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经略史：保藩失败与边防危机加剧

(一)中法战争的失败与后果

在普遍的边疆危机的基础上，法国和日本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分别对越南和朝鲜发动了新的侵略，迫使清王朝对边防策略第三次进行调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事变，这一事变是由朝鲜闵妃党的封建贵族们勾结日本排挤朝鲜君主大院君，离间中朝关系，引起朝鲜民众和军队的不满而发生的暴动。愤怒的群众和军人杀死了媚外的官吏和朝军中的日本教练，焚烧了日本公使馆。日本侵略者乘机扩大事态，朝鲜形势日趋紧张。1882年3月，法军北犯河内，越南政府请求清廷出兵保护。朝鲜和越南是清王朝关系亲密的藩属国，唇亡则齿寒，在这样的形势下，清廷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边备之策。于是，清朝疆臣之间发生了一场“弃藩自保”和“固藩自保”的争论。

1882年3月25日，清廷发布上谕，廷寄各省督抚，着李鸿章、左宗棠、张树声、刘长佑、倪文蔚等人，就边防问题“通盘筹划，悉心饬议，迅速复奏”[1]。中枢要员和各省督抚在复奏中看法不一。最早回奏的是直督张树声。他在复奏中指出: “今日中国备边之策，惟有令滇粤防军守于域外，仍以剿办土匪为名，藉图进步，既为我军驻守之地，或免法人蚕食之虞。”[2]他还建议朝廷任命福建巡抚岑毓英督滇，以经理越南事务。他说: “多守越南尺寸之土即多增中国尺寸之卫。”[3]代理粤督裕宽在奏折中说: “窃以为宜听越南自为之，中国不必预闻其事也。”“中国预闻其事，势不得不代与法争，争之则不听，徒损威信，无益事机。”[4]这样，在清王朝上层形成了“弃藩自保”和“固藩自保”两种对立的意见。北洋大臣李鸿章极力主张“弃藩自保”，他认为“一朝决裂，全局动摇”，“兵衅一开”，“败固不佳，胜亦从此多事”，不如“坚守藩篱”，使“边患伏于将来”[5]。他不仅反对出兵越南，也反对出兵朝鲜，他在奏折中说: “自强要图宜先练水师，建议户部每岁拨经费四百万两加强南北洋海防。”[6]前兵部侍郎郭嵩焘也反对出兵域外，他认为“驭边之要，以互市通夷情，使法禁有所施，省戍守费，诚为有利无弊”[7]。清朝疆臣就“弃藩自保”与“固藩自保”两种意见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这场争论发动面之广，上自中枢要员下至封疆督抚，连驻外使节也参加了进来。驻英法公使曾纪泽认为“轻让属国即自撤藩篱”，对法国侵略者必须“坚持不让之心，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只有这样才能“令彼族知难而退”，“则他国之生心于吾华属国、属地者，不致接踵而起”[8]。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宝琛认为“伏念越南之于滇粤，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藩篱断不可撤。与其隐忍纵敌而致之于庭户，不如急起图功而制之于边徼”[9]。山西巡抚张之洞指出，“守四境不如守四夷”，“非庇属国无以为固我圉之计，非扬威无以为议约之资”[10]。两江总督左宗棠提出: “迨全越为法所据……若各国从而生心，如俄人垂涎朝鲜，英人觊觎西藏，日本吞灭琉球，葡萄牙据澳门，鹰眼四集圜向，吾华势将狧糠见米，何以待之，此固非计议战不可也。”[11]前云贵总督刘长佑认为: “边省者，中国之门户; 外藩者，中国之藩篱。树藩篱所以卫门户，卫门户所以固堂室，门户危则堂室震。”他主张先“出兵讨日本以复琉球”，然后“滇桂粤三路出兵抗法保越”[12]。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德润在上《请保藩封以安中夏折》中指出: “古来敌国外患，伏之甚微而蓄之甚早，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则已无及矣; 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及矣……近日法郎西狡焉思启，欲灭越南以自广——此震邻切肤自灾也，此唇亡齿寒之患也……臣窃谓越南之存亡，中夏之安危系之……臣窃以为今日之计，莫如以理谕之，以势遏之。”[13]

这场辩论从1882年开始一直进行到1883年结束。辩论的深度，不仅牵涉到对法和战、边防谋略、边政措置、战略决策等重大问题，而且直接确立了“保藩固圉”的边防政策。新任滇督岑毓英会同两广总督裕宽、广西抚臣倪文蔚、前滇督刘长佑等会奏，一方要“保藩属”，出兵越南抗法，另一方，必须“轸念边隅”，发动边民，“示以威信，笼络为用，无事则耕凿相安，有警则各自为守”，认为这是“固圉安边”的万全之策。上谕批示: “着岑毓英妥办以固边圉。”[14]侍讲学士何如璋和左副都御使张佩伦也多次上奏，强调:“越灭则滇粤震动，弃越是弃滇粤也，欲固吾圉，欲屏他族，则此土在所必争。”[15]强调“保藩属”即是“固边圉”，“请旨特派知兵大员出关节制三省防军，汰弱留强，添募近边土勇合一万数千人，与法军决战”[16]。清廷接受了群臣的建议，确立了“保藩固圉”的边防政策，作出了出兵越南、援越抗法的战略决策。

1883年2月，法国茹费理再次组阁。5月，议会通过了茹费理内阁提出的拨款550万法郎扩大侵越战争的提案。法国驻交趾支那军司令李维业即率军进犯北圻，直逼黑旗军驻地，刘永福率黑旗军反击。在这种形势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1883年3月8日议奏“保护属邦，固守边疆”，得到上谕批准，着李鸿章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饬曾国荃、裕宽及吴全美率水师移近越洋巡哨，徐延旭、唐炯迅速出关到越南北宁和山西驻扎。1883年5月21日，清廷谕广东粤海关拨关税银12万两接济桂越前线，谕川督丁宝祯拨银20万两解往滇越前线，作好战争准备。

1883年12月，法国侵略军进犯驻守在越南北部的清军，中法战争爆发。广西巡抚徐延旭的桂军驻守在北宁，云南巡抚唐炯的滇军驻守在山西。在法军的攻势下，北宁、山西失守，徐延旭和唐炯被“革职拿问”。战争初期失利，激化了清廷的宫廷矛盾，军机首辅恭亲王奕也被“开去一切差事”，家居养疾。中枢的政潮使前线进一步涣散，不能集中力量对敌。不到5个月，法军就占领了越北整个红河三角洲。法国配合军事攻势，展开诱降活动。1884年5月，清廷派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中法《简明条约》，屈辱求和。但是，法国侵略军并不因此而满足，继续制造事端，再次挑起战争。8月，法国舰队攻毁台湾基隆炮台，并于8月23日发动马尾海战，一举歼灭福建水师。面对法国的野蛮侵略，清廷被迫在8月26日对法宣战。在中越边界，冯子材统率的清军爱国官兵和以刘永福为首的黑旗军，在中越人民的积极支援下，于1885年3月相继取得镇南关(今友谊关)、谅山大捷，驻越滇军取得临洮大捷，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军，扭转了整个越南战场的危局，促使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但是，清廷却主张“乘胜即收”，急切要求结束战争。英国既深恐中国获胜会危及列强在华的侵略利益，又怕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过分扩展势力，于己不利，因此一再进行所谓调停活动。4月，总税务司赫德的亲信、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英国人金登干代表清廷，在巴黎与法国签订了《停战协定》。6月，李鸿章代表清廷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缔结了正式结束中法战争的不平等条约《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 两国另派员勘定边界; 开放广西的龙州、云南的蒙自为通商口岸; 法国运入广西、云南的货物减税; 法军从基隆和澎湖撤走。这样，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中法战争是清廷贯彻“保藩固圉”边防政策所进行的重大军事行动，战争的结局使这一政策受到严重挫折。其影响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越关系的性质，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承认了法国占据越南为殖民地的合法性，结束了中越之间的宗藩关系，而且打开了中国西南大门。法军在战争中强占了属于云南安平厅的7000平方公里土地，在那里建立据点，强征赋税，实行殖民统治达8年之久; 在勘界谈判中又利用清廷的懦弱，一再向清廷提出领土要求，迫使清廷在1896年签订《中法界务专条附章》，将云南的勐乌、乌德等地划归法属越南。此外，法国还通过1888年12月的《中法滇越边界联接电线章程》，使北圻和两广、云南三省电报联系起来，以后又取得了在广西、云南修筑铁路的权利，大大方便了它对中国西南的侵略。法国率先打开中国“后门”，列强争相效仿。尤其是英国，它仿效法国的做法，于1885年11月借故出兵缅甸，1886年1月又宣布将上缅甸并入英属印度，实现了对缅甸的全部占领。接着于1886年7月与清廷签订了《中英会议缅甸条款》，使中缅宗藩关系仅存“十年一贡”的形式。清廷还承认由两国派员会同勘定中缅边界通商事宜，听任英国势力侵入西南后门，获得与法国相当的权益。英国还采取先强占后胁迫清廷立约“永租”的方式，把处于云南省西南部、面积约220平方公里的勐卯三角地占为己有，并入英属缅甸。

(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与后果

中日甲午战争是在中法战争10年后爆发的。因1894年是旧历甲午年，故史称甲午战争。在战争中，清朝中枢仍把“保藩国”和“固边圉”联系起来，作出了出兵朝鲜、援朝抗日的战争决策。

朝鲜是中国的近邻，是和清朝有亲密藩属关系的国家。日本早就蓄谋侵略朝鲜，并把朝鲜当做侵略中国的跳板。日本的大陆政策把朝鲜和中国东北看成是日本“安危相关的地区”，是日本的“生命线”。他们认为: “朝鲜国北连满洲，西接鞑清之地，绥服此地，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成为今后经略万国之基石，倘被他人占先，国事休矣!”[17]在这种侵略思想指导下，1876年2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取得在朝鲜通商、测量海岸、设使馆和享受领事裁判权等特权，并且否定了中国对朝鲜的保护权。1880年，日本又在汉城设立公使馆，加紧干涉朝鲜内政，扶植傀儡，排斥清朝势力。1884年10月，日本策动朝鲜的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妄图建立亲日政权，结果在清朝干预下失败。但日本却通过事后与清廷签订的《天津条约》，获得和清廷同等的、可随时向朝鲜派兵的特权。1887年制定的《征讨清国策》提出: “以五年为期作为准备，抓住时机准备进攻。”1890年日本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30%， 1892年占41%，1893年，扩军备战计划几乎全部实现。当时日本陆军拥有常备军7个师团计7.5万余人和预备兵23万人，海军军舰32艘、鱼雷艇37艘，总排水量为7万多吨，不断进行频繁的以中国为假想敌的陆海军大演习。至此，日本发动侵朝、侵华战争之各项准备已基本完成。

1894年春，朝鲜发生了反对李氏王朝的“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通过清朝驻朝商务总办袁世凯“迅即电恳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18]。李鸿章报告总理衙门后，6月5日清廷派军队2000余人进驻朝鲜牙山。同日，日本派军队400余人进驻牙山，接着大批日军从仁川登陆，至6月底，入朝日军已达万人，对驻朝鲜牙山的清军形成包围之势。7月17日，日本天皇召开大本营御前会议，作出发动战争的决定。23日挟持朝鲜国王李熙，强迫朝鲜政府下诏驱逐牙山清军。清廷迫于形势，不得不向朝鲜增派兵力，一路从陆路由鸭绿江入朝增派1.3万余人，一路从海路雇英国轮船运兵2000余人前往牙山。

1894年7月25日拂晓，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不宣而战，在丰岛海域攻击向牙山运兵的运输船和护船舰，清军首战失利，“广乙”号沉没，“操江”号被俘，“济远”号受伤，雇用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被击沉，官兵1200人除300人遇救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就在丰岛海战当天，大岛组织4000余名日军，从汉城出发，进攻牙山的清军。驻守牙山东北20公里处成欢驿的聂士成军奋勇抵抗，终因力量悬殊而被迫退出成欢。作为后援的清军主将叶志超却率兵不战而逃。叶、聂合军沿朝鲜海岸退往平壤。8月1日，清廷被迫正式对日宣战。

中日宣战后，清朝制定了“海守陆攻”的作战计划。“海守”方面，将北洋舰队集结于黄海北部，扼守渤海湾，除策应驻朝清军、增派援军外，还调整京津、奉天防务，确保京畿门户安全。“陆攻”方面，决定增调天津等地陆军赴朝，与先期抵朝的清军在平壤集中，然后南下驱逐在朝日军。由于清廷内部矛盾激化，干扰了“保藩固圉”的决心，使清军在“海守”与“陆攻”方面处于被动地位。李鸿章和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主和，翁同龢与参与军机的李鸿藻主战，朝臣明显分为两派。当年正值慈禧六十寿辰，慈禧的兴趣集中于举办盛大庆典，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对外却坚持妥协，因此，主和派便依附在慈禧太后周围，而主战派依附在光绪皇帝周围，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后党和以光绪皇帝为中心的帝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随着中日战争的发展越来越表面化、尖锐化。中枢在和战问题上争论的激化，使清军在“海守”和“陆攻”方面都受到制约，战略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1894年9月15日，日军发起平壤战役。盘踞汉城的日军第五师团共约1.5万人，率先对平壤清朝守军发起强攻。当时驻平壤的各路清军，在叶志超属下，既“不即直趋王京，分道争利，又不择险分屯，互为策应”，“而以二十九营万四千余人聚平壤，置酒高会”[19]。结果双方交战不到一天，叶志超就率清军后撤，21日渡过鸭绿江，退回中国境内。日军轻易地占领了平壤。

平壤战役两天后，爆发了黄海海战。9月17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完成护送增援清军入朝任务，率领10余艘军舰正准备返航时，遭到假扮美舰的日本舰队的突然袭击。广大爱国官兵英勇还击。丁汝昌在旗舰“定远”号上受重伤，仍坚持坐在甲板上指挥和鼓励士兵战斗。“致远”舰中炮受伤，管带邓世昌命令开足马力冲撞敌舰“吉野”，不幸中鱼雷沉没，爱国官兵200余人壮烈牺牲。“经远”舰中弹起火，管带林永升率全舰官兵继续开炮还击，船上270余人除16人生还外，全部殉难。此仗粉碎了敌人“聚歼清舰于黄海中”的狂妄计划，迫使日本舰队首先退出战场。北洋舰队随后退返旅顺。海战共历5个多小时，日本舰队重伤5舰，死伤600余人，北洋舰队损失5舰，伤亡近千人。自此日本舰队掌握了黄海和渤海的制海权，李鸿章在海守方面贯彻“保舰制敌”的方针，实则避战怯敌而已。

10月24日，日军攻击清朝鸭绿江防线。清军在鸭绿江防线驻防4万多人，交战不到两天，清军全线崩溃。战火烧过鸭绿江，日军迅速占领了九连、丹东、凤凰城等地。就在日军进攻鸭绿江防线的同一天，日军在辽东半岛的花园口从容登陆，攻下金州后，开始向大连、旅顺迂回。在李鸿章“宁失湾(大连)，断不失旅”的作战思想指导下，大连守军退往旅顺。日军轻易占领大连湾，获得大小炮459门、炮弹256万发和其他军用物资。18日，日军开始进攻旅顺。旅顺是北洋舰队的主要基地之一，素有“渤海锁钥”之称。旅顺驻有清兵6军，约1.3万人，但只徐邦道一军坚持抗战，其余5军都纷纷潜逃。11月20日，日军发动总攻，徐邦道军伤亡惨重，被迫突围北撤，22日旅顺失陷。日军在旅顺连续进行了4天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整个旅顺陷于血泊之中，死尸堆积如山，幸免于难的仅36人，而这36人，还是日军用来掩埋被杀者的尸体才留下的。由于北洋海、陆军连续溃败，清廷于1895年1月派湘系军阀、钦差大臣刘坤一率军6万出山海关作战，这是自开战以来清廷最大的一次用兵。但是，“锐气已丧，各军未交绥已先后退”[20]。清军5次反攻海城，全告失败。从2月底开始，岫岩、海城等地日军分兵3路再次向清军发动全线进攻，整个辽东半岛仅两个月就全部沦陷。

为了彻底摧毁北洋海军，日军发动了威海战役。由于清朝在大连、旅顺失守后的作战指导思想上，把布防重点放在京津至山海关一线，总兵力达10万以上，而山东半岛沿海仅1.7万人，这给日军从山东半岛登陆，水陆包围威海以可乘之机。1月20日，日军开始在荣城湾登陆，占领威海卫南北两岸炮台，随后海陆军一起夹击北洋舰队。2月5日，日军偷袭威海卫。7日，日本联合舰队发起总攻击，北洋舰队十余艘鱼雷艇擅自逃跑，结果有的被击沉，有的被俘虏。日军胁迫丁汝昌投降，遭到严词拒绝。11日，日军水陆夹攻更紧，刘公岛上弹药将尽。丁汝昌见大势已去，命令炸舰沉船，不果。为保存民族气节，他自杀殉国。随后，英国顾问浩威起草了投降书，宣布北洋舰队向日军投降。于是，清“舰队十一艘及刘公岛各炮台军资，器械尽纳于倭”[21]。17日，日本舰队开进威海卫，北洋舰队全军覆灭。北洋舰队的覆灭，是清军继马江战役福建海军覆灭后的又一次大惨败。中国“海军自甲午战争后，所余南洋各舰，不复成军”[22]。“所余南洋各兵舰，新旧大小不齐，仅备巡防之用。后虽复设北洋统领及帮统官，董理海军事宜，名存而已。”[23]通过甲午海战，清军在海上的防御能力几乎丧失殆尽。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廷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 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占领，废绝中朝宗藩关系; 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 赔偿军费2亿两白银; 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船可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 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远销中国内地时，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等。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从政治上看，条约的签订宣告了洋务新政的破产，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进一步加深。从经济上看，标志着帝国主义对华经济掠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对华商品输出为主转到对华资本输出为主上来。从军事上看，宣告了清廷“保藩固圉”边防政策的失败，条约规定朝鲜“割断依附清国虑念，确建自主独立基础”，中朝宗藩关系正式“废绝”。这使清王朝失去了东北境外的一个世代友好的亲密邻邦，清朝东北边疆直接面临强邻逼境之势。清廷对日宣战以保藩开始，而落个“藩失圉危”的结局。

(三)保藩固圉的失败及评价

清廷“保藩固圉”的边防政策，是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酝酿提出，到80年代中法战争前夕正式确立，通过中法、中日两次对外边防战争，到90年代最后破产。这一政策反映了封建末世地主阶级的边防思想，体现了封建末世处于退潮阶段的地主阶级的主权意识和维护封建大厦的挣扎心理。这一政策在贯彻实施过程中，既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帝国主义的兵锋战火，使它们不可能直接地立即灭亡中国，但它又造成了“和”不能争主权，“战”不能取胜利的严重局面。这加剧了清朝的民族危机、边防危机和统治危机，“保藩固圉”的战略举动变成“代藩守土”、“代藩受兵”的失策。

“保藩固圉”的边防政策，是在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大背景下，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两对矛盾斗争的作用下，清廷迫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力和人民反抗斗争的压力，痛感周边关系和疆域范围的变化将危及封建大厦的稳固，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措施，调整自己的边防政策。这一调整，是在中国边防实现了由“夷夏之防”向“中外之防”的转化后，清廷在边防政策上的根本性调整。设防重点是对付“列强兵争之势”，其矛头是对准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战略动因上，所谓“保藩固圉”，就是把保护藩属国的安全和加强本国的周边防务联系起来考虑，把出兵援助藩属抵御外国入侵，视为保卫本国周边安全的战略措施。这种战略措施，立足于“郅治保邦”，强调发展周边邻国的宗藩关系，发展本国的防卫实力，是有爱国意义和积极意义的。这种决策，继承了清朝前期积极的治边观念。清朝在立国之初，其理藩观念分为“内藩”与“外藩”，“内藩”是指自治较强的边疆民族地区，如外蒙古等地; “外藩”是指建立了宗藩关系的周边国家。清朝把国内的边疆民族地区和周边国家都当做自己的藩篱，把“卫门户”、“固堂室”统一起来看待。在普遍的边疆危机中，清朝实行“内外兼顾”[24]的设防方针，既反对外来侵略，也抑制内部的分裂活动。如派左宗棠收复新疆，加强边防地区的驿站、军台、卡伦的建设; 加强海防建设，在台湾设立行省; 派军队到越南和朝鲜作战，涌现了一批爱国官兵，在一些战斗中也创造了以劣胜优的战例，如冯子材指挥的镇南关大捷，邓世昌黄海抗日等，都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反抗外敌入侵的斗争精神。这些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从根本上说，“保藩固圉”的边防政策并没有体现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仍然是一种保守的封建守势思想。清朝在对付外来侵略上，采取的不是攻势防御，而是一种消极防御。为了满足“抚有四夷”的虚面子，虽然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两次派兵出国作战，但并没有改变传统的宗藩观念，仍然是儒家传统的“羁縻”思想的反映。它虽然想把帝国主义侵略的兵锋挡在本土以外，但却缺乏决战的实力; 虽有“郅治”的思想，但并不能使国家真正“郅治”起来。“郅治”的目的达不到，“保邦”的任务也必然落空。在贯彻“保藩固圉”政策的过程中，由于清朝把军防重点放在内防上，以大量军队监视和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始终不可能改变边防空虚状况。在边疆危机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清廷仍然把帝国主义的侵略看成是“肢体之患”，把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看成是“心腹之患”，这就不可能真正发动人民群众加强边防力量。军队是国家整体防务和边疆防务的骨干力量，军防是边防的柱石。由于清军的腐败，纪律的松弛，军队内部派系畛域严重，特别是清朝统治集团上层帝党与后党之争、主战派和主和派之争，使清廷政潮迭起，使军队不能集中力量对外，影响了军防能力的发挥，这就使“保藩固圉”的边防政策不能落到实处。清朝虽在边政管理上作了一些调整，也实施了一些加强塞防和海防的战略措施，但是清王朝“伏边患于未来”的苟安心理，疆臣的贪鄙和腐败，使清朝“保藩固圉”的战略决策始终不能贯彻到底。由于清廷的黑暗腐败，对边防虚弱的严重性始终估计不足，以致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为慈禧太后祝寿。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和”、“战”举措失当，连李鸿章也哀叹“患在谋不定，任不专”[25]。在几次边事谈判中，既不能和军事斗争结合起来，又不敢坚持主权立场，最后导致了丧权割地、自误边圉。两次战争的失败，不仅使中越宗藩关系和中朝宗藩关系废绝，其他周边国家的宗藩睦邻关系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削弱。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清廷“保藩固圉”边防政策的破产。

清朝“保藩固圉”的失败，使清朝普遍的边疆危机演变成全面的边防危机。两次战争的失败，不仅导致了中越宗藩关系和中朝宗藩关系的废绝，而且削弱了清朝的国防实力，使边疆防务进一步松弛。从东部海防看，《清史稿》有这样的记载: “东三省海防，奉天尤重。自日占旅、大，辽东半岛藩篱尽撤。而吉黑二省，向受俄患，北海屡警，防务益形棘手云。”“欲守津、沽，先守威、旅。齐、鲁关山，遂与畿疆并重矣。”“甲午一役，威海水陆之防，既毁于日本……东省海防，遂无所藉手云。”[26]从周边防务看，甲午战争以前，清朝有防、练军步兵862营，骑兵192营。按编制定员，步兵每营500人，骑兵每营263人。但由于军官吃空额，实际步兵每营只有350人左右，骑兵只有250人左右，这样全国有陆军步骑兵35万余人，加上战争爆发后临时招募的数十万新兵，全国有近百万军队。这些军队分驻全国各地，镇守边圉要隘和各重要城市。战争爆发后，由于清廷贯彻“陆攻海守”的作战方针，从各地抽调大批军队加强北京、天津、大沽、山海关和秦皇岛一带防线，通州附近，“厚集外省兵力”。东北三省的军队则大部集结于沈阳、辽阳及鸭绿江一带。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把镇边防军12营调到了安平河口至长甸河口一线。鸭绿江沿线集结了清军70余营。大批军队调集参战，造成了周边防务的空虚。战争的结果使清军伤亡极大，损失20万人左右，有些部队溃不成军，造成了外省调到前线的军队不能回驻原防。战后收编的练军仅10.8万人左右。战前，台湾驻军3.3万人，割台以后，除部分兵力内渡回大陆外，也大部溃散和伤亡。战争使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南洋舰队受到重创，周边防务空虚。战争结果使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中国“既失藩篱于前，又蹙边境于后”[27]。甲午战争失败后，“保藩固圉”的提法不再见诸清朝的官方文献。

[1] 《谕各省督抚法越兵端已起着妥义复奏》，载《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七。

[2] 《直督张树声奏法越交兵通筹边备折》，载《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七。

[3] 《直督张树声奏请命岑毓英经理越南圻片》，载《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七。(www.xing528.com)

[4] 《代理粤督裕宽奏越南与法交涉请勿预其事片》，载《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七。

[5] 李鸿章: 《法越交涉事端重大遵旨妥筹全局折》。

[6] 《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自强要图宜先练水师再图东征折》，载《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九。

[7] 《前兵部侍郎郭嵩焘奏法扰越南宜循理处置折》，载《清季外交史料》，卷二八。

[8] 《中法战争》(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68、263、265页。

[9] 《中法战争》(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05、109页。

[10] 《中法战争》(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6页。

[11] 《中法战争》(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21页。

[12] 《中法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7、90页。

[13] 《中法战争》(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9～90页。

[14] 《滇督岑毓英等奏会筹越边防条折》，载《清季外交史料》，卷三〇。

[15] 《中法战争》(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44页。

[16] 何如璋: 《奏越南危急请派统兵大员出关筹办以保属土折》，载《清季外交史料》，卷三一。

[17] 井上靖: 《日本的军国主义》，第2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9页。

[18]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32年编印，第935页。

[19] 姚锡光: 《东方兵事纪略》，载《中日战争》，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页。

[20] 姚锡光: 《东方兵事纪略》，载《中日战争》，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页。

[21] 姚锡光: 《东方兵事纪略》，载《中日战争》，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2页。

[22] 《清史稿》，卷一三六，《兵志七》。

[23] 《清史稿》，卷一三六，《兵志七》。

[24] 《清史稿》，卷一三七，《兵志八》。

[25] 《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自强要图宜先练水师再图东征折》，载《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九。

[26] 《清史稿》，卷一三八，《兵志九》。

[27] 薛福成: 《滇缅划界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