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报》-私人独资报纸，创办者吴卫尔任社长

我从1935 年到1946 年十多年当中，除了接受过天津《中言报》、《大陆新闻》和《中庸报》特约写稿任务和1948年北京的《南北画报》驻津记者外，正式进入报社担任记者、编辑和校对工作，有以下几个报：

1.《钢报》

1935 年8 月间，由于华北时局的变化，我不得不辞去在北平的“孩子王”工作，返回天津，又告失业。不久，原天津市社会局的旧同事陈明府的连襟吴卫尔创办了《钢报》，社址在河东金汤大马路天宝戏院西边胡同（即现在的河北区建国道民主剧场西胡同）一所小红楼里，参加者除陈明府外，还有社会局的另一位同事兼同学吴子光。这是我由投稿而正式进入报社的开始。

《钢报》是一份纯粹私人独资经营的四开日报，吴卫尔任社长，一切编辑、发行和管理大权，完全由他独揽。吴是天津人，西医大夫，兼办医学函授。他为了编印函授医学讲义，购置了一台能印四开小报的印刷机，并有全副铅字。由于他有这套小型的机器设备，促使他进一步计划扩大他的医学函授范围，于是他创办了这份《钢报》。卖报和广告收入，足敷报社的开支。人员分工是：陈明府负责写作小说，兼编第一版要闻和第四版地方新闻；吴子光编文艺副刊；我负责游艺版的外勤采访和内勤编辑。两个月以后，吴卫尔让我替陈明府兼编第一版要闻，并给我加了一个“编辑主任”头衔，但由于我与吴卫尔的编辑志趣不一样，四个月后我便借词辞职了。

2.《银线画报》

1936 年1 月我离开《钢报》，不久改行到英商天津驳船公司华账房任事务员，买办是王汉臣。转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逐渐侵占了华北，英美在天津的商业受了阻碍，天津驳船公司的业务日趋冷淡，为了减少开支，精简人事，我被授意辞职，乃再以投稿为生。这年12月某一天，我在《银线画报》上看到一条“带邮”，大意是“刘炎臣先生：请来本报一谈”。我看完后，应约而往。当时该报设在“特别二区”（今河北区）金汤桥东头的奥国菜市胡同一所小院的南屋里。我见到社长兼主编张圭颖，电影版编辑郑梦塘和漫画版编辑窦宗金，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他们说：“因为最近复刊，版面扩宽，编辑需人，请你帮忙。”让我负责编包括戏剧和曲艺的游艺版。

张圭颖是一爱好新文艺的青年，尤好写些评价电影的文告，常在30年代初期几个报刊上发表，因对电影有兴趣，后来他自己创办了一份《银线画报》，内容以电影题材为主。初为三日刊，一度停办，这次复刊，由原来的八开改为四开日报。

我从该报复刊第七号接手编游艺版，赖戏曲界内外行朋友和读者支持，供稿。

1938 年9 月间，津市日伪统治者，为加强控制新闻出版社工作，对报刊进行了一次所谓的整顿。迫于时势，只好结束。虽仅存在了9个月，却因当时是一份值得一看的文艺性画报，销路日增，风行一时。当他不幸夭折的消息传出后，很多读者为之惋惜。为了向支持我的各方友好和读者表示衷心感谢，我曾在这个报的终刊号的游艺版上刊登了一则《刘炎臣告别》。

3.《天风画报》

我刚结束了《银线画报》的工作，紧接着又被约编《天风画报》的游艺版。早在1930 年，京剧爱好者沙大风，创办了一份《大风报》后更名为《天风画报》，是一份摹仿上海式的黄色小报。除了戏曲评价文字，多是风花雪月无聊小品，散布诲盗诲淫毒素，在日伪“整顿”天津报刊时，《天风报》被保留下来，后改名为《天风画报》，代替了被停刊的《银线画报》。沙大风浙江人，原任职天津交通银行和叶庸方创办的《天津商报》，身材矮胖，喜戴茶镜，识者均戏呼为“狗熊”。当《银线画报》被停刊时，沙大风即托《新天津报》总编辑张翕如约我编游艺版，那时《天风画报》主编是魏病侠，他负责编封面的新闻摘要和黑旋风副刊。后来《天风画报》又改称《新天津画报》与刘髯公主办的《新天津画报》无关，成为《银线画报》之后天津仅有的一份四开画报。后来沙大风又兼营了一份《天津影戏剧目》，他又让我兼编这份剧目上的一小块游艺版。

4.《天津影戏剧目》

在日伪统治下的天津市新闻界，报上登的稿子必须经天津市新闻管理所检查，才准许发表。后来不仅要统治全市的报刊，连各戏院、电影院和杂耍场的“戏单”也控制起来。天津市新闻管理所的顾问是日本人市桥，中国人主事的是薛贴鸣。市桥留着小黑髭，喜穿旧式中国男服长袍马褂，他常由薛贴鸣陪伴到日租界福岛街（现在的和平区多伦道）《新天津画报》楼上沙大风的卧室抽大烟，沙与市桥等谈得很亲热。沙大风有了这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好条件，所以他承办了统一天津市娱乐场所戏单的业务。从1938 年12月10日出版了《天津影戏剧目》，代替全市娱乐场所的戏单。

承印这项《天津影戏剧目》的办法是，某个影戏院或杂耍场，每天需要多少份“戏单”，演唱或放映什么节目，全要计划和安排好，由《天津影戏剧目》统一代印，取消了原来各自印制戏单的办法。

《天津影戏剧目》的编排、校对、印刷和一切业务，统由《新天津画报》人员兼办。“剧目”是用八开纸印刷，共计两版：一版印戏单，按照各影戏院，杂耍场报的节目和需要的份数排印，这是一面活版，给这家印足了数目再换印别家的。为了避免枯燥无味，这一版的反面，作为游艺动态的消息，这是一面死版，以收统一宣传之效。我负责编这个剧目的游艺版。1941 年《天津影戏剧目》改名为《剧影报》，成为《新天津画报》的姐妹报。

就在这时，我与沙大风的关系，变为明合暗不合。因为沙大风常写戏评，对于演员有褒有贬。他所赞许的是余叔岩、孟小冬、谭富英、荀慧生等等，他称余叔岩为大贤，誉孟小冬为冬皇，赞扬谭富英能继承乃祖谭鑫培衣钵，对荀慧生更是无处不捧。他所贬低的是马连良、李盛藻、程砚秋、朱琴心诸人，他说马连良是大舌头，以槽字影射李盛藻的藻字，攻击程砚秋的嗓子是鬼音，对朱琴心曾用过讥嘲之词。沙大风欣赏的艺人，我不是没有同感，但我对他所贬低的艺人的看法，却不尽同意，认为他是对某些人有成见，因此惹得他不满意，论我和他的关系，他是社长，我是编辑，他是雇佣主人，我是寄人篱下，当然我不能不听他的指挥，但我又不甘心于为逢迎他的意旨而做违心之论，在编写稿子上有时与他的立论相左，芥蒂日深，情绪抵触。后来，沙大风为了把我挤走，另约当时《天津游艺画报》主编潘侠风担任了我所负责的《新天津画报》的游艺版编辑，调我为《剧影报》外勤主任，我未接受这个职务，于1941年1 月11 日在《新天津画报》上刊登了一则辞职启示，拂袖而去。

5.北京新民报天津分社(www.xing528.com)

离开沙大风的《新天津画报》和《剧影报》之后，从这年1 月正式进入北京新民报天津分社任外勤记者。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日军逐渐侵占了整个华北，以北京为中心，成立了日伪华北政权，并组织了一个新民会。在新民会旗帜下，于北京创办了一份《新民报》，作为日军侵华的宣传工具，社长是武田南阳。武田通晓中国情况，他不但汉文有根基，而且能说一口极流利的中国普通话，在当时被称为中国通。大汉奸王克敏、朱深、王揖唐等，先后以伪华北政务委员长兼新民会会长的资格，被“拥戴”为《新民报》总裁。

新民报总社设在北京，华北各城市设有规模不同的分社或支社，形成一个联络网。天津是华北第一大商埠，是北京的门户，该报为了便于采访天津市新闻和招揽天津市各方面的广告业务，特成立“北京新民报天津分社”。天津分社设在当时的日租界秋山街（今和平区锦州道）洪德里进口第一个门，这是老牌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的房产，租给《新民报》使用。曹汝霖就住在这所楼的后面一所楼房的楼上，我时常看到他站在自己住的楼上晾台，默默地瞧着街道上往来的行人，过着悠闲的寓公生活。

天津分社长是日本人神田，虽也能说几句中国话，但不流利。我和其他几位同仁全不会日语，他迁就我们，我们和他之间谈话，有时要用中国话交谈。

分社的办公地点设在楼下，分营业、通文两部分，各设部长一名，营业部经办广告、发报和其他的后勤工作，有中国职员会计幺向鹏，广告员王德敏、王耀庭等。通文部负责采访天津市各方面的新闻。我到该分社时，通文部部长是张荫潭，他是河北省宁河县人，七七事变前在天津《大公报》任职员，在他下面有我、高飞廉、王啸伯、刘子书、冯仲宜等外勤记者。后来张荫潭辞职，吴雨田继任部长。

我在《新天津画报》当编辑时，《北京新民报》需要天津方面的游艺消息。从1940年3月我经原在《银线画报》共事的郑梦塘介绍，得识张荫潭，张经常约我给北京《新民报》写天津方面的游艺消息，算是特约性质，到1941年1月，我与沙大风不欢而散，正式成为《新民报》天津分社的外勤记者。这时我写稿的范围，不仅局限于游艺范围，兼写有关政治、经济方面的新闻。

《新民报》天津分社的几个外勤记者，各担任天津市一个方面的新闻，分工负责，相互协助，不漏掉大新闻。我负责采访对象，包括河北省津海道公署、天津市公署的社会局、财政局和天津市商会及其所属各行业工会，范围不算小。我那时经常出入这些机关和团体，对在他们范围内的一切动态，要随时写出报道消息。我们这些外勤记者，每天分头出外采访，下午回到分社写稿，四点钟向北京总社发第一次稿。由通文部长审阅各人所写的稿子，集中在一起，装入一个专盛文件的布袋里，由分社工友搭乘火车专程送到北京总社。四点以后采访来的新闻，则在晚间特约的长途电话向总社报告，总社有接抄天津电话消息记录人员，每天是如此，直至1944 年5 月间止。

在华北沦陷后，北京和天津两大城市的新闻报，在北京以《新民报》为主，在天津以《庸报》为主。《新民报》在天津成立分社，论所处的地位，与《庸报》相比，当然是处于客位。但是，我们新民报的同人，在争抢新闻上并不示弱，处处想办法战胜《庸报》人员的采访，绝不能让其占了上风。因此，我们那时同《庸报》外勤采访同一方面消息的人，表面是嘻嘻哈哈，实际是暗中斗志斗勇，在采访工作上，不是相互关照，而是各存戒心；不是彼此协助，而是尔虞我诈，双方同一的目的很单纯，就是全想拿到一手独有的新闻，而使对方落在后面“同行是冤家”。

6.《天津华北新报》

1944 年5月，日伪对他所控制的华北报纸，再一次做了“整顿”。他们把《北京新民报》取消，改为《北京华北新报》，天津《庸报》取消，改为《天津华北新报》。与此同时，《北京新民报》天津分社不再存在了，但分社的人员不撤回北京，经过有关部门商议，对新报天津分社的人员，除了自行转业者外，其他完全由《天津华北新报》“收编”。我是被“收编”者之一。《天津华北新报》的同人，就是原来天津《庸报》的原班人员。

我到《天津华北新报》后，最初被分配到编辑部，编辑局长是于心民，编辑部长是刘章。编译部的工作是编稿和译稿，在译的方面，以翻译日文稿件为主。我不会日文，让我每天写一段二百字的小评，名之曰“新语”。后因校阅部需要人，调我担任一部分校对工作，当我接受这项新命之后，不禁想起改组为《天津华北新报》前的《庸报》，曾因在报上出现过重要错误名词，涉及到校对的责任问题，据我了解，这件轰动一时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在日军统治华北期间冈村宁次任“华北派遣军最高指挥官”时，有一天《庸报》在某条新闻里出现过“冈村华北共产军……”的词句，报纸发出后，日伪方面发觉这个问题，认为这是非同小可的大错。因为日军那次侵占华北，他们想消磨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战力量，他们是极端反共的，可是在《庸报》上竟出现了这样含义不清的句子，所以日本军认为这是个大问题。于是就在《庸报》社内追查责任，有关校对人员和排字人员被问讯后，人人自危，惶恐万状，其中有的人且已被关进日本宪兵队，情况非常紧张。经过查对原稿，知道是由于日本记者写的稿子不清楚，铸成这个大错。后由日本人承担了责任，这一场轩然大波，才告缓和下来。我想到这件事，深恐再出类似问题，看到前车之鉴，有点不寒而栗，只得勉强接受这个新的校对工作，小心翼翼地去干。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原来由日本人控制的《天津华北新报》，本应随着时局的发展变化，立即停止出版。但是由于当时局势混乱，日俘尚未被遣送走，国民党军队虽想抢先接收天津，还没有及时开到天津来。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天津华北新报》仍用原来名称照常出版，不过内容一新，论调已改，由原来是日伪的机关报，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一变而为拥护国民党蒋介石了，这样一直维持到同年10 月才结束，由庞玉振等接收改为《天津民国日报》。这时天津华北新报的原班人马，大部分星散，我也由此又告失业。

7.《建国日报》

1945 年11 月抗战胜利后，钟石奇和陈本洪在天津市宫北大街创办了一份四开小报《建国日报》，占用的是郑姓的一所楼房，钟任社长，陈任经理，另约原任《天津华北新报》的编辑刘景博、陈庸生和日文翻译王耀璞三人，包起了各版的编辑和撰写工作。刘、陈、王与我有旧同事之谊，这时他们想到了我，把我也推荐到这里来。我刚来时负责校对，不久改任游艺版编辑。

我初到《建国日报》时，对于这个报的一切情况完全不了解，后来才慢慢知道一些事情。钟石奇、陈本洪大概是浙江人，他们之间常常说南方话，对我们则说天津话。他们原来在天津从事小学教学工作，趁着抗战胜利的机会，借“三青团”势力办了这份《建国日报》，利用刘景博、陈庸生、王耀璞三人给他们戳起来这个摊子，他们并没有什么本钱，想用“唾沫沾家雀”的办法，借着办报捞点什么，到了月末连发工资都成问题，内部竟是这样空虚。我又曾看到，当时有一个自称天津警备司令部科长的人（大概姓陈），穿着国民党军队上校军装，说话是南方口音，常是很神气地装模作样出入报社，不久就见不到这个人了。据说他曾趁着那时混乱不清的时候，利用报社招牌，“劫收”敌伪物资，有诈骗行为。我看这个报的情况不对头，认为没有什么“奔头”，转年3月我就辞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