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友于世猷-马季相声搭档,享名于60年代

挚友于世猷与相声名家马季搭档多年，享名于20世纪60年代。马季之代表作《找舅舅》、《登山英雄赞》、《打电话》等均是在他们合作时期产生的。他台风清新潇洒、捧哏严实文雅，与逗哏庄谐得当。人又聪明绝顶，台词过目不忘，一段“新活”多半不是死背，而是几遍对词“顺”出来的。1961年我从北大毕业分配至说唱团，侯宝林大师鼓励我要从小学生学起，当晚就观摩他们演出。散场时他跟我第一次握手笑着说：“大学生当小学生来了！”

小于属大龙，那时刚二十出头，原为鞍钢工人，1958年因调演崭露头角成为专业演员。侯大师甚是属意他的敏悟，经常指点技艺，并常单独带他出入政协组织的“笑话会”等。他与马季也常去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演出。彼时，主席身边的一个女服务员钟情于他，他自然欣喜若狂，人也越发精神勤奋起来。但不知何处吹来乌云，不久女孩即对他的品德质疑。当时我是团支书，曾接待她，虽百般申辩解释均未奏效，小于遂从此日渐消沉。

“文革”不久他便与另一回民女性结婚了（他也是回民）。谁知未出蜜月便又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他住在团里还未起床，排练厅的其他人员恰好“早请示”。他被吵醒，又因心情不佳，便推门大嚷：“你们这是喊冤哪！”试想，把“早请示”说成“喊冤”岂不是铁定的“现行”？！再加上他因无颜见到新媳妇又摸电门自杀未遂，于是复加上“抗拒”、“挑衅”之类的“新罪”。不久便与我等一道赴干校听凭命运了。(www.xing528.com)

但在干校军管代表眼里他是工人出身，最多是“小鱼一条”，而不似我可能“钓成大鱼”，其理论根据是我是北大出身，而那里是“右派”的源头。于是在“帮助”他时总是诱导与我“划清界限”。小于自然明白醉翁之意。他的聪明之处正在于：每次发言必字里行间流露我对他深有影响，却不说这影响是好或坏、落后抑或反动。而我在当时的感受是他总“罩着”我，就像儿时捉蟋蟀那样令其难逃手心。但终归他未加一句不实之词于我，我俩遂成患难之交。

20 世纪70 年代我们先后调进天津，他到曲艺团不久又入狱四年，仍是极“左”路线所致。我遵侯大师之嘱每月都去看他。没有别的能力，只把供应我的有限香烟全部拿上。我知道那里甚于干校是需要袅袅烟云陪伴孤独的。他终于提前出来，并在打倒“四人帮”之后与苏文茂、师胜杰合作演出过，其风韵犹存，不减当年。只是酒喝得越来越多、话变得越来越少了。但那不是消沉，而是一种开脱，一种在历尽沧桑之后的简单与平淡。我们很少往来，在相安无事时我们都默契是不必往来的。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偶尔去他们团公务，常看见他蹲坐门口与狗为伴，一边呷着啤酒，真像是“秀色可餐”。他与我的谈论不再是家事国事天下事，而只是他们团的谁谁我应该评论鼓吹，我的某篇文章小可犹佳等等。闹“非典”时，他还打来电话问候全家，并告诉我他很好，但很少下楼，雇有保姆照顾，要我放心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