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揆一创办的《公民日报》，反袁世凯称帝

林　放

天津曾出版过一份《公民日报》，以反对袁世凯称帝为办报宗旨。该报因披露了袁世凯和日军商定的“二十一条”卖国密约并印“号外”发全国各地而轰动朝野，迫使“二十一条”成为废纸。袁世凯恼羞成怒，勒令封闭报馆，并将已印制和出售之《公民日报》全部查收销毁，以致日后在社会上很难找到一张《公民日报》。

刘揆一先生

《公民日报》于1915 年10 月由国民党元老刘揆一创办于天津，社址在原日租界旭街。该编辑部有张静庐、刘铸生、叶蓉闵、刘少山等革命党人。刘揆一任社长。但至1916 年3 月即被北洋政府查封。《公民日报》仅生存了半年就被扼杀，在近代天津报业史上是寿命很短的报纸之一。

但刘揆一由于曾出任北洋政府工商总长10 个月（自1912 年8 月至1913 年7 月）却被世人和子女误解为“ 投袁”，而成为一位“痛苦的革命家”。刘揆一辞官后在津蛰居3 年后迁京闭门著书。至1933 年刘回归故里湖南湘潭定居。直至解放后，刘揆一当年出任北洋工商总长之缘由和苦衷才大白于世。刘之七女刘孝媛特撰写了《追念我的父亲刘揆一先生》一文，以追悔对父亲生前的误解。

刘揆一，字霖生，号培英，祖籍衡山，1878年12月3月出生于湖南湘潭县一农家。刘自幼勤奋好学，读书过目成诵。虽因家贫而常辍学，但自学不懈，遇有疑难之字、义，逢人就请教，更喜听闻老者谈论古今往事。

刘揆一之父刘方峣（字朋远）为人侠义，曾在湘军服役，后被湘潭县府雇为“捕快”。由是刘揆一于1893 年随父移居县城，得就读于湖南经学大师王闿运门下，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至戊戌变法后新学兴起，湖南创办了一批时务学堂，刘揆一对新学更是求之若渴，曾把自己倒锁在房中，夜以继日博览新书。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害后，刘揆一悟出了“宜先破坏而后谋建设，欲革政先革命”之至理，于是他参加了马福益组织领导的哥老会党。1900 年刘揆一参与了唐才常借助哥老会力量拟在汉口起事的预谋，因事泄而未成。1903 年刘揆一自费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和黄兴相识。两人相见恨晚，常共同探讨强国救民之道，而成莫逆之交。刘揆一自日本弘文学院毕业后，即返回长沙和黄兴一起全力策划反对清朝之武装起义。他们借为黄兴庆祝三十岁生日之名，在长沙彭渊恂宅聚集了12 位志同道合的革命人士，成立“华兴会”，黄兴任会长，刘揆一为副会长。华兴会成立不久，即吸收了数百知识青年参加。为了准备武装起义，刘揆一和黄兴于1904 年和哥老会的马福益在湘潭茶园铺矿山会晤，计划于1904 年11 月16 日乘西太后七十寿诞之日举行武装起义，定名为“甲辰长沙起义”。但又因事泄而流产。刘揆一不得不随黄兴又东渡日本避难。

这次到日，刘揆一又结识了宋教仁、陈天华等革命党人，于1905 年7 月共同讨论华兴会是否加入同盟会之事。1906 年12 月同盟会领导的萍浏醴起义爆发。刘揆一之弟刘道一作为起义领导人之一被清廷杀害，使刘揆一痛不欲生，决心化悲痛为力量，于1907年3月加入孙中山领导之同盟会，并担任同盟会代理庶务之职。在孙中山、黄兴离开日本的日子里，主持了东京同盟会的日常工作，调解了同盟会的内部矛盾，解决了同盟会经济上的困难，一直艰难地维护同盟会。至1911 年准备发动武昌起义时，刘揆一即随黄兴返回武汉任革命军督战员。辛亥革命成功后，刘揆一被推举为同盟会十干事之一，成为孙中山的“三驾马车”之一。即黄兴主军事、宋教仁主宣传、刘揆一主内务。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为谋求全国尽快和平统一，而让位于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当时革命党人还有这样一个误识，认为推翻满清帝制后，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权问题已解决，当务之急是解决民生问题，发展实业、改善生活。因此，孙中山决定去实施修建十万英里的铁路计划，黄兴赴各地考察矿址，准备发展国家的矿产业。时袁世凯命陸征祥组阁正缺工商总长人选。黄兴即与宋教仁相商，主张由刘揆一入阁，并要刘脱离国民党，以便与袁世凯相周旋。刘正在考虑之际，黄兴又来电劝说，“脱党不过是手段，只要真能于党有利，则本佛教‘为普渡众生而先入地狱’，义不容辞”。在黄兴的授意下，刘于8 月8 日登报声明脱离同盟会称：“此次置身国务员中，虽实行个人主张，亦以国势所趋，别有苦意，惟格于党议，只得自请脱党。”对此，章士钊先生明言：“时则霖生先生体大业之艰难，哀民生之涂炭，恃与孙、黄二公之密交，不妨掩其迹而师其意，以期他日殊途同归，毅然出任工商总长……”国民党元老居正则指出：“揆一出任工商总长，是‘屈身以入阁，俾匡救其中’。”为此可明确：刘揆一之入阁出任工商总长，而一度脱党，是受命于孙、黄之密旨，为党为民而忍辱屈受。致一度引起世人和子女之误解。

刘揆一于1912 年8 月5 日正式就任工商总长后，即于11 月1日召开全国工商会议。会上提出培养实业人才，开办银行，划一度量衡制度等具体措施。又倡导工商立国理论，制定保护工商业法规，采取抑制强权垄断措施。还发布命令：“所有民国制服，均用本国材料，以重国货。”刘揆一这一系列扶实业，爱商民的政策、措施，全国工商界无不称颂，盛赞刘揆一“对于全国工商业异常尽力”。由此，又佐证刘揆一出任工商总长之所作所为，实为贯彻三民主义之民生问题。

1912年3月10日，刘揆一和黄兴等48人于南京发起成立了“中华民族大同会”，并于3月27 日以黄兴领衔，刘揆一、黎元洪、蔡元培、谭延闿、陈其美、张继等具名，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公电，以共同促进和支持中国工商业之发展。电文摘要如下：

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领域，共谋统一，保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携，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忍歧视，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

随着袁世凯之独裁野心日益暴露，宋教仁被刺杀，刘揆一于1913年即以赴沪为宋教仁吊丧为名，与黄兴晤面，商讨反袁之对策后，回京途中，于天津滞留，向袁世凯称病，提出辞呈。在1915年袁企图称帝，由杨度等组织筹安会时，又来诱说刘揆一在劝书上签名盖章，即先送五万元致意，遭到刘之怒斥坚拒。至此，袁世凯之反动本质暴露无遗。刘揆一即与刘铸生、张静卢等在天津创办了中华革命党在华北地区惟一的言论和通讯联络机构《公民日报》，以发表反对袁世凯独裁政府的文章为主要内容，刘揆一自任报社社长。

至1916 年初，刘揆一通过参加国民党之袁世凯族侄袁瑛（袁乃宽之子），得到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之卖国密约《二十一条》副本，刘即在《公民日报》上全文刊发。此卖国条约在社会披露后，举国轰动，全国上下一致反对，反袁倒袁之风更甚。国际舆论也谴责日本。袁世凯在一片唾骂声中恼怒至极，立刻下令封闭《公民日报》，并强行收回已售出之《公民日报》。对此，刘揆一并未退缩，而配合蔡锷云南起义，于同年4 月21日在《滇声报》上，又公开发表《劝袁世凯退职书》（摘要如下）：

自国体议兴，海内震动，民情沸腾，有若燎原……京师一城，号称安谥，实伏巨难……至于外交，险恶尤著……如是种种纷至沓来，究其致乱之关键，实在明公一人之进退……窃为明公计，惟有速解贵任，谢绝议事，退隐林下，优游天年，既消国家之忧，兼益一身之福……若乃顾恋，不自引退，则祸乱波及，终无底止……因思为国计，固莫如明公退避为善……特上追见……惟幸裁鉴。（见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3月26日）(www.xing528.com)

至此，刘揆一昔日入袁之内阁任工商总长之真相大白于世。

北伐战争时，刘揆一奔赴广州投入革命洪流。1933年蒋介石聘刘揆一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顾问。1934年他在天津《大公报》发表“救国方略之我见”，主张贯彻孙中山之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遭蒋之不满，被解除顾问职务。自此，刘隐居湘西洪江，过着清贫生活。

1949年全国解放后，刘揆一被人民政府委任为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1950年春毛泽东主席曾写过一封亲笔信问候刘揆一。因刘揆一早于1925年至1927年于湖南时，经留日同学杨昌济之介绍，曾与毛泽东相识，并帮助毛泽东筹措留法之勤工俭学经费。在反动军阀赵恒惕在湖南搜捕革命人士时，毛泽东曾避难于刘揆一家烈士祠。故解放后毛泽东仍和刘联系。1949 年12 月、1950年3月刘揆一曾先后致信毛主席谈征粮、退押等事。后毛邀请刘揆一赴京会晤，惜因病未成行。

现附上刘揆一于1949年12月曾致函毛主席反映湘潭地区在征粮工作中发生偏差，要求纠正一信后，毛主席于1950年3月14日、4 月14 日先后复函：

霖生先生有道：

去年十二月廿七日大函奉悉，极为欣慰，迟复为歉。征粮流弊政府已发令纠正，不知近日有所缓和否？匪祸必剿，首恶必办，是为定则，唯剿办须要策略步骤，以期迅速解决，安定全境。湖南匪患闻已大体解决，是否如此。先生所悉如何，尚祈便中见告。

敬颂大安不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四日

霖生先生：

四月二日大函诵悉。退押一事，原是地方根据农民要求办理的。现已令其停止。敬复，顺颂大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日

毛主席给刘揆一先生的信函。

刘揆一1950 年11 月病逝于湘潭城正街刘烈士祠，享年73 岁。

章士钊评刘揆一一生为：“ 性长厚，寡言笑，实心任事，不避劳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