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边战略举措与新疆行省的建立-《中国边疆经略史》

(一)左宗棠收复新疆与中俄伊犁交涉

左宗棠收复新疆和中俄伊犁交涉是清王朝筹边的战略举措之一。在普遍的边疆危机中，清王朝确立了海防与塞防并重的方针， 1875年5月3日，左宗棠被清廷任命为钦差大臣，率军收复新疆。

左宗棠受领任务后，用了近一年时间，进行整军、筹饷、筹粮的准备工作，作好进军新疆的准备。通过整顿，左宗棠终于筹组了一支以汉、满、回族人为主的精锐西征志愿大军。它包括张曜统率的嵩武军(豫军)16个营，满洲将领金顺统率的40个营，徐占虎统率的蜀军7个营，刘锦棠统率的湘军25个营(其中有董福祥率领的回军3个营)以及在西征过程中增调金运昌统率的卓胜军(皖军)10个营，合计98营，兵力近6万人[1]。为了解决西征的军饷，左宗棠先后向丽和、怡和、汇丰三个洋行借银达1375万两之多[2]。与此同时，清廷亦严令各协饷省加紧汇解西征之饷; 提前拨解各省协饷300万两; 并从“户部库存”中拨出200万两借西征之用。经多方努力，终于解决了西征所需大批军饷，共筹得2645万两。为了解决西征的粮食问题，左宗棠决定从南北两路采购关内之粮，以备西征之用。为了保证粮运工作的顺利进行，左宗棠曾先后征用大车5000多辆，驴骡5500头，骆驼29000头。到1876年夏季为止，运存于安西、哈密、巴里坤、古城等处的军粮有2000余万斤。此外，左宗棠还号召新疆各族人民和清军兴修水利，架桥铺路，植树造林，开荒屯田，发展生产，收获了数目可观的粮食，这对于西征军粮的供应起着重要的作用。

1876年4月7日，左宗棠从兰州移驻肃州，同时命令总理行营营务刘锦棠率部挺进新疆，一场收复新疆的进攻战即将打响。根据新疆的敌情和幅员辽阔、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军粮运输困难的情况，左宗棠制定了以消灭阿古柏匪帮为第一期作战目标，以驱逐伊犁地区的沙俄侵略者为第二期作战目标和“缓进速战”、“先北后南”的作战原则。

第一期作战目标，从1876年4月，清军谭上连、余虎恩部开始出关，经玉门、安西、哈密至巴力坤，开始了收复北疆的作战。6月，清军刘锦棠部进军天山北路，占领古城，同阿古柏手下的白彦虎部进行了激烈的战斗。8月连克黄田、乌鲁木齐，乘胜收复吉昌、呼图壁、玛纳斯，收复了新疆北路。1877年春，清军乘胜向南疆进军，在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之战告捷，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一鼓作气向库尔勒方向进军。1877年5月，匪首阿古柏在库尔勒服毒自杀，匪帮发生内讧。10月，清军收复库车、阿克苏、乌什。12月，清军收复喀什噶尔，残余匪帮逃往沙俄。1878年1月，清军收复英吉莎尔、叶尔羌、和田，并在和田处决了民族败类金相印。至此，除沙俄占领的伊犁地区外，清军收复了全新疆，完成了第一期作战目标。

第二期作战目标主要是收复沙俄占领的伊犁地区。清廷规定的方针是以和谈为主，以武力收复为辅。1871年7月，沙俄借口“代为收复”，出兵强占伊犁地区。阿古柏匪帮覆灭后，沙俄仍赖着不走。1878年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清廷派崇厚赴俄交涉收回伊犁。崇厚在沙俄的欺骗和讹诈下，不经清廷批准，擅自于1879年10月2日在黑海岸边的里瓦几亚(靠近雅尔达)与俄方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几亚条约》及附约《陆路通商章程》)和《兵费及恤款专条》。条约规定: 俄国归还伊犁东部地区，但由中国赔偿俄国占领费500万卢布(合银280万两)，并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伊犁南部特克斯河流域领土，修改《塔城界约》所规定的斋桑泊地区国界，增辟由新疆至西安、汉口、天津的通商路线; 在嘉峪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7处增设领事馆。这样，伊犁虽在名义上归还中国，但实际上却变成一座三面临敌、险要皆失的孤城。消息传开后，举国震惊，以左宗棠为代表的主战派坚决反对这个卖国条约。迫于朝野舆论压力，清廷以“荒谬误国”罪，将崇厚逮捕，判为“斩监候”。这时，沙俄发出战争叫嚣，在中国北部、西部边境集结数万兵力，并从黑海舰队调动23艘军舰来华，进行军事威胁。鉴于上述情况，清廷一面加强战备: 调曾国荃的清军部队镇守山海关，鲍超驻守昌黎，刘坤一镇守长江，加强黑龙江、松花江地区的防务; 同时再次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赴新疆统筹军务，调兵备战，以便在谈判破裂时，以武力收复伊犁; 一面另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为驻俄公使，赴俄交涉改约。1870年7月底，曾纪泽由伦敦抵达彼得堡，同沙俄外交部进行了长达6个月的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沙俄对曾纪泽进行种种刁难和恫吓，曾纪泽不为所屈，抱定“多争一分，国家即少受一分损失”的宗旨，据理力争，刚柔并济，和沙俄官员“反复辩论，凡数十万言”[3]，唇枪舌剑，与俄方代表进行了激烈的交锋。由于此时的俄国处于内外交困之际，加之它探悉清朝中的主战派左宗棠在新疆积极备战，亲自率军4万多人至哈密部署，分东路、中路、西路对伊犁形成包围之势，因此，色厉内荏的沙俄不得不放弃一些过分的勒索。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与沙俄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以代替“崇约”，新约取消了《里瓦几亚条约》中的一些不利于中国的重要条款，中国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河流域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但在实际上，新约仍是一个使中国丧权失地的条约。按条约规定，肥沃的伊犁西部地区被割给俄国，沙俄获得在中国腹地两个城市设立领事和蒙中、新疆免税等商务特权; 赔款从500万卢布增至900万卢布; 中俄已定的西北边界有“不妥之处”于后重新“勘改”。这样，沙俄不仅实现了以归还伊犁为借口勒索清廷的目的，而且为下一步继续侵占中国领土制造了条约依据。根据《中俄伊犁条约》，从1882年至1884年，沙俄借“勘改”和“勘定”边界之名，先后强迫清廷订立《中俄伊犁界约》、《中俄喀什噶尔界约》、《中俄科塔界约》、《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和《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五个子约，肆意更改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边界线，把面积共7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了沙俄的版图。

左宗棠收复新疆和中俄伊犁谈判，粉碎了沙俄侵略势力妄图分裂我国新疆的阴谋。虽然沙俄在伊犁交涉中割占了中国伊犁北部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但清朝收复了全疆，这是这一时期清朝筹边较重要的一次战略活动，把阿古柏匪帮盘踞12年之久的土地和被沙俄霸占10年之久的伊犁地区收复回来，使新疆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二)清朝在新疆设立行省

清朝筹边的另一战略措施就是在新疆设立行省。新疆的稳定关系整个西北边疆的稳定，因此，新疆建省是西北边政建设的重要举措。最早提出在新疆设立行省的是著名学者龚自珍和原伊犁扬威将军长岭[4]。继他们之后，极力主张在新疆建省的是左宗棠，1833年，只有22岁的左宗棠在赴京会试期间，即为西陲之不宁而吟有“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5]的关于在新疆设省置郡县的诗句。以后，他就新疆设省问题多次上书朝廷: 1877年7月，当西征大军收复北疆后，左宗棠正式向清廷提出在新疆建立行省的主张; 南疆收复后，1878年2月，他再次向清廷提出建省的问题，并于1880年5月拟定了具体方案。左宗棠关于在新疆建省的建议尽管对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有益，但因它涉及清廷在新疆体制的重大改革，故未能获得批准。1882年，伊犁收复后，新疆建省问题重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新任督办新疆军务的湘军总统刘锦棠向清廷提出了自己的新疆建省方案，即省会设巡抚一员，驻乌鲁木齐，受陕甘总督节制; 下设镇迪道、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 道以下设府、州、厅、县; 伊犁设将军，仅管伊犁、塔城两处边防，不再总统全疆军务; 塔城增设都统一员(满族亲贵、伊犁将军金顺去职后，塔城亦改设道)。这时调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仍然关心着新疆建省问题，10月，他特地向清廷提交了《新疆行省急宜议设，关外防军难以遽裁折》，大声疾呼在新疆建省的紧迫性。经过左宗棠、刘锦棠等人的多方努力，清廷终于决定在新疆建立行省。

1884年11月，清廷以刘锦棠方案为蓝本，在西域建立新疆省，并任命刘锦棠为新疆首任巡抚，魏光焘(原甘肃布政使)为新疆布政使，到1902年，全省共建4个道，下辖6个府、10个厅、3个州、23个县与分县[6]。1919年，阿尔泰作为一个道并入新疆。由于自1860年后，沙俄侵占了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81年中俄伊犁交涉又割占7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全疆行政中心被迫由伊犁转移到乌鲁木齐。

新疆建省具有“故土新归”之意。新疆自古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战国时代，匈奴就在西域设置了僮仆都卫，汉代设置西域都护，唐代设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元代设阿力麻里行省，明代在新疆推行卫所制，称西域为别失八里。新疆建省总结了历代管辖和治理西域的历史经验，清理和废弃数名并用的地名，统称为“新疆”，具有“故土新归”之意。从自然历史地理来看，“疆”字左半边的“弓”与“土”代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又是为沙俄以武力侵占去的地区; “疆”字右半边的“畺”，三横代表阿尔泰山、喀喇昆仑山、天山三条大山脉，两个“田”代表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7]。它是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对沟通中国与中亚、西亚、欧洲的经济文化和通商关系，产生过重要作用。这里是古老的黄河流域文化与中亚游牧文化、西亚波斯文化、南亚恒河文化和欧洲古希腊文化交汇的地方。清王朝在这里设置行省，加强统治和经略，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抑制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价值，对巩固边防也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有利于加强中央对新疆的统辖和经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建立行省以前，清朝在新疆实行军府制统治，在惠远城(今霍城县南)设伊犁将军统辖全疆。伊犁将军的设置始于1762年，开府后对北疆的蒙古族贵族势力和南疆的维吾尔族(清代称为回部)伯克势力进行了一定限制，以分其势。应该说，军府制对巩固清朝在西域的统治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军府制统治的特点是将军管理军政，不理民事，清朝在新疆实行“因俗施治”的方针，民事由各民族首领自理，这就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新疆地方行政制度不统一的状况。在北疆，漠西蒙古分为四部，准噶尔部游牧于伊犁河流域，和硕特部游牧于乌鲁木齐地区，土尔扈特部游牧于塔尔巴哈台地区，杜尔伯特部游牧于额尔齐斯河流域，清王朝在蒙古族聚居的北疆实行盟旗制。在南疆，清朝实行伯克制，伯克原为突厥称号，维吾尔和卓统治南疆地区，沿用“伯克”管理地方事务，意为“首长”、“统治者”。1759年，清朝改革伯克制，废除世袭，由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奏报考核或直接任命。各种伯克大小名目30多种，最高伯克称为阿奇木伯克，各种伯克高至三品，低至七品，分管诸务。这种建置，往往造成地方割据势力和民族上层尾大不掉的局面，清初曾进行长达几十年的平准战争及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19世纪80年代镇压阿古柏叛乱后，清朝在新疆建省，统一行政制度，实行郡县制统治，有利于中央政令畅通，防止民族上层的分裂，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同时统治中心由伊犁转到乌鲁木齐，也有利于陕甘总督对新疆政务的监督指导。

第二，有利于抑制外来侵略，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新疆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是英、俄争夺的战略要地。特别是沙俄推行“南下政策”，半个多世纪就侵占了新疆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新疆建省后，伊犁将军专管北疆军务，同时新设塔城副都统，加强边境防守。在帕米尔一带增设了黑孜吉牙克、六尔阿乌、巴什滚伯孜、图斯库尔、雅尔特拱拜、阿克苏睦尔瓦、塔敦巴什、苏满、阿克塔什、伊斯里克10座卡伦[8]。至此，清王朝在新疆南北两路先后共设立卡伦250多所[9]，加强戍边巡守。这对于巩固边防、抑制外来侵略，有重要作用。

第三，有利于新疆本身的发展。新疆建省，取消了地位过高、权力过大的伯克制度，取消了伯克的俸禄“养廉田”而归“官招佃承租”; 改革“按丁索赋”为“地丁合一”的田赋制度; 改革屯田制度，将耕地分给屯兵，展宽民屯升科年限; 改革采矿业，由摊派差徭制向课税方式过渡，等等。这些措施的实行对缓和阶级矛盾，减轻农民的赋役，变更旧的生产关系，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新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取消了内地人民移居新疆的人为障碍，大批内地人民迁徙新疆(仅1895年、1896年两年即有数千人)，并带去了内地的生产技术，加强了全国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联系，有利于发展新疆，改变新疆地旷人稀的状况。

(三)英俄私分帕米尔及中俄帕事交涉

位于新疆西南部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脉交会的高原地带，称为帕米尔高原。在地貌上，呈冰蚀形成的倾斜半谷地状，按其特点分为八帕: 即和什库珠克帕米尔、萨雷兹帕米尔、阿尔楚尔帕米尔、朗库里帕米尔、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大帕米尔、小帕米尔、瓦罕帕米尔。帕米尔古称“葱岭”，历代都是中国领土。从公元前1世纪起，中国就在帕米尔地区行使有效的主权管辖，汉代属西域都护府管辖，唐代属安西都护府管辖，唐朝在这里设立“葱岭守捉”。清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管辖范围包括了帕米尔地区，帕米尔成为布鲁特部落的游牧地区，部落首领由清廷授予官职，给予年俸和二品至七品不等的翎顶[10]。1759年，清军平定了维吾尔封建贵族大小和卓叛乱之后，在帕米尔的叶什勒库里苏满塔什树立了刻有满、汉、维三种文字的纪功碑，明确肯定帕米尔属于中国领土范围(该碑于1892年6月22日被沙俄军官杨诺夫上校率领的哥萨克士兵偷走，收藏于塔什干博物馆)。为了加强对帕米尔地区的政治、军事管辖，清朝在这里先后设置大小卡伦29处。1878年清朝收复新疆后，又在帕米尔增设10座卡伦，并委派当地部落头人为千户长和百户长管理帕米尔地区，政治中心在六尔阿乌(今木尔加市)。

帕米尔地区是中国西部边疆的天然屏障，拱卫着新疆和西藏。它又是沟通费尔干那盆地和印度平原的捷径，在政治上、军事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成为俄英争夺、侵略的对象。沙俄争夺帕米尔是由它的“南下政策”所决定的，是为了“打开南趋印度的捷径”; 英国争夺帕米尔，是为了贯彻“拒俄战略”，在中亚建立一条防止俄国人接近印度的边界”[11]。

众所周知，在沙俄吞并浩罕之前，中俄在帕米尔并不接壤。1876年沙俄吞并浩罕汗国，组成费尔干那州，中俄之间有了土地接壤，但两国之间从未勘分过边界线。直到1884年，沙俄通过伊犁交涉，强迫清廷订立了《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这个条约规定，从乌孜别里起，“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至于从乌孜别里起，两线之间的中国“属地，则待商量”[12]，按照这个不平等条约的规定，萨雷阔勒岭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完全是中国领土。1892年沙俄政府召开侵略帕米尔地区的会议。2月，沙俄政府首先派遣陆军中尉勃尔热齐茨基率领一支由80多人和200匹马组成的“侦察队”，向中国帕米尔地区进犯; 接着沙俄外交部照会清廷，要求清军撤出帕米尔，表示只要中国驻军一撤退，沙俄就立刻派员与中国进行勘界。在沙俄政府的压力下，清廷被迫将各卡守军和增派帕米尔的3支马队撤至萨雷阔勒岭以东。沙俄乘虚而入，立即派杨诺夫带领由1个步兵营、3个哥萨克骑兵连和4门炮组成的1500多人的侵略军，于1892年6月，从马尔格兰出发，大举入侵中国帕米尔地区。他们驱赶中国驻军，撤换中国官吏，夷平中国边防卡房，并先后在六尔阿乌附近、朗库里湖东、伊斯里克、阿克塔什等地设卡驻军，实行野蛮的军事占领[13]。通过这次侵略行动，沙俄把它的军事占领线向东一直推进到中国境内的萨雷阔勒岭，向南推进到瓦罕谷地北沿一带，侵占了除塔克敦巴什帕米尔以外的中国帕米尔地区的大部分领土，面积有两万多平方公里。

沙俄在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大量领土时，先下手为强，既成事实，然后逼迫清廷进行帕事谈判，从而使非法占领“合法化”。1892年至1894年，中俄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帕米尔划界交涉。在谈判中，沙俄胡说“帕米尔向归浩罕”，浩罕“既已归俄，帕地自应与之俱归”[14]。对此清廷予以严正驳斥，指出“帕米尔归浩罕管属说，未之前闻，而其属华则确有证据。一则从前官兵迭入帕境平定巨寇，勒石纪功，至今犹存; 一则帕地向有中国卡，见于贵国公牍;一则帕地之民，向受华官约束，应中国差徭”; “一则贵国‘游历’将弁，皆谓帕之东境归华管辖，未有定界。此皆中国实在证据。况有成约，尤为坚固”[15]。清朝驻俄公使许景澄在中俄帕事谈判中阐述了清朝关于帕米尔划界的基本立场，指出: 中俄帕米尔划界，只能依据《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规定的走向，不能从乌孜别里山口先向东再向南、以萨雷阔勒岭为分界线。由于沙俄的阻挠和破坏，历时两年多的帕事交涉陷入僵局。

在中俄帕事交涉中，英国加紧在帕米尔地区与沙俄的争夺。英国为了阻止沙俄向东向南的迅速推进，把其挡在远离兴都库什山的帕米尔北部地区，以确保英国在印度北部的殖民利益，英政府决定: 整顿和加强英国在兴都库什山东段南坡的军事力量，加快修建通往兴都库什山南坡各主要居民点以及通往坎巨提的军用公路和电报线; 诱迫中国属国坎巨提臣属英国; 通过勘界使阿富汗与中国的边界线紧密相接，堵死沙俄继续南侵的通道; 并指使阿富汗于1890年夏至1892年9月，多次出兵向东扩张，侵入中国军队守卫的阿尔楚尔帕米尔，攻占了苏满卡伦。

1894年，处于中日甲午战争前夜的清王朝已无力东西兼顾。沙俄便乘人之危，力图从清朝取得暂时维持帕米尔现状的协议，然后加以歪曲，达到永久霸占的目的。1894年4月12日，沙俄照会清朝驻俄公使: 由于两国谈判长期僵持，“一时难以定局”，建议“于未商定之前，如中国不出兵，俄亦允饬边将仍驻原处，不准前进，以便和商，而免生事”[16]。在这种形势下，清朝被迫于1894年4月17日复照俄方，表示同意“在中国和俄国间的帕米尔问题未得到最终解决以前，双方分别给予两国主管机关命令，以便使其保持并不超越各自的位置”。但在同一复照中，清朝作了两点重要保留: 一是在采取上述措施时，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国对于目前由中国军队所占领以外的帕米尔领土的权利，它认为，应保持此项以1884年界约为根据的权利，直到达成一个满意的谅解为止。二是采取上述措施，并不表明终止目前的谈判[17]。4月18日，清朝驻俄公使许景澄又照会沙俄外交部，通知他们中方已经命令“中国主管机关，不得超越目前它们所占据的地区，直到中国和俄国关于帕米尔划界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为止”[18]。沙俄政府在4月23日给清廷的复电中，不仅同意清廷4月17日所作的两点保留，而且也不再坚持以萨雷阔勒岭为界。明确保证“帝国政府在它的方面，以相互的名义已经命令俄国主管机关，不得超越它们目前所占据的位置，直到俄国和中国间对帕米尔划界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为止”[19]。沙皇俄国只不过是作一个空头许诺，不仅不从帕米尔撤军，仍然占领我国萨雷阔勒岭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领土，而且勾结英国，背着中国，私自进行瓜分帕尔米的活动。

1895年3月11日，英、俄两国利用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处境极为困难的机会，背着中国达成瓜分中国帕米尔的5点协议，其主要内容是: 英、俄在萨雷库里(湖)以东的势力范围，将由一条直线来划分，从湖极东处起，顺此湖稍南与湖平行之山脉，进至班帖尔及乌尔他别尔山口，一直往东与中国边界接连; 这条分界线将由英、俄、阿富汗三方面代表组成的纯技术性联合委员会来具体划定; 俄、英两国政府保证不在上述分界线以外进行活动，即“英国不在分界线以北，俄国不在分界线以南进行政治活动”[20]。1895年7月，由英、俄、阿富汗三方组成的“划界”委员会在萨雷库里东端树立了第一号界桩。9月，在萨雷阔勒山脊上埋下了最后一个界桩即第12号界桩，结束了在帕米尔的“标界”工作。中国在帕米尔地区除了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和朗库里帕米尔的一部分外，就这样被英、俄帝国主义像窃贼一样偷偷摸摸地瓜分了。阿富汗与中国原不交界，英、俄私分帕米尔后，阿富汗以每年接受英国津贴为条件而接管了瓦罕走廊。从此，阿富汗与中国有了一条长约90公里的边界线。划界结果，沙俄吞并了中国帕米尔的绝大部分地区，英国则建立了所谓“防止俄国人接近印度的边界”[21]。

英俄侵略者无视中国主权，擅自瓜分中国领土的罪恶勾当，引起清廷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它曾多次向英、俄提出抗议和交涉，并严正声明，对于英、俄达成的关于私分中国帕米尔的任何协议，“中国决不能认”[22]。后来的历届中国政府也从来没有承认过英、俄的这次强盗分赃。(www.xing528.com)

[1] 董蔡时: 《试论左宗棠在征讨阿古柏匪帮过程中的斗争》，载《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3年第10期，第36页。

[2] 徐义生: 《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9)》，中华书局， 1981年版，第6页。

[3] 《清史稿》，卷四六六，《曾纪泽传》。

[4] 纪大椿: 《论清季新疆建省》，载《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 1984年第12期，第20页。

[5] 《左文襄公全集·诗集》。

[6] 《新疆图志》，卷一。

[7] 谷苞: 《为什么清朝将西域改称新疆》，载《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地理》，1984年第3期。

[8] 于福顺: 《清代新疆卡伦述略》，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沙俄侵华史》认为只增设8处卡伦，无阿克塔什、伊斯里克。

[9] 松筠: 《钦定新疆识略》，卷二、三、一一。

[10] 《新疆图志》，卷一六;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八三; 《清高宗实录》，卷九二三; 《陶勤肃公行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11] 弗雷塞·泰特勒: 《阿富汗》，1962年伦敦版，第329页。

[12] 光绪十八年九月廿七日军机处给许景澄的电报。转引自《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2页。

[13] 董志勇: 《19世纪英俄争夺瓜分中国帕米尔地区述略》，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88年第1期。

[14] 《驻法参赞官庆常与俄外部大臣嗄尔斯问答节略》(1893年4月13日)，载《许文肃公遗稿》，卷八。

[15] 《许文肃公遗稿》，卷八。

[16] 《许文肃公遗稿》，卷八。

[17] 《许竹篑先生出使函稿》，卷一〇。

[18] 《许竹篑先生出使函稿》，卷一〇。

[19] 《许竹篑先生出使函稿》，卷一〇。

[20] 霍尔狄奇: 《19世纪的东土耳其斯坦》，1959年伦敦版，第73页。

[21] 弗雷塞·泰特勒: 《阿富汗》，1962年伦敦版，第329页。

[22] 光绪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总理衙门收北洋大臣电。转引自《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