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近代史纲：开埠初期英国侵略者的不法行为

1842年8月29日，在英国的炮口威胁下，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第二年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接着又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主权完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宁波社会也开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随着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宁波的门户被迫向资本主义世界敞开，资本主义各国在宁波取得了种种特权，而首先取得这种特权的是英国。

《南京条约》第2款中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一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1]。这条条款后来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为设立领事、管事的主要依据。依此条款，英国首先在宁波取得设有领事馆之权。1843年12月19日，英国驻宁波领事罗伯聃率领兵舰和大小轮船各1艘到达宁波，并决定在江北岸租赁民房设领事署，大门前所挂馆署为“宁波大英钦命领事署”。1844年1月1日（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宁波正式对外开埠。法、美等国援引英国例，来宁波设立领事和副领事。普鲁士、荷兰、挪威、瑞典、日本等国也先后援引英国例，在宁波设立领事和副领事。各国领事馆不仅取得了英国领事在宁波享受的全部特权，并扩大了领事裁判权。如美国在宁波就规定因财产涉讼，由本国领事等官审明办理。如果在贸易中有争论者，则应“查照各本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2]。

《五口通商章程》第13款又规定，凡在通商口岸，中国人和英国人“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即定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即领事官）照办”^[3]。这就是说，英国侵略者在宁波犯罪，当地政府无权根据中国的法律制裁，而只能由英国在宁波的领事署根据英国法律来定罪。这完全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英国侵略者凭借“领事裁判权”在宁波为所欲为，包庇怂恿外籍流氓、不法分子侵犯我国主权；庇护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等拒付子口税；为传教士、间谍分子、不法英商发放所谓“游历”护照。在宁波发生与英国有关的商务、教会、侨民等交涉事务必须报北京英国公使。实际上是保护英国侵略者在宁波的不法行为。其它国家也有此特权。据《北华捷报》揭露，1852年9月，葡萄牙划艇在海上截留了一只运糖商船，强迫把它拖到宁波。当地清朝官吏经过审问，确认它是一只商船，船上的武装设备是为了自卫。可是驻宁波的葡萄牙领事却擅自开庭审讯，强词夺理地宣布：这只商船是一只“强盗船”，认为应该当作合法的“战利品”来加以处理。结果这位葡萄牙领事独吞了这艘商船，而船上的商货被那些葡萄牙“水手”瓜分了^[4]。外国侵略者完全侵犯了中国司法主权。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少城市里有所谓“租界”或“外人居留区”。在那里的统治权几乎完全属于外国人，他们设立法院、警察、市场管理和税收机关。“租界”或“外人居留区”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实行政治、经济侵略的重要阵地。

宁波江北岸不是“租界”，而是“外人居留地”。宁波开埠后，并没有设立“租界”，而“只是指定一块外国人可以在里面居住的区域”^[5]。这个区域就是在宁波江北岸。因为江北岸位于甬江，对夕卜贸易极为便利，另外，甬江沿岸商业发达，又无城墙限制，有广阔的发展余地，外国商轮和军舰可以自由进出甬江。这样的地理位置引起外国人兴趣。《虎门条约》第7款允许在五个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建屋居住。“英国管事官每年以英人或建屋若干间、或租屋若干所通报地方官”^[6]。英国政府正是按照这个条款，于1843年12月，选中江北岸这一地方，把它作为英国人居留地，并建立起英国领事馆。1844年1月，宁波正式开埠。此后，法美等国先后来宁波设立领事和副领事。外国人只花费微不足道的一点租费，实际上永远可以享有江北岸这块“风水宝地”了。宁波开埠初仅几名外国人，1850年，居住在江北岸的外国人已达到19人。到1855年为22人，其中14人是传教士（美国10名、英国4名），5个是商人，3个是使馆工作人员。1859年为49人，大都具有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的双重身份。虽然没有签订协议章程，但清政府“默认了外国居留区的事实”^[7]。事实上是承认外国侵略者在这块土地上的权力。英国领事召集会议，设立工厂、商店、船埠，向居民收税，办理道路和码头事宜，修建房屋、挖沟排水等，这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市政机关的雏型，实行公共行政管理了。当然，从有关的清政府文件看，中国政府对这块外人居留地拥有相当的权力，但毕竟是中国主权遭到了破坏。

关税是每一个独立国家不容侵犯的主权，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各种税率，外人无权干涉。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在：各地的政权对海关税收都有独立的主权，一切来自外国的船舶都要接受检查和监督。《南京条约》的签订，规定五口之处不能根据中国利益制定关税政策，对于进口、出口货税，只能和英国共同来“秉公议定”^[8]，在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按照英国的意见，制定了第一个协定税则，规定五口通商地区大部分主要进口货物税定为5%左右，比清政府原来征收的税率低58%-79%。《南京条约》还规定英国货物在征收海关关税以后，“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9]。这样就大大地便利了英国殖民者对宁波的商品倾销。

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宁波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鸦片战争前，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清政府在宁波享受一切主权。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宁波的司法、关税等主权都遭到破坏。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宁波江北岸设领事馆。宁波开始半殖民地化。

暴力性的经济掠夺和倾销商品，成为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对宁波经济侵略的最基本内容。

宁波开埠初期，英国对宁波的经济侵略是有暴力性质的。它的主要形式是：

第一，扩大鸦片贸易。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的鸦片走私船继续抛锚在镇海河口地方，在那里卸货，再运往宁波，通过奸商转卖到浙江各地。在贩毒活动中，英国驻宁波领事扮演了十分不光彩的角色，给鸦片贩子在宁波贩卖烟土提供了各种方便，鸦片贩子则支持领事的活动经费。宁波英国领事的收入，一度完全由定海宝顺洋行鸦片趸船所供给^[10]。1845年，英国商船38艘，载有鸦片、棉花来华贸易，通商口岸的各码头渡口均未阻挡，“生意利息甚大”^[11]，美国驻宁波副领事吴利国（H.G.Wolcott），原在旗昌洋行工作，他在宁波公开贩卖鸦片，他们的商船“挂起美国的国旗，使他（洋）行里的鸦片船不到海关上去申报进口”^[12]。

1858年以前，鸦片贸易是非法的。清政府名义上也不准贩卖鸦片。但外国侵略者利用种种特权偷运鸦片来宁波。S.W.威廉在他的《中国的商业基尔特》一书中指出：“鸦片买卖在宁波的商业中占很大部分。自1844年开辟为商埠以来，外国人经常帮助和促使当地不法之徒破坏法律”^[13]。1845年定海输入鸦片约为3650-4400箱，价值200多万两白银，几乎占全国鸦片输入的1/10，相当于宁波与定海进出口总额10倍。宁波在1849年输入鸦片1840担，至1854年却猛增到4495担。鸦片对宁波输入，不但使宁波白银大量外流，而且使宁波人吸毒以后丧失了体力，严重地破坏了宁波经济发展。

第二，非法走私逃税。英国侵略者在宁波开埠后，无所顾忌地在宁波走私逃税。英国驻宁波领事罗伯聃是大鸦片商怡和的“好朋友”，当宁波开埠后，怡和老板就指示他的经理达拉，要多多藉助宁波领事的照拂，以便进行大规模的走私活动^[14]。一些外国商人还采用填写假报单或串通海关的办法，千方百计地逃税来贩运鸦片，当时的清朝官员深感担忧。鸦片战争前，逃税走私多少还是偷偷地进行，开埠后，外国侵略者已经公开化，甚至以武力为后盾。“英美侵略者是武装进行鸦片走私的。鸦片囤船公开地经常地停泊在他们认为适宜的地方，吴淞、宁波、南澳、黄埔等等。”^[15]

非法的鸦片贸易，当然需要走私；就是合法的商品贸易，外国侵略者为了逃避关税，也进行走私。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仿效英国大量走私棉布、棉纱，走私货物充斥宁波市场。宁波开埠后头4个月，入港的货船6艘，随卖随去，海关收入税银1.6万两，但更多的洋船在定海走私，逃避报关纳税。“十九世纪50年代初期的宁波，全部贸易有一半是通过走私进行的”。宁波已成为“外国商人走私逃税的场所”^[16]。正因为这样，浙江的一些官员开始重视关税的征收，要求外国商船来宁波海口之时，查照有关章程，妥为办理，“如查有走私漏税之犯，立即从严惩办，毋稍疏纵”^[17]。

第三，卑劣地掠卖人口。掠卖人口是英国侵略者在宁波进行的比鸦片和商品走私更为卑劣的行径。他们在镇海、鄞县等地用拐骗和武装绑架的手段，诱拐和掠捕青少年，运往美洲出卖为奴隶做苦力，以获得巨额利润。甚至拐卖孩子来获得超额利润。1854年，英船“茵格伍德”号（Inglewood），在宁波一次就掠拐了44名女孩，最大的仅8岁，统统塞进一间小舱。这44名儿童所占的舱房长18英尺，宽9英尺，每个儿童所占的面积还不足3-7平方英尺，”这样的空间就是放上初生的婴儿也是无法容纳的”^[18]，英美海盗把宁波的劳工当作“真正”的“猪仔”那样运输，结果只能使大批人员造成极大的死亡。英美殖民者这种惨无人道地掠夺贩卖华工行径被称为“浮动地狱”^[19]。

第四，海盗护航。所谓“护航”是十足的海盗行为。鸦片战争以后，葡萄牙人首先从事这种贸易、洗劫与护航三位一体的行当，泛滥于沿海一带，”而以舟山、镇海、宁波为中心。不久，英国人也加入这一行”。“镇海已成为各国坏蛋的渊薮。这班人藉口护航，或雇给中国当局当兵，而向中国商船勒索金钱以维生。最近他们干脆就在港口里抢劫商船。”^[20]葡萄牙人以所谓“护航”的名义，强征保护捐，一年之中从渔船、运木船和其它船只征收到捐费达75万元。英国侵略者继葡萄牙以后，借“护航”为名，向宁波人民收取“护航费”，进行露骨的勒索。1851年，英船“笛多”号与葡萄牙夹板船冲突失败放弃“护航”后，直到1853年，英国驻宁波领事还代替“笛多”号向20只海船索取1005元的“护航”费。仅1853年，在宁波一地，中国海船所付出的“护航”费达22万元，有相当多部分是被英国侵略者所勒索的。英籍流氓奥斯汀，公开挂牌经营“护航”营业，在定海开办所谓“奥斯汀洋行”。《北华捷报》曾经揭露了这家“洋行”强盗行径。奥斯汀仅靠英国领事发给他的一张临时执照，以一艘15吨的小轮和两只雇来的、再加以武装的宁波船，专为“护航”，实则对来往船只强行勒索^[21]。

英国殖民者在战后对宁波经济侵略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商品倾销。

鸦片战争前，宁波是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鸦片战争后，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资本主义国家商品倾销到宁波市场。当时，英国仗着攫取的特权向宁波输入大量的商品。罗伯聃曾认为宁波进口小米和出口绿茶有可观前景，”（茶叶）在此可以比上海更低的税率和比广州每仓大约便宜二两的价格买到，因此绿茶将成为这一口岸的出口大宗”^[22]。不久，他在给英国政府报告中提到宁波是一个良好的市场，洋白布、大米在此销路颇佳，同时建议再运来羊毛、棉花、毛线等。

由于外国商品冲击，宁波地区的手工业遭到了破坏，其中纺织业尤为厉害。五口开放以前，台湾消费的棉花，都靠沿海区供给。宁波的紫花布，盛销于台湾各地。五口通商以后，情形完全不同。一位台湾史的作者指出：“海通以来，洋布大俏，呢羽之类，其来无穷，而花色翻新，妇女多喜用之。”^[23]宁波的紫花布只能在乡间找到出路，许多手工业破产了。

然而，英国侵略者高兴太早了。他们本来认为只要打开闭关自守的大门就能有广阔市场，但所看到的宁波贸易却在明显下降口宁波开埠之初，英国资本家寄于很大的希望，以为“咸以商务发达”，“无疑会像在上海一样”。但事实恰得其反。英国驻宁波领事多次向英驻华公使报告不好消息。罗伯聃于1846年1月10日报告说：“宁波对外贸易似乎是不会繁荣起来”^[24]，他们在宁波的唯一商人麦肯齐先生准备9月舍弃这一地方，到上海参加他兄弟的事业。“他们当然要到最能获利的地方去销售和订购货物。”1847年1月9日，宁波领事索里汪报告说：“宁波进出口贸易值比前一年减少了约三分之二”。他于1848年7月31日的报告又表示：“我很遗憾地说，这港口截至本年6月30日为止，这半年中的贸易，实在微不足道，因此我想没有必要向阁下提供一份正式报告。”1849年1月6日再次报告说：“我很遗憾地通知阁下在去年下半年以内，这个港口的贸易没有增加。”^[25]据统计资料，1844年宁波贸易额为50万元，到1849年却下降到5万元，只有1844年的十分之一。

宁波开埠后，西方资本主义对宁波进行商品倾销，但并没有出现好的势头。其根本的原因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抵抗。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并没有立即解体，这种结构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特别是棉纺织品侵袭进行顽强的抵抗。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因农业和手工业制造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26]宁波在洋纱洋布的倾轧后，棉纺织业远远没有处于崩溃的境地。从棉花的产量和输出量来看，半数以上的棉花仍在本地加工。土布对洋布的抵抗表现十分顽强。在宁波开埠之初。洋布的输入，“已经使许多（宁波本地的）织布机停下来了”。但是，土布以降价来抵抗，”以前每匹售六元的布（南京布），现在三元钱价格就能买到。”^[27]这就充分表明，宁波的棉纺织业，与洋纱洋布开展竞争，表现了自然经济顽强地抵抗资本主义商品的侵入。这是导致开埠初对外贸易不能发展的一个原因。

鸦片战争以后，宁波人民开始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宁波人民肩负着对外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对内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任务。随着矛盾的逐步尖锐化，各种革命斗争日益发展。

宁波人民始终坚持不懈地开展反对侵略者的斗争。尤其是定海两度被英军占领，英国侵略者与人民群众斗争更为尖锐。“英美日与定（海）民为仇或罚银钱，或加鞭挞，视绅士如捕役，指良民为匪酋”，“因此激成民变”^[28]。外国传教士也诱骗居民信教，充当其爪牙。传教士”侵夺庙寺、屋宇、田产，弁髦长上，鱼肉乡令无所不为”。定海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经常聚众抗击，“缚执其人，或取其家之牲畜器皿，以困辱之。”^[29]1844年，法国传教士顾锋德潜人定海建堂传教，遭到人民群众反对。法国主教被迫放弃定海7所教堂中的5所，改办义学^[30]。1852年，法国传教士又霸占庙宇、寺院6处，定海人民与“天主堂”进行交涉，夺回了庙宇^[31]。镇海人民也先后发动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斗争。英美强盗在镇海、宁波绑架掳掠“苦力”，致使群情愤怒。其后果是“使人民起来把任何落到他们手里的任何一个万恶的绑骗党徒，实行野蛮的处置办法，以图自卫”。^[32]

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半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引起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战争暴露了清政府在外国侵略者面前的无能，战后赔款又落到了人民群众身上。宁波的劳动人民的赋税负担越来越重，这使许多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破产，被迫走上反抗斗争道路。宁波府各县及余姚等地抢劫巨案，层见叠出，尤其是战争后宁波带来疮伤更多。当时宁波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仅鄞县、镇海两地有难民1.9万，清政府不得不把他们遣赴绍兴、金华、衢州、严州等府属各县安排。这一时期当过鄞县、慈溪知县的段光清也说：“夷扰以来，民不畏官，乡民因软求无效，改为硬干。”^[33]战后十年，宁波人民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奉化县张名渊等反对田赋增耗的斗争。

清政府为了弥补财政空虚，将战费、赔款转稼到劳动人民头上。第一期赔款中，浙江就垫款80万元。为此清廷在浙江推行“截半之法”，就是“上忙而预征下忙之税，今年而预截明年之串”。各官吏乘机敲诈勒索。银价贵又给人民加重了负担。奉化县钱粮旧征正银一两外加耗银七分，每两银连耗完缴折制钱1880文。1838年（道光十八年）加征制钱2220文，到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库书戴家珍等又令每亩加征制钱30文，计每亩加征正银一两连耗计钱2420文。这样，奉化人民赋税负担更重，生活更加贫困，终于爆发张名渊反田赋增耗起事。

1845年秋，奉化乡民张椿、张名章、朱庭芳等到官府陈诉，知府李汝霖不仅包庇奉化知县王济，而且把代表扣押起来进行鞭打，激起了民愤。10月22日，“乡民负耒赴城者以数万计”他们推张名渊为首，发动斗争。王济闻讯逃跑，李汝霖也急忙躲起来。宁绍道台陈之骥伙同提标参将百胜带兵来奉化剿捕，被乡民打败。“乡民突出击之”，“夺其器械逐之，执其将者数人。百胜穷蹩，易衣装匿”^[34]。接着，浙江巡抚梁宝常派按察使蔡琼带兵到奉化，道光也下令调军队前来镇压。在敌人“剿抚兼施”之下，起事队伍分化，一部分地主：绅士出首，农民群众由于没有领导，也迅速被打散，起事很快失败。

张名渊发动的抗田赋增耗斗争，虽存在一定局限，但它是宁波人民反抗斗争一个重要内容。这次斗争不仅有一定规模，而且给予封建统治者以很大打击，迫使清政府把每两银耗完缴的钱额降下200文。宁波、奉化的官吏在群众斗争浪潮中也被查办。“知县王济先因增加粮价，酿成京控，该府李汝霖审纨此案辄复凌辱生监，以至不服”，两人“即行革职拿问”，宁绍道台陈之骥，“前往该处不能弹压，实属懦怯无能者，暂行革职”^[35]。宁波的其他地区也发生过反抗斗争。余姚人民一直有抗租斗争传统。1825年余姚东北乡佃农联合同心，“抗租不还”，业主催租，佃户持器械向殷实富户“掳掠”。1844年，余姚佃户胡阿八等展开行动，抱定“抗租不还“宗旨，若“业户催租”，便持械对抗。连续几年，他们除“结群毁富门”外，对平日收租苛刻的地主，并一再给予严厉的打击。诸如，1845年4月，宁波、余姚等地盐民不堪官府及盐商压榨，聚众捣毁盐商店铺。1848年1月，县署对出海渔船强行勒索“出口费”，渔民聚众毁关；1849年，鄞县农民发动起义等。

总之，鸦片战争后十年，宁波人民痛苦到极点。广大群众在继续开展反侵略斗争同时，进行反封建斗争。革命的力量在积蓄，宁波与全国各地一样正孕育着更大的反封建的浪潮。

1844年元旦开始的宁波开埠，虽然是被迫的，但毕竟使宁波从封闭走向开放，对日后宁波经济的发展发生极为深刻的影响。(www.xing528.com)

首先，宁波开埠后，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迅速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运行过程，从主要依靠国内的埠际贸易开始转为依靠国际贸易，宁波的市场成为国际市场一个重要部分，其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了。

其次，宁波的被迫开埠，英、美、法等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在江北岸的“外人居留区”实施了一系列特权，我们的主权遭到了严重破坏，但从另外一面看宁波也吸引了大量资本和先进技术，从而为宁波日后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再次，江北岸的“外人居留地”在城市管理中，引进了西方的先进管理方法和经营方式。这些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的传入，必能进一步促进宁波近代化发展进程。

总之，宁波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明清以来，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的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宁波开埠，从而使宁波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宁波人民不但遭受封建统治者的压迫，而且还要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凌，但我们应该看到宁波开埠后，必将沟通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

注：

[1][8][9]《南京条约》，参见《近代中外条约选析》第8页

[2]《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料选辑》上卷，第1分册，第107页

[3][6]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卷

[4]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81页

[5]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404页

[7]（日）植田捷雄：《关于中国的租界的研究》第388页

[10][14][16]费正清：《中国沿海贸易与外交》第1卷，第170、349页

[11]《英贸易头人来信》，《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下册，第478页

[12][15][21][32]严中平：《五口通商时代疯狂残害中国人民的英美“领事”和“商人”》，《严中平文集》第121、125、126、127页

[13][27]郑绍昌主编：《宁波港史》第152、170页

[17]《浙江巡抚管烴弇群查照耆英现定章程妥办通商事宜上谕》《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下册，第460页

[18][19]严中平：《“浮动地狱，，里的滔天罪行》，《严中平文集》第109页

[21]《北华捷报》1859年7月23日

[22]王尔敏：《宁波口岸渊源及其近代商埠地带之形成》第58页

[23]连横：《台湾通史》第23、411页

[24][25]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第1册，第547-548、399页

[2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73页，1975年版

[28]《两广总督耆英奏报查探浙江一带英国船来往并节次办理情形折》，《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辑》第401页

[29]《光绪定海厅志》卷28《大事志》咸丰二年条

[3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5

[3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

[33]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第52页

[34][35]《光绪奉化县志》卷11，《大事记》

[36]《清实录》宣宗朝卷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