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经略史：筹海战略与新式海军的建立

(一)清朝筹建新式海军

随着“海防”与“塞防”争论的展开，清王朝从19世纪60年代起，开始了自己的筹海活动，筹建新式海军就是清王朝筹海活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

中国近代海军的筹建经历了非常坎坷的过程。1861年，清廷根据当时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侵略分子赫德的建议，以白银80万两，请正在英国休假的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侵略分子李泰国向英国购买中小兵船7艘(实费107万两白银)，准备用来攻打太平军。1863年9月，舰队驶抵上海，曾国藩推荐湘军水师提督蔡国祥统带舰队，但李泰国已私自和阿思本签约，委任英国人阿思本为舰队“总统官”，规定舰队只接受中国皇帝的谕旨，但须由李泰国传达，李泰国认为不妥的命令，可拒绝传达，实际上把舰队变成了“英中联合舰队”。由于英国侵略者图谋控制这支舰队，湘、淮军之间又发生争夺，清廷决定将所购兵船退回英国散卖。这件事使清廷认识到，向外国购买军舰组建海军并非“正途”。曾国藩提出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建议得到采纳[1]，左宗棠也认为“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2]。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办起江南制造总局，这是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始，但主要生产民用轮船。1866年6月，左宗棠在福州闽江口办起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专造兵船的马尾船政局，成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3]。在此之后成立的天津机器局和广州机器局，也制造过兵船。到1876年，这些厂商共造兵船37艘，其中最大的一艘达500马力。洋务派所创办的这些船厂，名曰自造，实际上所用原材料、机器均来自国外，加上技术水平有限，所造船只不仅在成本上超过买船价格若干倍，而且质量极差，“皆不堪为重洋角逐战阵之用”[4]。但是，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发展毕竟为新式海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874年台湾事件使清朝下决心加快新式海军筹建的步伐，拨巨款向西欧订购铁甲船，建立一支新式海军。10月，总理衙门发动各省督抚就建立海军的体制、兵船、武装设备、人才培养、军饷来源等问题开展讨论、献策[5]。1875年5月，总理衙门决策: “南北洋地面过宽，必须分段督办，着派李鸿章办北洋海防，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6]以后又根据沈葆桢的意见，决定以10年为期建成北洋、南洋、粤洋三大海军。因财力有限，“拟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7]。经费向粤海关、江海关和江苏、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湖北六省厘金关税中拨出，每年400万两。为了保证重点，此经费曾先统归北洋支配两年，从1877年7月起南北洋各得其半，以后清廷筹办海军的活动进入高潮。经过10年经营，到中法战争前夕，三洋海军已初具规模，但是福建水师和广东水师并没有组成统一的粤洋海军，实际上成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洋海军。四洋海军共有舰船72艘，其中39艘购自国外，余者自造。在新式海军筹建过程中，清朝在培养海军人才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从1866年到1895年，先后开办水师学堂近十所，福州船政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学校。天津、南京、广州、威海等地也都举办一批水师学堂，并且选派优秀学生留学英、法学习军舰驾驶、作战技术和舰船制造。总计甲午战争前，先后派出三届学生出洋，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主，共计81人，有26人学成回国。除此之外，还高薪聘请了一批外国教员。这些洋教员良莠不齐，既有企图控制中国海军的侵略分子，也有纯粹是雇员关系的高级技术人才，在“事权悉由中国主持”[8]的原则下，为海军培养了一批工程技术人才。

四洋海军的建制是互不统属的。广东海军归两广总督节制; 福建海军由闽浙总督和船政大臣管理; 南洋海军掌握在湘系集团手中; 北洋海军则为淮系头目李鸿章所控制。由于各派系矛盾很深，形同敌国，一有战事，均企图保存实力，互不支援配合。结果中法一战，福建海军全军覆没，船厂被毁，南洋海军也大受损失，惟北洋海军保存了实力。为了改变这种互不统属的状况，把海军大权由各派系手中集中到中央，以便统一指挥和继续扩建海军，清廷于1885年10月成立海军衙门，任命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奕 为总理海军衙门事务大臣，庆亲王奕劻、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会办大臣，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和兵部右侍郎曾纪泽为帮办，从此清朝筹建海军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9]。由于醇亲王奕 昏庸腐朽，对洋务、海军茫然无知，根本不予过问，加上其他会办、帮办无实权，海军衙门中的大权实际上掌握在李鸿章手中。他把北洋海军当做私有财产，大加经营，使淮系势力迅速膨胀起来。李鸿章以海军衙门成立时，慈禧命令“先办北洋一支，著有成效，他省量度经费再行仿照举办”，“着李鸿章专司其事”[10]为由，把扩建海军的有限经费绝大部分用于北洋海军购置舰船、武器，修建旅顺、大连、威海卫军港和刘公岛、青岛炮台以及水师学堂、海军医院等。到1888年，李鸿章把北洋海军扩充为北洋舰队[11]，丁汝昌被任命为提督，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为副将兼海军总教习，同时制定了《北洋海军章程》，全军共拥有舰船25艘。“北洋”遂成为清廷的掌上明珠和洋务运动的标本。

清朝费时30余年，用费2000余万两白银的近代海军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已基本建成，拥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共计大小军舰78艘(不包括其他武装运输船)，鱼雷艇24只，总排水量8万余吨，炮600余门，鱼雷发射管近70具[12]。清朝近代海军虽已建成，但由于创办、指挥海军的大权操纵在腐朽的封建官僚和外国人手中，因此其抵御外侮、保卫海疆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二)清朝在台湾设立行省

在普遍的边疆危机中，清朝把海防的重要性和台湾的战略地位联系起来考虑，于1885年正式在台湾设省。这是清朝筹海的重要战略措施。

台湾建省的提出与实行，是随着“海噬之波涛”加剧而引起重视的。早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实现了台湾与大陆的统一。统一后的150多年，台湾人民的反清斗争连绵不断，清朝在台湾的防务主要放在镇压人民上。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廷也曾有过在台湾设省的议论，根据史料记载，清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吴金曾在1737年4月11日的奏折中说: “臣之愚见，似宜将治台湾另分一省，专设巡抚一员。”[13]但基于当时的形势，清廷对台湾尚持“弃之恐生患，守之嫌生烦”的消极政策，此奏折未被采纳，台湾设省之议被搁置起来。

1874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台湾，强迫清廷签订了屈辱的《北京专条》，在朝廷中引起巨大震动。沿海沿江有关省份29位督抚、将军对海防问题进行了讨论，史称“海防议”。在“海防议”中，清廷加深了对台湾战略地位的认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也有了切肤之痛。恭亲王奕在《奏请海防亟宜切筹折》中说: “窃查日本兵踞台湾番社一事，明之彼之理由，而苦于我之备虚……今日而始言备，诚病其已迟; 今日而再不修备，则更不堪设想矣!”[14]不少奏章认为“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15]，“台湾一岛，形势雄胜，与福州、厦门相为犄角。东南俯瞰噶啰巴、吕宋，西南遥制越南、暹罗、缅甸、新加坡，北遏日本之路，东阻泰西之往来，宜为中国第一门户。此倭人所以垂涎也”[16]。这些认识受到清廷的重视，在谕旨中指出: “台湾之事现虽权宜办结，而后患实在堪虞……亟宜赶紧筹划，以朝未雨绸缪。”[17]随后决定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这表明，清廷已视台湾为海防重地，台湾防务的重点由内防转向外防。为了解决台湾“备虚”的问题，清廷在台湾事件出来后，曾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到台湾布防。由于当时“西防”形势紧张，新疆面临丢失的危险，朝廷无暇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台湾建省问题再次被搁置起来。

1885年中法战争的失败，对清朝的打击非常沉重，中国胜在陆战，败在海战，福建海军全军覆没，法国军舰犯台湾、占基隆、封锁台湾海峡。这种局面的出现，说明中国海军的力量是薄弱的，台湾的防御能力是不强的。因此，又一次引起清王朝对海防台湾问题的重视。清廷发出上谕: “现在和局虽定，海防不可稍弛; 亟宜切实筹办善后，为久远可持之计。着各抒所见，确实筹议，迅速具奏。”[18]在各大臣上奏意见中，左宗棠于1885年7月奏请“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以资震慑”[19]。清廷即谕军机大臣等会同各省督抚议奏。10月12日，军机大臣奕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劻等奏言“似属相宜，恭候钦定”。当日，慈禧太后决定“着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20]，并派刘铭传担任第一任台湾巡抚，在台湾建立巡抚衙门。清制，巡抚为省级军政长官，巡抚衙门即是省级政权机构。台湾设立行省即始于此时。

台湾设立行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委官设治，而是清王朝筹海的重要战略举措。它对于加强海防，巩固台湾和大陆的联系，加强中枢对台湾的管辖，都有重要意义。刘铭传(1836—1895年)，系淮军重要将领，安徽合肥人。他作为台湾第一任巡抚，从1885年10月台湾设立行省至1891年5月因病去职，在台任职六年时间。在职期间，曾“丈田清赋”，整顿赋税，筹建基隆至新竹的铁路，练兵简器，增修炮台，架设电线，对加强台湾防务、巩固海防作出了重要贡献。清廷对他奖勉有加，1890年4月，援兵部尚书衔，兼任海军衙门帮办。刘铭传在台湾加强防务的措施主要有:

第一，加强防御力量。在台北建造了机械厂，开设军械所、机械局、火药局、水雷局，生产小型的军械和弹药，解决了“孤悬海外，有事运济艰难”的问题。自1885年9月起到1888年8月，共修建炮台10座，安装上了从外国进口的新式大炮31尊，还配备了各种型号的碰雷、水雷、沉雷。

第二，训练军队。在台北设立营务总处，对官兵都实行淘汰制，留强汰弱，编成35营，仿照欧洲的方式进行训练。同时还设团练总局和分局，把壮丁组织起来，平时维护治安，战时协同军队作战。

第三，重视澎湖的防务。他认为: “欲守台湾，必先守澎湖，欲保南北洋，亦必先保澎湖。”[21]在修建的炮台中，澎湖有4座，购买的新式大炮中，澎湖安装了17尊。在澎湖除驻扎训练有素的水师部队外，又增兵三四千人，将台湾惟一的一艘兵舰供澎湖驻军遣用。

第四，积极发展邮电事业，注意加强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在台北设立邮政总局，下设43个分局。设立电报总局，下设12个电报分局。架设海底电缆两条，全长共达314公里，沟通了台湾与澎湖、福州的直接联系。全台陆路电线全长475公里。

第五，修筑铁路，改善交通。刘铭传认为，交通对于军事非常重要，“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其机构则在铁路”。到刘铭传离任后的第二年，全台建成铁路100多公里。

(三)营建津旅威环渤海三角防卫体系

在清王朝的筹海活动中，营建天津大沽口、山东威海、辽东旅顺环渤海三角防卫体系，是加强海防的又一重大战略措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攻陷京津的教训，使清王朝记忆深刻，中国海防重点逐渐北移。在普遍的边疆危机中，清朝采取建立新式海军、台湾建省、营建津旅威防卫体系三大筹海措施，既有面上的举措，也有加强北部海防的重点举措，其中营建津旅威三角防卫体系，既体现了清朝优先发展北洋海军的思想，也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拱卫京师”力量不够的忧虑。特别是中法战争以后，朝鲜危机日益明朗化，日本侵略锋芒咄咄逼人，清朝加快津旅威防卫体系的营建，指导思想也是为了“拱卫京师”。

天津、旅顺、威海环渤海三角防卫体系的营建，从1881年李鸿章亲自到旅顺选址开始，到1894年李鸿章大阅北洋海军结束，历经13年，建成了天津大沽口、旅顺、威海三个海军基地和环渤海湾的岸防体系。这一工程由海军衙门直接掌管，工程浩大，费银甚巨，在战略上有重要意义。整个工程的营建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1881年，清朝驻日本领事余乾耀给总理衙门上书言事，针对日本吞并琉球(1879年)，建议清廷统一海防，创设海军衙门，统领七省海防和四支海军力量，受到清廷重视。在此前后，为加强北洋海军建立基地选址问题，清廷多有争论。曾出使法、德、荷、奥的御史许景澄，联合宋一新等大臣，建议北洋基地应放在胶州湾，北洋大臣李鸿章和福建巡抚丁日昌等人则主张放在大连湾的旅顺口。李鸿章认为: “渤海大势，京师以天津为门户，天津以旅顺、烟台为锁钥。”[22]经过争论，遂成定局。1881年10月，李鸿章偕幕僚乘舰至旅顺亲自勘察，旅顺基地的营建遂告开始。1883年，李鸿章在天津紫竹林建立了北洋海军营务处。1885年10月海军衙门正式成立，海军的事权统一得到加强，李鸿章担任了海军会办大臣，优先发展北洋海军的方针进一步明确。这时，福建海军经中法战争惨败后，仅剩10艘铁骨木皮小船，原为福建海军订购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4舰也一并划归北洋海军; 南洋海军的16艘战舰也由“海署”调归北洋合操，暂由北洋提督节制; 广东海军虽独立成军，已有大小船只30艘，但吨位小，都是铁骨木质舰，与北洋海军根本无法相比。在这种情况下，更需加快北洋海军基地的营建。1885年，大沽口在原有两座船坞的基础上，又另外加建两座船坞，使天津成为北洋海军军火生产的主要基地和舰队第一维修基地。1886年5月，奕劻、李鸿章、善庆检阅海军，并巡视海防工程，加快了大沽口、旅顺口和威海卫三港的营建。1887年，为解决三港营建的经费问题，清廷决定从江海、浙海两关的关税中每年拨银30万两，10年300万两总数，以期10年完成大沽、旅顺、威海三个国防战略支点的营造。1888年威海海防工程全面展开，由于刘公岛为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常年驻节之地，李鸿章视威海卫为北洋“根本重地”，其规模之大，在当时各派系的海防工程中首屈一指，进展也较快。

经过长期的营建和扩建，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津旅威海防工程全部完成。主要内容有: 在天津，有大沽军港、天津海防支应局、天津军械局、大沽船坞、天津机器制造局、天津储医施医总医院及西医学堂、大沽炮台、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水雷学堂、北洋水师营处等。在旅顺，有旅顺船坞、旅顺船械局、旅顺军械局、东澳炮台群、西澳炮台群、旅顺鱼雷营、旅顺口水师养病院等。在威海，有北洋水师提督衙门、威海鱼雷营、威海船坞、威海水师机器厂、威海弹药库、威海水师学堂、威海炮台、威海水师医院等。

津旅威环渤海防卫体系的建成，标志着晚清国防近代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是在西方近代化国防建设理论指导下，以军港、船坞、炮台相结合的防卫思想而兴建的。它的兴建，既是清朝筹海的重大战略举措之一，又实现了清朝把海防重点北移的战略构想。这一构想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京城受到严重威胁的教训中提出来的，反映了清朝对海防危机和海军重要性的认识深刻化了。它的建成，无论从规模、体系还是从防卫水准上来看，都是当时远东地区第一流的，对拱卫京津地区和东北地区都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但是，由于清廷和清军的腐败日趋严重，海军内部指挥系统的多元化，并没有发挥出这一防卫体系重要的战略作用，以至于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被日军一举摧毁。这是我国近代国防建设的严重教训之一。(www.xing528.com)

[1]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五。

[2]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

[3] 《洋务运动》丛刊，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81页。

[4] 陈真: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72页。

[5] 《东华录》同治朝，卷一〇〇。

[6] 《东华录》光绪朝，卷一。

[7] 《光绪元年六月初十日总理事务衙门奕等折》，载《洋务运动》丛刊，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4页。

[8] 《洋务运动》丛刊，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9页。

[9] 《中国近代战争史》，第2册，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29页。

[10] 《洋务运动》丛刊，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5页。

[11] 陈布钦: 《三洋海军的由来》，载《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 1982年第8期，第68页。

[12] 《中国近代战争史》，第2册，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30～131页。

[13] 施联朱、许良国主编: 《台湾民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43页。

[14]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八。

[15] 《台湾文献丛刊》，第29集。

[16]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一〇〇。

[17] 《清穆宗实录》，卷三七二。

[18] 《清末台湾洋务史料》。

[19] 《左文襄公全集》卷首。

[20]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三。

[21] 《刘壮肃公奏议》卷首，《条陈台澎善后事宜折》。

[22]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五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