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边防危机和民族危机交相激迫。俄、英、法、德、日、美等国争先恐后地在中国掠夺利权，强租港湾，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严重民族危机。后来，民族危机又激化统治危机，演化出一场维新变法运动。
从1896年到1898年，在帝国主义各国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沙俄充当了急先锋。中日《马关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这与沙俄向远东侵略扩张的东亚政策发生冲突，强迫清朝拿出白银3000万两作为“赎辽费”，联合德、法两国，导演了“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于是，沙俄以所谓“还辽”有功，向清廷勒索各种利权。1896年6月，李鸿章到沙俄参加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沙俄政府诱使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实际上是沙俄在共同防日的幌子下，通过修筑中东铁路，把侵略势力伸入我国东北地区，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同年9月间，沙俄在中国东北地区开设了“中国东省铁路公司”，负责修筑和经营中东铁路，取得了在铁路沿线派驻警察、开采煤矿、兴办工厂企业的特权。1898年3月至5月，沙俄强迫清朝订立了《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规定把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海面租与俄国，租期25年。又取得了哈尔滨至大连、旅顺的铁路修筑权。第二年，沙俄私自把租借地改为“关东省”，这样，整个东北就成为沙俄的“势力范围”。
1897年11月，德国以两个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杀为借口，派军舰占领了胶州湾，夺取了青岛炮台。1898年3月，德国强迫清廷订立了《胶澳租借条约》，规定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租期99年。德国取得了在山东境内修筑两条铁路及沿线15公里内开矿办厂的特权，使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法国在1895年强占了云南边境的勐乌、乌得，1897年3月又强迫清朝同意海南岛不割让给他国。1899年11月6日，法国迫使清廷签订了《广州湾租界条约》，强租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租期99年。它还获得了滇越铁路的修筑权。于是，云南和两广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
1898年7月，英国强迫清朝签订了《威海卫租借专条》，规定将威海卫、威海湾内之群岛以及全湾沿岸10英里以内地方租给英国，租期25年。同时，英国还对法国在西南诸省扩张势力要求取得“补偿”，并于1898年6月9日强迫清廷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将深圳河以南至九龙界限街以北(包括大鹏湾和深圳湾在内)的九龙半岛租给英国，租期99年。此外，英国还迫使清朝宣布不将长江沿岸各省让与或租给他国。从此，长江流域沦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1898年4月，日本照会清朝，要求不得把福建租借给其他国家，清廷被迫同意照办，福建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当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时，美国正忙于对西班牙的战争，在中国没有取得“势力范围”。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了关于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通过“机会均等”、“利益均沾”攫取了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全部内容。“门户开放”政策提出后，基本上得到列强的赞同。美国认为，这是“外交史上从来没有比此次更光辉和更大的胜利”，“它保护了现在的利益，保障了未来的利益，使美国立于一个牢不可破的地位”[1]。
甲午战争失败后的短短几年，帝国主义在华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和瓜分中国的狂潮。在财政上，帝国主义采取提供政治奴役性的贷款，如1895年7月的“俄法借款”，1896年的“英德借款”， 1898年的“续租英德洋款”，加深了清朝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财政依赖。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在华抢占铁路矿山权益和投资办厂等侵略手段，完全操纵了清朝的财政经济命脉。在政治上，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强借港湾和租借地，使清朝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侵害。在文化上，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传教、办报纸、办学校等形式，加紧文化侵略和思想渗透。当时的中国，面临着被肢解和瓜分的严重危机。(www.xing528.com)
深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广大民众的救亡呼声。1895年，清朝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正在京城赶考的举人康有为等人联合各省应考举人1300人，于5月2日联名向都察院发动“公车上书”，系统提出了救亡的主张。他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2]。“公车上书”标志着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始，康有为认为，维新变法“当以办报先通其耳目”[3]，自筹经费，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同年8月，康有为联络支持变法的帝党官员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10月，康有为离京南下，又在上海组织“强学会”，并出版《强学报》，推动东南一带救亡运动的发展。1896年8月，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自任主编。该报刊登了许多抨击封建时政、鼓吹变法维新的文章，发行万余份，推动了上海的变法图强运动。1897年秋至1898年春，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人士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和“南学会”，广泛宣传维新思想，使湖南的维新运动蓬勃兴起。1897年10月，维新人士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宣传资产阶级进化论和天赋人权的观点。此外，广东、广西、陕西、四川、湖北、安徽、福建、贵州、河北、云南等省，也陆续设立新学堂，组织学会，开办报馆，宣传变法救亡思想。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至1898年，全国各地创办的学会、学堂、报馆共有300多个。一个以维新变法为中心的爱国救亡运动正在全国形成。
在民族危难日益加重的刺激和维新派的积极推动下，光绪皇帝想通过擢用维新派重振朝纲，摆脱以慈禧为首的后党的束缚，争得实权，于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下诏变法。维新运动因有皇帝的大力支持和推进，从而走上了政治实践阶段，出现了新高潮。从光绪皇帝下诏变法，至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总共变法维新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在此期间，光绪皇帝先后颁布了近200多件实行新政的诏令，对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方面进行改革。归纳起来主要是: 政治上广开言路，裁撤闲散衙门与官吏; 经济上设立农工商总局，保护和奖励工商业，允许私人办各种企业; 文教上改革科举制，兴办新式学堂; 军事上裁减绿营兵，编练新式陆军，设厂制造军火，筹建海军，培养海军人才，等等。这些新政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变革旧制度，也没有采纳康有为反复申述的“开国会，立宪法”等重大改革，但是它对挽救民族危亡，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有其积极的意义，因此它是爱国的、进步的。但是，它受到了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慈禧太后采取了三条阻挠维新变法的措施: 一是撤除积极支持变法的帝党中坚人物翁同龢的职务，削弱维新势力; 二是掌握任命二品以上文武官员的权力，限制光绪皇帝重用维新人才; 三是掌握军权，任命宠臣荣禄为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以控制京畿地区。地方官员中除湖南巡抚陈宝箴积极支持新政外，其他各省大多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不予推行。为了打开局面，光绪皇帝罢免了几个公开对抗新政的顽固大臣，毅然任命维新人士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为军机章京，赏四品卿衔，参与新政事宜。维新派和顽固派矛盾的激化，牵动了帝党和后党的矛盾激化，慈禧太后再也按捺不住对维新派和新政的仇恨，决定发动政变，实行镇压。
1898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凌晨，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到故宫，宣布“垂帘听政”，囚禁光绪皇帝，下令逮捕维新人士。9月28日，将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戊戌六君子”杀于北京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维新变法运动宣告失败。
维新变法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在富国、养民、练兵、教士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改革主张。特别是在加强国防方面，他们积极主张修兵备，练兵制器，建近代化的陆海军，以反对侵略，保卫疆圉。这些建议和主张，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它使中国虚弱的边防出现了一丝生机，对振奋民族精神，重振国防，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1] 转引自卿汝楫: 《美国侵华史》，第2卷，三联书店，1952年版，第465页。
[2] 《上清帝第二书》，载汤志钧: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 1981年版，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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