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书筠和小岚云各占京津，她们都是“刘派”嫡传弟子，堪与骆玉笙鼎足而立，是鼓曲史上风云一时的人物。她当年红在津门，除去“刘派”的高亢洪亮而外，更有“白派”（白云鹏）和“少白”（白凤鸣）的妩媚低回及渊实苍劲。她表演极佳，台缘甚好，观众常以其在家的昵称径呼为“三姑”。1953 年应白老之约赴中央广播说唱团，为该团元勋和台柱。1961 年我分配至团时首先与她结识。每天练功她都等我到场：弦子不响我不去，我若不去她也弦子不响。我对鼓曲的些许认识就是在这熏浸中渐次获得的。她为人方正，艺如其人：不仅行腔使调响遏行云，说话做事也痛快淋漓，落地有金石声。她与白老私交更好，每谱新声必征求白老意见，善则取，不善则舍，绝不曲意逢迎，有时竟争得面红耳赤，但心无芥蒂，过后便忘，有男人气概。她的许多新腔据说就是与白切磋，鼓套子也是从白学得的。
孙老师有“角儿”的风度，但无“角儿”的架子。1962 年说唱团赴两湖两广巡回演出，她唱倒二，侯宝林攒底，令北方曲艺响彻江南。其时马增蕙演唱的单弦《财迷县官》为白凤鸣所作。贪财的县官总是谐音打岔：“没找着”听成“是金镯”；“没找到”岔为“是钞票”，并以“金镯子更是好东西”结底。孙于是奚落说：“这是因为团长本人耳聋，不然谁也不会打岔离了谱儿。”自此“金镯子”乃成了全团话柄，适值“困难时期”，每到一地，下车伊始大家便去找“金镯子”（好东西），在桂林别无可买，我们竟把当地闹钟抢购一空，连本人也无目的地买了两个。“文革”开始，她自然因“三名三高”与“一小撮”同时被揪出。三十几人的说唱团至此已有十七八个黑字号。但她从容不迫，十分坦然，除去衣着随众简朴、不再多说少道而外，从来临阵不慌。批斗她问甚答甚绝无妄语，令其交代社会关系竟密密麻麻写了几张，调查属实无一遗漏。她的态度被“左”派称做“茅房砖头——又臭又硬”。
去干校时她已年过四十（1922年生）。终日在菜园劳动，赶上“三夏三秋”也要“大叉抡、抡大叉，心中想着亚非拉”，那种“活着干死了算”、“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是并不逊色于人的。批斗别人她也得发言，但从无高调，也从不血口喷人，常从检讨自我开始。批判我的会上她竟再三说出“实事求是”的话语，这在当时是被理解为“消极对抗”的。翌日在地里干活，她居然面对我说：“走到哪儿是哪儿，没事儿！”我知道她是针对我日益沮丧的情绪而言，这话不仅鼓舞了我当时的生望，并且成为至今的人生理念。记得，山东孔庙大殿有“中和位育”四字：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这不正好由孙老师的话做注解吗！干校将解散时河南洛阳地区拟建文工团，他们找到我并希望由我推荐人才，我跟孙书筠一说，她就爽口答应：“你去哪我们去哪！”只是不久林彪一垮，局势又发生了变化，想走也不可能了。(www.xing528.com)
打倒“四人帮”后她焕发青春，艺术精进，又拆洗和编演了不少传统及创新作品，演唱风格也更加炉火纯青。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加拿大教授石清照来华，由我引荐拜她为师，尔后她便去美国讲学、表演，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有益贡献。因之，对她括以“大将”二字或许能勾勒出几分其人其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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