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经略史》总序，简明扼要

马大正

一、中国和中国的边疆

现在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但中国的概念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由最初的京师[1]，华夏地区，到由汉族和其他民族建立的王朝所统辖的地区称之为中国，近代始才专指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汉族和其他民族)共有的国家为中国，以区别于其他国家，具有了现代意义国家称谓。总之，中国概念的演变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产物。

边疆，是一个含义较广的概念，国内外文献作出的解释是很相近的。一般都解释为“靠近国界的那个地方”。有的说: “边疆，边境之地。”[2]有的则说: “边疆，靠近国界的领土。”[3]在外文辞书中，边疆是指一个国家的边远地区。总之，中外文献中，把边疆解释为一个国家比较边远的靠近国境的地区或地带。

边疆是一个地理概念。中国的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陆疆是指沿国界内侧有一定宽度的地区，必须具备下述条件的地区才可称之为陆疆地区，即一要有与邻国相接的国界线，二要具有自然、历史、文化诸多方面的自身特点。据此，当代中国的陆疆省区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严格地说，我们不能把整个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黑龙江、吉林、辽宁、云南等省都视为陆疆地区。因为内蒙古自治区虽然从人文方面看是蒙古族普遍居住的地区，从历史方面看也有它发展的整体性和特殊性，但阴山山脉横贯其间，使山南与山北地区在自然条件、历史与人文特点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实际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将阴山山脉以北地区作为边疆地区并考虑到行政区域的完整性，应把横跨阴山山脉的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也都作为边疆地区，是较为适合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深入内地的桂林、梧州地区，亦不应作为边疆地区。黑龙江省南部哈尔滨市及其周缘地区，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朝鲜自治县和集安市以外地区，辽宁省丹东地区以外地区和云南省沿国境线诸州和地区以外地区，亦不应视之为边疆地区。简言之，凡是有国境线的边境县的总和是当代中国狭义的边疆地区。顺便提及，在当今人们习惯中，也有将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贵州省等称之为“边疆地区”，其实这是不确切的。我们可以称它们为“边远地区”，但不能称之为边疆地区，因这些省区均不具备与邻国相接的国界线。

边疆又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是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固定下来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秦始皇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国家以来，出现过多次大一统局面。秦汉王朝开创了全国统一的先河，隋唐王朝疆域的开拓，扩大了中原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与边疆地区的联系，实现了“华戎同轨”，“冠带百蛮，车书万里”。宋、辽、金时期，汉族与边疆各少数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意识，各族人民克服了战争造成的种种困难，内地和边疆的开发与交流进一步发展。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开创了我国少数民族一统全国的先例，中原和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族本身，发生了长达百年富有特色的大融合，改变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传统结构和狭隘观念。及至明、清，特别是清朝前期，清王朝在元、明两代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全国大一统。清初划分18省，即直隶、山西、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福建、陕西、甘肃。其中云南、广西以及台湾、海南和南海诸岛虽划入18省，但地处边陲，与邻国接壤，清王朝对这些地区的政策与内地有区别; 除上述地区以外，一般视为边疆地区。由此可见，清代边疆包括今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自治区、蒙古人民共和国、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台湾、海南及南海诸岛，基本上形成了现今的疆域范围。

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有战乱、有分裂，但每次战乱和分裂，都为下一时期更大范围的统一和发展准备了条件。因此，在讨论历史上的边疆问题时，应考虑如下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 首先是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相连接的省区; 其次是以此为基础，上溯古代，参考历代封建王朝边疆的实际情况予以综合考察。这就是说，当代的中国边疆与历史上的中国边疆有历史的继承性和延续性，但当代中国边疆又不能与古代的边疆简单地画等号，因为中国古代疆域呈现着稳定性与波动性相结合的特点。

海疆的界定，似乎比陆疆的界定要复杂得多。综合现有认识，我以为海疆可以包含两大部分: 一是大陆海岸线至领海基线之间的海疆，这是国家的内海，其法律地位与领土完全相同; 二是领海基线以外的国家管辖海域与岛域。这样海疆的内涵是明确的。据上述标准，中国的海疆，从鸭绿江口到曾母暗沙有4000余公里，东西宽700～1600公里，面积约470万平方公里，其中属中国的岛屿有7100余个，中国大陆边缘除渤海为中国的内海外，还有黄海、东海和南海，所以按海区划分为黄海海疆、东海海疆和南海海疆。在上述海疆中最大的岛屿有台湾和海南(已分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省份)。须指出，将拥有大陆海岸线的省区称为海疆地区似欠科学，但论及海疆，尤其是历史上的海疆，也难以将它们与这些省区之间的政治、经济诸关系完全割裂。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

第一，边疆是一个政治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国家政权在这一区域的统治形式往往呈现两种极端局面: 一种是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甚至是军事管制; 另一种则是高度的地方自治。至于在某地实施哪种方式，则是因地制宜或因时而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上的中国边疆形式上是由国家政权的统治中心区到域外的过渡区域，即由治向不治过渡的特定区域。

第二，边疆有军事方面的含义。边疆地区是国家的国防前沿，即边防地区，因此在军事方面的战略地位自然十分重要，在国家面临外部军事威胁或武装侵略时就更为突出。

第三，边疆有经济方面的含义。由于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条件等方面的原因，边疆地区在经济区域类型和发展水平方面往往与内地有着较大的差别。

第四，边疆也有文化方面的含义。正是因为边疆地区在以上诸方面往往与内地有着不少差异，所以其区域文化类型的形成是边疆地区社会发展长时期、深层次演进的结果，与边疆地区的居民构成(主要是民族或种族情况)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但即使是同一民族在与外部的文化交流中(主要是边疆与内地的交流)，其社会文化特点也会发生变化。

显然，中国边疆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只有综合地考虑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因素后，才能得出一个相对明确的答案。从历史角度看，许多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民族自治的本质和形式有别，如在古代有羁縻府州、土司地方等)属于边疆地区，但也不能就此得出自治程度高的地区就是边疆地区的结论。

事实上，人们在研究边疆问题时都有自己的着眼点，这其中既有综合性考虑问题的，也有就某个局部问题进行研究的。在进行历史上的边疆研究时，应历史地，多层次、多角度地考察边疆问题，既要有重点地考察对不断发展的统一多民族中国边疆进行的研究，也要兼顾从边疆的某个单一视角或对某些局部问题进行的研究。

面对十分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之所以认为中国边疆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完整客体供人们进行研究，而且中国边疆可以成为本丛书的研究对象，这首先取决于内涵十分丰富而复杂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边疆的发展历程是有着基本线索的。

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边疆地区的发展大势与历史特点

有着广袤的疆土和众多国民的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是经过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大致定型于现代状态的。这一过程虽然十分漫长而曲折，但总的趋势是，自先秦时期起，在现代中国领土内开始形成一个核心区域，而这个核心位置并不固定于一地(大致在黄河中下游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在这个中心区域建立政权的既有华夏，也有夷狄，既有汉族也有其他少数民族，当一个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权因内部原因(如政权腐败、政治分裂、经济崩溃等)或因外部原因(如处理不好内外关系、外敌入侵等)或因内外交困而垮台时，就会有一个新生的较有生气的政权接替前者，这就是历史上常见的王朝兴衰交替现象。当然，单一的中心分成两个或更多的中心在历史上也是十分常见的现象，这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分裂时期。但是，即使是在多政权分立时期，每个有作为的统治者往往认为自己是更大范围中心的代表，而且努力将这种愿望付诸实施。在经过一番努力后(时间或长或短，过程或顺利或曲折)，最终一个更大范围的、统一程度更高的国家就诞生了。到了清代，古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到了最高水平。进入近代，外来侵略威胁日益严重，同时自身内部的社会经济问题也在日益恶化，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危机四起后，中国人开始了新的寻求富国强邦之路的历程。经过百余年的奋斗，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并发展起来。

边疆地区的发展是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发展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全国范围的发展状况决定了边疆地区发展的基础，边疆地区的发展状况也对全国范围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大致有三种发展趋势或者是到当代为止的归宿: 其一，原为边疆地区，经过长时期甚至是有反复的发展逐步变为内地的一部分; 其二，曾是域外或边疆的地区，经过长时期甚至是有反复的发展，现在仍为中国边疆的组成部分; 其三，由于外来势力的影响(直接的或间接的)曾是中国边疆有机组成部分的地区成为我国域外之地。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会涉及以上三种情况的中国边疆。如果从宏观角度观察中国边疆的发展大趋势，那么结论只能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由局部的小统一，到全国的大一统，终使广大边疆地区日益成为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边疆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产物，其不但有着较明显的自然特征，更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特点。辨析中国边疆的历史特点，对于加深理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全过程和研究中国边疆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作简要的概述，中国边疆至少包括以下特点:

第一，悠久的历史——曲折发展过程中的连续。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而且是世界各早期文明国家中惟一没有中断自身文明发展过程的国家，在这一大前提条件下，中国边疆不但在人类文明史中具有最悠久的发展史，而且其发展史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中国边疆地区的发展史一般均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的石器时代，各个边疆地区社会发展速度或快或慢，但都或早或迟地纳入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连续性发展的轨道。中国古代文明最早是在中原农业区发展起来的，在中原以北、以南这两个大方向上(包括东北、西北和西南)存在着游牧民族和热带、亚热带丛林地带的农业民族，扩大了的中原地区构成了发展中统一多民族的中国之中心地区，其外则是广阔的边疆。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原与边疆地区交往不断(既有经济、文化交流，也有政治辖治或战争)，中国边疆也就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曲折发展，在面临近代中国边疆危机，即资本主义殖民者入侵以前，中国边疆形势发展的总趋势是朝着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方向演进的，即使是来势凶猛且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也从未中断过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到了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殖民侵略者给中国带来了新的边疆危机，这是与以往中国边疆问题性质截然不同的社会危机，中国独立发展的历史面临着中断的危险。但是强烈的挑战也逐步唤起了中国人民，经过百余年艰难曲折的探索与奋斗，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再次兴起，中国边疆也在继承数千年历史遗产的基础上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广阔的地域——分散发展演进后的统一。中国是一个有着辽阔领土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其边疆地区地域亦十分广袤。从东北到西南，陆地边疆地区面积即超过全国面积的一半以上，此外还有十分辽阔的海疆。中国各边疆地区在社会人文环境与自然地理条件方面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边疆是在分散发展演进后统一为一体的。这里所讲的分散与统一均有两重含义: 讲分散既有从全国角度看边疆分散为若干地区，也有在一个大的地区中又往往可分为若干相对自成体系的局部; 讲统一既有各大边疆区域逐步统一于中国的进程，也有各个边疆区域内部趋于一体的演进。每个大的边疆地区都有相对自成体系的发展史，这既是本地区的社会发展史，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北边疆地区，该地处于东北亚一隅，东有海，西有大兴安岭山脉，北至东北西北部高寒地区，南则与华北地区相接。该地区有漫长的地区社会发展史，时常与蒙古高原和朝鲜半岛的社会发展有联系，但更主要的是与中原地区的发展密切相关。在东北地区自身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中原地区政权对该地区的辖治有着时进时退的变迁，当契丹、女真(及后来的满洲)在该地区发展起来并逐步进入中原地区后，该地区作为中国辽阔边疆一部分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在北部边疆地区，主要是蒙古高原地区，这里地势开阔，适于牧业发展，但也时遇恶劣气候造成的天灾。该地区的经济以游牧为主，社会发展波动性较强，居民流动性亦强。该地区自古就与中原地区联系密切，战争、和亲、经贸人员交往及移民潮都是连接纽带。当蒙古族在这一地区有了历史性的发展后，该地区作为中国北部边疆的地位也随之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当然，北部地区的社会发展与东北地区、西北地区的发展也有多方面的联系。在西北边疆地区，这里地域广袤，但间有高山、荒漠分隔; 这里交通路线漫长而崎岖，但又是东亚至中亚及南亚、西亚、欧洲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迁徙的重要通道。这就导致了该地区社会发展的曲折复杂局面，但各地区分散发展基础上的统一趋势却是十分明显的。在西部边疆地区，主要是青藏高原地区，高山大川的阻隔延迟了该地区统一发展的进程，但自吐蕃在此兴起以后，该地区与内地及其他边疆地区的联系日趋紧密，日益加深的多方面的双向交流最终导致这里成为中国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南边疆地区，热带、亚热带高原、平坝地形更加复杂，自然环境也更为小规模人群提供小范围的生存空间，这里的居民有着漫长的相对与外世隔绝的发展进程，但是缓慢却坚实、少有反复的统一发展历程则代表了该地区社会发展的主要方面，继实现地区性统一的南诏、大理兴起之后，统一于中国版图的西南边疆地区的发展已稳定地融入中国发展历程之中。在南部沿海及海岛(主要有台湾岛和海南岛等)地区，也有着边疆地区相对独立发展和逐步融入全国性发展进程的历史发展历程。

第三，多样的民族——自立发展基础上的融合。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现代被确认的民族有56个，而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部族)演进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中国边疆问题与中国民族问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不仅因为中国边疆地区是各少数民族主要的聚居地，而且各民族在自立发展(各民族都有以自己为主线的发展史)基础上的融合发展是构成统一多民族中国边疆的基石。在这里，我们应该确立一个衡量民族发展的标准——任何形式的融合都是民族发展历史上的进步。汉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民族，也是居住分布最广的民族，汉族的发展对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及其边疆形成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汉族有着十分漫长而从未间断的发展史，而汉族得以以现代如此强大的状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与其他民族的不断融合。华夏民族是汉民族的主源，但华夏民族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与蛮、夷、戎、狄诸族结下了长期的不解之缘。形成于先秦时期并在古代中国成为传统的“夷夏观”并不是唯种族血缘论的，文化的标准在辨华夷时占有主导性地位。秦汉的统一，促进了汉民族的形成，也促进了汉民族与周边其他民族的融合。汉民族自形成后保持了不间断的自立发展史，并大量融合了其他民族人口，同时融入周边其他民族的汉族人口也有相当数量，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双向融合现象，进而促进了更大范围的民族融合。一般地说，中国其他民族的自立发展和民族融合往往会曲折和复杂些。史料的缺乏妨碍了后人对少数民族发展史的研究，古代中国少数民族自身发展道路也是十分多样化的。一些民族流动性大，与其他民族的交流、融合程度和规模也大，不少曾显赫一时的民族其自立发展史未能长期延续; 一些民族则很少迁徙，与外部社会的交流也少，社会发展缓慢而延续。许多北方游牧民族属于前一种类型，而众多热带、亚热带丛林农耕民族往往属于后一种类型。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最终形成了统一多民族中国的主人——中华民族。在中国边疆地区，还有一种民族现象也很普遍，这就是跨界民族的存在。形成一个民族跨界而居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在我国，许多跨界民族是在资本主义殖民者入侵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过程中形成的，而这种跨界民族现象的存在又增加了中国边疆地区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第四，复杂的问题——多重矛盾发展的叠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问题，中国边疆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多重矛盾发展叠加的结果。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全国性发展所遇到的矛盾在边疆地区也会发生，这是矛盾运动具有普遍性的一面。这类矛盾包括人类生存发展与自然环境制约的矛盾、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制约的矛盾、社会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矛盾、不同民族间的矛盾、不同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等。辨析这些矛盾运动是认识中国边疆问题的前提。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中国边疆社会矛盾运动还有其特殊性，不同边疆地区的社会矛盾运动又有其特殊性。辨析这些边疆特殊矛盾运动是认识中国边疆发展现象的关键。边疆地区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往往体现为上述各类矛盾更集中地发生于一地，多重矛盾的叠加增加了边疆地区社会矛盾的复杂性，这对辨析矛盾线索脉络和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都增加了难度。

三、中国边疆的发展阶段

中国边疆经历了以下的发展阶段，这种发展的阶段性也必然对中国边疆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一)古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中国边疆(从上古至清代)

中国是著名的文明古国，在世界文明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古代中国数千年的发展道路是十分漫长而曲折的，但中国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一漫长而又持续的发展历程，才有了近现代中国牢不可破的社会基础——包括国家政治格局基础、社会经济基础、民族分布与民族团结基础、历史文化传统基础等。

1. 先秦、秦汉时期的中国及其边疆

这是古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边疆发展的第一个大的历史时期，是我国边疆的开拓时期。

先秦时期是我国早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发生发展时期，传说中的夏与以后的商、周都是早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因为夏商周已经具备了一个中心(政治、经济、文化)的形成和多民族(部族)统一在一个建立在非血缘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中这样两个最基本的条件; 当然，此时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还是非常原始的，其统一程度和多民族内涵与秦以后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先秦时期毕竟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中的奠基时期。

先秦时期也是我国边疆发展史的奠基时期，虽然有关先秦时期的边疆问题还是疑点丛生，人们对那个时代边疆的认识还是模糊而零碎的，但是，对我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边疆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影响的三大发展趋势已经清晰地展示出来，这就是:

第一，国家的外延与内涵在不断扩大。最初的“中国”就是“国中”，邦国(有些学者称其为城邦国家)的国人住在城内(即国内)，出城即是出国了(至于出行多远才入另一国界则是另一个问题)。以后，国家不但包括国人所住的国，也包括附庸国的“野人”住的“郊”，这时的国(即邦)已含有国野两部分。再以后，国家(作为共主或众邦之王的夏商周，有些学者称其为王国)不但包括共主本邦(或称王畿，即王的直辖地)之地，而且包括了从属于共主的其他政治共同体(如诸侯国、附属国等)的领地。对不同层次边疆的定义与考察是开展中国边疆研究的一个先决性、基础性的重大课题。

第二，国家的政区划分与边疆政治形态发展的统一趋势。先秦时期，夏商周虽然与诸侯国形成了共主与附庸的关系，但诸侯国是相对独立的政体，而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郡县制度发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与周朝的分封制不同，“县”和“郡”原来都有直属于国君的意思。县与郡最初均设于边境地区，春秋时期秦、晋、楚已设县，春秋末晋又设郡，以后各国纷纷在边防重镇设郡。郡县制的出现不但是各国内部社会形态与制度变革的重要表现，也对以后边疆发展史带来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边疆地区郡县发展史是中国边疆研究的一个长期的重大课题。

第三，中国日益成为多民族的共同体，而这一过程又往往是从边疆地区开始发展起来的。先秦时期，多民族(部族)混居中原，各族间(包括商周王室和诸侯)通婚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各族间的战争与征服也时有发生。经过长时期的融合过程，到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居民和周边地区居民在民族构成方面的不同初步形成。中原地区民族是原地各族居民和由周边地区进入中原地区人口的共同体，也就是后来汉族的基础; 而周边地区民族组成情况就要更复杂些，从总体上讲可分为原地居民、由中原迁出居民(包括“夷狄”和“华夏”)和由更边远地区居民迁入这三部分人组合而成，这就是历史上经常提到的边疆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民族构成和边疆各民族与中原地区民族的关系，构成了中国边疆研究的又一重要研究课题。

秦灭六国完成统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秦与周一样兴起于西部，长期被认为是戎狄国家。经过长时期的发展，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皇朝帝国，但仅在15年之后，即于公元前206年在农民起义军和六国旧贵族的共同打击下灭亡了。

秦的疆域在东北达到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西北部，北部达到蒙古高原，西部达到今甘肃东部、四川、云南一带，南部达到大陆南端。在这一广大的版图上，秦在全国普遍实行了郡县制(以郡统县，各郡直属中央)，这既包括战国时期关东六国故地，也包括秦北击匈奴、南取南越后新置诸郡; 但惟一的例外是秦曾在部分西南夷地区“置吏”[4]管理而未设郡县。在秦的周边，还有东胡、匈奴、羌等部族。秦的疆域开拓与边疆治理、开发，是秦代边疆研究的重要课题。

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206年，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汉帝国。汉朝历时426年，其间，又可分为前汉(西汉)和后汉(东汉)两个时期，两汉之际历经公元9年至23年王莽统治时期(国号为新)和公元23年至25年的刘玄统治时期(国号为汉)。公元25年，汉光武帝刘秀即位，至公元37年恢复汉的统一局面。地方势力的增长和农民起义的爆发是两汉灭亡的政治上的原因，220年曹丕称魏帝，汉亡。

两汉时期，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前汉建都长安，后汉建都洛阳，但其疆域范围已有了较长期、较稳定的拓展。汉在秦版图基础上建国，但初期在南(南越、东越地区)北(河套地区)两面有所缩减。至汉武帝时开始大规模拓展，以后又数经疆域变迁。与秦疆域比较，极盛时的汉疆域拓展到东北的朝鲜半岛北部、西北的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西南的哀牢夷地区和中南半岛东(北)部沿海地区以及海南岛北部。

汉承秦制，但在行政区划与地方管理制度方面又有所变化。汉代实行郡、国并行制度(郡、国数量与范围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以后又在郡、国之上设刺史部，后演变为州)。汉对边疆地区的辖治大约有三种方式: 一是设郡县直接管理(又有直接设郡县和先设属国后改郡县之分); 二是设属国间接管理，即历史上常见的羁縻统治; 三是设都护、中郎将、校尉、都尉等对西域各部、匈奴和羌、乌桓、鲜卑各部进行管理，即在更大的范围内实施羁縻统治。在汉的周边，还有沃沮、夫余、鲜卑、匈奴、唐旄、发羌等。

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时期存在的统一多民族帝国，是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的形成时期，也是中国疆域奠定过程中最重要的时期之一，汉代边疆拓展、辖治开发及其对外交往的增加(突出的有开辟西北方、南方的丝绸之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边疆研究的内容。

2.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中国及其边疆

经历了汉末黄巾起义和地方割据与争雄兼并战争后，历史进入了魏(220年至265年)、蜀汉(221年至263年)、吴(222年至280年)各据一方的三国时代。三国分享了汉帝国领土遗产，其中魏的力量最强，占据了北方广大的地区，吴占据了东南和南部地区，蜀汉则领有西南地区。吴、蜀两国之所以与魏对峙抗衡甚至是主动出击，主要是得益于南方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开始形成了可与中原地区抗衡的实力。而由于吴、蜀两国的大力开发治理，西南和南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得到了加强。

三国时期，各国除了彼此间的争斗外，均对开发治理本国的边远地区投入了相当的力量。魏在东北辽东及朝鲜半岛北部消灭了公孙氏割据势力，再置四郡辖治; 并对乌丸、鲜卑、西域的治理投入了相当的力量。蜀在努力巩固后方时，下大力气平定了越巂、益州(今四川境内)、牂柯(今贵州境内)、永昌(今云南境内)四郡之变乱。吴在努力镇抚各地山越的同时，加强了对东南沿海地区的经营，并曾出兵夷洲(今台湾)和朱崖(今海南岛)。三国的周边还有挹娄、夫余、鲜卑、乌孙、诸羌等部族存在。自秦汉以来形成的民族分布布局此时又有了新的发展，汉族人口大量南迁和北方游牧民族人口大量内迁(进入华北平原、黄河中下游平原)的趋势更加明显。人口布局的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及其疆域格局演变带来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魏臣司马炎于265年篡魏称帝，是为晋朝开端。继魏于263年灭蜀以后，晋于280年灭吴，从而完成了自汉亡以后的统一大业。晋定都洛阳，史称西晋。西晋疆域与东汉时大致相同，而曹魏时已被羌胡占有的整个河套地区仍是旧貌。晋的统一和强盛，很快就诱发了两种事态的发展: 一是北方各少数民族又一次出现了内徙的高潮，主要是因塞外各族间相互争斗和自然灾害频繁的状况与中原地区状况形成较鲜明的对比，此时内迁人口分属的部族种类多并且数量大; 二是统治阶级迅速腐败并争权夺势。这两种事态发展的合力又很快导致了“八王之乱”和汉族、各少数民族的起义与反抗。316年，短命的西晋终于在内外交困中为内迁匈奴人刘渊所建的汉赵(前赵)所灭。西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少数民族政权推翻的帝国，而且是被姓刘的匈奴人打着复“汉”的旗号推翻的。

317年，晋贵族司马睿以建康为都继续了晋在南方地区的统治，是为东晋的开端。东晋版图东南至沿海，北界则在与北方政权的对峙对抗中有所进退。东晋朝廷虽然偏安于南部地区(大体在淮河以南)，但与北方的分裂割据、战乱频繁相比，其社会发展基础还算稳定。此时，北方的士族和流民大量南迁，并被安置于新设侨置的许多州郡中，南方的社会经济因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此同时，东晋政权也努力加强在江南地区的政治统治，特别是对南疆广、交二州的辖治。东晋的北伐屡不成功，至淝水之战后虽北进至黄河一带，但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与社会矛盾却日益突出。420年，以士族豪门为支柱的东晋政权终于让位于由出身寒门的刘裕建立的宋(史称刘宋)。

自西晋末至刘宋初，也就是304年刘渊称王起到439年北魏统一北方，在中原和巴蜀地区先后建立了二十多个割据政权，这就是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十六国指前后二赵、前后西三秦、前后南北四燕、前后南北西五凉、成汉和夏，其他割据政权还有冉魏、西燕、代等。如按创建人的族属分类，这些割据政权的基本情况是:

由匈奴人建立的政权有三个: 一是刘渊建立的汉赵(前赵)，初都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后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北)，再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有今陕西、山西、河南、甘肃的部分地区，从304年刘渊称王至329年亡于后赵。二是赫连勃勃于407年建立的夏，都统万(今陕西横山西北)，有今陕西北部、内蒙古一部，431年亡于吐谷浑。三是沮渠蒙逊于401年建立的北凉，都张掖，有今甘肃西部，439年亡于北魏。

由鲜卑人建立的政权有七个: 一是慕容皝于337年建立的前燕，初都龙城(今辽宁辽阳)，后迁都蓟(今北京西南)，再迁都邺(今河北临漳西南)，有今辽宁、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苏的一部分，370年亡于前秦。二是慕容垂于384年建立的后燕，都中山(今河北定县)，有今河北、山东、山西和河南、辽宁的一部分，407年亡于北燕。三是慕容泓于384年建立的西燕，初都长安，后迁都长子(今山西长治)，有今山西一带，394年亡于后燕。四是乞伏国仁于385年建立的西秦，都苑川(今甘肃榆中北)，有今甘肃西南部，431年亡于夏。五是秃发乌孤于397年建立的南凉，初都西平(今青海西宁)，后迁都乐都(今青海乐都)，有今青海一部和甘肃西部，414年亡于西秦。六是慕容德于398年建立的南燕，初都滑台(今河南滑县)，后迁都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有今山东、河南的一部，410年亡于东晋。七是拓跋猗卢于315年建立的代，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376年亡于前秦。386年，拓跋珪利用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之机复国，改称魏(即北魏)。

由羯人建立的政权: 石勒于319年建立的后赵，初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后迁都邺(今河北临漳西南)，盛时有今河北、山西、河南、山东、陕西和江苏、安徽、甘肃、辽宁的一部，351年亡于冉魏。

由氐人建立的政权有三个: 一是李雄于304年建立的成，338年改国号为汉，都成都，有今四川东部和云南、贵州的一部，347年亡于东晋。二是苻洪于350年建立的前秦，都长安，曾于苻坚在位时一度统一北方，有今河北、山西、山东、陕西、甘肃、河南和四川、新疆、内蒙古、辽宁、江苏、安徽、湖北的一部，383年淝水之战失败后，原被灭各国及各国首领纷起立国，394年终亡于后秦。三是吕光于386年建立的后凉，都姑臧(今甘肃武威)，有今甘肃西部和宁夏、青海、新疆一部，403年亡于后秦。

由羌人建立的政权: 姚苌于384年建立的后秦，都长安，有今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的一部，417年亡于东晋。

由汉人建立的政权有三个: 一是张寔于317年建立的前凉，都姑臧，有今甘肃西部、宁夏西部、新疆东部，367年亡于前秦。二是冉闵于350年建立的冉魏，都邺，疆域同后赵，352年亡于前燕。三是冯跋于407年建立的北燕，都龙城(今辽宁朝阳)，有今辽宁西南部和河北东北部，436年亡于北魏。

在十六国时期的135年间，北方地区政局动乱，政权交替与相互兼并不断，各个政权的政区疆域变化极为频繁，众多民族活跃在广大北方地区，这就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边疆发展史增添了极为丰富的内容，也为本时期的边疆研究提出了众多且复杂的课题。十六国时期，各国多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下史实是十分值得研究的: 少数民族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核心的北方地区占有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 而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大多不是在短时期内由周边攻入中原的，他们大多是已经成为该地区的居民后再逐步掌权的; 刘渊、石勒、苻坚、拓跋什翼键等著名少数民族政治家或是有较高的汉文化水平，或是重用汉族政治家; 少数民族统治者第一次在本民族文化传统与汉文化传统交融的基础上制定了统治本民族和汉族等其他民族政策与实施体系; 各国的疆域主要仍在秦汉疆域的北方地区范围之内，南方曾到江淮流域，北方则首次达到蒙古高原的漠北地区(这是该地区首次归属建都黄河流域的政权); 有作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在有条件时不但要统一北方，而且希望北南统一。

386年北魏建立，至439年灭北凉完成北方统一，中国历史上再次出现南北政权对峙，西部北部周边大块地区仍为不断演变的周边部族居住区的大格局。这也就是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一直延续至589年隋完成统一大业。

南朝宋起于420年刘裕称帝，止于479年禅于齐。初，宋较强盛，南有东汉以来南疆，北与魏相交于黄河一带，但后渐失河南淮北。齐代宋以后，疆域同宋后期，但北界时有变动。502年齐禅于梁，梁初疆域同齐后期，而自西汉元帝时弃守的海南岛于此时重置崖州。547年侯景之乱起，从此南朝一蹶不振，长江以北沦于东魏、北齐，巴蜀、襄樊一带沦于西魏，且弃云贵高原于土著。557年，梁让位于陈，陈疆域略同于梁侯景乱后，是南朝版图最小的王朝，589年亡于隋。

由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于439年统一北方，形成与南朝对峙的局面。北魏疆域北至蒙古高原，西至西域东部，东北至辽西，南境初以黄河为界，后逐渐拓展至淮河、秦岭，进一步至淮南。孝文帝时从平城(今山西太原)迁都洛阳，并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巩固北方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和民族融合的改革措施。改姓汉姓，易服，与中原士族通婚，在朝廷上禁讲鲜卑语及重视农耕的措施，从生活方式到生产方式再造了融入北方主体民族一部分的以拓跋鲜卑为代表的少数民族。534年，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东魏都邺(今河北临漳西南)，550年为高洋所建北齐所代。西魏都长安，557年为宇文觉所建北周所代。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1年，北周为隋所代。由鲜卑人建立的北周虽然存在时间很短，但其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发展史上应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北周不仅统一了北方，从而奠定了隋统一南北方的基础，而且由宇文泰及其汉族大臣苏绰、卢辩制定的政治、军事、法制、经济制度对隋、唐两代均有重要影响。

581年，杨坚代北周称帝建隋。589年隋灭陈统一。从611年各地起义不断发生，隋开始瓦解，618年隋炀帝杨广在江都(今江苏扬州)被杀，隋亡。隋虽仅存38年，但其再创的统一局面很快即为唐所承袭。隋极盛时版图仍未能达到汉代的水平，与西晋盛时比较，虽再有河套及蒙古高原东南部，但失辽东、西域西部和云贵高原大部。

618年，李渊称帝，国号唐，建都长安。唐很快镇压了各起义军，消灭了地方割据势力，进而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进程推至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唐时地方建制时有变化，前后盛衰情况的反差也很大，反映在疆土盈亏方面亦很明显。以极盛时计，唐不仅再有秦汉疆土之地(缺今云南西南部)，进而东北至日本海西岸地区及库页岛和朝鲜半岛西南部(曾设熊津都督府)，北至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上游(属安北都护府)，南至海南岛南部(设振州)，从而使更多的民族共同生活于这一广阔的地域内，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至安史之乱后，唐疆土丧失很多。隋唐以来在边疆地区先后兴起的有: 在东北有靺鞨、渤海、契丹，在北方有突厥、回鹘，在西部有吐蕃，在西南有南诏。其中以吐蕃的兴起最为突出，吐蕃自身强大了，与中原地区的交往与联系也增如了，日益增加的交往包括经济、文化、人员方面的交流，也包括和亲联姻和战争，总之唐蕃之间的交往是双向的。907年，已遭农民起义沉重打击的唐为后梁所灭。

历时300多年的隋唐时期是我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边疆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这不仅表现为隋唐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广阔和包括边疆开发与治理在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内涵的丰富，而且表现为隋唐周边地区(特别是东北地区、吐蕃和南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治上的日趋成熟和与中原交流的发展。而这一切又构成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伴随着唐帝国的衰亡，地方势力再度兴起，周边各族进一步演进，历史又进入一个新时期。

3. 五代、辽、宋、金、元时期的中国及其边疆(www.xing528.com)

907年，朱温灭唐称帝建后梁，五代十国时期开始。后梁都汴(今河南开封)，大体占有黄河中下游、淮北和今湖北的大部地区。923年后梁亡于后唐(923年至936年，都洛阳，亡于后晋)。此后在这一地区相继出现后晋(936年至946年，都汴，亡于契丹)、后汉(947年至950年，都汴，亡于后周)、后周(951年至960年，都汴，亡于宋)。在南方和山西地区，则先后出现吴(902年至937年，都扬州，亡于南唐)、南唐(937年至975年，都金陵，即今江苏南京，亡于宋)、吴越(907年至978年，都杭州，亡于宋)、楚(907年至951年，都长沙，亡于南唐)、闽(909年至945年，都长乐，即今福建福州，亡于南唐)、南汉(917年至971年，都广州，亡于宋)、前蜀(903年至925年，都成都，亡于后唐)、后蜀(933年至965年，都成都，亡于宋)、荆南(即南平，924年至963年，都荆州，亡于宋)、北汉(951年至979年，都太原，亡于宋)等十国。

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五代十国时期是唐末地方割据势力兴起的结果。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的角度观察，这一时期既是汉末地方豪强兴起现象在新的历史条件的再现，也标志着起于汉末的那种局面的尾声。当社会经济发展在更广大的地区(不仅仅是中原地区)得以实现后，在一个强大的中心(如汉、唐)因内外原因削弱后，就会出现多中心现象; 但也正是随着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间的交流也逐步深入，地方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则遭到削弱，从后唐、南唐起，有实力的地方性中心都在为更大范围的统一作努力。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在五代十国以后至清末的千余年中就再未出现大规模的地方性割据现象。当然这一态势的发展与汉民族的发展、分布及各民族的融合以及宋以后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有关。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北方边疆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并能入主中原与汉民族轮流执掌统一江山。宋、元、明、清四朝的统治民族恰好是汉、蒙古、汉、满。从“割据对峙”到“轮流坐天下”，不能不说是历史上中国民族关系的一个质的变化。

契丹族领袖耶律阿保机于907年创建了契丹国，后改国号为辽。初都皇都(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后改皇都为上京。辽极盛时疆域东至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和渤海，北部包括今外兴安岭以北、叶尼塞河上游及其支流安加拉河流域和勒拿河上游地区，西抵阿尔泰山以西的沙漠地区，南接今河北、山西两省中部。北宋建立后，辽与北宋长期对峙，1125年辽亡于金。1124年辽宗室耶律大石率部西迁，建西辽于今新疆及其以西广大地区，西辽1218年亡于蒙古。

契丹的兴起与辽的建立发展，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边疆在北方地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十六国、北朝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不同，辽是在塞外地区发展起来后逐步向四周发展的，而前者多为内迁少数民族建立; 辽的主要发展方向是中原地区，但其并未放弃在广大北部地区的发展，而前者多将北部广大地区放弃给社会发展阶段更为原始的部族。辽在继承发展了中原王朝历史传统的前提下，又考虑到它的大片辖境包括了北部边疆地区，其中又杂居着种类繁多的游牧(或渔猎)部族这一特定的地理、经济和民族等因素，从战略全局出发，制定和推行了涉及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制度——双轨制(即因地制宜实行以州县制和部族制为代表的两种制度)。辽对北部边疆地区因时、因人、因地制宜的开发与辖治促进了该地区与中原地区融于一体的进程。

960年，赵匡胤代后周称帝，建立宋朝，定都开封，史称北宋。宋采用各个击破的战略，至979年灭北汉，大致完成了在五代十国范围内的统一。与唐朝晚期疆域比较，北宋南疆已不含越南北部; 西北以陕西横山、甘肃东部、青海湟水流域与西夏、吐蕃接界; 北部则在河北、山西中部一带与辽对峙。北宋的统一是在相对有限的范围内实现的。1126年，北宋亡于金。1127年，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后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与东晋、南朝情况类似，南宋偏安东南一方，北边大致以淮河、秦岭与金接界。1279年，南宋亡于元。

宋王朝建立后，自秦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秦汉时期，地方豪强势力即时有兴起，继而酿成割据局面; 自唐代镇兵拥立留后，积习相沿，直至五代，造成国擅于将、将擅于兵的局面。宋太祖在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这是五代士兵拥立皇帝的第四次。宋开国君主力图改变上述局面，推行了一整套重文轻武，削弱军队与地方权势以及优待官吏等抑制或收买兼行的制度。军队与各地方的势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而冗兵冗吏和积贫积弱的结果却日甚一日。宋较成功地统一了中原及南方，但在对北方实施的军事行动中却屡遭失败。宋初北向最明确的目标是从辽得到燕蓟地区，直接进军不成，宋即设想存专款于封桩库，或以此款向契丹赎燕蓟，或购其人首(意在借经济实力，以军事手段消灭契丹)。而自真宗以下，宋的大量钱财却用在岁币买和之上。以经济手段削弱边患和开发治理边疆自汉以来屡见不鲜，但有宋一代，此法用得尤为突出。宋在西南设茶马司管理茶马交易也是宋治边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1038年，党项羌人元昊称帝，建大夏(即西夏)，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东南)。西夏盛时有今宁夏、陕北、甘肃西北部、青海东北部和内蒙古一部。西夏与宋、辽、金多次发生战争，1227年亡于蒙古。西夏立国190年，在古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西北边疆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西夏居民有党项、汉、藏、回鹘等族，以从事农牧业为主，与宋经济、文化交流联系极为密切，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和汉文典籍在西夏也有应用和流传。

1115年，女真族完颜部领袖阿骨打创建金，初都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后迁都中都(今北京)、开封等地。1125年金灭辽， 1126年灭北宋，1234年亡于蒙古和南宋的联合进攻。金与南宋对峙于淮河、秦岭一带百余年，有东北和中原广大地区。金与辽相比较，金在更北的地方兴起，发展到了更南的地方; 金虽数次攻到长江流域，但终未能统一南方地区。而从1140年绍兴和议南宋向金称臣，每年贡纳银绢与1164年隆兴和议定宋金为侄叔之国的事实分析，南宋对金已处屈从地位。一个拥有大片领土由汉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称臣于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惟一典型的一例。金对古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东北边疆的发展继辽之后再次作出重要贡献。

在辽、宋、金时期，西南地区青藏高原有吐蕃等部，在云南高原则有以大理为中心的大理政权。段氏大理政权以“白蛮”为主体，但其统治集团通用汉文，其王曾受宋封为云南王、大理王。937年建立的大理政权1254年亡于蒙古。

1206年，蒙古族领袖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后被推为大汗，称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建国后，先攻金进占黄河流域，继而灭西辽、西夏、金、大理，并在吐蕃地区设行政机构进行直接统治。与此同时，蒙古军还西征亚欧广大地区。1271年，忽必烈在内部争位斗争取胜后定国号为元。1279年，元最终灭南宋，完成了古代中国史上空前的大一统。元建都大都(今北京)。1368年，元在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下，在朱元璋军攻入大都后被推翻。元顺帝北走塞外，仍称元(史称北元)。

元朝虽仅存98年，但其在古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边疆发展史中产生的影响不仅深远，而且更全面。元的版图东北至日本海; 北至今俄罗斯西伯利亚北极圈内; 西北接窝阔台(成吉思汗三子)汗国、察合台(成吉思汗二子)汗国、钦察汗国(成吉思汗孙拔都建)和伊儿汗国(成吉思汗孙旭烈兀建); 西南接尼波罗、印度、缅甸、越南; 东南至海。钦察汗国和伊儿汗国名义上对大汗即元帝称藩，但实际已是独立国。初察合台汗国实为窝阔台汗国之附庸，两国连兵反元，不承认元帝的宗主地位; 后察合台汗国与元通好称藩，并在窝阔台汗国破灭后并有其大部领地。元时还曾设征东行省于高丽，但其省丞相由高丽国王兼任，且其原有制度机构不变，故其实为藩属国。

元为巩固和发展其统一多民族国家，在继承中国历代治国方略成功经验的同时，推出更为适应历史发展的政策与制度。元首先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将金后期的行省制度推行于全国，辽阳、岭北、甘肃、云南、湖广等则是置于边疆地区的行省。史称“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之于内地”[5]。还在距省治较远的地方分设宣慰司都元帅府，又有招讨、安抚、宣慰等使层层管理边疆地区。其次，在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吐蕃地区初由设在中央的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总制院管辖，后改为政教合一的宣政院，从此该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在畏兀儿地区设有北庭都护府等机构。在云南、湖广等一些边远地区实行土司制度。

元的建立标志着古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边疆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的结束: 结束了古代中国自然的、大规模的领土形成与拓展过程; 结束了中原与广大南部(特别是西南)地区反复出现的地区割据现象; 结束了全国性行政组织结构创新性演进过程; 构成中国居民的各民族成员绝大多数已融入中华民族。元的建立也预示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将开始，古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边疆发展将进入其成熟和鼎盛时期。

4. 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的中国及其边疆

1368年，朱元璋称帝，国号明，建都南京，后迁都北京。朱元璋是在元末农民起义四起，随后形成若干割据政权后于1352年起兵于濠州(今安徽凤阳)的，他在击破陈友谅和张士诚之后即帝位，并于建国的当年北伐中原，灭元后，又出兵征讨各地。至1386年，在元故有版图基础上，完成了除北元控制区外大部地区的统一。明前期强盛时疆土与元后期基本相同: 在东北的鸭绿江一线为界接壤朝鲜; 在北方与蒙古鞑靼、兀良哈、瓦剌各部有不同程度的藩属关系; 在西北哈密以西一线与亦力把里(察合台汗国演变而来)相接。至明后期，北方瓦剌、鞑靼、兀良哈诸部地域有所发展，与明相交于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的长城一线; 东北退至辽河流域; 西北有由各部蒙古建立的亦力把里、叶尔羌、土鲁番三国(三国国王皆察合台后裔)以及在青海地区的鞑靼土默特部; 西南部云南西界也有东移。1644年，明在全国性农民起义浪潮中，被李自成率部攻破北京而被推翻。明亡后，其残余力量曾在南方建立南明诸政权，但均无建树，终为清所击破。

明是古代中国最后一个由汉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明承元制，对全国大部分地区进行了较为有效的辖治(包括开始在贵州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和对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统治)，时间长达277年。但明对蒙古族各部还缺乏有效的对策和实力，北部边患一直在困扰着明王朝。明统治集团的腐败及社会经济状况恶化导致的农民起义推翻了明政权; 而当明国力削弱、中央政权危机四伏时，地方势力仍无恶性膨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边疆体系的日趋成熟和稳定。

14世纪至16世纪，东南沿海一带经常受到海盗集团的烧杀抢掠，即倭寇之患，东南沿海军民进行了多年英勇斗争，至16世纪60年代才逐渐解决倭寇之患。1553年，葡萄牙人贿通地方官，在广东珠江口壕镜澳(今澳门)登岸建立居留地，1573年变贿赂为地租。1624年，荷兰人侵入台湾，在台湾实行殖民统治。上述边海防之患虽然还只是发生在局部地区，但这些来自海外的入侵已是一个明确的危险信号。

明后期，建州女真在东北崛起，1583年，任明建州左卫指挥使的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起兵，1616年即汗位，建国号金，史称后金。1626年皇太极嗣立，1635年改女真族为满族，1636年即皇帝位，改国号为清。清(包括其早期发展阶段)统一全国的行动历时长达176年(从1583年起兵至1759年平定西域结束)，最终完成了中国疆域奠定的历史使命。这一历史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组成部分:

第一，统一东北诸部族和收服漠南蒙古。太祖时统一了建州诸部和海西四部，征服招抚了生女真的主要部分; 臣服了蒙古科尔沁、喀尔喀等部，并攻取明辽东地区。太宗时统一了乌苏里江、黑龙江流域和库页岛上诸部族，使包括察哈尔、土默特、鄂尔多斯等部在内的漠南蒙古全部入其版图。

第二，灭明统一中原及江南广大地区。1644年清兵入关，击败李自成，顺治帝入主北京，清以北京为都。1645年清兵下江南，灭南明弘光帝政权。1659年清兵入滇，灭南明永历帝政权。至1664年夔东抗清义军被镇压，南明在大陆的残余势力基本被肃清。1662年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军，占领台湾，仍奉南明永历正朔;1683年清兵入台湾，郑克塽降。

第三，战胜漠西卫拉特蒙古及西域诸部，收服北、西北、西南广大地区。明末清初，漠西卫拉特蒙古占有从北方漠北至西北西域地区至青藏高原的广大地区，在卫拉特四部中，又以准噶尔部最为强盛，是清的主要对手。经康熙三次亲征，1697年准噶尔汗噶尔丹兵败自杀，清有阿尔泰山以东地区，已臣服于清的喀尔喀三部还牧漠北故地，青海和硕特部亦称藩臣服。1720年清兵入藏，西藏结束和硕特和准噶尔等蒙古人先后统治时期，始入清版图。1724年清平定青海和硕特部之叛。1757年清平定准噶尔部，准部所属地区(包括乌梁海诸部)尽入版图。1759年清平定天山以南的回部。

第四，通过雅克萨之战和外交谈判，确定中俄东段、中段边界。1689年，中俄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中俄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为界，再由格尔必齐河源顺外兴安岭往东至海，岭南属中国，岭北属俄国; 乌弟河和外兴安岭之间为待议地区。1727年，中俄签订中俄《布连斯奇条约》。条约规定中俄中段边界由唐努乌梁海沙宾达巴哈起至额尔古纳河西岸阿巴该图止，以南归中国，以北归俄国。1727年签订的中俄《恰克图界约》再次重申了以上两个界约的规定。另外，1712年定盛京与朝鲜之间的鸭绿江、图们江为界，于长白山天池南分水岭上立碑为界。在西南边疆，乾隆末年击退廓尔喀(尼泊尔)对西藏的侵扰后相继与廓尔喀、布咯克巴(不丹)、哲孟雄(锡金)等划定了边界。

最终完成古代中国大一统伟业的清王朝对全国实施了有效的管辖，以《嘉庆重修一统志》为据，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时全国分为27区，即内地18省、盛京三将军、蒙藏准回6区。18设省地区既有汉族聚居区，也有周边少数民族聚居区(在直隶、山西、云南、广西等省)，并继明以后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在东北地区设有奉天将军(盛京将军)、吉林将军(初为宁古塔将军)、黑龙江将军等三将军辖区。在西北有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和定边左副将军(驻乌里雅苏台)等二将军辖区。在漠南蒙古和套西蒙古两地区设盟旗辖治。在青藏地区设西宁办事大臣和驻藏办事大臣两辖区。

总之，清在继承古代中国历代治国安边经验的基础上，在加强国家统一、克服分裂势力、反对外来侵略、加强边疆治理与开发等方面留下了大量宝贵经验，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古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内涵。当然，清在治国安边方面的历史局限性也是明显的。随着清社会发展步伐的放慢、停滞和其统治阶层的日趋腐朽，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时，国家、民族危机和各种社会问题就暴露出来了，1840年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近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国边疆(1840—1949年)

1. 1840—1911年时期的中国及其边疆

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在趋于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危机此起彼伏，国内社会矛盾尖锐，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 边疆危机四起，国家蒙难，百姓遭殃。两种民族矛盾——少数民族统治者与各族被压迫人民的矛盾和中华民族整体与外国殖民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清朝统治者此时既无法缓和国内民族矛盾，也无力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入侵，强盛一时的清帝国的衰亡已不可逆转。此时人民革命要担负起两项历史重任——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和反抗外国侵略者并振兴中华民族。随着中国社会与边疆发展形势的巨大变化，中国边疆研究也面临着一系列新课题。

自19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割占中国领土，是本时期最重要的边疆大事。资本主义列强侵占中国领土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是与中国相邻的俄国。在东北，俄国通过强迫清王朝签订的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和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强占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在西北，通过签订1864年塔城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9年科布多界约和乌里雅苏台界约、1881年伊犁改订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俄国强占了从唐努乌梁海、科布多到巴尔喀什湖、帕米尔地区的大片领土。

第二是英、法两国在中国周边邻国建立殖民地之后进而侵占中国领土。英国将北起帕米尔、经西藏至云南的不少中国领土并入其殖民地; 法国则将滇南乌得、孟乌二土司划入法属交趾支那。

第三是逐渐强大起来的中国近邻日本，首先将海外殖民目标对准了中国的邻国朝鲜，继而在甲午之战(1894年)中战败中国，次年迫使中国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中国的台湾省割让于日本。

第四是列强对中国沿海地区的强租强占，这包括葡萄牙在澳门，英国在香港、威海，德国在胶州湾，俄国(后为日本)在旅顺口大连湾，法国在广州湾等。

伴随着中国边疆危机的加深，清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政区管理体制进行了一定的改革，这些改革有益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疆域的进一步巩固，也是此时期中国边疆发展的大事，这包括: 1884年设新疆行省，置巡抚驻迪化，同时仍设伊犁将军驻惠远城，辖伊塔道; 1886年设台湾行省，置巡抚驻台北; 1907年设奉天、吉林、黑龙江行省，置巡抚分驻奉天府、吉林府、龙江府。

2. 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及其边疆(1912—1949年)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但不久孙中山为首的政府即让位给袁世凯为首的政府，1916年袁世凯死后，各派军阀纷争割据，至1928年由国民党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完全取代北洋军阀政府。民国初年，中国边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在外蒙古地方有沙俄导演的“独立”、“自治”事件。1914年，唐努乌梁海地区被沙俄出兵霸占。1913年至1914年，英国策划了旨在统治西藏的西姆拉会议，中国政府代表拒签并声明不承认所谓英藏《西姆拉条约》。在边疆地区内部，其社会经济生活与清末比较并无明显变化。

20世纪30年代以后，民族危机达到了巅峰。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东北大好河山沦陷于日本。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军入侵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不但有大片边疆领土沦陷于日本，中原内地亦有许多地区先后为日军占领。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战后，中国不但收复在大陆的失地，还收回了被日本侵占50年的台湾省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侵占的南海诸岛。1946年1月，当时的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惟详确疆界尚待勘定。在战后中国收复失地(包括众多租借地和通商口岸)的高潮中，早在1921年即宣告独立并于1924年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外蒙古地方，此时终获中国中央政府的承认，这是20世纪以来中国疆域最大的一次变动。外蒙古独立与中国社会演变过程密切相关，但外来因素的影响是导致外蒙古独立的最重要原因，国际关系大格局的演变与远东(特别是东北亚)地缘政治情况的变化，相当典型地反映在自辛亥革命时期“外蒙古策划独立”至20世纪中期外蒙古独立得到中国中央政府承认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之中。这一事件给国人留下了诸多可以反思之处。

自鸦片战争爆发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在国家、民族、边疆危机日益加深时，国人有识之士在指出中国“寇深矣”的同时还强调了“病革矣”。“寇深矣”即外患严重，这是一目了然的事实; “病革矣”即内忧严重，中国社会发展遇到了严重的障碍，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摆在国人面前的最严峻问题，然而回答好这个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中国为此付出了几代人的努力。从改良维新到民主主义革命，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剧变，资本主义民主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相继传入中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亦有众人尝试。经过近40年的国内社会矛盾运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四、前人的研究和本丛书体例的选择

历史上的中国边疆，一直为中国史学家所关注和研究。《二十四史》四裔传、藩部对中国历史上边疆民族、社会的记述，为中国边疆的研究留下了珍贵和系统的纪录，开创了一个国家疆域变迁记载的世界之最。随着20世纪上半叶民族危机的加剧和现代科学方法的引进，中国边疆和疆域的研究日趋深入。20—40年代先后出版了一批有关中国疆域历史变迁的宏观综论的史作，其中有葛绥成《中国边疆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夏威《中国疆域拓展史》(文化供应社，1941年)，蒋君章《中国边疆地理》(文信书局， 1944年)，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略》(开明书店，1946年)，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等。上述著作今天读来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欠缺，甚至错误，但称它们是中国边疆史宏观研究的开先河之作当不为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80年以来，从民族史、地方史、中外关系史的视角，分论边疆民族、边疆地区的著作可谓林林总总，将中国边疆史研究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马大正、刘逖合著《20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一书的第二编分论中，对百年来几代中国学者的中国边疆历史研究从六个方面作了述评，即:

(1)对中国边疆研究的理性思考;

(2)历史上的中国疆域研究;

(3)中国古代王朝边疆政策研究;

(4)中国古代王朝民族统治政策研究;

(5)近代中国边患与边界问题研究;

(6)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思潮、群体、学者和著作研究。[6]

但必须认识到，对中国边疆历史进行宏观研究时，除了出版了一大批民族通史、个案民族史和地区性边疆通史外，综论性的边疆通史目前见到的仅有刘宏煊《中国疆域史》(武汉出版社，1995年)一种。当然，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林荣贵研究员、吕一燃研究员分别主持的《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史》集合了一批国内专家皓首穷经近十载，至今均已完成初稿，预计近年即可正式出版。

显然，要撰写中国边疆通史性专著，体例上大体可有两种选择: 一是以朝代为序，论述各朝各代对边疆的经略和边疆地区历史发展的演进历程; 二是以地区为列，分别论述不同边疆地区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大发展的背景下的演进历程。前人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借鉴。我们“中国边疆通史丛书”的结构和体例作了如下选择:

(1)以边疆地区为列“中国边疆通史丛书”分设《东北通史》、《北疆通史》、《西域通史》、《西藏通史》、《西南通史》、《海疆通史》，同时另设《中国边疆经略史》，共7册。

(2)《中国边疆经略史》以研究历史上汉、唐、元、清等大一统王朝对各边疆地区的治理为主，包括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边疆地区的边疆政策，边疆开发和治理，边疆行政机构的设置等，还包括对中央王朝与各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及民族关系、藩属关系的发展和演进的研究。

(3)边疆地区各册突出区域性通史的特点，以边疆地区为板块，依照历史发展进程，对各地区的政区建置、辖区设治、军事戍防、民族变迁等方面进行论述，注重边疆历史研究中文化史研究的比重，将历史研究的三个层面，即地域、人类、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面反映中国边疆这一特殊区域在历史演进中的真实面貌。通过对不同边疆地区发展中各自特点的分析，充分展示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形成和发展中丰富多彩的边疆历史特色。

总之，“中国边疆通史丛书”力图通过7册的布局和论述，既从边疆地区发展的视角，阐述特定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又兼及历代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治理与管辖，由点及面揭示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形成、发展的历史规律和边疆地区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必然性。

需要说明的是，本丛书是众多学者集体成果，我们尊重学者的学术见解和行文风格。丛书总主编和编委会同仁只是在丛书的体例和各卷内容取舍上提出要求，并进行把关。我们努力的目标是:“中国边疆通史丛书”既是一部总汇前人研究成果之作，又能在创新上有所建树。果能如此? 有待读者评判。

1999年4月25日

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1] 《诗经·大雅·民劳》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按毛传: “中国，京师也。”

[2] 《辞源》，商务印书馆修订版(合订本)，1989年版，第1683页。

[3]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4页。

[4] 《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

[5]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

[6] 参见该书第152～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