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农民英雄革命措施实践

太平军攻占宁波以后，发出安民布告，制订了各种制度，实行了各项政策，农民英雄的革命措施在宁波得到了实践。

太平天国的政府机关，分中央、省、郡、县4级。太平天国攻占浙江后，改浙江省为浙江天省，简称“浙江”，所辖9郡70个县。对一些所辖州且的名称也作了更改。为建立与清政府对立的政权机关，为此，太平军改宁波府为宁波郡，太平天国对天王、幼王、诸王的名字有避讳的习惯，为避南王冯云山的名讳，改象山县为象珊县，^[1]并改慈溪县为义县。^[2]宁波郡辖鄞县、定海、奉化、镇海、象珊（山）、义县（慈溪）6个县。

按太平军的编制，宁波郡建立了各级政权机构。太平天国后期，浙江天省郡县守将由统军诸王委任，以乡人任之。宁波郡设总制，总理一郡的政事，由慈溪人陆心兰任总制。县设监军，负责全县政事，也由乡人担任。监军一职有姓名可考的有3个县，奉化县监军戴明学，义县（慈溪）监军曹振华，象珊（山）监军欧景辰。均具有正规编制。一些有才能的人被选拔为“乡官”干部，太平军“在镇海的领袖是一个二卜三岁左右的非常能干的青年。各方报道，一致说他是一个智慧很高的广东人”。^[3]

县以下的基层政权，建立兵农合一的乡官制度，分伍、两、卒、旅、师、军诸级。设军帅、师帅、旅帅、卒长、司马等官。太平军这个制度是仿照《周礼》“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4]的办法制定的。最小的作战单位为25人组成的“两”，队伍坚强，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太平天国在宁波的基层政权正是按照这一模式建置的。比如，太平军将领张得胜，在象珊（山）每一个乡设军帅一人，旅帅数十人，其下设卒长。樊沛如为东乡军帅^[5]，陈安庆为下南乡军帅。郭县设监军，乡设军帅、师帅，给印，旅帅给旗，罗布诸镇^[6]。义县设军帅5人，分辖东、南、西、北、中乡，每军统领师帅5人，每师统领旅帅5人。其下又有卒长、司马等职^[7]。镇海“军旅帅罗布村镇”^[8]，在余姚，赓天义阮士珍主县事，遍设乡官，宁海也设各路乡官。

太平军还根据需要在宁波设置一些职官。如义县一度以文武经政司主持民务，沈珍为文经政司，周中庸为武经政司，肖湘云为奉化文经政司。一般为文职高于武职。此外设有一些专业性的官，如义县监军曹振华兼“总司粮务”，专司粮政。

乡官的成分是比较复杂的，既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有旧胥、流氓无产者，但基本上是穷困的农民。资料记载，慈溪的乡官，“半皆市井无籍之徒”。“市井无籍”纯属污蔑之词，很难判断他们是何种阶级成分，但一点可以肯定，这些人不是地主士绅。当然，也有地主充实乡官，比如鄞县、象珊（山）担任乡官的“殷实绅士”、“富民”、“秀才”还是不少的。董沛在《明州系年录》中曾说：一些监军和军帅、旅帅“强富民为之”^[9]，尽管如此，太平军在宁波普遍设立乡官组织，对于巩固太平军政权，坚持后期斗争起了不少作用。

外国侵略者否认太平天国具有正式的政府机构。美国专使麦克莲就认为：太平天国几乎由内地的“无知的、没有思想的群众”所组成。他们的来源，是内地的“强盗群”，“不值得文明世界之重视的。而且，他们也许不能在他们所夺取及劫掠之外，组织政府机构”。^[10]这完全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太平天国不仅建立了中央政府，而且省、郡、县都设置政府机构。宁波郡、县政府机构的设立，正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为了巩固政权，驻宁波的太平军对社会秩序作了整顿，与公开的和隐蔽的敌人进行了斗争。主要是四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进行安民，维持社会安定。在此以前，宁波社会秩序混乱，流氓地痞横行街市，这里随时出现抢劫、焚掠。太平军攻入宁波后，发布了安民告示，“安抚四民”。人们安居乐业，“城内尚无屠杀焚掠之事”，一个经常捐助清政府的富商住宅也没有受到侵扰。“像宁波那样外国流氓和中国坏分子混杂的地方，在太平军占领不及一个月，已经秩序井然。再没有听到盗匪抢劫的事情”。张得胜占领象珊城后，立即张贴告示：杀人烧房者斩。他“治军严整”，“御下甚严，无故不许一人出城，平居无事”，他的兵士无一人一骑下乡喧扰，间有私出，不过三四里外，“过往行人渐不知避”。^[11]

但是太平军对那些为非作歹的破坏分子都进行严厉的镇压。象山牌头赖大吉、西周蒋小麻抢劫村民，就遭到太平军沉重打击。参天豫顾廷菁就迅速把他们拘捕，立即给予就地正法，使当地人民安居乐业地生活，“数十村同声称快”。^[12]奉化的文经政使肖湘云曾派人到凤栖征课，遭到地主沈国章等人武装反抗，打死去征课的太平军士兵。黄呈忠、范汝增下令“征郡城数千人攻凤栖”，杀了24个凶手。宁海胡陈庠生鲍圭璋联络各村企图顽抗，被太平军击溃，鲍圭璋投水而死。西乡“团练”600余人与太平军为敌也被围歼于塔山。在太平军的强有力的打击之下，一些反抗太平军的活动大大地减少，社会秩序开始安定下来。

二是编制户口和颁发门牌。鄞县、奉化等地都有太平军颁发的门牌发现。从《忠义乡志》看有“编门牌，设户纳银一元五角，钱百文”^[13]的记载。说明鄞县、奉化一带实行过这一制度。，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清同治元年壬戌，1862年）一月，太平军委派船工出身的文经政使肖湘云到鄞县编门牌。他的部下张老五带领六七人挨村编立门牌。门牌上写有家庭成员的姓名，以便经常接受稽查。这类门牌由范汝增在宁波所发，原件高53公分，宽47.5公分，墨笔填写，年月上盖有太平天国天朝九门御林开朝王宗讨逆主将范汝增“双龙大印”。宁海县乡官也编查户口和颁发门牌。门牌上写有全家姓名，每枚银一块或四两不等。户口和门牌的编制，目的是防奸，维持地方社会治安，有利于社会秩序的整顿。

三是发放“路凭”。为防止清军奸细混入，进行破坏活动，太平军在宁波发放“路凭”，规定出入宁波要凭“牌照”、“腰牌”、“局票”接受检查。“凡在进出者，都给有路凭，或满十日为限，或以半月为期，填注凭内，过次作废。”^[14]在宁海，“乡民入城必由（乡官）局领票”，^[15]经过稽查以后才可进入城关。对于外国人只要不反对太平天国也允许他们凭路凭出入。严中平曾经说，在占领宁波的半年中，太平军“允许欧洲人凭他们领袖的路条子至乡下任何地方去旅行”。

四是荡涤社会上的陋习恶俗。为整顿社会秩序，太平军对社会上的腐朽的陋习恶俗进行取缔和批判。1858年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五条就规定：“向来洋药（鸦片）……等物，例皆不准通商，现定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从此，鸦片贸易合法化，输入不断增长，毒害无穷。对于鸦片的毒害，天国将士们有深刻认识，认为洋烟是贻害世人之物。当时上海、宁波是输入鸦片的口岸。针对宁波鸦片泛滥成灾现象，太平军根据《资政新篇》中“禁酒及一切生熟黄烟鸦片”，“走私者杀无赦”，规定在宁波严禁鸦片。“禁吸洋烟……或偶见有烟具，不论事件之大小即重加谴责。”^[16]对外商贩卖鸦片进行禁绝。当时在宁波经营鸦片贸易的英商怡和洋行受到了打击。这家鸦片贸易公司负责人格林给香港总行报告说：“太平天国领袖不允许运鸦片到内地去”，“过去两周连一箱鸦片也没有卖出去。中国人中间传说，叛党（太平军）领袖不准运鸦片到内地区丁^[17]这是因为太平天国占据下的宁波是不允许运鸦片到那里去。对其他一些陋习也主张革除，诸如拆除庙宇寺观、捣毁神像、反对祭祖。在慈溪一带就“不准缨帽拜祖”。

太平军在宁波整顿社会秩序，对于防止敌人的破坏、巩固太平军的后方，是十分必要的。

太平军进入宁波前后，各路将帅先后发布了不少告谕，阐明了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促进了宁波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首先是实行有利于农民的田赋政策。按照《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但这种一切土地归公的政策不易被农民所接受。与此相适应的分配制度余粮余资征收制。太平军要求每家按“大口一月一担，小口减半”的标准留下各家粮食，其它粮食、商贾资本都要交国库归公，政府不向农民征收粮食。但土改没有进行，这种方法难以实行。杨秀清后来奏请洪秀全批准，实行“照旧交粮纳税”。征收田赋正是太平天国后期在：宁波实行的一种征粮措施。它是“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具体体现。其做法是“造田册”、“计亩纳粟”。据《剡源乡志》、《忠义乡志》记载，太平军在鄞县、奉化征收田赋。5亩以上纳米24，5亩以下免征。^[18]宁海县也征收赋税、实物，在崇教寺竖起一竿大旗，书写着“奉旨收贡”。这表明无田和少田的贫苦农民可以免收田赋，是对地主剥削的一种打击。

这种田赋政策显然是进步的，不但减轻农民的负担，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地主的土地兼并，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而地租又是以土地所有权为前提。地主的地租占有被否定，这意味着对地主的土地所有权的否定，给封建地主阶级与土地所有制一次冲击，使太平军深受宁波人民的拥护。这一事实表明，农民战争对打破封建桎梏，解除生产力发展的束缚，是起了推动作用的。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初，曾一度废除商业，“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19]事实上当时江南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展，废除商业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太平天国到后期只好开放市场，允许商人进行自由贸易。太平军占领宁波以后，十分注意恢复和发展工商业，反复强调士农工商回归原乡，各安恒业，“照前营业，尤宜公平买卖。”^[20]吟喇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也说：“宁波的太平军象所有其它地方的太平军一样，正在认真遵守他们的诺言，竭力建立和外国人的友好关系和商务关系”^[21]。

在太平天国管理之下，宁波的市场得到恢复，物资迅速畅通。占领宁波的太平军采取了一些有利于贸易的措施，吸引了福建、山东等地的货物到宁波交易，致使米价、糖价落价，茶叶和蚕丝也运宁波销售。1862年3月8日，格林向香港怡和洋行报告中就介绍了宁波的贸易情况。“米价已经下跌了，有好些米船从南方来，日前就可到达，今天的米价每石三元四角五分……因为有几条泉州船从乍浦开来，所以糖也落价了，……有大批山东船正在装运北路货，北路市场对福州纸的需要正好。”^[22]

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也有所发展。茶叶、蚕丝等产品都通过宁波向国外销售，丝、茶出口增长了许多。1859~1860年，宁波茶叶出口为8593.8万磅，生丝出口为6.9137万包，到1861~1862年，茶叶出口10735.2万磅，生丝出口为7.3222万包。茶叶、蚕丝分别增加2141.4万磅和0.4085万包。这表明，在太平军的管理下，宁波的对外贸易是有所发展的。“贸易一直在增长”。^[23]

为了对往来的中外船商进行课税和管理，太平天国在宁波建立了海关，把设在江东的原常关改为天宁关，改镇海关为太平关，“征收商税”。^[24]以衡天安潘起亮为天宁关监督，“任何通过海关的货物都付少量关税”。^[25]天宁关公布了税则，建立了正常的进出口制度。1862年3月7日，天宁关监督发予船商李贤三纳税执照“天字第五百肆十号”，盖有“出口”印戳。其中注明货物“净棉花叁十包”，毛量“贰千捌百捌拾斤”，纳纱税“银贰两钱有奇”。按时价棉花每包28元计算，税率应为0.5%左右。这表明太平天国对来往宁波的货物已经征收商税，但税率较低。这种情况在外国人书信中也有反映。夏福礼自宁波发出的公函中也曾经这样说过：“他们已经设立了本地税卡，宽放十天后即向中国人交税。……根据报告，叛军（指太平军）企图在这个口岸建立一个海关，据说，这是他们所喜爱的计划，也是组成他们攻占宁波的计划的一部分。”^[26]

商业活动的正常进行，使货币成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在宁波的市场上，广泛流通着太平天国的铜币，上铸“圣宝”。1984年底，宁波中山广场西路拓宽工地东段，原太平天国宁波税务机构天宁关遗址附近，出土了一枚太平天国“圣宝”小平钱，币质黄铜，直径2.1cm，楷书钱文。这类“圣宝”小平钱在宁波城区、贵驷、奉化、慈溪等地都有发现。^[27]此外，外国银圆和清朝制钱在市面上也有流通。当时的一个墨西哥银圆就能换铜钱1375文。^[28]

洪仁王干的《资政新篇》，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通商和进行文化交流，但必须在外人不干涉太平天国的内政和“国法”的条件下进行往来，表达了太平天国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外来干涉和侵犯的严正立场。宁波是太平军占领的重要港口城市，太平军在这一时期与英、法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过一段直接接触，他们对外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当太平军向宁波进军时，外国侵略者企图对太平军施加压力，他们一面暗中帮助清军进行军事部署，另一方面派出代表与太平军谈判，进行政治讹诈，以“严重损害贸易”、“外国之利益将蒙受损失”为借口，对太平军进行干涉。殿左军主将黄呈忠、讨逆主将范汝增，为此发表书面照会，指出太平军“目的在于推翻现今清王朝”，因此“不能让清军保有宁波”^[29]，并表示：如果外人不帮助清军，太平军保护外人的生命财产。

但外国侵略者并没有珍视宁波的太平军的友好态度，不仅公开支持清王朝在宁波当局，而且不断制造事端阻碍太平军的活动，干涉中国内政。太平军攻克宁波以后，英法侵略者借口太平军欢迎范汝增鸣放礼炮，子弹流落到江北岸外人居留地，当即要求赔偿。“遭遇号”丢乐德舰长给范汝增发来照会说：“本舰长奉命率大军要求道歉，……本舰长与此间负责官商量后，认为城外正在建筑的炮台严重地威胁了外国租界……因此请贵主将立即将炮台拆毁，并将我租界（指江北岸外人居留地）对面的城上大炮一律撤走。”并要求太平军24小时拆除炮位和大炮，否则英军“将予以摧毁，并占领宁波”。^[30](www.xing528.com)

面对外国侵略者的挑衅、威胁，太平军将领即刻回函拒绝这一无礼要求，并予以驳斥。黄呈忠、范汝增在复照中声明：“该处修建炮台，原系我军自卫所必需，与外国人并无妨碍。……城上炮台亦不能撤走。”如果英军要强行拆除，“我军唯坚守自卫”，但“决不首先启衅”。^[31]外国侵略者利用在江北岸划定的外国人居留地，收容大批反对太平天国的敌对分子，故意挑起事端，妄图阻止太平天国在宁波行使管辖权。对于这种破坏中国主权行为，太平军给予揭露和反击。范汝增宣布：“外国人居留地属于天朝，所以它应该像中国其它地方一样，绝对受太平军管辖。”^[32]这种严正的立场，表达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坚强决心和信心，同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屈服于外国侵略势力的妥协投降的政策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太平军在宁波之所以能够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了海关和关税的主权。在此前提下表示愿意同外国商人进行正当的、平等的贸易。“中外和顺，国之至宝，而商贾流通，亦属物阜民丰”，对于来中国贸易的外国商人，只要遵守有关法令，也能“待以宾客之礼，妥为通商”。^[33]坚决不允许有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破坏中国主权的行为。这在英商怡和洋行负责人格林给香港总行信中也有所反映：“目前太平军正掌握全省或其大部分，他们允许欧洲人凭他们的领袖的路凭到乡下任何地方去旅行，对外国人好像是非常急于培植友谊，保持信誉。所以只要我们当局不干涉太平军，我们预料本口（宁波）将有很好的生意可做。”

外国侵略者曾控制过宁波海关。太平军占领宁波不久，即设天宁关，代替原来的常关，夺回了海关和关税大权。按当时的规定外国商船进出宁波，照例纳税，否则不准过关，外国船只经过天宁关，必须看船报税，一切手续符合后，才盖上“出口”字样。对于不服海关管理，对抗稽查不纳税的洋商，太平军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加以处理。法国商船不服海关管理，擅自驶入镇海洋面。驻该地的太平军将领何文庆即给法国驻宁波领事发出照会说：“驶闯进关，既不容关卡稽查，又不容平买者见此情形殊同心之义。”^[35]太平军还在宁波江北岸贴出布告，严正声明：凡是住在江北岸的所有居民同其它地区的居民一样，必须依照法令缴纳国税。当时甬江上有一艘英国轮，由于违背这一法令，就被太平军没收货物。显而易见，海关和关税的主权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太平天国不允许外国资本主义在太平天国辖区内搞特权，正是维护了中国的关税主权。这同清政府出卖海关权益，庇护外国侵略者的无耻行径是截然不同的。

宁波是太平军后期占领的重要港口城市，所占领的时间仅仅半年，但它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政治纲领《资政新篇》颁布二年后占领的，这表明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正好在宁波得到具体实施，基本上按照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来改造宁波，发展宁波的工商业，是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尽管天国的英雄在宁波的实践是短暂的，提出的方案也不完备，一些措施在宁波实践也未很好地付诸实施，可是毕竟是为太平天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从而成为太平天国探索救国出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注：

[1][2]华强：《太平天国浙江天省政区考》，《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第59页

[3][25][28]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下册第1947、1946、页

[4]《周礼》卷11，《司徒教官之职》

[5]《象山文史资料》第3辑第6页

[6][13]《忠义乡志》卷16，《大事记》

[7]《光绪慈溪县志》卷55，《前事记事》

[8]《民国镇海县志》卷15，《大事记》

[9]董沛：《明州系年录》卷7

[10]美国《参院档案》1858~1859年，第51页，转引汝卿楫《美国侵华史》第1卷第111页

[12][13]《象山县志》第50章，《知名人物》，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4][16][24]柯超：《辛壬琐记》，《太平天国资料》第181页

[15]《台州咸同寇难记略》卷2

[17][19]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第415、132页

[18]《剡源乡志》卷24，《大事记》、《忠义乡志》卷16，《大事记》

[22][20][21][26][29][30][21]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315-319、415、416页；《太平天国汇编》第322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严中平译《怡和书简选》，《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辑

[23][32]王崇武等《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辑，第73、22页

[27]周康倍：《谈宁波出土太平天国背横“圣宝”先平钱的铸造与发行》，《宁波金融》1989年第2期，第25页

[33][35]《志天义何文庆致宁波法国领事命戒饬该国船商人等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