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孝媛
当我面临困境时，我想起父亲。
当我受到排挤时，我想起父亲。
当我不为人们理解时，我更是想起父亲。
我出生在北京，六岁时随母亲回到老家湖南湘潭。那时父亲大部分时间在南京，没有和我们在一起。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他才回到湘潭。而我一直住校上学，很少和他相聚。记得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一位教史地的老师对我说：“你父亲不应该在袁世凯当大总统时出任第一届工商总长。”当时我就愣住了。从此对父亲的不信任感逐渐加深，乃至根深蒂固。不论他对我怎么信任怎么帮助，我都无动于衷。甚至没留下他的字迹，没留下他的照片。1950 年大学毕业时，父亲让我陪他应毛主席邀请去北京，我也一口回绝。我的幼稚、固执，造成我对父亲的终生抱憾。当我逐渐了解一切时，真的只能用痛不欲生来形容我的感受。什么样的惩罚对我来说都不过分。
父亲从小深受祖父的影响，帮助祖父向哥老会首领马福益通风报信，避免清廷的搜捕。为探索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自费东渡日本和黄兴同在弘文学院就读。二人志同道合，组建华兴会而后合并到孙中山组建的同盟会。1906 年湖南萍浏醴起义失败，叔父刘道一不幸被捕，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婶母曹庄闻讯自缢身亡，祖父中风死去。父亲在东京闻讯万分悲痛，但仍然坚持革命。随后孙中山领导的东南沿海起义几次失败，东京同盟会濒临瓦解，父亲临危受命，代黄兴担任同盟会领导工作。武昌起义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后，革命活动进入反袁阶段。对袁世凯的认识，开始是存在一定的幻想，孙中山让位袁世凯，黄兴辞去南京留守，袁世凯力邀父亲出任工商总长。在黄兴的授意下，父亲出任工商总长，宋教仁遇难后父亲对袁的本质认识清楚，又因为黄兴筹措战费事，被指利用政府名义借债，为推翻政府之用，受到质问而提出辞职。避居天津日租界。
近二十多年来，我从各方面了解，正如人们的评论一样，父亲不失为一位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尤其是在关键时刻，维护团结，安定大局，让我钦佩不已。在东京同盟会总部遭受围攻的情况下，始终站在孙中山、黄兴一边同反对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尔后又在黄兴的授意下出任工商总长。希望大局之不即破裂。谋身之拙，用心之苦，知己者为之太息。父亲依然不以为意。在辞去工商总长后，于天津办《公民日报》。反对复辟帝制时，收到袁世凯族人窃得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卖国“二十一条”密约副本，首先在《公民日报》进行揭露。并立即三制号外发表寄发各地，激起全国公愤，举世声讨，迫使国会未能通过“二十一条”。1916 年春，蔡锷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胜利，曾通电袁世凯退位。当时由于《公民日报》已被查封，父亲于4月21日在《滇声报》上发表《劝袁世凯退职书》。文中愤怒指出袁世凯称帝是造成一切罪恶的根源，警告袁世凯及早退隐林下，以消国家之忧。反袁立场是非常鲜明坚定的。(www.xing528.com)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父亲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1918 年应留日同学杨昌济邀请作时事报告，由杨昌济介绍认识毛泽东同志。并在1925 年至1927年之间两次去南方，从事政治活动，与毛泽东同志接触并帮助其筹措留法勤工俭学的经费。赵恒惕割据湖南时，毛泽东同志回到家乡，赵搜捕甚急，毛泽东同志启蒙时同学郭梓材，建议毛主席避难我家刘烈士祠，得以安全脱险，转移去广州。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父亲忧心如焚，于1932 年1 月写下了洋洋万言的《救国方略之我见》。因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所推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意见不一，引起当局的嫉恨，被解除国民党政府行政顾问之职，大哥孝叔行政院参事亦被撤职。父亲毫不畏惧，始终保持革命者晚节。1949 年解放后，10 月被委任为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1950 年春毛泽东主席曾亲笔写过两封信问候父亲，并商谈土改事宜，同时邀请去北京会晤，因各方面原因未能成行。
我是一个死念书，而又有逆反心理的人。记得八岁时，祖母生日，满屋子人都跪下磕头，而我就站着不动，祖母把我的头往下按，我也不跪。九岁时祖母去世，是当时湖南省主席何健亲来点主，我也不参加。所以史地老师的一句话，让我在前半生始终对父亲抱有抵触心理。而父亲对我则是关心、爱护、信任。在家里我们四个小的姐弟，如果没有我在场，一般是不让出外参加活动的。1945 年我高中毕业，独自去重庆考大学，因去时较晚，大学招生大部分已结束，只好就读大学先修班。一年结业后我报的志愿是湖南大学。父亲来信让我向先修班的几位老师登门致意，当时我并没在意，我自以为以我的成绩报哪个大学都没问题：事后得知父亲起了一定的作用。1988 年12 月18日，湘潭市有关人士在刘烈士祠内举行座谈会，纪念辛亥革命先驱刘揆一诞辰110 周年。我没有回去，虽然是有家务缠身，但也有对父亲的不够理解。1990年为办烈士祠产权证事，我回到湖南，有机会阅读了不少书籍、杂志、报刊。真正了解这位大家公认的“痛苦革命家”——我的父亲。在湖南这一个多月的日子里，我流连在烈士祠后园的父母墓前，或坐或卧，终日徘徊，往事不堪回首。我内心在祈求“原谅我呀——爹爹”。
现代革命家，具备民主思想和反封建思想，在我家中不分男女，父亲都需教几十篇古文。我仅在上高中时没有住校，有机会在家学习十几篇古文。给我在写作方面打下基础。过去在宗谱里对女儿只记适某氏，而父亲对我们五个女儿都取有派名。我们是安字辈，我的派名是安褆。父亲一生在官场、报界来去，也打理财务。可是他没有钱，记得我上小学时母亲常叫我给父亲写信要钱，最多就是50元。我以后上学多是以革命元勋子弟享受公费。家里没有田产房产。刘烈士祠是纪念叔父的纪念馆，现在也已改名为烈士纪念馆。所以土改时，评的成份是“开明士绅”。1990 年回湘潭时看到很多人家里都挂着父亲写的对联，我也记起小时母亲研墨父亲写对联的情景，可我没有留下他一个字，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甚至五妹孝荫参军去把她留下的父亲照片交我保存也在“文化大革命”中丢失。1990 年回湖南，去了岳麓山畔，湘江之滨的湖南大学，在山下爱晚亭中，忆及当年在校情景，在山腰叔父刘道一烈士墓前，我浮想联翩，悔恨交加。我恨自己辜负了父亲的期望，虽然父亲不会惩罚我，而上天是不会饶恕我的，我自己也不会原谅自己，几十年人海沧桑，一事无成，这就是最严厉的惩罚。
在十二生肖中，父亲属虎，而在家庭第二代我的九个兄弟姐妹和第三代二十多个子侄中只有我是属虎的，属性相同本应融洽，而我与父亲背道而驰，是不是我的AB 型血型给了我倔犟性格？尤其是在1950 年，我如果陪父亲去北京，他的心情会好些，北京的医疗条件好一些，他也不会很快就去世。是我的过错。我也是近八十岁的人了，很快就要去到那另一个世界，那时在零距离的情况下，您会接受我吗？我知道以您对我的关爱，您不会拒绝我，甚至您会原谅我。可是我对您的伤害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了结的，所以我不说对不起，因为爱是永远不说对不起的，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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