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经略史：和亲与战争并存

人们往往把和亲与战争对立起来，甚至说到它们就像善与恶、是与非那样尖锐地对立的程度。对于古代的民族关系，有些好心的人士总想多说些光明面，少说些阴暗面，似乎和亲就是光明面，战争就是阴暗面。其实，和亲与战争既有对立性，也有统一性。古代的民族关系，光明面不一定都是和亲，也有些倒是战争; 和亲不一定都是光明面，也有些倒是阴暗面。我们应该如实地肯定光明面，如实地揭露阴暗面。须知，阴暗面可以反衬光明面，尤其是可以反衬当代中国民族关系主流的光明面。对于古代的民族关系，阴暗面估计不足，其后果不会比光明面估计不足好些。如果夸大光明面而缩小阴暗面，就不能向读者揭示和亲与战争的真实关系，也不能向读者展示民族关系的真实面貌，甚至会给读者一个印象，似乎在封建制政权或奴隶制政权之间，也会出现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这就或多或少地把社会主义的内容塞进封建制或奴隶制的形式里去了。

古代有民族团结吗? 有的，但通常只存在于不同民族的部分成员之间，只在共御外侮的场合下才有不同民族整体之间的团结。古代有民族平等吗? 没有，根本不可能有，因为民族平等与封建制和奴隶制是不相容的。在某些条件下，有民族均势、民族对等和民族协作，然而它们都不是民族平等。

和亲与战争的对立性，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和亲与战争的统一性，却还远不是众所周知的。只要推究了古代众多和亲实例的因和果，就不难发现和亲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历史上甚至有这种可能: 无战争则无和亲，有和亲仍有战争; 善战者亦善和，不善战者亦不善和。和亲也罢，战争也罢，本身都不是政策，而是执行政策的方法。它们可以为同一种政策服务，欲战而不能则求和，欲和而不能则备战，或为战而和，或为和而战。古人把这个道理谈得最坦率而且最清楚的，是又善战又善和的唐太宗。

关于对付突厥的策略，唐太宗曾经对臣僚们说: “我所以不战者，即位日浅，为国之道，安静为务。一与虏战，必有死伤。又匈虏一败，或当惧而修德，结怨于我，为患不细。我今卷甲韬戈，啖以玉帛，顽虏骄恣，必自此始。败亡之渐，其在兹乎! ‘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也。”[1]果然，到贞观四年(630年)，突厥颉利可汗成了阶下囚，唐太宗达到了先予后取的目的。不久，薛延陀强盛起来，向唐朝请婚，唐太宗对侍臣说: “朕熟思之，唯有二策: 选徒十万，击而虏之，灭除凶丑，百年无事，此一策也; 若遂其来请，结以婚姻，缓辔羁縻，亦足三十年安静，此亦一策也。未知何者为先?”司空房玄龄说: “今大乱之后，疮痍未复。且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2]唐太宗以为房玄龄所言成理，但不愿把公主嫁到一个尚无顺从之意的边疆朝廷去，就答应把新兴公主嫁给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而要薛延陀先送厚礼来。过了一段时间，唐朝的力量大了些，唐太宗便借口聘财欠丰，下诏绝婚。到贞观二十年(646年)，终于把薛延陀灭掉。这也是先予后取，但又是虚予实取。唐太宗对突厥和薛延陀的政策，是使之臣服。执行这个政策的方法则因时而异，宜和则和，宜战则战。最终解决问题的，不是和，而是战。

不但唐朝如此，先前的汉朝也如此。汉朝对匈奴的政策，是使之顺服，即所谓羁縻。说汉朝从来不想压迫匈奴、剥削匈奴，或者存心压迫匈奴、剥削匈奴，都不对。假使能够压迫、剥削，汉朝是不会不干的。可是，汉朝不会利用草原畜牧业，不会管理“至如飙风，去如收电”[3]的游牧民族，它的财力和兵力则使它不能在广漠的草原上建立有效的统治。“得其地，不足以为利; 得其民，不可调而守也”[4]，这是汉朝君臣都明白的。只有一种政策可取，那就是羁縻。前人曾指出: “汉高始纳奉春之计，建和亲之议，岁用絮缯酒食奉之，非唯解兵息民，亦欲渐而臣之，为羁縻长久之计耳。”[5]从汉高祖到汉景帝，是在劣势下用和亲来试行羁縻; 从汉武帝到汉宣帝，是在汉朝实力对比占优势的情况下用战争来实现羁縻。正式提出羁縻政策的，是汉宣帝时的萧望之[6]。

和亲与战争的统一性，总而言之，就是上面所讲的，它们通常是为同一种政策服务的; 分而言之，则体现在下列五个方面:

(一)和亲是两次战争之间的过渡

例如，西汉前期的和亲，是汉朝与匈奴由初战到决战的过渡。初战失利，忍耻求和，蓄力待时，作决战之计，这就是当时汉朝的和亲。和亲使汉朝得以寓备战于休战之中，汉朝的决战准备正是在和亲期间进行的。决战的结果是胜利归于汉朝，失败归于匈奴。

(二)和亲与战争同时存在或迅速交替

例如，西汉前期汉朝与匈奴和亲，唐朝与突厥、吐蕃、契丹、奚等和亲，都是和一阵、战一阵，战一阵、和一阵。从一个时期来看，是和亲与战争并存。

(三)和亲是战略部署的一环

所有和亲，无不如此。从消极方面说，是图存之计; 从积极方面说，是制胜之术。最好的例子，是上文已讲过的汉朝与匈奴的和亲以及汉朝与乌孙的和亲。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唐朝与回纥的和亲，可以说那是外和内战、以和促战，和亲把回纥骑兵请来了，这些回纥骑兵一到洛阳就“恣行残忍，士女惧之，皆登圣善寺及白马寺二阁避之。回纥纵火焚二阁，伤死者万计，累旬火焰不止”。唐朝的军队或许比回纥骑兵更坏，“朔方军及郭英 、鱼朝恩等军不能禁暴，与回纥纵掠坊市及汝、郑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或有衣经者”[7]。朝廷和亲的欢声笑语，换来了民众的奇灾大难。

(四)和亲能否实现取决于军事形势(www.xing528.com)

例如，唐朝与南诏的和亲之议，发生在唐朝存亡绝续的危急时期。黄巢的部队攻克长安，唐僖宗逃到成都，当时南诏还很强，唐僖宗的流亡朝廷则“府库匮，甲兵少”。于是唐僖宗许诺把安化公主嫁给南诏骠信蒙法，可是故意一再推迟婚期。后来，唐朝的军队收复了长安，唐僖宗携安化公主还都，悍然取消了婚约，致使南诏白忙了一场[8]。假使唐朝的军事形势好转得慢些，这门亲事怕就赖不掉了。

(五)和亲是战争结局的记录

例如: 汉高祖与匈奴和亲，记录了汉朝的失败和匈奴的胜利。汉元帝与匈奴和亲，记录了匈奴的失败和汉朝的胜利。都叫和亲，但前者是汉朝以公主“奉”匈奴，而后者是汉朝以宫女“赐”匈奴。唐太宗与吐蕃和亲，记录了双方在交战中得失相当的平局，这时的和亲对双方都不失体面。至于金宣宗在围城中把岐国公主“献”给成吉思汗，则是全无体面可言的。

总括上列五个方面，可以说和亲与战争是相辅相成的。借用民间惯用的比喻，不妨说一个是装白脸的，一个是装红脸的，彼此串通一气。

[1] 《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

[2] 《旧唐书》，卷一九九，《铁勒传》。

[3] 《汉书》，卷五二，《韩安国传》。

[4] 《汉书》，卷六四，《主父偃传》。

[5] 《册府元龟》，卷九七八，《外臣部·和亲》，台湾“中华书局”，1972年版。“奉春”，即奉春君刘敬。

[6] 《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

[7]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8] 《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