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咸丰十一年)12月,太平军以疾风暴雨席卷浙东,在宁波建立长达半年之久的农民政权。太平军在浙东地区面对的不仅是清朝的的反动武装,而且是外国侵略军队。太平军坚决维护了民族的尊严,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闪耀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同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内冲击了封建势力,极大地动摇了封建社会的旧秩序,促进了封建统治的崩溃,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反抗精神,在浙东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于太平军攻占宁波的意义,著名学者严中平先生作过评价:“李世贤的部将黄晶(呈)忠和范汝增1861年12月9日解放宁波城,到1862年5月11日(应为5月10日)被英法海军逼退,计前后据守宁波半年。从许多方面说,这一段事情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上都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过去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朋友们,对于这一段经过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是很遗憾的。”[1]那么,它的革命精神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呢?是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考察农民革命运动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应该着眼于时代的特征和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发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中国,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成为他们的重要历史任务。
天国的英雄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在宁波面对侵略者的洋枪洋炮威胁恐吓,奋不顾身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给侵略者的武装干涉以坚决的回击,歼灭侵略军2000多名,击毙洋枪队首领华尔、法军舰队司令耿尼,打得敌人狼狈不堪。英国驻上海领事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因华尔的死,感到绝望和苦恼。太平军设天宁关,收回海关大权,“宁波一陷落,帝国主义海关就关门”[2]。英军无理要求宁波太平军拆除大炮和炮位,也遭到他们严正拒绝。太平军将领明确指出,如敢“向我开衅”,“我军唯坚守卫”。坚守宁波的太平军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主权,向侵略者显示了宁波人民不可估量的强大革命力量,延缓了宁波殖民地化进程。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人民敢于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驻宁波的太平军在抗击外国资本主义武装侵略的同时,也猛烈地冲击了清政府在宁波的统治。结束封建帝制在宁波的统治的任务,是在辛亥宁波光复中完成的。但是,太平天国对清朝在宁波的统治的任何削弱,必将为辛亥宁波光复扫清了道路。农民英雄们在宁波对封建经济和上层建筑进行了革命的扫荡。他们改清宁波府为宁波郡,建立政权,设立行政机构,严厉镇压了清政府的地方官员,无情扫荡了地主团练,使地主分子威风扫地。“两曹割地收宁界,一顾倾城陷象川,见说守臣疏堵御,时危遁迹竟归田。”这是贡生吴炽昌痛骂太平军的诗句,但却反映了宁波地方官吏的逃亡和封建政权土崩瓦解的场面。
太平军不仅从政治上打击了地主阶级,而且在经济上给清政府以猛烈的冲击,他们占据宁波,征收赋税,阻塞清漕运粮道,控制茶叶、蚕丝的对外贸易。“太平军占领了宁波,就会使清朝帝国分子无法对生丝贸易征收任何关税。”[3]从而切断了清政府在宁波的财政来源。
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整个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农民受剥削的根源。摆脱封建剥削,是千百年来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太平军在宁波实行“五亩起征”,“五亩以下不征粮”,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主的土地兼并和封建剥削。农民除了向革命政权交纳钱粮,再也不必给地主交租,这就否定了地主土地所有权,反映了农民要求土地的愿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尽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可能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度。但毕竟在历史所容许的限度内,给封建土地所有制有力的冲击。
太平军攻占宁波给清政府的打击,这在《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部宁波攻守纪实》文中已做了说明,“这一步骤使太平军’尽占富庶之要区,广收官军之降卒,财力5倍,人数10倍,所以把他(曾国藩)打得手忙脚乱,拿不定主意”。“宁波解放的消息着实使广州的清朝奴才们,上自两广总督,下至县知事都大为恐慌。”[4]
太平军占领宁波还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于充实太平天国后期经济收入,增长太平军军事力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开辟、巩固浙江根据地。
太平军攻占宁波,开辟了购买外国军火的途径。太平军在后期使用的洋枪洋炮,多系通过宁波购自英法等国军事人员。“英法军争售以军火,至英陆军军官则亦有与太平军剧烈作战中沟通太平军而私人接济其军火者”[5]英国海军在宁波附近海面缉获走私船“模范号”,就搜出大炮300门、枪支100箱、弹药50吨,“这些武器在当时足够装配一打城池”[6],难怪封建统治者要惊慌失措。弈诉曾上奏说:“嗣因宁波失守,发逆已近海滨并闻汇总银两购买美国船炮,难保不乘机北犯”[7]。李鸿章也忧心忡忡地说:“贼中专用洋炮,皆牛芒鬼子(原注:即闲散洋人)广东、宁波商船购运者,无法禁止,我军唯有多用西洋军火制之。”[8]正是因为宁波作为购买军火的窗口,致使太平军得到了不少的军事武装。在宁波的太平军已有不少装备。”叛军(太平军)现在装备很好,他们有毛瑟枪、来复枪,并拥有大量的弹药”。[9]
从战略上看,太平军攻占宁波还有明显的经济意义。宁波港在太平军管理之下,使早已疲惫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萧条的市场活跃起来,在短短的六个月中,工商业有所发展,贸易增长,关税收入甚丰,宁波出现了“帆樯林立,来去自如的繁荣景象。”“浙中饷源全在海口”[10],从而充实了太平军的财力和物力,成为太平天国后期军事供应的一个重要据点。
太平天国在宁波进军过程中,推动和鼓舞了宁波各县人民的反清斗争。太平军夺取宁波,动摇了清政府在宁波的统治,削弱了清军在宁波的军事力量,造成了封建统治链条上一系列的缺口和薄弱环节,导致了人民抗清斗争的蓬勃兴起。宁波的小刀会起义,余姚的十八局起义都与太平军有密切的关系。鄞县东乡的张潮青抗暴斗争也是在太平军影响下发生的。这就清楚表明太平军在宁波有着深远的影响。驻宁波的太平军的英勇斗争和各县人民的起义汇成一股反封建的洪流,向封建制度进行了猛烈的冲击。
当然,太平军攻占浙江,尤其是对宁波的占领,也对宁波带来一些负面作用。这就是使大量的人口和资金流向上海,对宁波日后经济的发展不能不带来一定影响。早在太平军攻占南京时,江浙一带富户豪族向上海避难,宁波也不例外。据资料记载,当时“东南完善,独上海一隅”,“顾地为华夷互市之区,五方杂处,重以流民,因而街市之间,肩摩趾接,居室则嚣湫隘,荒地亩辄百余金”。[11]在这股人流中有官有民,更多的是殷实富户。由于太平军在江浙战场的胜利,大批浙江人躲避到上海。当时的外国报纸曾经报道说:“上海已成为安全的城市,这正广为传播。”[12]1861年12月,太平军攻占宁波,给帝国主义和清政府在宁波的统治以沉重打击。纷飞的战火,使一大批宁波的富商离开家乡,涌入上海。“钱庄和商人都已离开宁波,不是去上海与舟山,就是逃到乡下。”[13]时在宁波担任职务的段光清也说:“宁波殷户皆在上海,逃难未回。”[14]随着宁波商人迁入上海,大量的资本被带走,从而使宁波的经济受到影响。
驻宁波的太平军在反侵略的战场上的浴血奋战,充分表明了太平天国的农民英雄们不仅是反封建的主力军,同时也是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先锋。但驻宁波的太平军最后还是失守了,太平天国在浙东的革命烈火迅速熄灭,农民革命遭到了失败。洋兄弟慕阿德曾分析太平军驻宁波失败的原因,认为“他们的失败是由于基督教徒的忍耐和政府的力量使宁波恢复了秩序[15]。这并没有说到点子上。太平军在宁波的失利有其主客观的原因。
从客观原因看,这是因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不但有强大的外国资本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正是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扑灭了太平军在宁波的革命烈火。综观这一段历史,尽管对于全国范围来说是局部的,但却也是封建统治者“借师助剿”联合外国侵略者绞杀太平天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太军进军宁波时,英法侵略者企图阻止太平军占领宁波,以抵抗太平军,并且供应清军有炮架的重炮12门,架置于城上。宁波被太平军攻克后,外国侵略者组成所谓中外会防分所,“叫嚣要用武力”克服宁波。法军头目勒伯勒东为攻宁波,镇压太平军募壮丁1500人,组成洋枪队,月饷23465饼银,其经费由“宁波善后局支领”。英国的丢乐德由于十分卖力地镇压太平军,被清政府称为“功成卓著,当事以番银八千饼酬之”。[16]清军围攻宁波,英法侵略者直接出兵参战。这在《光绪鄞县志》中有记载:“文宗咸丰十一年,粤寇陷郡,美(英)国总兵丢乐德(克)等率师防江北,明年巡道张景渠谋举事,与只要约,四月克服宁波,七月复余姚,闰八月复奉化”。[17]“要约”二字就是明确地说明了清军攻占宁波,在相当程度上是靠外国侵略军的力量的。吟嚬在他的著作中更是肯定地说:“中国的一些报纸和私人信件都说,整个事件全是前宁波道台、海盗啊伯克、丢乐德舰长和领事夏福礼先生四人之间商定的计划。事实上这种说法是有充分依据的。”[18]
在宁波市江北岸曾有一座六面塔为法将勒伯勒东所建。上面刻有碑文,其目的是为了纪念英法海军协助清廷镇压驻宁波的太平军。碑文第三面红石板上载:“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五月初克服宁郡,太平军撤离宁波,将逆贼驱除。我大英、法两国有死事之官兵(被太平军击毙的侵略军),恐久而湮没无闻因将逆贼炮台(太平军筑在三江口炮台)拆毁,以其石筑六面塔一座以记事耳,及死事者之姓名,永垂不朽。”塔的第六面朝向甬江。其碑文用法文写成:“为纪念一八六二年五月十日进攻宁波阵亡或其病故与甬之法舰哀都埃尔号及孔夫子号诸官将及士兵,特以逆匪炮台之石,在其地建立此塔。”[19]这两个碑文已确证英法侵略军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偿子手。这里必须指出的,在中外反动派勾结镇压宁波太平军中,买办阶级起了恶劣作用。鄞县人杨坊为洋行买办,以贩卖鸦片致富,勾结外国侵略军,以其女嫁华尔为妻,并请调华尔洋枪队来鄞县、慈溪镇压太平军。正是中外反动派的联合,绞杀了宁波的太平天国革命。这一事实再次表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一再表明,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中外反动派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中国人民决不能忘记这个血的教训。
从主观原因看,太平天国是一次旧式的农民战争。农民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为此,他们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提不出正确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也无法克服自己的弱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难免其失败。首先,驻宁波的太平军不能解决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由于农民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这就构成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不可能摆脱历史的悲剧。他们在宁波建立政权以后,仍然允许地主阶级的合法存在,仍然不能消灭封建的地主所有制。
其次,对外国侵略者缺乏警惕。最明显的表现是对外国侵略者的本性认识不足,他们不加区别地把侵略者和一般外国人都看成“洋兄弟”,幻想他们“中立”。黄呈忠、范汝增在进攻宁波前夕,复各国驻宁波领事书中就把外国侵略者看作能够“彼此同守信约,同敦睦谊”[20]的朋友,看不出他们伪装“中立”,暗中磨刀霍霍的手法,声称“凡是贵国(英法)所言,能于依允,莫不依从”,甚至要放弃镇海小邑。何文庆在致宁波法国领事照会中也把资本主义侵略中国说成是“永归和好,交相贸易均为恭敬”,[21]把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说成是“曾欺尊国,欲负经商之约”,把广大群众反抗侵略的斗争说成是“粤东火烧洋行,互动干戈”,把破坏中国主权的《天津条约》说成是“仍归和好,立约通商”甚至把英法联军洗劫京、津,杀人放火,残害中国人民是“复劳征伐”[22],因而不能彻底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再次,太平军中混入了一些坏人和意志不坚定者。由于驻宁波的太平军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他们不可能彻底的反封建,并没有制订一套如何对待社会上参加起义队伍里来的各个不同阶级的政策。在地主阶级、封建文人的歌功颂德、虚伪捧场面前,一些太平军将领开始丧失警惕,使队伍中逐步混入了一些有劣迹的人和意志不坚定者。这里,把当时各县乡官官员身份列表如下,可见一斑。
太平天国宁波郡官员表
从上表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太平天国宁波郡的乡官有相当、一部分由土豪、富绅地主充任。鄞县是富民、土豪,慈溪的太平军重用了“土豪猾党”“乡绅强暴”,让他们当上乡官。在奉化军帅、师帅、旅帅也都“胁令绅富充当”。这些地主豪绅借机为非作歹。他们“各假庵寺为公馆,擅离词讼,桁扬鞭朴,严若长官。乡曲无赖,尤复争献妇女,为进身之地。附从益众,而勒索益酷”。[23]对于那些改头换面,假意归顺的投机者,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敌人更缺乏应有的注意。比如太平军重用范维邦,让他担任驻镇海太平军首领,象山新岙庠生俞绶,也被安插在乡官局做事。这些潜藏在太平天国内部的危险分子,就以窃据的职位为掩护,干着罪恶的勾当。俞绶就妄图策反太平军象山将领顾廷箸,范维邦在清军进攻镇海时率兵叛变,投降清军。(www.xing528.com)
太平天国在宁波的这段历史又一次证明:农民虽然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但由于他们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是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取得胜利,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注:
[1][4][9][13]严中平:《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部宁波攻守纪实》,《严中平文集》第349、350、356、3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2]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1946页
[3]王崇武等:《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册,第91页
[5]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中册,第75页
[6]《太平天国与宁波港》,《浙江学刊》1984年第3期
[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1
[8]《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2,第14页
[10]《江浙皖太平天国资料选编》,第232页
[11]《创建上海江宁七邑公所碑》,见《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397页
[12]《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2册,第399-400页
[14]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第189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15]慕阿德:《在华五十年回忆和观察》,转引张力《中国教案史》第314页
[16][17]《光绪鄞县志》卷16《大事记》
[18]吟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436、3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9]《宁波市志外编》第781页,《碑记选》
[21][22]《殿左军主将黄呈忠讨逆主将范汝增驳英法水师统将无理要求照会》,《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23、322页
[23]《光绪慈溪县志》卷55,《前事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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