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商品经济日益活跃

古代宁波经济结构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给自作的自然经济。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但这并不是说，在封建社会中，宁波完全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了。

宁波的商品经济，是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隋唐以前，宁波的渔业和盐业在经济生活中占着重要地位。宋以后，江南经济随政治中心南移而有所发展。宁波“男耕”、“女织”的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有所提高，尤其是明清两代又取得进一步发展。这些情况表明，自然经济结构已经开始分解，商品经济有了发展。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纺织手工业提供原料的棉花、蚕桑业等相应发展起来。为供应市场和城市发展的需要，茶叶、果树等开始成为独立的行业。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宋以后，与农业脱离的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农民多种棉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种棉费力少而获利多。棉花在宋元前称“吉贝”或木棉。南宋末，宁波已种植棉花。当时夏税也以棉征收。到明代种植面积更为扩大。宁波各县及余姚普遍种植棉花。尤其是余姚、慈溪、马渚等14个市肆大量销售棉花。余姚、慈溪所产的棉花质量很高，亩产已达二三百斤，成为明代种植棉花的主要地区之一。《嘉靖余姚志》记载说：余姚的棉花“产海濡，经为絮，或纺之作布，民尤大利之”。^[1]

棉花的种植面积在清代进一步扩大。余姚、慈溪、镇海遍植棉花。乾隆时，“姚邑北乡沿海百四十余里，皆植木棉。每至秋收，贾集如云，东通闽粤，西达吴楚，其息岁百万计。邑民资是以为生者十之六七”。^[2]以后随着海滨沙地日涨，种植益广。浒山（今属慈溪市）所植木棉有乌子红、穿紫花、绿树槿花数种。不仅大塘的北面海地种植棉花，而且塘内民田亦有种著，盖工省而利倍。嘉、道年间的高杲专门写了《吉贝花叹》，描绘木棉的种植：“吉贝花，吉贝花，利普海疆胜丝麻。四月始下种，七月花开陇。白露一零雪球拥，松江淮北棉不重。浙花出余姚，群芳谱中特选挑，只怕秋风带雨潮”。^[3]这首歌谣反映了棉花已成为三北人民重要的经济作物。当然，棉花的国内市场狭小，棉花商品生产的规模也是很小的。

棉布商品化生产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扩大。首先是纺与织的分离，城镇农民从事纺织已不限于农民家庭副业。农妇织布显然不是自给性生产，而是为了出卖或是领取加工费而进行的生产。奉化、慈溪、余姚一些地方已出现了脱离了农业、生活全赖纺纱织布维持的现象，出现了专业纺纱织布户。顺治间，奉化剡源乡农民宋樊荣的妻子“纺织以佐其夫”。雍正时，慈溪人沈周行母亲“集邻妪里媪，出纺织之套，得布若干丈命周行出贸山县”。乾隆间农民德成以织梭衣为业，不久去世。家中生活困难，其妻日夜勤操作，不离机抒，“以谋糊口，卒以是长育遗孤，俾有家室”。嘉庆五年以后，鸣鹤、逍林等地设有布市进行买卖。松江地区不产夏布，多自慈溪贩运而来。《阅世篇》记载说：“葛布有数种，出于浙之慈溪、广（东）之雷州者为最精。”^[4]可见当时已经普遍出现了靠织布为生的手工业者。

与纺织业、丝织业有关的专门的浆染业也很兴盛。余姚有雇佣专业的染工。据记载说，余起贤在龚维能染店做工，每月工资800文。这表明余起贤是完全与生产资料脱离，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他与龚维能的关系已经是商品货币关系。

桑树种植也是农产品商品化的表现。宁波的种桑面积日益扩大，成为产桑养蚕的重要产地。象山县洪武年间每里种桑树2亩，如按象山为15里计算，则栽桑30亩，出现一片桑园。1462年（天顺六年），宁波府仅岁办桑穰就达16000斤，可见种植桑树十分普遍。奉化“桑麻平野田”，宁海、余姚也广植桑树。史书就有鄞县“妇勤蚕织”的记载。清初的勤县学者万斯同在他的《鄮西竹枝词》中记载着鄞县东村、西村、林村（今鄞县横街镇）蚕桑业情况。词中说：“独喜林村蚕事修，一村妇女几家休？织成广幅生丝绢，不数嘉禾濮院绸。”^[5]

林村明时蚕利大兴，清初依然不废，栽种大量桑树。象山在1824年（道光四年），全县栽桑拓13320株。余姚、慈溪也遍地植桑，“桑产塘北蚕地，有低桑、高桑二种，低桑叶小而瘠，属本产。高桑俗曰海北桑，叶大而肥，栽植园宅及河堤。自蚕利兴，腴地亦间种桑”。^[6]一些诗中有“种桑复种枣”，“桑枝更袅袅”之句。^[7]由于蚕桑业发展，收入可观，桑价昂贵，慈溪、余姚在1719年“桑价腾涌，贫不能买叶者，甚至弃蚕满地，汉即遣人备厚价四出求桑饲之”。^[8]占地少的养蚕人家不种桑，化钱购买桑叶。占地很多的富户，却广种桑树，出售桑叶。桑木成为致富的经济作物，栽桑已属商业性质的农业经营。

茶树在宁波所属各县及余姚、宁海都有种植。四明地区在明初广种茶园，慈溪县的第10、4、5、8、9都，广种茶园，并设茶局，每年采鲜茶叶1400斤，贡茶芽260斤。奉化的雪窦茶也很有名。陈廉《登雪窦》诗中就有“试采新茶寻涧水”之句。黄尚质专门写诗描写四明山区采茶姑娘忙碌采茶情景：“女伴乌椎髻，携筐去采茶，归来笑相指，都插杜鹃花。”^[9]茶以余姚、慈溪、鄞县、象山、宁海为多。太白茶、仙茗、十二雷都很有名。李笏的《采茶曲》就有“石竹园边毛竹遮，二茶才过又三茶。如何城里垂髡女，晓起妆成但采花”和“阿婆昨日天童去，茶味何如太白山”^[10]之句。李邺嗣的诗中也有“太白尖茶晚发枪，霥霥云气过兰香。里人那得轻霑味，只许，山僧自在尝”^[11]的说法。但是茶的生产已经普遍具有商品性质。黄宗羲曾借别人之口说：“山中无别产，衣食取力于茶”，“以茶园为产业”。《乾隆余姚县志》还录黄宗羲《南雷诗·制新茶》:“檐溜松风方扫尽，轻阴正是采茶天。相邀直上孤峰顶，出市都争谷雨前。两管东西分梗叶，一灯儿女共团圆。炒青已到更阑后，犹试新分瀑布泉。”^[12]这里不但生动具体地描写了瀑布茶采摘制造过程，证实当时的制茶技术已由蒸青发展为炒青，而且表明四明的茶叶已作为货物上市出售。余姚在乾隆年间产茶3400担。

由于果树有其经济效益，宁波在明清因地制宜地发展名牌产品。诸如镇海的金柑、奉化的水蜜桃、鄞县的桔柚、慈溪和余姚的杨梅，已经成为农业中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

宁波是我国金柑重要产区。明末清初，镇海金柑已成片栽培。成书于康熙年间的《花镜》（陈扶摇撰）记载：“金柑，一名金桔，多产于江南太仓与浙之宁波。”镇海金柑在当时已经运销于上海、杭州、苏州等地，不但国内享受盛名，而且是驰名海外，尤其在日本有很大影响。约嘉庆末道光初，宁波商船已经把金柑远销到日本。陈嵘先在他的《中国树木分类学》中记述：“日本名曰‘宁波金柑’传系宽政十一年（1799）有宁波海舶东渡日本，停泊于静冈三保地方，居民柴田孝太郎得此果实，播种养苗而传播于各地。”

柑桔盛产于象山、宁海、鄞县小溪。清初学者万斯同的《鄮西竹枝词》中就有“小溪桔柚旧知名，未入园林令已馨”之句。经营柑桔的经济收益是很可观的，桔一亩比田一亩利数倍。奉化的水蜜桃，慈溪、余姚的杨梅在明清也远销国内外，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商品交换的发达也扩大了各级市场。宁波在宋代就出现了地方市场。北宋名词家舒亶（慈溪人）在他的诗中提到明州“四郭皆有市……草市朝朝合”^[13]。南宋《宝庆四明志》专门设有“市”项目。明清以来，市场分布更为广泛，出现了勃兴时期。其主要表现：

首先，集市数量急剧增多。从宁波府及所属5县的集市情况看，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宁波府集市数为22个；1462年（天顺六年）宁波府33市；1559年（嘉靖三十八年），宁波府44市；清代康熙年间，宁波府76市；清代雍正年间，宁波府80市；乾隆年间（1736—1795），宁波府113市。

时属绍兴府的余姚县，明代集市遍及城乡，有临山、浒山、姚家店、蓝溪（陆埠）、新坎、梁弄、马渚、周巷、天华、方桥、垫桥、黄清堰、埋马、石人山、匡堰等15处。清初，随着经济发展，集市增多。康熙时增皇封桥、沈塘饼桥、大塘新市、庙山、第四门、湖堤、低仰堰、塘堰桥、朗霞、天中、彭桥、蔡家堰、石婆桥等13个市，计28处。乾隆时增宝藏、悦来、天元、长河、百两桥、回龙桥、上塘、五车堰等8处，计36个集市。^[14]

其次，集市开市日期增加。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期间宁波形成定期集市。比如象山县，在明代是“十日一市”。白石市逢九有市集，坟头市逢四有市集，南保市逢五有市集，泗洲头市逢二有市集，三角市逢七有市集。^[15]均属十日一集。在清代初期，市集发展为“五日一集”。据《雍正宁波府志》记载：附郭市，一六有市集；南堡市，五九日有市集；溪口市，三八市集；泗洲头市，三日有市集。^[16]

时属台州府的宁海县各市的日期均匀地分布在1旬（十日）中的每一天。明末，宁海县有10市，其中一市——朱岙市，二市——桐山市、竹林市，三市——西店市、停旁市，四市——沙柳市、夏奇岙市，五市——汶溪市、桑洲市，六市——南门市、朱岙市，七市——柘浦市、岔路口市，八市——梅林市、梅枝市、停旁市，九市——东岙市、深畈市、胡陈市、北门市，十市——桑洲市。从全县看，一旬中从1日到10日（或11日到20日，21日到30日），每天都有集市，其中朱岙为一六日市，停旁为三八日市，桑洲为五十日市。属于五日市外，其余均属十日一市。此类“十日一集”的巾，遍及宁波府各县。慈溪的鸣鹤市、范家市、龙山西门市也为“五日一市。

再次，集市形式多样。宁波集市勃兴还表现在集市的多种形式。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综合性集市。一些集市因交通方便，地域适中，逐步形成交易粮、棉、油、山货、禽肉、瓜果、鱼鲜、蔬菜及生产资料等综合市场。比如，余姚的浒山等市（今慈溪）在清初就有鱼行、果行、柴炭行、木棉行、米行、鸡鹅行、猪行、羊行、布行等。一般为凌晨上市，近午散市。

二是庙会集市。明嘉靖年间，宁波普遍出现庙会集市。参加者大多为附近农家男女。每逢庙会期，香客、游人、农工百作、商贩艺匠携带货物，择地搭棚设摊买卖，交易商品多以手工业、竹木及生活用品为主。庙会集市一般为2到3天，有的3到5天，各地举行的时间不一。以慈溪万寿寺（时属余姚）庙会、洋山殿庙会、芦城庙会、文武殿庙会、胜山庙会、庙山（时属余姚）庙会，龙山尚王庙会、周巷平王庙会，以及天元市庙会等著称。庙会期间，邻近乡民赶集，远处客商云集，南北百货竞销，集市贸易十分兴盛。

三是专业集市。这一期间，宁波出现了不少专业集市。包括棉花、丝织、粮食、水产品、竹木山货等。棉花集市有慈溪的彭桥、逍林，余姚的周巷、泗门；水产集市有慈溪的新浦、篮溪、坎墩，象山的弦歌（丹城）、爵溪、昌国、石浦，舟山的沈家门、岱山等；山货竹木市有鄞县的凤岙、韩岭、小白，慈溪的文溪、车厩、黄墓、大隐；丝织品集市有鄞县的小溪、林村，奉化的泉口等。这些专业集市十分兴盛。比如，鄞县小溪妇女咸事蚕织，”出售于市。率以五鼓往，日大明而散”^[17]。府城后塘街市的水产品集市品种多，市场繁荣。“千万鱼鲤叠水涯，常行怕到后塘街。腥风一市人吹惯，夹路都将水族排”。^[18](www.xing528.com)

第四，集市有一定规模。这一时期，宁波的一些集市已有一定规模，府城及市镇里的集市设施齐备，有商店、工场、茶馆、酒楼、旅馆等。府城有8个集市。其中东渡门外和灵桥门外两个集市，具有相当规模。灵桥门集市是主要商业区。这里以药材、木器、篾器、漆器为主，还有南北货、海产品等。灵桥西侧，停靠各种海船，十分繁荣。“鄮地原因贸易名，灵桥彻夜有人行”。余姚城区的集市，商行林立，街上有鱼行、果行、柴炭行、米行、鸡鹅行、猪行、羊行、布行等专业行栈。鄞县横溪的集市有130家商店。奉化的南渡市，明代天顺年间有酒馆、饭店、旅馆，接待来赶集的客商和乡民。慈溪的文溪市，天启间集市有一定规模，“此民富庶，商贾辏集，有酒楼三座，歌管之声不绝”。^[19]

上述表明，明至清朝前期，宁波的集市从全面考察，无论数量与规模都是兴多于衰，存多于废。从清初到鸦片战争前夕，宁波新兴了100多个集市，其中大多数是在嘉靖、万历年间和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形成的。这就反映出这样一个规律，从洪武元年（1368）明王朝的建立到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的爆发这472年之中，宁波集市的发展，出现了两个“勃兴”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明代嘉靖年间。这是明中叶江南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第二个时期是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康乾盛世”又恰好是江南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宁波的集市在这两个时期“勃兴”，正好说明它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商业的发展，促进了交引铺的的出现和钱庄业的发展。商业信用关系的兴盛始于宋代。随着商品交换的日益频繁，各种有价证券大批出现。在这基础上以交引买卖作为主要特征的交引铺也应运而生。交引铺经管交引买卖、货币交易，重视作保活动，并经营布帛等生意。在南宋，主要集中在都城临安和明州（庆元）等地。庆元府（宁波）在市区及城郊设有西门、南门、沈店、宋诏桥、望春桥、江东等6个引铺。庆元引铺资本比较雄厚，仅6个引铺每年征税达10912贯文，其中江东引铺2642贯210文，南门引铺2636贯667文。^[20]交引铺在明州（庆元）的普遍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商人资金周转不灵的困难，有利于弥补政府人中现钱不足的缺陷和人中贸易的顺利进行，对庆元的商业经济发生不少影响。

尤其是明清宁波的钱庄业的发展，更是商品经济发展产物。明中叶以后，由于宁波商业发展，特别是远距离商业活动频繁，以存放、汇总业务为主的钱庄逐步在宁波形成。康熙、乾隆年间，宁波钱庄开始普遍出现，银钱兑换为主要业务的大同行、小同行钱庄产生，宁波当时有钱庄40余家，都集中在今天的江厦街一带。《宁波金融志》记载：“清乾隆三十五年至五十三年（1770—1788），该处连续三次大火，原有房屋几度重建，商号多有变迁，钱庄业以资本雄厚，实力雄厚，因而滨江列屋日益为钱庄所为。”^[21]由于江厦街一带皆为钱庄，遂后有“钱行街”之称。1796年（嘉庆元年）宁波的钱庄业勃兴。当时是“银钱市集高下呼吸，与苏、杭、上海相通。转运既灵，市易愈广，滨江列屋皆钱肆矣”。^[22]

宁波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其主要表现在航运业。明代中晚期，宁波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商业资本十分活跃。当时海外经商的有独资和合资两种形式。富商大贾往往独家经营，资本小的一般以一人为主，招集亲戚朋友合资经营。居住定海（镇海）商人李茂亨、唐天鲸、方子亭、严翠梧，他们打造商船三只，其中李茂亨、唐天鲸一人经营，分任船长，并雇佣帮手薛三阳、董小等人。方子亭、严翠梧二人合资经营。由方子亭任船长。王在晋在《越镌》中就有“一船方子亭为长，而合本者之为严翠梧也”的记载。商人、船长采取合本（股）形式，雇佣把舵、水手出海贸易。他们所经营的历史，就是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过程。商船的业主（老板）同船上的雇佣帮手是非常明显的雇佣关系，是一种自愿的、平等的买卖关系。

注：

[1][19]《光绪余姚县志》卷六《物产》

[2][4][20]乐承耀《宁波古代史纲》第299，381、19页

[3][6]《余姚六仓志》卷17《物产》

[5]万斯同：《鄮西竹枝词》，见《宁波市志外编》第1006页

[7]魏耕：《食酒八首》，《雪翁诗集》

[8]《余姚六仓志》卷宗32《徐氏家谱》

[10]李笏：《采茶曲》，《四明清诗略》卷4

[11]李邺嗣：《李杲堂诗文》，《杲堂诗辑补》

[12]黄宗羲：《制新茶》，见《黄宗羲全集》第11册《南雷诗历》

[13]舒亶：《舒懒堂诗新集》卷1

[14]《余姚市志》第8章《集市贸易》

[15]《嘉靖宁波府志》卷9《经制志》

[16]《雍正宁波府志》卷8《建置志·市集》

[19]《天启慈溪县志》卷2，《坊巷亭市》

[21]《宁波金融志》第4章《钱庄》

[22]《宁波金融志》《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