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跋涉十年，毛泽东批判让步政策

我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读本科期间，有幸亲受名师郑天挺、雷海宗和吴廷璆等十位教授授业，受益良多，并引导我对中国古代史产生浓厚的兴趣，促使我走向研习中国古代史的门径。毕业留校任教后，在杨翼骧教授门下任助教，指导我研习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兼涉中国史学史。那时，历史系严格规定，凡是刚毕业任教的青年教师，必须在老教师指导下系统阅读基础课的基本史料，打好基本功，两年之内不得上讲台授课。恩师翼骧先生治学严谨，要求也严，但诲人不倦，和蔼可亲。先生为我制定读书计划，指定二十四史中的十三部和《资治通鉴》与《文史通议》等名著为基本史料，并指出精读和浏览的各卷篇目，限两年之内读完，并希望我撰写读书心得和学术论文。我趁年轻精力充沛之时，发奋攻读，于两年之内略得治史之门径，写出《论曹魏屯田客的徭役和兵役负担》等论文和读书心得。这篇论文在1963 年5 月《天津日报·学术版》发表后，受到北京和山东等地的学者著文赞赏和商榷，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而使我崭露头角。

1964 年我有幸进入北京大学进修深造，师从汪篯教授学习隋唐史。汪先生教我重读陈寅恪大贤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入门径，读《唐六典》以奠根基。汪先生释解精博，指导有方，使我受益良多。特别令我终身难忘的是，有幸多次拜见和问学于翦伯赞、向达诸前辈大师，面聆教益，受益匪浅！诸师博大精深的学问，严谨治学与务实求真的科学精神，成为我终身追求的目标和力量的源泉。南开、北大诸前辈的教诲和指导，给我打下了治学的根基。我在南开大学研习魏晋南北朝史的时候，深感这段历史正是佛教扩张运动的高潮期，有着深远的社会影响，很值得深入研究。于是我不揣冒昧，阅读了《高僧传初集》、《佛祖统记》、《弘明集》和《魏书·释老志》等一些记述佛教活动和高僧的事迹及其理念的著作，开始对佛教运动及其发展以达盛期的历史状况略有片断的了解。后在北大图书馆看到数百部佛经，我很兴奋，很想潜心研习一番。可是，众所周知，佛经以其语言文字艰涩难懂而著称，甚至就连句逗也难断定，如果没有法师或专家指教和训练，是难以读懂佛经的经义及其深邃的理念的。然而，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我没有条件更不可能去拜谒法师学佛经，只好知难而退，仅对佛教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等浅层次的范围作些研习罢了。我花了近两年的工夫写成《汉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一文，着重探讨南北朝时期佛教大发展的扩张运动及其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进而探讨在政治文化领域里，佛教上层僧侣集团与南北朝时期各王朝的统治者酝酿“政教联合”的趋向、佛教教义与儒家《五经》相融合的社会潮流及其政治、文化现象的实质和社会影响。这是一个具有极高研究价值的历史课题，但在20世纪60 年代是很少有人问津的。1965 年11月《历史教学》刊登了我这篇习作的一部分（因全文太长而节录），我也停止了有关佛教史事的研究，而继续修订《魏蜀吴三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等文章。

然而，正在兴致勃勃地研究学术问题的时候，一篇波澜不惊的争鸣的短论，却引来了一场祸端。时值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横扫一切”的气氛渐露端倪。可惜我的“政治嗅觉不灵”，把当时报刊上正在争鸣的“让步政策”问题，不假思索地一概当作正常的学术论争，而踊跃参与了这场争鸣。于是我和恩师王玉哲教授合写的《如何正确地理解“让步政策”》，在1965年11月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们认为历史上是存在“让步政策”的，大多是在农民战争之后出现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者，新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往往采取“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之类的措施以缓和阶级矛盾，恢复社会秩序，这种历史现象是有积极意义的，不宜全然否定。这种观点得到广大读者的赞同和支持。岂料仅仅一个多月的光景，政治风云突变。1965 年12 月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会议期间严厉地批判了“让步政策”，消息灵通者立即随声附和，著文批判让步政策；不知内情的普通学人依然维护学术尊严，著文争辩。然而，一场政治斗争的前奏曲，哪能容许“不识时务”的学者以学术对抗政治运动？于是批判让步政策的言论便一浪高过一浪。数月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其来势之凶猛，打击面之广泛，是难以想象的，就连这篇短小的学术论文也遭到了“横扫”！指斥我们宣扬修正主义的“让步论”而为封建统治者的亡灵扬幡招魂。好心的顶头上司出于对我的关爱和保护，严厉批评我“只顾低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结果迷失了政治方向”。但又同情我年轻涉世不深，遂令我“认真检讨以求‘自新’”。并特意安排我在全校“批判海瑞罢官”的大会上发言，重点批判《海瑞罢官》，附带自我批判“受封资修的毒害太深，而几乎滑向修正主义的边缘”。这是我第一次所经历的“阴谋政治”的惊涛骇浪的“洗礼”，虽然心里不服气，但不得不依样画葫芦，违心地发表了一通自我批判，才得以“蒙混过了关”。事后数年笑谈往昔，方悟所谓“文化大革命”，真乃自毁长城、扼杀人性和政治残杀的代名词，可悲、可鄙！(www.xing528.com)

值得敬重和钦佩的是，玉哲先生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逆境之中，依然坚持“让步政策”是学术问题，认为“让步政策”确有史实为证，言者何罪之有？他为此遭受了身心折磨。诚然，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反常时期，人格、人心和人性也处于被扭曲的反常状态，许多人迫于政治压力而违心地批判了别人，也无缘无故地受到了别人的批判，而且“上纲上线”毫不客气。细想起来，反常时期所造成的一切恩恩怨怨，其根源不在人民群众，因此，一切都是可以谅解而一笑了之。事实上，历史的见证犹如明镜高悬，是非曲直令人一目了然，不管鱼龙多么混杂，众人明察秋毫，当是最好的裁判。而在我心目中，玉哲前辈，才真正是堂堂君子！

20 世纪70 年代中后期，“文革”接近尾声。大学已经复课，数年不得搞业务的知识分子再也不堪忍受荒废业务、虚度时光和斗来斗去的损人害己的政治运动了。他们强烈地要求恢复正常的业务工作，并冲破层层阻力而投身于科研、著述和编辑等学术工作。中华书局一马当先，迅速恢复征稿、编辑和出版等业务，并立即派编辑到高等院校征求意见和选题。他们第一站便到南开大学历史系征稿，当我向他们提供《丝绸之路》和《中国古代的针灸》两项选题的时候，他们非常高兴，当即约我撰稿。我只答应撰写《丝绸之路》，而建议把《中国古代的针灸》选题请中医史学家和针灸专家撰稿为佳。我恳请恩师郑天挺老前辈指导和分工合作撰稿，郑老欣然同意，并撰写蚕丝的发现和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变迁。我负责撰写中西文化与生产技术的交流、中西商旅和使节往来及其贡献与影响，并绘制出丝绸之路及其变迁的示意草图。我们合作默契，不数月即脱稿。但是，编辑审稿后认为该稿学术性过强，语言文字不通俗，而要求写成工农兵所喜爱的通俗读物，以适合历史小丛书的体裁为宜，并把字数限定在两万字以内，而且要求另行拟订通俗明快的提纲，尽快重写。郑老再三表示“无暇重写”，“也难以再通俗了”。我也深感好不容易地收集了那么多丰富多彩的可贵史料，而且精心撰稿，新意迭出，特别是郑老考证精详，释解精当，颇有学术价值，却断然要求重写，竟把这部有功力的著作写成通俗性的小册子，且与当初洽谈的口头协议有出入，实在难以接受。因此，我也想就此作罢。后来几经商讨，仍不可推脱，双方各有让步，我只好勉力从事，重新撰写。稿成，请郑老指教。老人家奖掖后学不遗余力，对拙稿大加赞许，并实心实意的再三谢绝署其芳名。拙稿出版后颇得好评，称誉该书是一本文字流畅，言简意赅，“看似通俗读物，实为学术研究的精品”。事后，我在原有资料的基础上撰就一篇题为《沟通中西古代文明的丝绸之路》的论文，作为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吸收域外文明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轨迹”的尝试。从而开阔了我研究古代史的新领域。在十多年的研究古代史的学术历程中，我写了十多篇论文和短篇学术文章（其中一篇论文未发表，另一篇《傅玄思想研究》在“文革”中焚烧）。但是，每一项研究和撰稿都难以摆脱极“左”思潮和政治环境的干扰、制约和影响，直到改革开放和清理极“左”思潮之后，才得到宽松的治学环境而心境大为潇洒。不过，彼时我已告别古代史的研究领域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