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的过程。英雄的中国人民从来不向邪恶势力低头。在鸦片战争期间，面对英国侵略军的进犯，富有保家卫国爱国传统的宁波人民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为保家乡的一草一木，与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奋战，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丽的篇章。
宁波是鸦片战争期间直接受到侵略的地区之一，英国侵略者破门而入，给宁波人民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侵略者的野蛮行径，激起了宁波人民的无比仇恨，宁波人民从维护国家独立和保护自身的利益出发，自发地组织起来，打击入侵之敌。1840年7月5日，英军占领定海。与清政府张皇失措、屈服妥协相反，定海人民掀起反侵略斗争。“白骨暴如莽，淫掠殊未已。伤哉穷岙民，愿为王土死”的诗句反映定海人民同仇敌忾的斗争气概。教谕金土奎、生员兰新余代表舟山各阶层人民向清政府提出请战书：“犁锄棍棒皆可兵，妇女儿童咸杀贼”。[1]人民群众不约而同地起来斗争，或用计取，出其不意袭击敌人，或暗中在英军使用的水中下毒。农民们击毙出城英国兵，把英军围困在城中。各层土民有力者捐钱，无力者出人，互相团练，各自为守，“见有逆夷即行擒解”。[2]由于缺粮，英军不得不派一名汉奸下乡征办粮食，农民立即将他擒获。英军缺乏饮用水，只能把水渠里的脏水、臭水作为食用，以至疾疫流行，死亡的人很多。一些士民不顾身家生命，“用毒药熬成浓汁，在于井泉溪水间乘夜遍投，该夷饮而成病，死亡相继，殆无虚日。现在查出白夷尸骨已有六百余具”。[3]据当时参加侵略的英国军官自供：“我们所仅仅能得到的水是最坏的一种，颜色微黑。由于得不到新鲜食物，饥饿和喝那种发黑的脏水，痢疾、疟疾和发热症终于在英军中流行起来。”在登陆定海的几千名英军中，很快就死亡400人。“在一支不超过4000人的军队里，兵员住医院疗病就有5329人次，死亡有448人。”[4]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也写道：“苏格兰来福枪联队完全消瘦到皮骨，……第47团的情形简直不见得好一些。无疑，这种现象当归根于缺乏新鲜而有益的食物，以致使兵士的体质容易染受这里所流行的虐疾和发热症，因为我们发觉军官中间病例情较轻，而他们的食物是比较丰富的。”[5]这就表明，从1840年7月13日至12月31日，英军住院为5329人，死亡448人。就死亡的人数说，英军舟山病死的人数是其两年多战争中战死人数的5倍，以1841年1月舟山驻军数量1762人的话，那么平均每人住院3次以上。
镇海、慈溪、余姚等地人民也给英国侵略者沉重打击。1840年9月15日（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日），一艘载重300吨的武装运输船“风鸢”号，驶到慈溪观海卫一带探测，乡民们包围了上岸的侵略军，击毙7名英国军，生擒了4名。当晚，“风莺”号窜到余姚胜山头附近（今属慈溪市），撞在沙里，被陷沉没，其余24人强夺过往的盐船登岸，到胜山头村劫掠。次日，士人沈贞率健壮的农民数日人前往围捕英国军。渔户、盐民及兵勇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约有千余人。经过激战，英军受伤、堕海者多人。“毙其一女西，余多黑奴，共获夷二十三人”。[6]9月18日，道格拉斯等5人所乘小艇漂回三北沿海，盐民胡承锦等将其诱人河内，全部把敌人捕获，前后共捕获英军25人。1841年3月20日，英军兵轮“佩斯汤基·伯曼基”号到镇海峙头盛岙（今属宁波市北仑区）洋面游弋，乡民严鹤林、李永扬等人诱捕了船长威士德，把他解至镇海大营，被裕谦下令磔杀而死。
面对城里居民迁徙一空，英军曾贴出“章程”诱骗居民回城，这个阴谋很快被揭穿。定海的渔民、农民大批地内渡。各村岙的人民逃至宁波者就达数万人。人民群众的坚壁清野，使英国侵略者只能发出凄惨的悲哀：“（定海）简直一个人影也看不见。成千上万的人已经离城而去”。“城的附近看不见公鸡和母鸡。就是听得一只鸟叫，也难得再叫了”。[7]9月16日，英军炮兵上尉安突德携带随从到城郊山上测量地形，定海农民包祖才、包阿四兄弟率领农民鸣锣聚众，用锄头、石块打死印度随从，活捉了安突德。宾汉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这样记载：“由于进攻的人敲锣呐喊，把谷中的居民都惊动起来了，这样在一个峡谷里集合了强有力的一队，逃走差不多是没希望了”，“暴徒（指居民）们用大石块乱砍老人（似）的头”，“把他（安突德）双手反缚，双膝并捆，把一大块东西塞进他的口中”。[8]安突德上尉被俘后，很快被人民群众扭送到官府。
在整个反侵略斗争过程中，宁波人民充分发挥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机智勇敢的斗争精神。他们面对强敌，开展灵活机动的方式进行斗争。定海县36岙民众联合起来，散发《告白》宣布：遇英军”即杀，见船无备遂烧”，“一次无成，二次再举；水战不胜，陆战再图；明不得手，暗可施谋。或放虫下毒，或挟刃行刺，使彼有防所不及防，备有不能备”。[9]宁波民众也散发了《公启》。揭露英国侵略者占据定海、镇海、宁波后所犯罪行：“烧毁房屋、抄掠银钱，奸淫妇女，强夺牲畜，使我人民不得安居，生者流离，死者暴露，一切耕种和买卖皆不能做，其惨毒不可胜言”。号召“大家公议，各自为主，或一人而聚数十人，或一人而聚数百人，以至数千人，或数万人，愈多愈好。或用暗计，或用明攻，总要把红毛夷人除灭，不在浙省滋闹，我等方能享泰平之福。”[10]
在宁波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中，最有战斗力而富有影响的是黑水党的抗英斗争。黑水党首领是徐保、张小火、钱大才，出身贫苦。徐保原为鄞县山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后来由于地主诬害他“挟众闹事”，被迫逃到舟山。他有绝技逾墙越屋，矫捷如飞。他们耳闻目睹英国侵略军的暴行，切齿痛恨。徐保的宗旨是“劫富济贫”，并且制定了“戒离群”的严格纪律。正因为这样，浙东的人民群众纷纷参加徐保的队伍。“投奔徐保者，愈趋愈众，聚有健儿三百余名”。[11]
黑水党的名称来源，求我山人在他的遗墨中已做了介绍。徐保目赌英军烧杀抢掠的强盗本性，对众兄弟说：“今兹国难方殷，正男儿报国之机也。于是加强组织，制军规，定旗帜，服色尚黑，因名黑水党”[12]。英军的侵略暴行，引起浙东人民的强烈义愤，他们自发地起来为反对外国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黑水党”的出现就是沿海地区人民反抗英国侵略者的结果。
黑水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狙击敌人。“分伏郡城，并于江中置八桨水艇，伺英人出狙击之”。[13]英军巡街，“两夷先后行，方磔格格笑，后者忽无声，回视之，已失头而仆。前者大骇，僵立若槁木，俄顷又失其头”，或者是装扮成夷人持竹杖，“夷人近与语，遽刺杀之”。[14]并且以长藤为环，“暗默候城外。闻城上巡者过，为怪声惊之。夷倚堞俯视，遽以藤环钩其头而坠。……城上夷谓坠者误失足，且闻其颠蹶，皆伸头下视，思援之，又尽为偷所钩”。[15]
黑水党的抗英斗争在浙东有很大的影响，推动了浙东地区各地群众的反侵略斗争的发展，有许多诗文歌颂黑水党的抗英斗争。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谣：
“黑水党，金刀枪，单杀赃官和奸商；
黑水党，银刀枪，刀杀洋鬼子，枪刺害民官。
小渔船，鱼满舱，鱼儿不送臭鱼行，恼得渔霸盯白眼；
小渔船，鱼满舱，满舱的鱼儿献黑党，献给黑党充军粮。”[16]
黑水党的抗英斗争，使英国侵略遭到很大的打击，惶惶不可终日。英国侵略者也承认：“我们占据宁波的后期，一种拐骗我们的军队已经很盛行了”。[17]被宁波人民打得晕头转向的侵略军，如惊弓之鸟，日夜担忧，草木皆兵，看到四乡流入宁波的乞丐，也“恐疑中有阴谋，将仓卒袭取之者”。后来英军为什么会迅速撤出宁波？固然有许多原因，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宁波人民的沉重打小之下，英军已感到难以长期维持下去。当时就有人作曲说：“夜畏偷儿（指黑水党一一引者），昼畏乞儿，畏昼畏夜，不知去诸”。[18]咸丰年间勤县人陈康祺说得更加明白：“西人之陷吾明州，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日庚戌，其明年三月乙亥，始弃郡城，越二日，并弃镇海。时将军奕经、参赞文蔚辈，张皇战功，以收复告，诏第诸将劳绩，升赏有差。其实宁波之复，偷儿徐保、张小火及其党六十人力也。”[19]在这里，陈康祺明确指出英军退出宁波不是奕经、文蔚的功劳，而是以黑水党为代表的宁波人民抗英斗争。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当然，徐保也有其局限。他曾被清军捕获送绍兴大营，原鄞县知县舒恭绶劝其戴罪立功，推荐给杨威将军奕经。奕经命令徐保偷洋人的头，并给予奖励。为此，他“偷”得侵略军的头数百，使得英国侵略军心惊肉跳，日夜不安。徐保为此得到五品冠带，他的同伙也因此暴富。但在大敌当前，面对外国侵略者的淫威，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徐保能与官府合作，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他应该加以肯定的。徐保的“黑水党”，多次神出鬼没地狙击英军，充分显示了宁波人民捍卫祖国主权的爱国热忱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是当时浙东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面光辉旗帜。
宁波近代历史表明，宁波人民革命斗争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两个任务是互相关联的。不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就不能很好开展反封建斗争。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统治者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封建主义则是外国资本主义统治宁波的主要社会基础。所以，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同时，必须反对封建统治者。为此，宁波人民在前近代的反对外国资本主义斗争中，总是与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
伊里布时为钦差大臣，来浙江指挥作战，但他却求和心切。《晓谕定海士民告示》就称“敕令本大臣不得复行攻击”；要求定海居民“各安耕读，各保身家。如果夷人并不向尔等扰累，尔等不得行查拿”。伊里布在这里明确地把定海老百姓捆上手脚，不让他们抗击英国侵略者，完全是一副妥协、投降的嘴脸，丧失了国格、人格。在懿律等人的战争恫吓下，伊里布早已吓破了胆。定海民众包祖才诱擒了英官安突德，把其解至宁波，“伊里布优待之”，英人20余人被民众所执，伊里布”亦膳养周备”，对这些俘虏，伊里布“谕以缴还定海，一体释放”。[20]在定海、镇海战役中，作为浙江战场的重要指挥官伊里布也多次逃窜，胆小如鼠。尤其是1840年11月6日，钦差大臣伊里布私自与英军签订浙江停战协议，并遣散乡勇，撤海防军3000余名和招宝山守军，激起了民变。针对伊里布的撤防，1840年11月15日，镇海众绅耆为反对伊里布撤兵，贴出《告居民知单》。严正指出：官兵失守定海“易如反掌”，定海城内外遭到敌人”残害占据、抢夺奸淫，不可言状”，而钦差大人却“将各路官兵撤回一半”，同时把招宝山的驻军也撤走。《知单》还指出：招宝山是“全浙咽喉之地，险要异常”。[21]侵略者曾“由后山登岸”，如果撤去招宝山的守军。到时，“伤惨已无及矣”！最后，《知单》号召“老幼男女”为了国家和数十万镇海人民的生命安全，要行动起来，反对伊里布的撤防。
11月16日，镇海民众举行大规模请愿运动。他们“鸣锣聚集千余人赴钦差大臣伊里布行寓”，[22]揭露了伊里布对英军妥协罪行，“钦差（伊里布）出示晓谕，禁止我民不敢擒拿夷众，藉以自安”。[23]强烈要求加强防御，收复定海。各阶层都参加了这一请愿。绅士朱为藩、耆老吴南枢等分别向伊里布提交了请愿书，针对伊里布撤兵，义正词严地指出：由于提督祝廷彪等人守卫招宝山，“以及各处员弁分守要害，夷船不敢闯入”。如果撤走乡勇，英国侵略军必定乘我无备，直冲关内，“枪炮上下夹攻，城中数十万生灵均为粉矣”。[24]请愿书愤怒地批评“粉饰太平”的人，“此皆误国误民，深可痛恨！”[25]并且指出，“英军狡诡，其目的是……懈我军心，空以求和，全无去志。”[26]同时阐述了加强镇海防守的重要性，“镇海为浙东门户，欲守宁郡，先保镇海，镇海安则宁郡自安，浙东亦无不安矣”。“镇海为天险之区，守之极易……但恐守之者不尽心耳”。接着不无讽刺地说：“兹星使欲驻郡城，以去镇海，此固大君子坐不垂堂之意！身等自处险地，岂敢攀留？但守御之法，究宜筹备”。[27]请愿书认为：如果按英国人的要求撤兵一半，那么，钦差大臣真是“不失信于夷人！”在这里，镇海人民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伊里布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最后，请愿书明确指出，要加强镇海防务，伊里布必须“没法防御，堵截江口，追回已撤各兵，一一筹备停妥，然后来往郡县，不失调度，小可以保宁郡，大可以保浙东矣”。[28]面对着强敌入侵的险恶形势，上述认识是很可贵的。
朱为藩、吴南枢等士民呈送的请愿书，言词恳切，语言激昂，洋溢着爱国之情，反映了镇海各阶层人民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抗击外来入侵的坚强决心。(www.xing528.com)
镇海人民的请愿运动，是宁波近代史上一次较大规模的群众性爱国运动。它向外国侵略者和一切屈膝投降、出卖民族利益的人发出警告：宁波人民是不好欺侮的。中国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来解除这种压迫。
注：
[1]《浙人无名氏赋定海失陷诗十二首》，《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2期
[2][3]《钦差大臣裕谦奏为遵旨酌筹定海善后事宜条款折》，《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上卷，第416页
[4]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01页
[5][7][8][17]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下册，第306-313页
[6]《光绪余姚县志》卷12
[9]《定海县民人告白》，《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537页
[10]《宁波众义民公启》，《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下册，第376页
[10][11][16]求我山人：《黑水党抗英纪闻》，《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下册，第374页
[13][14][15]徐时栋：《偷头记》，《烟屿楼文集》卷12
[18]徐时栋：《乞儿曲》，《烟屿楼诗集》
[19]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5，《徐时栋（偷头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
[20]《光绪鄞县志》，《大事记》
[21]《镇邑众绅誉告居民知单》，《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下册，第337页
[22][23]《钦差兵部尚书祁繍藻奏陈途中闻见定海失陷后情形折》，《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下册，第334页
[24]《镇海耆民等公呈》，《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下册，第335页
[25][26][27][28]《镇海士民等公呈》，《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下册，第336-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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