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到1860年间，英国和法国在俄国、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旨在扩大鸦片战争中所攫取的权益。英法侵略者借口“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悍然发动对华侵略，并于1858年6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但“从政治观点看来，这个条约不仅不能巩固和平，反而使战争必然重起”。[1]1859年6月，英、法侵略者又重新挑起对华战争。1860年春，英、法出动船舰200余艘，英军18000名，法军7000余名，分别在额尔金和葛罗率领下，再一次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并于4月对宁波、定海实施劫掠，妄图把它变为进犯天津的重要据点。
宁波作为浙东门户，在战略上占有重要位置。定海在鸦片战争后，升为直隶厅，属宁绍台道管辖。定海孤悬海外，孤岛纷立，为宁波一郡门户，更是引起英法侵略者的注目。这不仅仅是宁波、定海特产丰衍，是南北必经的海道上的咽喉，经济上处于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军事上也更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英法侵略者对宁波、定海的关注，其侵略的目的显然是把其变为向北方遣送军队、武器、粮食和物资的场所，成为向天津进犯的据点，清廷官吏的奏折中已经对此作了说明。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何桂清奏折中就明确指出：英法添兵，不可不防。英夷志在天津，法夷欲占舟山，即定海厅。“闻得法兵到中国时，必取舟山地方，以为屯兵之所。”[2]英、法侵略军占据宁波、定海，“难保不即由定海驶至天津，种种诡计情形，不可不严为备”。[3]何桂清在5月13日奏折又说：“夷人欲占踞舟山，即定海厅，为南北接应之地”，宁波自开埠通商以后，外国商人往来出入已久，“此次驶以兵船多只，夷兵借住城内，其居心殊为叵测”。[4]对于这一罪恶目的，英国侵略军头目之一的普鲁斯也供认不讳。认为侵略军以“接应夷商”为借口，派遣船舰到宁波、舟山的用意是“兵船到齐，概赴天津”。[5]
清朝政府对侵略者的态度是妥协的。咸丰皇帝尽管一度表现了较为强硬的姿态，但不久就改变了口气，提出“反复开导”，妄想敌人放下屠刀，赐与和平。两江总督何桂清等人，秉承主子旨意，对英法侵略者进行“开导”，何桂清、薛焕、王有龄等人，命令宁绍台道梁恭辰、定海同知甘炳对侵略者“再三开导”。在敌兵已经进压国家之际，按理应该为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表现抵抗的决心，何桂清等人所谓“再三开导”，只能是屈服于敌人的压力，实行妥协投降。
但是，英、法侵略者却是不受“开导”，相反是“一味坚执”，迅速对宁波、定海进犯。1860年4月21日（咸丰十年闰三月初一），英、法联军出动兵力600余人，大小兵船18只，强行驶至定海道头地方停泊。美理登等6个侵略军头目来到定海衙署，横蛮无理地要求借城内衙署寺院暂住夷兵，”当经再三开导，该夷官一味坚执”，第二天，侵略军又在“城乡遍贴夷示，随即陆续进城，分住寺院”。[6]由于封建官吏的畏敌如虎，不组织有效抵抗，英、法侵略军不费任何枪弹，占领了定海具有战略地位的城镇，定海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落入了外国侵略者的魔掌。英法联军这次占据定海是“以兵胁，以地要和“，进一步胁迫清政府投降。时隔不久，英国侵略军也在宁波驻扎军队。浙江巡抚王有龄、闽浙总督庆端给皇帝的奏报中都秉报了英法军队侵占定海的事。庆端的奏报中说：“窃奴才接据署浙江宁绍台道梁恭辰禀称：本年闰三月初一日，查有法、英二国大小火轮船十八只，陆续驶至道头。移时即有夷官美理登六人入城谒见，据称欲借城内衙署既寺院暂住官兵等语。当经再三婉覆，该夷官一味坚执，即于次日陆续进城，分处寺院等情，具报前来。”[7]从4月23日起，英法侵略军的头目，“同夷兵多少不等，各执兵器，四处游行。”[8]在定海城内，英、法侵略军为非作歹，“轮流入城操演，夷目分段巡查，并强索钱粮征册，擅入监狱，嗣又向各衙署借住”。[9]同时，侵略军拨兵巡街，强行索取所谓“巡费”。英法侵略者当时提出付给每一个国家在定海的“巡费”每月为900两白银，后经交涉，减为每月付400两。侵略军在定海巡街合计两个月零拾天，为此，清政府应付英法侵略军“巡费”各933两白银。清廷官员也对此发出哀叹：“屡次勒索，形同无赖”。定海作为宁波之门户，为我国的神圣领土，英、法侵略者对定海的侵占，本来是一种侵略行为，纯粹是对我国的主权侵犯，却相反荒谬地要清政府给他们“巡费”，这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再一次暴露了他们的贪婪本性。对于这一罪恶行径和无理要求，清政府不但不给予揭露和抵制，居然同意每月付给400两银子作为“巡费”，妥协、投降之心也昭然若揭，封建统治阶级害怕外国侵略者的丑态暴露无遗。
英、法联军在宁波、定海的肆虐，不仅骚扰强索，征收钱粮，擅设监狱，广购喂饲牛马草料，并“由上海赴东洋日本购买五六百匹，运至浙江定海”。[10]而且还不断派遣军队、兵船进驻宁波、定海，设置炮台。据资料记载，英法联军在宁波、定海泊兵船火轮23只，驻有军队数千人，水手350名，设有炮台近百余门。其中英国侵略者在宁波泊浅水火轮船1只，炮2门，驻水兵37名。在定海泊兵船12只，设炮94门，驻有水兵2477名，陆兵3000名。具体为：大夹板船1只，水兵500名；大火轮船4只，水手350名，水兵1830名，炮88门；大火轮船5只，无炮位，每船装陆兵600名，合计3000名，及粮食军械；中火轮船1只，炮6门，水兵110名。走报书信，往来接济。另有法国兵船5只，大小火轮船4只，浅水火轮船1只停泊在定海。
英法侵略者把宁波、定海作为集结军队、兵船之据点，不久遂北上。5月到上海，7月闯到大沽口，8月占据北塘、天津，10月控制北京城。在英、法侵略军的武力逼迫和沙俄的恫吓挟制下，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北京条约》。
英法联军对宁波的入侵，遭到了当地人民的强烈抵抗。1860年1月19日，法国侵略军头目美理登来到宁波。借口护送商船，进行敲诈勒索，被宁波人民抓获，把他狠狠打了一顿。何桂清在他奏章中记载了这件事。池在给咸丰皇帝奏折说：“探因该夷有船只来往定海洋面，托名护送商船，藉以索费，被该处人民捕获，致相争殴。”[11]4月21日，英法侵略军进犯定海时，也遭到当地居民打击。宁波人民抵抗侵略军的武装远征队，毫无疑义地是有理的。他们的崇高爱国精神，永远值得宁波人民的怀念。这也再一次证明：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宁波人民的抵抗斗争，充分显示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力军作用。
在外敌人侵、强敌压境的面前，封建统治者对于人民的力量是不想真正动员的，反而把他们当成危害封建统治的“贼人”和“敌人”。在外国侵略者与人民革命力量之间，他们一方面对敌人妥协、退让；另一方面是要消除“内患”即镇压人民的革命力量——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两江总督何桂清奏报中说：“宁波地方，自.夷人通商以后，往来出入，历年已久。此次驶到兵船多只，夷兵借住城内，其居心殊为叵测。惟该厅地方，孤悬海外，际此内患未平，必须妥为调停，以冀消弭无事。”[12]这里清楚表明，太平军的“内患未平”，清廷官吏时时铭记在心，千方百计地想加以铲除，而对侵略者的“居心叵测”，虽然也有所见，但在他们眼里这并不是主要的，因此必须“妥为调停，以冀消弭无事”。浙江巡抚王有龄奏折中说得更明白：“查定海地方，孤悬海外，自五口通商以后寸有夷船往来，登岸入城，本无足怪。第此次所到船只，俱系火轮兵船，复令夷兵居住城中，意殊叵测。所虑者，浙境贼氛方炽“，“况此事抚局未定，亦不敢稍涉卤莽，致滋藉口。惟有饬令该同知等暂行设法羁縻，并劝居民勿与为难，希冀消弭其事”。[13]原来太平军这时正在胜利地向浙东进军，危及清政府在宁波的统治。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这是最危险的事，也是他们最担心事。“内患”之下，他们只好对英法侵略者退让，要“设法羁縻”，劝说定海居民不与侵略者为难，“希冀消弭其事”。封建统治者对敌人妥协、屈膝，把不甘心屈服的人民革命力量看作是“真正敌人”，这正好说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外反动势力开始走上彼此结合的道路，清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外国资本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宁波、定海的这一角情形，仅仅是近代中国的缩影。但已经足够使人们认识到，封建统治者是十分腐败的，在外国侵略者的面前卑躬屈膝，完全采取投降主义的卖国立场，在他们看来，真正的敌人并不是侵略者，而是革命力量，即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更加广泛深入，宁波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中外反动派也开始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清廷在宁波的官吏按照“借师助剿”的反动方针，勾结外国侵略者，精心策划行动部署，准备对宁波的太平军发动猖狂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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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页
[2]《新闻纸》，《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49
[3]《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50
[4][6][2]《何桂清奏英法兵船闯入定海分住寺院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50
[7]《庆端英法兵船借住定海城内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51
[8][3]《王有龄奏英法兵人居定海城内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50
[9]《王有龄奏英法在定海搔扰强索巡费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56
[10]《廷寄》，《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52
[11]《何桂清奏洋商开列八条呈览及英法船只活动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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