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07：历史大转折、代表命运多舛

1949 年1 月15 日天津解放，是年3 月初天津军管会文教委员会主任黄松龄，召集南开大学文学院四系——中国语言文学系、外国语言文学系、历史学系和哲学教育系全体师生讲话。其时文科各系集中在北院，会议在一天晚上举行，与会者四系师生共108人，时称一百单八将，或称一百零八条好汉。黄松龄的开场白语出惊人：你们这些人，过去都是搞乌龟壳的，现在解放了，乌龟壳不管用了，各人自谋生路。事过五十余年，如今记忆犹新。当时我在中文系任助教，年岁最小，会后深思，我虽不搞乌龟壳，平时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离乌龟壳也相去不远。于是便当众宣告：从现在起，我决心和线装书彻底决裂，转而致力于现代文艺学的教学和研究，步入了人生旅途的第二站。

我从旧垒中来，旧大学没有也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文艺学，一旦转轨，一切都要从头做起。那时，我除了完成教学任务，还要承担系里的一部分行政工作，协助系主任领导全系工作。我将其余时间，全部投入到研究现代文艺学方面，广泛涉猎图书馆所藏包括苏联在内的西方文艺理论著作和部分文学名著。又经常前往新华书店购置新出版的有关书籍。日积月累，历时三年，收获渐丰，可以开课。

1952 年秋，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中文系按教育部通知，一年级教学计划，基础课设有《文艺学引论》，我便承担此课，自拟教学大纲，每周授课三小时，一学年。初试锋芒，效果尚佳。

1954 年暑假七八月之交，教育部召开了制定全国普通高校《文艺学引论》这门课程教学大纲的专门会议。会议由当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直接领导。我代表南开大学参加了这次盛会。早在是年5 月，我先期收到了由北京大学中文系起草的《文艺学引论》教学大纲的讨论稿，即着手进行准备。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杨晦主持，与会代表计23 人。会议期间，其中1 人中途退场，1 人是该校系主任代理，实非任课教师正式代表。这样，实际正式代表21 人，而且全部代表都是从其他学科转入，只我1人是旧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会议呈胶着状态，历时10 天，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对《文艺学引论》这门基础课程制定教学大纲召开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专门会议。与会代表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小小的专业文艺理论队伍。会议期间，代表们对讨论稿进行了热烈辩论，意见分歧颇大。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难以统一。杨晦年龄居长，性情温和，折冲左右，颇费心力。其时北大中文系开设有“文艺理论进修班”，进修学员由全国各普通高校选派，总计约三四十人，学习一年。该班由苏联专家毕达科夫主讲。毕达科夫是苏联莫斯科大学文艺学专家季莫菲叶夫教授的学生，有讲授文艺学这门课程的教学大纲。毕达科夫即根据这个大纲加以修改，制定了进修班的教学大纲。杨晦感到讨论稿久争不决，便建议采用进修班所用的大纲，作为普通高校中文系这门课的教学大纲。大家一致同意通过，建议教育部颁发通知，于是年暑假后开始执行。

20 世纪50 年代运动频繁，文艺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从无到有，创业维艰。多次运动大抵都是与这门学科相关。时人为之语曰：文艺理论是一行危险的职业，经常处在风口浪尖！但是我既已改换门庭，决不回头，走自己的路，至今不悔。从那次会议以后，历史的大浪淘沙，使得21 名代表的命运各不相同，有的很快沉沦，有的再次改行，真能坚持下来者，只是一部分人。当时与会者，我年龄最小。岁月流逝，现在依然健在者，也可能只我一人，亦已进入耄耋高龄。风烛残年，还能与时俱进，笔耕不辍。(www.xing528.com)

这一时期“以俄为师”，苏联文艺理论通用的一些高尔基所倡导的多种名词术语如：批判的现实主义、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等，在学术界广泛流传，涌现出了一批“风派”人物，将外国人制定的帽子，随意扣在中国古代人和现代人的头上，随风转舵，了无定准。1958 年“大跃进”的潮流中，或称：毛泽东主张我们的文学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于是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连篇累牍，四部古典小说名著《水浒》、《三国》、《红楼梦》、《西游记》，一时成了“两结合”的“典范”。而“两结合”的文学作品，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果数百年前的古典小说早已成了“两结合”的“典范”，这些理论家早在干什么？还要等到1958 年毛泽东来提出再去追风，毛泽东岂不成了炒冷饭！在现代文学中，鲁迅则首当其冲。以上帽子不断更换，始则是批判现实，积极浪漫主义；继则是“两结合”。总之，各种帽子齐戴，强使鲁迅或者与古人同科，或者与外国人为伍，鲁迅有知，鲁迅也会战抖！迟至50 年代末至60 年代初，我力图摆脱苏联文学理论框架的羁绊，慎用高尔基某些文艺学术语，这是我的文艺思想开始走向觉醒的历史转变时期。这个历史转变的标志，就是我的两篇学术论文——《鲁迅前期的创作思想及其创作方法》（原载《新港》1959年第5 期）、《中国文学史上关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原载《河北文学》1961 年第3 期）三万余言的长篇论著，相继发表，对学术界的“风派”思潮进行了有力的抗争。历史经验表明，看来“乌龟壳”还不能丢，还应再次拾起。我的学术思想明白无误，目的是要和“风派”思潮保持距离，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标志着我的学术思想实现了从早期的唯物论到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转变，而日臻成熟。研究方向则是现代文艺理论和古典文艺理论、古典美学的融合。凡有所论，倡言重实证，让史料说话。

1952 年秋院系调整，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上“以俄为师”。当时，学校领导开办了一所夜大学，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共党史等课程，对全校教师进行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再教育，逐渐将我的注意力引向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相互关系，这是现代文艺学的一个基本命题。《文艺报》1959年第2 期发表了周来祥的《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平衡规律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学》。引人注目的是：这篇文章的前面加了整页的“编者按语”。文章的作者提出：在社会主义时代，产生不平衡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因此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也就“过时了”，不能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学。我迅速作出反应，在《文艺报》1959 年第4 期发表了《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平衡规律是“过时了”？》一文。力言在社会主义时代，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平衡规律并没有“过时”，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着自己的运动规律发展了，虽然他的性质和过去阶级社会的不平衡有所不同，从理论上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性和一贯性。这是新中国初期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第一次全国性的讨论，遗憾未能继续展开。

事过二十年，“十年浩劫”刚告结束，我的一篇论文《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石》（原载《外国文学研究》1978 年第1 期创刊号）发表了，从此引发了持续四年之久的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讨论，也是第二次规模空前的全国性大讨论，将问题逐步引向深入，迟至20 世纪80 年代初才渐趋平息。现实将我推向前台，促使我笔战群彦，随后又相继发表了《再论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原载《学术月刊》1981 年第4 期），《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原载《马列文论百题》，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我的基本思想是：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作为一对矛盾范畴，所谓“平衡”是事物内部矛盾相对静止的状态；“不平衡”则是事物内部矛盾永不休止的现象。事物的发展过程，即使暂时处于平衡状态，也必然包含着某些不平衡因素。绝对的静止状态，绝对的平衡，没有也不可能存在。所以矛盾是永恒的，绝对的；统一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永恒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所以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是永恒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平衡中也包含着某些不平衡因素，这就是规律。这一思想标志着我一生所坚持的唯物辩证法，我的学术思想日臻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