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人在天津的传统行业经营概况及近代票号的发展

16 世纪前，天津城从一个军事据点发展为一个沿海要塞。从16 世纪开始，天津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北部的一个主要的商业都会。天津是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明初就有一部分人从山西迁入。天津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商埠，一直是晋商的重要活动地。

明末清初，寄籍天津的晋人中已有发达者，《天津县志》中记载的大同人张文元便是其中之一。清顺治十年（1653 年）天津遭水灾，张文元捐资济荒，善资不菲，被赐予八品服。清康熙七年（1668 年），天津再遇水灾，其子张琦捐粟数百石，以拯饥民。晋商义举被津人称颂。据档案记载，山西商人从事的行业“众多难以数计”，下面是他们投资经营传统行业的概况。

一是盐业。天津长芦盐的开发，曾是天津开埠前城市发展的两大经济支柱之一。作为天津赫赫有名的“八大家”之一的王家，就是来自山西。王家因早年曾开设益德号钱铺，故称“益德王”，旧宅在城里户部街。清咸丰年间，创业人王益斋在城西永丰屯一带以放印子钱（高利贷）为业，后开设德号钱铺，资金不多，全靠印发钱帖周转。王家钱铺还为盐商代购苇席、麻袋，得一绰号“麻袋王”。清朝末叶，外国货币涌进，中国银两银元并行，币制紊乱，为银钱业者提供暴利发财的机会，王家即由此而发家。其后，王家在“德兴裕”引名下，拥有河北省开州、长垣、东明、濮阳引地，后又租办了大名、清丰、南乐三县，成为大盐商，并出任芦纲公所的纲总，成为盐商大户。王家聚敛暴富后，还开设有当铺、海货店等商号，并兼并土地数百亩及大片房产。因王家的财产主要部分是在恒德字号下的市区房地产，因此他们得来了“王半城”的雅号。1900年开始，王氏拥有东霸引地的一半股权。

天津大盐商中有一位家是山西徐沟的刘氏家族，最早到天津的刘裕业拥有河北省栾城等县的食盐专卖权，在他儿子的经营下，又获得获鹿和井陉县一带的专卖权。到20世纪早期，刘家的食盐专卖权被分为30.5 股，由家族的四支控制，每股每年可获取300两的红利。以20世纪早期一个中等阶层人的生活水准计算，大约每年开销8.5万银元。依靠盐业专卖经营并辅以其他投资——包括他在栾城钱庄的收入，可以养活刘氏家族的六代人。

二是票号。清代的康熙、乾隆时期，晋商进入鼎盛时期，天津的晋商实力亦愈加雄厚。据史料记载，日升昌、蔚泰厚等早期晋商票号最早出现于天津。

天津是开埠通商口岸，商业发达，又是洋务运动的中心。在天津的山西票号分号一方面经营与政府有关的公款汇兑，如各地解缴的海军、铁路等洋务经费等；另一方面承汇各地商品流通的资金往来，天津开埠初期票号在商务往来的资金周转上的作用更为重要。票号给外国洋行在内地采购提供信用支持。原来各洋行就曾数次派人到内蒙等地采购皮毛，始终不能顺利开展。19 世纪80年代后，洋行买办取得了天津票号的信用支持，才大规模经营张家口和内蒙等地皮毛的收购。如天津沙逊洋行买办得到在张家口设有分号的天津恒益裕票号的信用支持，到张家口收购皮货时，用天津票号的汇票付款，当地的卖家用汇票与票号或与该票号有金融联系的商家兑现，洋行则在天津与票号结算，从而完成了资金周转。洋货和茶叶等也是如此进行资金周转的。因此，天津的票号是维系天津与各地经济联系的通道，天津口岸与内地的金融流通，几乎为票号所左右，“各行商业无不赖市面流通，以资挹注。即外行各商取借于钱业，钱业以各银行、票庄为周转，声气相同，互相维系”。在天津山西票号分号，1850 年前后只有日升昌1 家，清同治年间增加到16 家，资本额达三百余万两。到19 世纪末有25 家。除一家位于针市街恒远里的“源丰润”为上海票号外，其余均来自山西。此时的晋商已具有操纵天津早期金融界的实力。正如20世纪初，天津海关帮办派伦（Lewis S. Palen）评论：1900 年前天津市场资金大约有六千万银两可以以现款或信用提供给商家，其中票号占2000 万两，外资银行与政府官员在征收与交库期间留备流通的政府款项为1000 万两，富商和高等人的周转金为1000 万两，钱票占1000 万两，另外的1000 万两是本地商人购货贷款的。

庚子事变天津沦陷，银钱业大多停业倒闭，票号暂时收庄。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推行清末新政，城市经济迅速恢复，1905 年有票号分号26 家，达到顶峰。但是，这时南帮票号源丰润和义善源上海总号倒闭引发了天津的金融恐慌，连累商家甚多，票号的信誉和实力大减，1910 年在天津最繁华的商业街——估衣街、锅店街和针市街的山西票号有21 家。仅估衣街上就有资本总额为24.6 万两的票号存义公，总号资本30 万两的百川通，总号资本24万两的志成信，而针市街上的中国第一票号——日升昌，总号资本达白银38.28 万两。在长度不足五百米的针市街上，竟开设拥有巨资的山西票号14 家。以后，随着银行的增加和自身倒账不断，票号伴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衰落。据有关史料记载，1916 年在天津注册的票号有19 家。(www.xing528.com)

山西帮票号的第一家是山西人在天津设立的日升昌票号。乾隆末年，山西平遥人雷履泰领本县股东李正华的资金，在天津开设日升昌颜料庄。他每年去四川采购“铜绿”，需要大批银两，无法携带，只有交镖局护送。花钱既多，又不安全，更不能保证交款时间。于是他悟出运用汇兑方式，两地互相调拨的办法。由于雷履泰擅长交际，开始商妥四川地方官府，由京津日升昌代其缴纳应该解运清政府的地赋税银，换取收据，再向四川官府兑取现银。后来又商诸四川来津购货商人，将现银交四川日升昌分店，换取汇票后，再到京津日升昌兑取现钱。去四川购货商人，则将现金交京津日升昌分店，换取汇票后，去四川日升昌支取现银。这样日升昌便可收取一定的汇水，比保镖费用少得多，而且安全、方便、及时。“不数年而日升昌之营业赢余，达数十万”。日升昌总号设在山西平遥。

在这支庞大的金融队伍中，乔氏家族的名声也响遍津城。乔家于清光绪十年创办了旨在办理埠际间汇款业务的大德通票号，总号设在山西祁县，后来迁到北京，并在全国设立分支机构四十余处，主营汇兑业务，兼营存放款业务。天津分号由于汇兑业务较多，全国四十余处资金调拨，均由天津分号办理。1921 年天津尚存的票号相继歇业，仅存大德通、大德恒两家。大德通收缩各地分号，留天津一处改为大德通银号继续营业。20 世纪30 年代又改为钱庄，一直经营到1949 年。

从1904 年至1914 年的十年间，山西票号商人为了挽救山西票号江河日下的局面，曾经三次公议组合资本雄厚的现代商业银行，但这些努力均遭失败。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北洋大臣袁世凯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却被山西票号拒绝。据《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42年的统计，山西商人开办的兑换业3家，银号6 家。

三是颜料业。最先进入天津的是平遥颜料商，在同行中取得霸主地位。乾隆末年，山西平遥商人雷履泰首先在天津经营日升昌颜料庄。山西人相继又开设了西裕成颜料庄，逐步形成行帮，垄断了行业市场。如德昌公、公裕、福兴恒等都是当地著名的颜料帮。据1936 年统计，天津油漆颜料业共21 家，其中10 家是山西人开的。

四是典当业。1941 年共有质业17 家，占全部质业店总数的80% ；当业22 家，占总店数的95% 。另外，档案显示，山西人从事货栈业的为两家，金银首饰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