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周恩来与伉乃如的亲密友谊

◎ 梁吉生

周恩来早年在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读书的时候，就与他的老师伉乃如结下深厚友谊，以后在重庆更以兄弟相称，这不仅成为南开校史上的吉光片羽，也是周恩来统战工作的一段佳话。

伉乃如先生

伉乃如名兆翰，天津市人，1891年生，1911年从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毕业后即到南开中学堂任化学老师，以后任张伯苓校长秘书兼南开大学注册课主任，并曾一度代理南开中学、南开女中教务课主任，有很强的办事能力，深于世故，善谋断，在职员教师中颇有影响，是学校核心人物之一。

1913年周恩来入南开时，伉乃如亦执教鞭不久，富有朝气，教课生动，很受学生欢迎。当时，中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有些学生与教师相差不多，伉乃如比周恩来也只大7岁，而且两人生日都是旧历二月十三。周恩来仰慕伉的为人，伉乃如亦赏识周的敦品励学，但两人熟悉起来则主要缘于共同的话剧爱好。早年南开，号称中国北方话剧摇篮，学校创办人严范孙、张伯苓均热心倡导。如早在1909 年校长张伯苓就自编自导了话剧《用非所学》，组织师生演出，并不顾校长之尊饰演剧中主角，这在当时真是骇世惊俗。上有所倡，下必风从。伉乃如多才多艺，既能扮演角色，又能指导演出排练，1914 年南开新（话）剧团一成立，伉便成为骨干，任剧团演作部部长。周恩来一度也是剧团活跃人物。他善解人意，理解力强，加上长相俊秀、白净，在当时还不时兴男女同台表演的社会风气下，常在剧中扮演女角，“牺牲色相，粉墨登场”。周恩来表演到位，颇得美评，“凡津人士曾观南开新剧者，无不耳君之名”（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伉、周在剧团里，不仅一起编剧、互评稿本，甚至一起下乡体察民情风物，而更多的是同台演出。如1915 年他们曾在《仇大娘》和《一元钱》中扮演不同角色，《仇大娘》一剧，伉乃如演大仇福，周恩来演蕙娘；《一元钱》剧中伉乃如演胡柱，周恩来饰孙慧娘。1916 年他们同演过三剧：一是《华娥传》，伉演店家，周演华娥。二是《老千斤全德》，两人分演童男、童女。三是《一念差》，伉乃如演王守义，又兼管幕，周恩来负责布景，同时管幕，两人又是互相配合。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工作，浇灌了师生的友谊之花。在中学四年里伉乃如与周恩来成为亲密朋友。

1917 年夏，周恩来中学毕业赴日本留学，还与伉保持联系。据伉乃如家人回忆：周恩来从日本多有信函致伉乃如。1919 年，五四前夕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参加并领导天津学生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就住在南开中学里。这年9 月，南开大学创办开学，周成为该校的第一期入学学生。这期间，同时工作在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伉乃如，有了较多与周恩来接触的机会，他同情周恩来和学生们的主张，也为他们的冲锋陷阵斗争精神所感动。1920 年1 月29 日周恩来因率领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赴直隶省公署请愿，被当局逮捕关押，伉乃如曾去看望狱中的周恩来。他们的友谊经历了岁寒时节的考验。

伉乃如早年加入基督教，在南开也不是思想激进的教师，但他重友谊，笃诚信，同情正义之举，这与周恩来先进知识分子的民主思想是有相通之处的，这也是五四时期他们的友谊的思想基础。这种友谊直到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后还在延续。周恩来在旅欧期间写信给南开师友的主要是马千里、严范孙、张伯苓和伉乃如等人。

伉乃如与周恩来重新见面并在新的条件下发展了两人的友谊，是在抗日时期的山城重庆。这时期周恩来与伉乃如亲密交往，既是传统友谊因子使然，又是作为共产党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伉乃如作为爱国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是同情和赞同周恩来所代表的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

1937 年七七事变不久，日本侵略者野蛮炸毁了私立南开大学，师生被迫南迁，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先是合组长沙临时大学，不久三校西迁昆明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南开被炸后，伉乃如未能立即南下，而是留在天津整理学校运到英国租界里的图书、仪器，并负责结束以往的校务。后来他去了“长沙临大”不到一个月因病又返回天津，张伯苓校长令其“负责照顾津校办事处一切事项”，直到1940 年5 月才奉召往赴重庆。在香港滞留两个多月，8月14 日始抵重庆沙坪坝南开学校所在地。

还在抗战之前，张伯苓就在重庆沙坪坝建立了重庆南开中学。战争爆发后，津地南开许多师生辗转来渝，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也在沙坪坝安营扎寨。沙坪坝为陪都文化区，前临嘉陵江，后枕歌乐山，地势平坦，环境清幽，水陆交通又很便利，不仅有南开，且有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及其他学府林立。时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的张伯苓常住这里，国民党许多政要及各界名人也住这里，如翁文灏、傅作义家属、汪精卫连襟谭仲逵及马寅初、柳亚子、范旭东、侯德榜等，一些文化名人如郭沫若、老舍、曹禺、沙千里、陶金、舒绣文等也常来南开。张伯苓所在的重庆南开中学津南村成为社会名流社交活动中心。

1938 年12 月中旬，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来到重庆。他为了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团结更多的上层人士和青年学生爱国抗日，便经常以南开校友的身份到学校来，有时是应邀来为师生作抗战形势报告，有时是来出席校内文艺演出活动，有时是来拜访师友。他的落脚点多是津南村23 号他的老同学、南开化工研究所所长张克忠教授家，或者津南村3 号老校长张伯苓家。伉乃如来到重庆后，他的津南村7 号寓所更成了周恩来经常出入的地方，两人的友谊更加挚纯。伉乃如在其《日记》中写道：“在余抵渝未久，得遇相别念余年的好友周翔宇、邓颖超，互相往来有三年之久。”这个时期成了伉乃如在重庆生活中最为留恋的日子，尤其是“皖南事变”前的一段时间，周恩来和邓颖超几乎每周都去南开作客，在伉乃如陪同下到老师、校友家串门，在校园散步，或向进步教师发放有关学习材料，或一起观看话剧演出。每忆及此，伉乃如就感到十分畅快惬意。1943 年《日记》云：

重庆乃一山城，关于天气及衣食住行，无一可令人留恋者。惟话剧一事，可称全国之冠。余居山城三年以来，同翔宇夫妇先后共听话剧约二十三出：《夜上海》、《国家至上》、《面子问题》、《家》、《北京人》、《遥望》、《大地回春》、《雾重庆》、《花溅泪》、《结婚进行曲》、《蜕变》、《闺怨》、《大雷雨》、《日出》、《屈原》、《复活》、《第七号风球》、《重庆廿四小时》、《天长地久》、《棠棣之花》、《清宫外史》、《江南之春》、《天国春秋》。其中以《蜕变》、《国家至上》、《北京人》、《清宫外史》为最佳。表演较佳之剧人张瑞芳、舒绣文、白杨、露西、孙坚白、陶金、项堃、魏鹤龄、钱千里、谢添、陈天国、蓝马、金山等。(www.xing528.com)

以上这二十多个话剧，有的是伉乃如、周恩来在南开校内观看的。重庆南开中学话剧活动一向十分活跃，不但师生自己演出，也邀请重庆的著名演员来校公演。但更多则是周恩来请伉在市内观看的。他们都是话剧行家，有很高的审美水平，边看边论，评头品足，给予艺术评价是常有的事。我想以上伉在日记所谈“最佳”剧目和“表演较佳之剧人”，绝不会仅仅是他的个人之见，或许也包涵了周恩来的艺术见解和评价。

伉乃如有时也邀请周恩来到校观看他自己导演的话剧。南开是很有些导演人才的，张彭春、张平群、曹禺、张道藩、伉乃如等都不是凡辈。伉乃如因经常有病，在重庆时导剧不多。据他自己回忆，1940 年5 月为南开中学1941 班毕业生导演《雾重庆》，1942 年10 月为庆祝南开校庆导演《北京人》，1943 年5 月为毕业班导演《大地回春》。南方局的同志也都知道周恩来的老师伉乃如有话剧爱好。有时周恩来不能脱身，他下面的同志就陪伉去看话剧。1944 年大部分时间周恩来不在重庆，5 月29 日张晓梅派车接伉乃如到曾家岩，由林伯渠出面接待，并陪观剧。伉在日记上记道：“在五月内进城四次。五月二十九日午后五时张晓梅派车来接，余携铁佩到曾家岩与林伯渠等谈。饭后同到银社观剧《两面人》，韩涛、魏鹤龄、赵蕴如等主演，十一点归。”

伉乃如时常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一同出入看戏，着实令人担忧。因为周恩来在重庆时时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跟踪。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就曾说过：“重庆对我来说是一个大监狱，到处都有特务监视，我的足迹最远不超过山洞。”伉乃如并非不知周恩来的安危所系，但他依旧与周坦然以处。他对关心他的人说：“你看我这穿戴和相貌，特务会搞我吗？”伉乃如景仰周恩来的为人，同情共产党从事的抗日大业，他尽心努力给予共产党帮助。重庆南开中学校医王慈吾（张伯苓内侄）是日本留学生，不满当时社会的黑暗，向往光明，伉乃如得知他的内心愿求后，便向周恩来引荐，终被输往延安参加革命工作。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打压愈加强烈。1941 年1 月发生“皖南事变”。几天后，周恩来到张伯苓校长家，伉乃如、吴国祯同在张宅。周恩来把印有“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新华日报》分送在座的每个人，并且十分气愤地说：“你们看看这千古奇冤！我新四军近万名英勇将士没有战死在抗日沙场上，竟饮恨于皖南事变的伏击中。国民党的一些人，用心何其毒也！”身为国民党高官的校友吴国桢进行辩解，两人激烈争论起来。张伯苓深知周、吴当年在南开读书时是最要好的朋友，担心今天两人争辩伤了和气，便从中调和说：“我看多晚儿你们俩不吵了，中国就和好了。”周恩来严肃地指出：“这不是我们两个人的问题。”伉乃如见他们辩驳不得休止，便把周恩来请到自己家中去坐。周恩来仍然很激动，说：“张校长被蒋介石迷住了。”（参见伉乃如之子伉铁隽《张伯苓在重庆时片段》）后来伉乃如对张伯苓说：“校长，下次恩来再来，不要谈国共关系了，谈谈咱校的金鱼和花比嘛不强！”

“皖南事变”后，国共斗争形势更加危急。周恩来在南方局内部做了充分的应变工作，以防不测，同时也对自己做了最坏的估计。有一天晚上，邓颖超突然来到伉乃如家，说：“我和恩来随时都可能被捕，我这里有一个小瓷盒交给你们，希望你们能替我保存好。盒内有恩来获得的勋章和我母亲的手表。”伉乃如对此重托视为最大的信任，每次躲避日本飞机空袭警报，伉家总是把小瓷盒小心翼翼地带在身上去钻防空洞，一直保存到天津解放以后。

1943 年春，第三次反共高潮将起，周恩来身上的担子更加沉重，与伉乃如的见面机会减少。6 月底，周恩来离开重庆，此后一年多留驻延安。在这些日子里，伉乃如患严重胃病，时好时犯，几乎不能工作，但一直不能忘怀周恩来，而且愈是在病中，愈是思念远方的朋友。1944年他在日记中写道：“三月七日夏历二月十三为余生日，因病未起，亲朋来家拜寿者甚多。翔弟与余生日均为二月十三。自余入川四年来，每逢是日均与翔弟同在一处欢聚终日。翔弟去岁七月间同颖超到延安，至今未归，卧病床上，颇感不快，且触动余之思念翔弟不置也。”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始终关心伉乃如。据伉日记所载：1944年1月13日“上午九时余，张筱（晓）梅女士来，谈甚畅，十时始去。临行约张女士与徐冰先生于夏历除夕来家吃饺子。”如前所述，林伯渠等曾邀伉到曾家岩吃饭，并陪同观看话剧。这年6 月周恩来还特地捎来一函由韩文信大夫转送伉乃如。伉得信后十分高兴，“当即复一函，烦曾家岩设法转递”（见《伉乃如日记》）。

1944 年11 月10 日周恩来飞返重庆，准备同国民党谈判，不到一月又回延安。此后为国共谈判，在两地间时有往还，来去匆匆。日本投降后，8 月28 日陪毛泽东飞抵重庆，9 月6 日又陪毛到津南村拜访张伯苓、柳亚子。南开人再次亲见周恩来的身影。

国共谈判更加艰难。伉乃如也忙于南开复员北迁的工作，周、伉难得相见。1946年“周恩来氏3 月31日来校访问伉秘书乃如，旋即离校”（重庆南开中学大事记）。这也许是与准备回北方的伉乃如的最后道别。4 月，伉乃如奉张伯苓之命回到阔别六年之久的天津，主持南开大学复校工作。10 月17 日南开大学在八里台原校址举行开学典礼。一年以后，即1947 年10 月28 日伉乃如因胃穿孔去世，享年57 岁。

此时的周恩来正日夜转战于千里之外的陕北。

周恩来逝世三十周年之际，写于南开园

2006 年1 月8 日　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