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厚基下台后二十年的平民生活,大体上居住在三处。一是天津,二是丰县邢桥,三是丰县新庄。在天津先后蛰居的地点有:英租界伦敦道(今成都道)世界里12 号;日租界吉野街(今察哈尔路)兴隆里(东北起察哈尔路,西南至山西路,宽2.6米,长81米)14 号住宅;日租界伏见街(今万全道)40 号。他在法租界督军街(今和平区赤峰道)也有房产。张仲先生在《天津房地产发展概况》一文中说:“太监‘小德张’在今河北路、赤峰道转角处以三万银元建楼一所(今赤峰道90 号,和平区武装部,笔者注)福建督军李厚基下台后,看中此房,以十万银元的高价向张兰德(小德张)购得。”(《天津文史丛刊》第四辑,第95—96 页)据其孙女李华讲他家曾在今赤峰道70 号(天津市国家税务局涉外税收管理分局)小洋楼居住过,1935 年孙传芳被刺杀身亡后搬出。他行踪无定,常换住处的原因,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因为他已决意远离政坛,免得再招是非,所以,当城里形势紧张于己不利时,便到乡下住上一段;而当乡下形势紧张,自己受到威胁时,便到天津租界居住。无论是住在城里还是乡下,他向来是深居简出,闭门谢客,少与官方接触,尽量避免张扬。空下来的时间,或用于阅读史书,或用于太极拳锻炼,或用于授课孙辈,或用于同家人闲话聊天和玩牌自娱,而更多时间则是用于攻练书法,笔墨自乐了。
他一生酷爱书法,始终坚持临池不辍。他的书法,雄稳大气,用墨凝重,严守法度,功底很深,早已在民间广为流传,迄今许多博物馆还藏有他的作品。现存丰县博物馆内由李厚基书写的一通戴氏扬名碑,其碑中的大字,气势磅礴,神采飞扬,其中的小字楷书,端庄娟秀,用笔严谨,实不失为书道精品。现台湾博物馆也藏有他的书法作品。
李厚基闭门谢客赢得清闲之后,正好用来临池练字,提高书艺。李任先生与李厚基系叔侄关系,李任年小但长李厚基一辈,两家同住天津,李厚基大约每月接李任去他家一次,每次都能看到李厚基聚精会神在书房写字。写字之前,先由名叫魏昇的佣人,将墨磨好,然后再叠好三张宣纸,请李厚基书写,每天要写48 个字,一年四季,无论酷暑寒冬从不间断。
李厚基习书,最常用的是《圣教序》和《多宝塔》碑帖,而最喜欢的是颜体。他对李任说,颜真卿的字古朴雄厚,做人也要像写字一样,要讲究诚实敦厚。
李厚基每次回乡闲居,慕名前来求书者络绎不绝,人们都以得到李督军一件墨宝而为快事。凡有人求书,李厚基都会笑脸相迎,热情接待,有求必应,而且认真书写,从不敷衍了事。人们看到他一点架子也没有,更加敬慕他的为人。(www.xing528.com)
李厚基喜爱书法,也喜爱初习书法的儿童。有些孩子也经常在大人的带领下,来到李厚基家中,请他批改临池作业,传授写字技艺,李厚基见到天真可爱的孩子十分高兴,一丝不苟地评点作业,手把手地教其写字,情景十分动人。最后,还要送给每人一幅字,让家长和孩子们高兴而去。曾居北京的李鸿钧先生,幼年时得到李厚基先生的多幅墨宝,至今奉为珍宝。
除了写字,就是看书。李厚基书房有他亲笔写的一幅楹联:“除却读书无所好,恍如造物与同游。”这幅对联,反映了他酷爱读书,恬淡人生的心态。
李厚基的晚年不涉身政治的原因:一是来自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命令陈公澍成立军统天津站,专门监视下野督军,孙、李都在受监视对象之列。孙传芳再三告诫李厚基说,蒋介石心毒手狠,千万不要在政界活动。当时国家主义派人物左舜生、张君劢等,蒋介石对他们也恨之入骨。李厚基偶尔在孙传芳那里碰到他们,便急忙避开。二是来自日本方面的压力。日本不择手段拉拢下台督军,直系头目吴佩孚对其旧属管得很严,不让直系军阀为日本干事,且自律三不主义:一不要姨太太;二不存钱外国银行;三不住外国人租界。吴佩孚的做人骨气,自然也会影响到李厚基。
为了逃避现实,躲开政治,李厚基、孙传芳等人平时除在一起听台戏、玩麻将、练写字、资助教育、设棚放粥之外,另一个活动便是诵经拜佛。孙传芳在东南角建了一个“居士林”佛堂,规模可观,在天津颇有名气。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靳云鹏为林长,孙传芳自称知源法师。李厚基每周随孙前往参加诵经会,但不虔诚,倒是其弟李厚恩成了真正的佛教信徒。1935年,孙传芳在佛堂被施剑翘刺杀,李厚基也就再也不去诵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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