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生活的经历与学习

谈我的投稿生活之前，不能不先追述一下我最早在一个机关当了几年调查员和编辑的工作。

1928 年我21 岁。这一年国民革命北伐到北京，北洋军阀政府垮台，换成国民党的统治。从此，政府迁都南京，北京改称北平，直隶省改名河北省。在天津方面，把原由天津县管辖的城厢附近的市区划出，再把津东的大沽和宁河县属的塘沽隔海河相对的这一块地方，因处于海口重要位置，划为塘大区，与城厢附近市区合并，升格为天津特别市。对边缘的天津四乡各村镇，仍保留着天津县治。所以当时的天津，形成市、县并存的局面，既有天津特别市政府和市长，又有天津县政府和县长。

按照国民政府制定的特别市组织法，在天津特别市政府下边，设立了社会、公安、财政、教育、港务、土地、公务和卫生等行政机构。其中的社会局，是管理全市工商农业、风俗习惯和慈善救济事业的。因为天津是新设市，社会局为了解他所主办的各项工作情况，特公开招考了一批调查员，以便积极开展这项工作。

我是这年的一个旧制四年的初中毕业生，因无力再上学，乃鼓起勇气，报名应考，在录取的150名调查员中，我居然是榜上有名。首任局长鲁荡平（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之弟）很重视调查研究工作，特在各科室之外，成立一个由局长直属的调查统计股，股长为黄约轩。股内分调查、统计两组，调查为外勤，统计为内勤。我被安排在外勤组，担任各项调查工作。记得当时天津各报记者经常到我所在的调查统计股，要我们所调查的各方面情况和统计数字，当作他们采访新闻的材料，其中以天津《大公报》的外勤记者张逊之最活跃，他常常很神气地进出社会局。这是我与有“无冕皇帝”之称的新闻记者接触和知道新闻记者是干什么的开始。我在社会局当调查员，从1928年“双十节”到差，到1932年3月，历时三年有余，先后经过鲁荡平、冯司直、刘晋升、戚启芳和吴瓯五任局长。我们曾将所调查了解的情况，陆续编写文字、统计数字，出版了天津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农业和乐户业、妓女生活等项报告书，印成单行本，分送各方，作为施政参考资料。从辛勤的实践当中，了解到天津市各个角落的情况和怎样进行归纳，整理和编写所掌握的资料，这为我后来能从事投稿生活，奠定了学习的初步基础。(www.xing528.com)

1932年3月间，天津市政府改变部分组织机构，撤销了社会局，其业务由教育局新设一个社会科接管，因而原有人员多被淘汰。我没有撑腰的后台，当然不能幸免。从1932 年3 月到1934年3 月我陷入了半失业的困境两年。但我不甘于闲居，经常到市内外各角落有目的地游逛，溜溜这儿，瞧瞧那儿，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归后把所有接触到的一些新鲜事写成报道新闻稿。那时天津各报的内容，多在所谓国内外要闻栏内，刊登一些较比软性的社会生活材料，按照稿子的长短，一次登完或分日连载，作为“特写”稿件。我针对各报所需，写了些稿子，投寄天津大小各报，如《大公报》张聊公主编的“本市副刊”，《益世报》刘一行主编的“别墅”，《庸报》桂步光主编的“另外一页”和其他小报副刊等。比较长一点的稿子有《天津胶皮车夫（人力车）生活调查》和《天津市平民娱乐区风光》等等。在这一阶段里，自己采访、自己编写，而且为了争取时间，常亲自把稿子送到有关报社去。到了月终，总计从各报所得的稿费，只不过是三四十元，那时天津《大公报》请胡适写一篇社会性质的星期论坛稿子，要奉酬四十元。

1934 年春，我经弟桀三介绍，到北平广安门外双合盛啤酒厂工人子弟小学充当教员，课余仍未忘情写稿。我又像在天津时那样，常走向北平市内外各处，浏览社会风景，总而论之，在《大公报》张聊公的鼓励下，我写过《天桥田德录》（变戏法和演杂技的艺人），《夜游白云观》，《崇效寺赏花记》，《黄瓜洞访问记》，《白纸坊作坊一瞥》和《妙笔山心愿老会的活动》由北平投寄天津《大公报》。

我没有进过什么新闻学校，不是“科班”出身，仅仅是在当初当调查员时取得的经验基础上，结合个人的采访实践，看了几本新闻书刊。得以过了几年的投稿生活，我的名字渐渐被一些读者所熟悉，这对于我后来能够正式进入报社担任记者和编辑工作起着进一步有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