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直隶图书馆：藏书量巨大，排名全国第三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为挽救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慈禧太后被迫宣布实行“新政”（史称“清末新政”）。作为北京门户的天津，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后，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随着学校教育的普及，社会上逐渐形成了较浓的读书风气。但因私人藏书楼不对外开放，一般知识分子陷于无书可读的地步。为改变这种现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署直隶提学使卢靖以天津是南北交通之冲、为人文荟萃之处为由，建议设立面向全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公共图书馆，以更好地开展社会教育。卢靖（1856—1948），字木斋，以字行。湖北沔阳人。出身世代寒儒。光绪十一年（1885 年）乙酉科举人。历任直隶赞黄、南宫、定兴、丰润等县知县及察哈尔多伦诺尔厅同知。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署直隶提学使。为筹建公共图书馆，光绪三十三年十月（1907年11月），卢靖委派直隶学务公所职员张秀儒、储毓轩具体负责，卢靖并筹款五千两白银用于建筑馆舍、购置书籍器具等。因其热心建馆，得到清廷的褒奖。经过半年多的紧张筹备，于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一（1908年6月9日）正式对外开放。该馆馆址附设于直隶学务公所内（今河北区中山路296号第二医院）。该馆是我国长江以北最早建立的近代公共图书馆。该馆筹办过程中，学部左侍郎严修为支持图书馆的建立，将家藏图书共一万二千多部（约五万多卷，且多为善本）慨然捐赠该馆。此外，两江总督端方、两广总督张鸣岐、云贵总督锡良、浙江巡抚增韫、山东巡抚袁树勋、吉林巡抚陈昭良等人各赠其省书籍共几万部；直隶总督署又拨书一万余卷。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八（1908年10月2日），傅增湘继任直隶提学使后，复筹款购书十二万余卷，使该馆藏书量达到二十余万卷。其中，日文书有一千二百余种，英文书有三百余册。因其藏书量巨大，在清末民初时成为位居全国第三的公共图书馆。宣统元年（1909 年），傅增湘委派谭新嘉为该馆提调，负责编订书目，共编出《直隶图书馆书目》十一册，但该馆事务仍由张秀儒主持办理。宣统三年（1911 年）继任直隶提学使的蔡儒楷又将图书馆提调裁撤，由直隶学务公所社会科长韩补青兼管。根据《直隶图书馆章程》规定，“无论男宾女宾，凡阅书籍者均须领本馆领（阅）书证”。由于受“男女授受不亲”封建思想的影响，“当时对读者入馆阅览有男女之分，男女不能同日入馆阅览”。

1912 年春，该馆迁址于河北公园（今河北区中山公园）北部楼房，并更名为“天津直隶省图书馆”，归直隶省教育司管理，并由教育科科长李琴湘兼领馆务。新馆址有房间五十六间，楼上右八间房屋为藏书室，左八间房屋为办公室，中间十二间房屋为妇女、儿童图书阅览室。楼下左右两侧共十二间房屋为藏书室和出纳科，中间十六间房屋为成人阅览室。新馆左临国货陈列馆，右临美术馆，所处亭台错落，花木杂置，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

1914 年9 月该馆在东马路附设通俗图书馆（该通俗图书馆于1918 年脱离天津直隶省图书馆而独立建制），1917 年9 月为方便读者，该馆又加开了“夜馆”（至晚九时）。1918 年1 月直隶省教育厅委任韩补青为该馆名誉主管员，张秀儒他调。同年6 月教育厅改任前第二科长井蔚青兼领馆主任，9 月又改派严侗为馆主任。此时，教育厅给该馆拨交经费250 元，1920 年又增加到360 元。为统一管理，该馆又更名为“直隶省立第一图书馆”（设在保定的莲池书院改称“直隶省立第二图书馆”）。当时，严修常来该馆，并大力宣传和倡议各界捐赠图书报刊。于是，捐赠书刊和前来阅览者络绎不绝。

1924 年10 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有大批奉军驻扎在河北公园内，并强占了该馆，虽经多次交涉，但毫无结果。此例一开，几年之内该馆竟成为驻军之地，图书器具常遭破坏。幸赖全馆职工日夜保护，曲意维持，才使大部分图书免遭劫难。由于战乱不断，加之拖欠经费甚多，至北洋军阀统治被推翻前，该馆被迫闭馆。

1928 年6 月国民党政府统一全国后，将直隶省更名为河北省，该馆亦更名为“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馆主任亦更名为馆长。此时，虽然军队已经撤离，“然一切均待整理，势难开馆”。经过一年左右的整理，该馆重新开馆接待读者。因馆舍年久失修，于1930 年8 月二楼书库屋顶忽然坍塌，加之连日阴雨，馆内几成泽国，书刊再遭损失，因而又被迫闭馆。后经河北省教育厅拨专款修葺，于1931 年1 月重新开放。该馆设馆长一人，下设图书、编目和总务三个部，共有职工九人，分管馆内工作、对外联络、庶务、装订、誊写、编写书刊卡片目录和借阅等。该馆平均每日接待借阅人数约一百人，每星期六及星期日接待人数最多。借阅书籍以英文书刊和小说杂志为主，史、集两部其次，经、子两部借阅人数最少。

为方便读者借阅，从1932年起该馆与天津市立图书馆和河北省通俗图书馆建立巡回书库，并采用“刘国钧图书十进分类法”编写书刊卡片目录。1933年8月严侗辞职，河北省政府改派省府秘书刘潜接任馆长。后因刘潜赴冀东出任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教育厅厅长”，河北省政府乃派李琴湘任馆长。1935 年11月李琴湘升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河北省政府改派杨鸿绶继任馆长，并编印《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语文部别集书目》四册。河北省政府每年向该馆拨款9360 元。(www.xing528.com)

1937 年7 月底，日本侵略军进攻天津，天津总站（今天津北站）成为两军必争之地。因该馆靠近火车站而饱受战火，该馆被迫闭馆。为使珍贵图书免遭兵燹，该馆将珍贵图书分装三十余箱寄存于天津盐业银行。等到日军进驻河北公园后，该馆因经费无着而人心惶惶。杨鸿绶虽多方奔走，但亦一筹莫展。1938 年12月伪“天津特别市公署”成立，该馆遂改隶于伪“天津特别市公署教育局”，并更名为“天津特别市市立第二图书馆”（原天津市立图书馆更名为“天津特别市市立第一图书馆”）。此时馆内工作已全部停顿，图书也被查封，伪“天津特别市公署教育局”仅给员工发放工资以维持生计。后通过伪“天津特别市公署教育局”第三科科长陈葆光和日人坂野共同与驻公园日军多次交涉，驻公园日军才同意该馆将图书启封外迁，但限三日内必须搬完。该馆仓促间只得急租西关外联兴里230 号民房一处，并在日军的荷枪监视下昼夜抢运，终于按时搬迁完毕。因操劳过度，杨鸿绶一病不起，于1939年2月不幸去世。杨鸿绶去世后，伪“天津特别市公署教育局”聘请天津教育家郑炳勋继任馆长。郑炳勋上任伊始，感到西关外联兴里230号地势低洼，易遭水患，遂租城内鼓楼东大街164号（为买办徐朴庵住宅）中的15间房屋为新馆舍，并立即动手，终于赶在雨季到来之前将全部藏书搬迁完毕。不久，天津闹大水，几乎全市被淹，这批存于鼓楼东大街164 号的珍贵图书（包括严修多次捐献的善本书和他手书的日记）幸免于难。

该馆将全部藏书搬至鼓楼东大街164 号后，即向伪“天津特别市公署”请款添置图书和其他器具，等于是重新建馆。馆内员工主要工作是清理图书、造册登记、分类上架。经过紧张筹备，该馆于1940 年重新对外开放。因日伪统治不断加剧，该馆经费不断被压缩，无法购置新书刊，只好以现有书刊开展借阅工作，以致读者日渐稀少，终于陷入停滞状态。1943 年冬，郑炳勋辞职，伪“天津特别市公署教育局”改派赵鸿瑞继任。1944 年春，赵鸿瑞辞职，伪“天津特别市公署教育局”另派李凤石任馆长。亦因无法扭转逆境，不久，李凤石也辞职而去。伪“天津特别市公署教育局”又委任该馆图书部主任刘鸿志为代理馆长。刘鸿志与该馆员工勉强维持至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

在抗日战争八年之中，日伪当局为摧毁人民群众的抗日思想，从1937 年9 月起，不断派人到天津各公共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收缴涉及抗日和进步内容的书刊，该馆员工将一些进步图书藏于书库的天花板中，仅上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宣传性书刊，保存下来一批珍贵的文献。

日本投降后，该馆重新隶属于国民党政府的河北省教育厅，并更名为“河北省天津图书馆”。河北省教育厅委任井蔚青重任馆长。井蔚青上任后，呈请教育厅速拨专款，用以增购书刊、增添员工之用，并请该馆原编目部主任华凤卜回馆，整理编写完成中文书刊目录。经过近两年的整理，终于在1947 年完成《河北省天津图书馆书目》三十一册并油印出版，连同抗日战争前编印的《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语文部别集书目》四册，共计三十五册，读者也日渐增多。1948 年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失败，国统区内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而该馆经费却不见增加，最后竟至仅能订购一份报纸，读者从此绝迹，该馆不得已又告闭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