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经略史：古代治边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同一切思想意识一样，中国古代传统治边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有其客观条件的。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处于欧亚大陆的东端，西面又有喜马拉雅山脉和帕米尔高原的屏蔽，不像某些古代文明国家那样处在民族迁徙的交通要道上，因而有一个民族关系相对稳定的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大环境构成了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国的自然的基本国界圈。古人对此已有相当的认识，《禹贡》中讲: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郑康成曰: 朔，北方也。南北不言所至，容逾之)。声教讫于四海。”[1]正如郑玄所说，汉代中国的范围北已至漠北地区，南已至海。班固进一步指出: “且通西域，近有龙堆，远则葱岭，身热、头痛、县度之厄。淮南、杜钦、扬雄之论，皆以为此天地所以界别区域、绝外内也。”[2]有了这样的大环境，有了这样对大环境的认识，对中国天然疆域所在的认识和对中国内部的地域层次(如以平原地区为主的中原地区与以高原、山地为主的周边地区)的认识也就很容易产生了。

从中国内部来看，各地区之间有地理上的间隔和区别，但是这些并不能阻断各地区间的相互交通，而且就总体来说，有从北、西、南三个方面向中原辐辏的形势。在历史上，中原(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最先繁荣起来的农业区，在这个区域里最早形成了华夏族。春秋战国时，中原农业区和南方农业区关系日益密切，到汉代形成了统一的汉族农业区。在中国的北部、西部，是少数民族的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在两地区经济交往不断加强的同时，不少汉人进入了周边的畜牧业区，同时也有更多的少数民族进入了中原农业区。在先秦时期，中原曾经是一个熔炉，许多部落和民族在其中熔冶成一个华夏族; 在西晋以后的两个多世纪里，中原再次作为一个熔炉，许多民族在其中熔冶成一个比先前汉人的成分更为广泛的汉族。所以，中国古代文明也遇到了民族移动的问题，不过这种移动大体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对流，而世界上另一些古代文明的民族移动则往往是平流的。不同形式的民族流动产生了不同的历史后果，中国古代文明在政治上的统一趋势以及在民族上的联合和融合的趋势，是有其客观条件的。同样，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中国古代形成了以维护大一统为基础的传统治边思想也就是必然的。

英国历史学家曾总结说: 世界上最初的文明出现“在少数农业特别集约的地区”，“文明古国不同于它们的邻人(北方的游牧人以及欧洲的温带森林或中印半岛的热带林莽中的农业人群)之处就在于经济的集中”。“游牧民族由于渴望享受文明的成果而发动的进攻，成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循环往复的老问题，直到15世纪火器的应用使得文明民族处于决定性的优势地位为止”[3]。中国古代文明也是最早在中原农业区发展起来的，在中原以北以南这两个大方向上(包括西北和西南)也存在着游牧民族和热带、亚热带丛林地带的农业民族，中国古代传统上把这些人称为狄、戎、蛮、夷，或统称为四夷，由于这些人在文明程度和文化传统方面与中原民族有着明显的区别，在中国古代也存在着以所谓四夷问题为主的边疆问题，在这种客观条件影响下，形成了传统的夷夏之防治边观。但是中国古代遇到的是在一个大的相对封闭环境中各民族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对流式的运动，所以中国古代形成了传统的以大一统思想为前提的以华变夷和师夷长技的治边观，中原民族和周边民族互相影响着、改造着对方。

中国古代治边思想形成连续性很强的传统，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大环境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长期盛行的是中央集权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中央集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统一国家政治的稳定因素，而君主专制制度则是政治方面重要的不稳定因素。由于这两种因素的矛盾运动，中国古代政治史形成了在连续、稳定的大趋势下动乱不安时有发生的大格局。

中央集权制度的实质就是强调以一个政治中心为出发点，由中央到地方，建立一个串连式的政治统治体系。在这种制度下，中央与地方(包括边疆)的关系是比较明确而稳定的，人们以维护中央集权为目的去考虑治边问题时，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相同或近似的。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形成比较成熟的中央集权制度时起，中国古代传统治边思想也开始进入了成型期。

君主专制制度是以政权高度集中于君主个人或其周围极少数人为主要特征的，个人意志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最高统治者个人因素而促成政治上出现动乱不安的局面的事例也是很常见的。

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把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既使政权归一于君主，又要使君主受到一定限度的约束的独特的政治思想体系。传统的儒家一方面承认君主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一方面又反对君主成为“独夫”(前文已曾举过孟子的说法)。董仲舒曾说: “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他还说: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4]这显然是认为君主享有的权利和他应尽的义务是相一致的，避免君主在施政时的独断专行是减少政治失误的重要手段，在治边问题上也是同样的道理。正统儒家的这一政治思想主张在中国古代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也给中国古代社会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稳定的因素。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人们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情况: 一个人要想成为中国的君主，他就要力争统一天下; 一个君主要想保住君位，他就要设法保天下。开拓边疆和保卫边疆的情况与君权的稳定与否是密切相关的。有些君主在治边问题上决策过激，因而产生了不良作用。在挫折或失败面前，或是君主改变政策，后退至较为合理的程度，或是下台被替换。有些君主在治边问题上的决策又过于消极，其结果与上面一种情况也是大同小异的。因为治边指导思想的过度偏差会导致一个政权的彻底失败，所以实践中的治边思想总是在一个大体不变的范围内左右摆动的，这种活动于一定范围的治边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传统。

中国在古代时期形成了连续性很强的系统的文化传统，传统治边思想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也深受儒、道、法等诸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悠久的史学传统和丰富的史籍也对中国古代治边思想传统的形成起过促进作用。

由于直至近代以前，中国历史发展的大环境从未发生过根本性的大变化，因此中国古代的治边思想也形成了传统性很强的体系。(www.xing528.com)

应该说明，中国古代传统治边思想主要是针对边疆内部问题的，尽管有人把周边民族地区视为处于狭义的中国之外，但很少有人把这些地区视为服(五服或九服)外之地，即视为边外之地。

自明中叶以后，中国真的开始遇到外患引起的边疆问题了，但人们长时间地对此缺乏认识，往往还是试图以一些传统的方法来解决新问题，结果是边疆危机日益严重。中国古代传统治边思想遇到了最严厉的挑战，并在政治思想史的社会舞台上走完它最后的一段历程。

究其根源，由于几千年来华与夷比始终处于发达、优势的地位，人们的思想逐渐出现了致命的问题——传统的辩证的华夷观被僵化，人们不顾一切地坚持认为华优夷劣，以我为中心的认识也极度膨胀，并且是愈面临问题愈死抱传统不放，结果是愈来愈不适应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丧失了继续保持先进的发展机会。

还应指出，即使是近代早期一些最开明的思想家(如魏源)的思想也还只限于继续宣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水平。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成功了，这是因为他们在战胜“夷狄”之前首先战胜了自己——实现了自己社会的重大变革; 近代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边疆危机，因为这时的人们在战胜外敌之前没有能首先战胜自我，即实现社会的重大变革，这个教训应该说是非常深刻的。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传统治边思想是一个以大一统思想和华夷思想为基础的政治思想体系，它反映了对不同地区施以不同强度统治的中国古代边疆观具有多层次的、动态的、有继承性的特点; 与此相应，传统的治边观则是以围绕如何因时、因地、因人(周边少数民族为主)而治问题展开的; 中国古代治边思想形成了自身继承和发展的传统优势。在长期的相对封闭稳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传统优势曾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在后来，传统治边思想优势的发挥已非昔比，终于在近代历史剧变中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当然，作为中华古代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传统治边思想中包含着精华，但是只有在彻底冲破产生它的旧的社会体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思想体系，其内蕴的精华，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发扬。

[1] 《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三。

[2]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

[3] 《泰晤士历史地图集·最初的文明》，三联书店，1980年中文版。

[4]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