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山西会馆的建立和作用

会馆是同乡人在异地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清代商业的繁荣发展，使会馆在各地不断涌现。从清康熙至嘉庆年间，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个兴建会馆的高潮，会馆组织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商人就利用会馆形式，在通商大埠建房舍，作为往来住宿、联络乡谊、扶危救困、排难解纷、贮藏货物、交易及酬神、议事、宴乐的场所。商人利用会馆可抵制外帮的竞争，扶持本帮在商界的势力，成为客居外地商人的重要依托。

在流动的社会里，离开家乡在外流动的人们需要寻找到一种与家乡相似的社会环境，以解决在外流动过程中对“家”的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在外流动的商人把“家”的“习俗”带到异乡，用建筑物的形式再裁出一定的空间。据记载，最早的山西会馆“坐震向兑，大门一间、门房一间、客厅三间、仪门一座、南北厢房各三间、正厅三间、过道偏房各一间、茶房厨房各一间”。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重建时，设大殿三间，还新增了廊庑、乐亭等。嘉庆十一年（1806 年）改建为山西会馆时，又“盖两廊舞楼，南房、西轩、东厨建造俱备”。为满足在会馆中集会、宴会、敬神、演戏、议事、寄宿等之需，这些建筑是必备的。此举，旋被同“喜其义，服其行，称善再三”，将“外镇之西商”凝聚在一起。

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山西商人冯承凝、贾汉英等在河东粮店街建立山西会馆，以此作为“西客烟行聚议之所”。嘉庆十二年（1807 年）山西杂货十三帮48 家富商公集巨款，在天津估衣街中间地段的山西会馆内创建了晋义堂，作为山西盐、布、当、票、铁、锑、锡茶、皮货、账、颜料、银号、杂货等商帮的聚议之地，馆内“各有公所。栋宇巍焕，局面堂皇，内祀关圣帝君，无僧道住持”。该馆存项甚巨，皆本省人捐纳。后又在杨柳青镇建立了第三座山西会馆。票号是长期左右晋商各会馆的主要势力。

晋商会馆的建立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严格的管理制度上。晋商会馆最初实行的是值年制，以资本雄厚的典当行商为总值年。值年首人秉公办事，他们轮流换班，均须协力举善，勿得徇情。又设有司事、馆役等管理会馆事务。会馆的管理与运行机制一般都可从不断完善的会馆规约中反映出来。规范个体行为，进行内部整合是会馆的主要功能。如山西旅津杂货十三帮又在锅店街共同修建了山西会馆。会馆的组织者于嘉庆十二年（1807 年）、道光九年（1829 年）先后两次制定和修改章程。刚成立时，它就制定了一系列比较严明的规章。1919 年（民国八年）6 月6 日山西会馆再次修订《会馆章程》，以达“和衷共济，一秉大公，乃昭信守而垂久远，乃是我帮之厚望焉”。1930 年山西会馆又颁布了《山西旅津同乡会办事细则》等，细则对保管事业、文化事业、福利事业都做了详尽的规定。《新章程》的部分规定，使我们能对民国初年山西会馆的运作机制窥见一斑。其主要内容是：

1.机构设置及职责。民国年间，会馆设正副会长各1 名，评议员2 员、调查员2 名，实行值年办公。“每年各帮轮流推举值年，既受责任者，勿得辞劳，以为公益是为至祷”。“每年旧历九月十八公同推举值年正会长、副会长、评议员、调查员，该旧任者将一切事件均交新任接办，是日阖帮诸君齐集到馆，以备选举，幸勿推辞至要”。另外，会馆内之司事员，公定每位会长的薪水为大洋六百元整，每年的六、腊两月向正会长支用，兼管文牍簿记等事，即之诸凡外交事宜并各屋内应有一切之家具器皿等项，均许该员随时调查，俟后倘若再有遗失短少者，以向该司事员查究质问。既受责任者，须得认真办理，勿许滋生弊端，如违约法者，即行革职，不准逗留。会馆下设会计股、文书股、庶务股等。每股都规定了明确的责任。

2.筹划经费。会馆经费的来源主要是按照京、通两帮之担头款公同确定的。会馆规定：“每长年各多加银一两，分列甲、乙、丙三级。甲等长年应出担头西公砝银十三两，乙等长年应出担头西公砝银九两；丙等长年应出担头西公砝银六两。”会馆严格的财务制度淡化了愿意加入会馆者的报酬观念和索取愿望。会馆在筹集各帮款项的同时，也较注重开辟其他资金财源，如规定：“其余别处各帮均照临时运货载内所抽，每担均照津钱二十文，均按两千文作大洋，此款以照冬、六两月分为两季缴纳，以备会中应需一切之经费，务祈各台号乐从襄助是荷。”

3.祭祀活动。每逢旧历九月十七各帮齐集，“公至会馆内，恭庆关圣帝君金龙四大王神前，呈供献戏一天，以求神灵默佑，永保平安。是日之期，务望善台驾临早至拈香，准定上午六句钟到馆，每号一位，各带香资大洋贰元，至期祈勿推误”。“馆中每月朔望之期，神前祭祀敬备香烛纸马供献等项，仍照例预办，需钱若干详细簿记，以预年终清册报销”。会馆同籍人的祭祀活动，于娱乐中寓教化，促整合，使祭祀活动成为聚会活动的载体，对扩大会馆的规模具有积极意义。

4.制定商规。商务活动是天津山西会馆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会馆规定：（1）馆中不准携带家眷，窝藏赌博匪类以及吸鸦片等情，均行禁止，如违者一经查出，重办不贷。（2）会馆所进之款并一应之账簿，均交值年正会家经管，嗣后倘能集款至五百两，以长年九厘行息，须得副会家联保，以昭信用。如不足五百两，免息。倘会中有应需之款，以凭收据支取，庶免错误至要。（3）各帮各执担头账簿一本，每年挨第轮流值年，抽起担头之款额，如将款集齐，均交正会收入银钱账簿，须得正会盖戳，免失错误。（4）会中应用馆役两名，任由该司事自雇。唯该役等长年之工钱，以由该司事自行开销，本会中一概不管，须得该司事员随时考查，不准滋事生非，查出革除，不准逗留。以上可以看出，会馆制定商规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加强对商人的控制力，规范商人的经济行为，求得商业经营臻于极盛。同时，这种规约也使得天津的山西籍商人建立起有序的商业秩序，无疑对会馆的存在和以后的商人规范经营起到了一种示范作用。

5.为同乡子弟办学校。20 世纪40 年代中期，山西会馆成立了私立山西旅津小学校、私立山西旅津中学校。校内设有英语补习班、商业补习班、图书室、阅报室等。(www.xing528.com)

6.兴办福利事业。如消费合作社、职业介绍、医疗室、法律顾问、婚丧礼堂、义园公墓等。

天津山西会馆具有向个体商人提供经济保证的功能，只要遵守其规约（习俗制度），接受它的管理，就可以享受到它的帮助与庇护，尤其是遇到纠纷、官司、灾难、破产时，会显得更加重要。如果生病、死葬者同样可以在这里得到帮助。每逢年节，同乡人可以聚集在这里参加喜庆、娱乐等活动。这对长期在外奔波的商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抚慰。

历史事实不止一次地证明，会馆的兴建是与当时的生态环境分不开的，当然山西会馆也不例外。概括地讲，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出于商人经济行为的需要。明清时期，商人中的地缘性、业缘性依然表现得十分突出，其原因是随着商人队伍的不断扩大、商业活动的活跃以及商业范围的扩展，逐渐形成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已经积淀成一种传统习俗，这就是说，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侨居异地的人们，就会设法在更大的社会圈中寻找以地缘为关联的共同利益者，进而组成较小的社会群体，以满足自己经济行为或归附心理的需要。

二是出于管理乡亲、联络乡谊的需要。清代天津商业的繁荣与发展，各地商旅的增多，交易的频繁，利润的增加，促使在异地经营的商人们迫切要求有一种地方性的同乡组织，以求情感上的寄托，“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每逢年过节或每月之朔望，同乡欢聚一堂祭神祀祖，聚餐演戏”，“天涯聚会，握手言欢，诚足乐也”。桑梓之情成为旅外同乡商人最易接受的纽带，也正是依靠这种联系纽带，各区域商帮才得以不断开拓自己的活动空间。

三是出于祭祀神灵的需要。商人们有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崇拜着各种各样的神灵，特别是对行业神的崇拜尤为虔诚。为祭神拜神而建会馆的情况也很多。神作为一种精神纽带，通过信奉活动，把商人们联系起来，其结果也使商人们之间，增进友情，加强联系，在心理和感情上得以沟通。

四是出于追逐商业利润的需要。清代中叶以后，山西商人在津开设店铺，坐贾经商，有的甚至在天津购田置产，安家娶妻，占籍天津。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会馆的建立，不仅便于商人往来，而且还利通商贸信息；不仅便于存货，还便于客商居住。同时，建会馆一方面可以借同乡之力互相提携，彼此关照，在商业经营中互予方便。同时还可结成团体，代表本籍、本地域的商人与官府进行交涉，维护本籍、本地域商人的经济权益，又可以出面调解商务纠纷，保护本籍、本地域商人的经济利益。于是，客居天津的山西商人建立了以乡谊为纽带而结成的团体——山西会馆。

山西会馆在成立之始至民国元年为繁盛时期；民元以后至20世纪30 年代中期为平常时期；30 年代中期至解放前为保守时期。解放后基本没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