皆余所认识也，赤身河边，体无寸缕，其余俱不可认识”。[14]
羊庙一战，使东乡人民斗志更加高昂，也迫使新任鄞县知县段光清不得不作点退让，他释放13位乡民以换回参将薛已。当羊庙交换时，愤怒的老百姓，一时拥挤上台，指责薛已“掳我百姓、劫我财物、毁我房屋”[15]的罪行，吓得他魂不附体。
这次暴动的根本原因是清政府的残酷剥削、压迫。东乡人民曾大义凌然地对段光清说：“今官兵无故而加罪东乡，东乡之民亦不讳言乱矣。“今官逼民变，四乡皆同心抗拒官兵：若欲我百姓不反，请先出示平粮价，定盐界，归我十三人，而后再徐议其他。”[16]这里清楚地表明，官逼民变，清政府的残酷剥削正是引起东乡人民抗暴斗争的根本原因。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东乡暴动的另一原因是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发生的。张潮青在石弄时，用镇海孝廉为谋主，“声言先取宁波，再进绍兴，以踞杭城；一面着人投奔广西，以通粤匪。日扬狂言，煽惑人心”。[17]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不正是给鄞县东乡人民的极大鼓舞！
当然，东乡人民由于本身的局限，识不破段光清的阴谋诡计，最后，在他的分化瓦解之下，周祥千于1852年夏天受骗被收买，张潮青、俞能贵等人也被捕杀害，抗暴斗争归诸于失败。
这是宁波人民响应太平军的一次农民武装起义。主要领导者是陈春富、张金山、洪世贤。
双刀会是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秘密群众组织，原属天地会支派。
1853年（咸丰三年）初，小刀会在上海筹备起义，震动了外国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对浙东地区的农民斗争产生很大影响。4月（三月），由于太平军攻占南京的影响，陈春富在南乡姜山、茅山一带，开始秘密组织双刀会。他们发动农民与城镇的贫民，储备粮食，立局练兵，劫富济贫，积极部署起义。陈春富指出：现在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南京），上海人民也发动起义，“我等先聚多人，即约上海头领来踞宁波，功不难成”。[18]大家一致推陈春富为首领，准备抢劫地主的粮食，杀尽赃官，设置官吏，组织武装，期待“上海信息”[19]，并且派人到上海联系，迎接小刀会起义军来宁波。但这次起义的行踪很快被清政府侦悉。鄞县知县段光清利用了地主顾宏康兄弟邀齐地方殷户，组织团练。这些人当时捐钱3万余串，在庙中组成团勇600人，并拟扩充1000人，还到县里请给火器军械，对双刀会起义队伍进行突然袭击，派兵加以镇压。过三天，陈春富等人被捕，押送县署，随即被段光清杀害，起义失败。
陈春富的被杀害并没有使宁波双刀会屈服，他们继续进行反清斗争，“仍暗通上海之贼，暗谋不轨”。[20]这年9月（八月）上海小刀会正式发动起义，对外申明隶属于太平王而受其指挥。不久，刘丽川派遣张金山来宁波，带有印信、旗帜7面及符布数万，联络了宁波各地双刀会会员，“每旗务集万人，日中藏形，每夜聚城乡庙中议事”[21]。并定于11月1日发动武装起义。由于事泄，张金山等5人被练总李厚建诱捕牺牲。
此后，双刀会在叶姓首领率领下，坚持斗争，改期12月6日发动起义，“先陷宁波，再取慈溪”[22]。由于机密泄露，一面白边黑心中间有字的大旗被地保送给县官。段光清闻讯，即召顾宏康至县署，令其勿散练勇，并答应代为劝募经费；同时命姓叶的书办持告示多张往南乡谕各姓宗族之长，“毋使族中子弟误人匪党，要知子弟从逆，宗长不得辞咎”[23]，通过宗长予以钳制；还分告守城兵丁关闭城门，加强防备。11月28日，双刀会3000多人在姜山仙岩寺集合，没有等台州枪手来到，便向宁波府城进发，途中遭到顾宏康所部团练的袭击，阵亡数人，落入河中淹毙数人。被俘19人在大教场就义时“毫无惧色”[24]。后来，段光清督同六品顶带布兴有带勇前往围攻，双刀会牺牲五六十人，又有数人被俘[25]，遂告溃散。被俘会员押至县城，为段光清所屠杀，表现得英勇壮烈！
但宁波双刀会反清斗争依然继续进行。双刀会余部推洪世贤为首，聚众3000多人。他说：“我兴王者之师，不肯妄戮一人”[26]，因此深得群众欢迎、支持，“每日入贡，助粮者不少”[27]。洪等以鄞县姜山仙女寺为根据地，同时迅速进攻宁波。在途中，起义队伍遭到地主武装顾宏康的袭击，鄞县知县段光清也从城内发动进攻，起义军受到挫折。1854年（咸丰四年）3月，洪世贤被迫率部转移到奉化，再次举起义旗，并在雪窦山结寨，他预定官制，刻印告示千张，委官员数百，在奉化征收粮食，以后在与谢纯熙、吴家佐的地主武装激战中，起义首领董铃冈、董得彰、董廷萱被捕牺牲。时隔不久，洪世贤也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起义失败。
宁波的双刀会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给清军以沉重打击，在浙东的史册上留有光辉一页，人们至今还传诵着：(www.xing528.com)
“双刀会，穷人会。推倒官府勿介税。张金山，打瘟官。背后帮钟刘丽川。”[28]
1858年（咸丰八年），鄞县渔民史致芬率众起义。这是浙江沿海人民反封建斗争规模较大的一次。发生起义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官府沉重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加重造成的。“衙门动言整顿地方，兴师动众，与民为敌，以致众怒如水火焉。”[29]其直接原因是广大渔民反对贷款“过账”中高额附加费“升水”的剥削。
宁波向来有钱贴。那时，宁波市场上出现“过账钱”的剥削方式。“过账钱”即只是记账钱庄面上的钱，不是现钱。而“过账钱”与现钱往往由于地主商人操纵，价值是不同的。要把“过账钱”换取现钱，就要贴“升水”（即“贴水”），称之为现升。”（钱）庄上存钱日少，以票取钱，必出贴水，其始每千不过贴水五十文，渐至百文，以后竟至四五百文。”“钱贴日增，票钱买货，市价日长。”[30]而众渔户都是“买米之人，米价涨，渔户先吃亏矣”[31]。这样广大渔民蒙受很大损失。为此，广大渔民和农民都反对这种不合理的剥削。
史致芬是鄞县陶公山渔民，曾因聚众反对官府而充军广西。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他受到极大的鼓舞，回到了家乡东钱湖。1858年（咸丰八年）7月9日，史致芬复聚原来与他一起起事的群众，以平米价、贴钱为名，率众到米栈、钱庄讲理，并率众数百人来到鄞县衙署请愿，要求严禁贴现之弊，平定米价。知县张玉藻拒绝了史致芬的合理要求，并对他严厉谴责。群众被激怒了，愤打了张玉藻。史致芬就率领群众进行起义。7月30日，数千渔民抢劫钱庄，火烧教场演武厅，扬言“钱贴、米价不平，尚要入城放火”[32]，遭练总李厚建所率团勇狙击，死数十人。省按察使段光清遣人招降，遭渔民拒绝。史致芬为此积极准备武器，结寨东钱湖陶公山，在湖口泗港筑起工事，河边排列炮船，架起大炮抗击清军进攻。
起义军的斗争目标很明确，把矛头指向封建官僚、地主。他们抢劫地主钱财、清军军器，镇压官吏，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者，震动了宁波。连担任过宁波知府的浙江盐运使段光清也不得不承认说：“时史致芬猖獗日甚，率众抢劫湖边杜村。杜姓家富，钱最多，致芬手执大旗，挥船载钱往陶公山。人言抢钱十余万串。”[33]同时起义军又劫夺清军大嵩营军器。这里很清楚，史致芬抢劫的是清军器械、地主富家钱财，反映出他们所打击的对象是清政府和封建地主。这正好说明史致芬是代表渔民的利益，他们反封建的态度是坚决的。
清政府害怕史致芬起义影响，派兵镇压。1858年8月21日，清廷派总兵李厚建率领清军向义军进攻。史致芬亲自率部奋战，杀毙清兵130多人。李厚建四处逃遁。后调段光清来镇压起义军，他一面赏格悬示各处，拿获史致芬送案，赏银2000两；另一方面亲自旧阵，并分化瓦解义军。10月下旬，清军兵分水陆两路向起义队伍发动进攻。段光清由陆路向陶公山进发。他指示：“擒住史致芬，毁其房屋，掀姓家祠。”[34]义兵因腹背受敌，损失惨重。11月30日，段光清又一次发兵进攻义军。他以湖上豪族戴殿元为内应，袭击泗港，史致芬不敌，退向湖寨。第二天，豪族戴、袁派人夹击，配合段光清进攻，史致芬突围，相邻的千栋民宅被烧。12月7日，由于奸细告密，史致芬被捕，在宁波大教场就义。史致芬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在浙江渔民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天京惊雷姚江潮。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余姚爆发了“十八局”起义。
1856年（咸丰六年）到1858年（咸丰八年），余姚、慈溪一带连年发生灾荒，稻谷无收，农民生活极为困苦。但地主还是逼着佃农交租，而且施展更恶毒的手法，榨取农民的血汗。按理5斗米为1沟，16两为1斤，可是地主却改20两为1斤，6斗米为1沟。当时就有“八脚风车六斗构，农民吃煞老苦头”之说法。人民困苦不堪，忍无可忍。太平军的奋起，给了他们希望，余姚人民期待着太平军的来到。当时余姚流传着这样歌谣：“长毛（指太平军），长毛，不到余姚，不算长毛。你快来，我不跑，跑的是乡绅大店王。”[35]这首歌谣说出了姚江儿女反抗清政府，热爱太平军的心愿。富有革命传统的余姚人民，决心与封建统治作坚决斗争。
1858年（咸丰八年）秋，余姚佃农在黄李鲍村黄春生、梁弄宣士文、姜家渡倪庆三等人领导下进行抗租斗争。慈溪县的龙山、十九都和上虞的一些佃农也纷纷响应，他们提出租谷减为七五折实收，当众校正：租器秤、斛，并盖烙印为记。减租谷，校租器触犯了地主豪绅利益，他们串通官府扣捕黄春生，这更使抗租斗争的佃农进一步团结起来。为了进行抗租自卫，各乡农民设立了“局”进行抗租，共有18局，分布在姚江南北。它们是黄李鲍局、廊厦局、八堡局、丰山局、郑巷局、烂水田周局、太平桥局、吴家板桥局、屯山庙局、颧蒲塘局、鸟柏树庙局、宣家塔局、潘巷局、汪蔡局、新墅庙局、姜家渡局、石婆桥局等。各局设有局头，一致推举黄春生（绰号小闯王）为局总头。他的妻子卢七姑也参加了局。各局互相联系，互相支持，统一指挥。
“十八局”的活动严重威胁了封建统治，地主老财一片惊慌。余姚泗门大地主谢敬，反对减租最烈，他组织了“黄头勇”与“十八局”对抗。他有数百名的地主武装，有充足的武器装备和坚固堡寨，开始对“十八局”镇压，“十八局”被迫从抗租斗争变为武装暴动，他们三打“成之庄”，成千名农民进攻泗门，包围谢敬住宅，因谢冢凋环巨河，桓庸峻固”[36]未能攻入，而谢敬设机击伏，“十八局”佃农起义失利。但却使“十八局”农民得到战斗锻炼，为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打下基础。同时以梁弄为根据地，再次准备起义。
1859年1月26日（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黄春生亲率“十八局”农民冲击县城，他们“焚绅富巨宅三所，旋侵县署，劫狱”[37]。余姚知县贾树勋吓得手足无措，跳入荷花池狼狈逃命。1859年2月14日（咸丰九年一月二十三日），黄春生率“十八局”佃农1万多人，第二次进逼县城，与邵元熙的“红头勇”进行激战，打得“红头勇”溃不成军。“邵元熙点（的）红头勇数百，出新西门破局匪，适局匪东西两路进南城，众以万数。两路局匪正与勇相持于新西门外，而东路局匪已窜入东泰门，经上通济桥，欲扑县治，红头勇不能支。”[38]“十八局”两次攻入余姚城，使清政府大为震动。浙江巡抚胡兴仁当即派遣宁绍台道麟趾来余姚查办，并委派候补道胡元博从杭州率兵增援余姚。他们很快进犯根据地梁弄，黄春生马上带兵回援，经过激战，梁弄被陷，宣士文被捕杀害，起义军遭受损失。
1861年6月（咸丰十一年五月），太平军向浙江进军，“十八局”佃农得到鼓舞，黄春生领导佃农联合诸暨“莲蓬党”何文庆，攻上虞，再占梁弄。“厄险屯踞，声言翻城尽杀官长绅富”[39]。7月（六月），谢敬和上虞知县胡尧戴非常害怕，他们密谋勾结，联合出兵向梁弄反扑，黄春生奋勇作战，与胡尧戴的清兵激战，后退到黄竹岭，受到谢敬“黄头勇”的突然袭击，梁弄再次失守。黄春生被迫退到上虞后陈箭山，与“黄头勇”继续作战，部属尽死，自己不幸伤重被俘，1861年7月9日（六月初二）在后陈壮烈牺牲。首级悬于县城通济桥。“十八局”佃农起义失败。
突出重围的黄春生的妻子卢七姑与其堂弟黄来昌、倪庆三率领十八局余部坚持斗争，后来参加了太平军。“局匪黄来昌引何文庆人余姚”[40]，倪庆三“初缘漏网未获，至是出而从‘贼’，乃制旗为号，令龙山、渔溪等处农民改换贼装，各授器械，会于慈城”[41]……这些资料印证了“十八局”农民仍顽强地坚持斗争。
注：
[1][2][3][7][9][10][11][13][14][15][16][18][19][20][21][23][24][25][27][29][30][31][32][33][34]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第65、66、64、76、73、76、52、52、54、55、57、56、83、83、85、85、85、87、93、122、123、136、123、130、134页，中华书局1960年2月版
[4][5]《马新胎奏报浙海关洋税收支折》，《吴熙档案选编》第6辑，第101、10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版
[6][8]《浙江百年大事记》第27、24页
[12][17]《浙江巡抚黄宗汉奏宁波等各属拿获会党首要解除余从片》（咸丰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
[26]《光绪奉化县志》卷十六，《大事记》
[28]沈雨梧：《太平天国浙江歌谣选》第39页
[35]姜枝先：《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余姚十八局农民起义》，《余姚文史资料》第1辑第51页
[36][41]柯超：《辛王琐记》，《太平天国资料》第194，193页
[37][38][39][40]《光绪余姚县志》卷十二，《兵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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