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经略史：郅治保邦战略思想和海防塞防之争

(一)洋务派“郅治保邦”的战略意识

清廷在1867年就边防问题征询疆臣和中枢意见，大多数疆臣和中枢要员给予明白回奏。其中以洋务派为代表，强调“郅治保邦”[1]，兴办洋务，“顺应变局”。这些回奏一直延续到19世纪70年代初，清廷第二次征询疆臣意见时结束。洋务派代表人物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发表过意见。这些意见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在周边危机的刺激下，能够从“自强之道”上考虑国家安全，体现了清朝统治阶级已开始从国防整体意识上调整边防策略。李鸿章认为: “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国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而勿坏者，固自有在。”[2]因此，他强调: “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奕也认为: “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3]可见洋务派把“练兵”、“制器”当做一种“固丕基”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郅治”，“郅治”的目的是为了“保邦”。

洋务派的出现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一个主张变更统治方式、强化统治手段、与顽固守旧派相对立的新的政治派别，这就是洋务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在清朝中央，有奕、文祥等王公贵族; 在地方有握有军权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号称清流派代表的张之洞等人。他们鼓吹“郅治保邦”是在不动摇“中国文武制度”的前提下，强化国防手段，把边防和国防统一起来考虑，既体现了洋务派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又体现了他们的国防忧患意识。

首先，他们都意识到封建统治面临的危机，具有较明确的“内防外御”的国防思想。洋务派开始致力于兴办军事工业，最初是把“剿发捻”、“平中国”、“御外侮”等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反侵略作为目的的。这表明他们认识到了封建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阶级矛盾、封建统治阶级与外国侵略者的民族矛盾是同时存在的，说明洋务派已经明确认识到了国家对外捍卫领土主权的职能。但是，由于农民起义直接威胁到地主阶级的统治，因而洋务派的“内防”意识仍然要重于“外御”意识，以致出现了一种“心腹之害”和“肢体之患”的议论。他们把人民的反抗斗争看成是“心腹之害”，把西方列强的侵略看成是“肢体之患”，说明洋务派的“内防外御”的意识并不是相提并论的，而是有主有次的。

其次，他们看到了清军武器装备的落后，力图通过各种途径改进装备，增强防务实力。李鸿章在奏折中说: “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4]在对内战争中，洋务派更是看到了洋枪洋炮的重大作用。“西洋火器之精”，“功效之速”，“无过于是也”[5]。于是，洋务派各集团都纷纷购买洋枪洋炮装备自己的部队，“废弃弓箭，专精火器”[6]。在此基础上，还纷纷设厂自造洋式军器。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成为洋务派的第一个军事企业。曾国藩曾自豪地认为: “自强之道，或基于此。”[7]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清军的武器装备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虽然还不能达到“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的程度，但防务实力大为增强却是事实。

再次，洋务派有建立自己的防务体系的欲望。开初，洋务派只是购军火仿西法，请洋教习训练新式军队，聘洋匠督造兵器。但不久他们就逐渐认识到: 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要建立新的防务体系，增强国防力量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从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洋务派办洋务的方针由前期的“求强”为主改为富强并重。开始兴办如交通运输、纺织、冶炼等民用工业以及通信设施，还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学习军事、舰船制造以及自然科学等。这表明，洋务派在“师夷长技”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洋务派又要求清廷加强海防。翌年，开始筹建近代化海军，把“御侮”作为海军的第一职能。这些表明洋务派力图通过种种努力，重建自己的防务力量。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洋务派已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和水准的新式海陆军，新的防务体系已初步形成。

洋务派“郅治保邦”的战略意识，对清朝国防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洋务派企图以西方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来强化清王朝的统治，他们重视国防事业，建立了新的防务体系，并逐渐掌握了清朝的国防权柄; 另一方面，洋务派和外国侵略者，又有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军事工业，还是军队装备训练，都受制于外人，使清朝的国防实力，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也使清朝的军事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国人的控制。洋务派的封建买办性决定了他们不能把“郅治”的任务落到实处，因而“保邦”的目的也就无法达到。

(二)清朝内部“海防”与“塞防”的争论

在普遍的边疆危机中，1874年至1884年，清朝疆臣之间就国防战略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著名的“海防”与“塞防”之争。

这场争论是以“筹饷”为导火线的。1873年左宗棠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从内地到新疆的通道已打开，收复新疆、巩固西北边防已成为现实问题。1874年夏，日本在美国的怂恿下，以台湾山民杀死琉球船民为借口，悍然出兵入侵台湾，造成东南沿海的紧张局势，使企图在苟且偷安中度日的清廷大为震惊，深感“海疆备虚”的严重威胁。因此在1874年10月，总理衙门上书同治皇帝，建议必须筹办海防。11月5日慈禧即谕令李鸿章、沈葆桢等沿江沿海各省将军、督抚15人详议，限一月内复奏。东南各省督抚几乎都主张加强海防。与此同时，西北塞防的形势也十分严峻，英、俄以及阿古柏匪徒对新疆的侵略危害甚烈，急需解决。无论是加强东南海防，还是向新疆进军，都需要筹集巨额经费，而当时清朝的财政经济状况却已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西征军每年需军饷800多万两白银，所获则不满500万两。各省积欠协饷已达3000万两白银，西征军一年之内连一个月的满饷都发不到。而建立新式海军，向外国定购铁甲船，按规划则需4000万两白银。于是如何处理“海防”和“塞防”的关系的争论便以“筹饷”为导火线在疆臣之间激烈展开。

这次争论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国防经费问题，实际是一个国防战略重点放在哪里的问题。清代把陆地边防称为“塞防”。“塞防”和“海防”孰重孰轻，牵涉到国防重点如何摆法的战略问题。辩论是在以湘淮两系为主的督抚之间进行的。湘系主张重“塞防”，而淮系主张重“海防”。湖南巡抚王文韶、漕运总督文彬、山东巡抚丁宝祯、江苏巡抚吴元炳等认为“塞防”为重，“海防”为轻，目前应全力注意“塞防”。理由是: 沙俄与我国东北、西北接壤，今又以据伊犁不归，其“心贪欲逐，骎骎有日逼之势”[8]，所以当务之急在于防俄，否则“我师退一步，则俄人进一步; 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9]。他们主张神速进军西北，及早收复新疆。直隶总督李鸿章以大办海军需要军费为借口，主张放弃新疆，移“塞防”之饷，以专重“海防”。他认为新疆是一片荒芜无用的“旷地”，劳师费饷去收复是不值得的: “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 海疆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10]

陕甘总督左宗棠综观全局，提出了“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11]的战略思想。他认为“海防”、“塞防”是构成中国国防整体的两个方面，二者不能偏废。不过当前应当侧重于解决新疆问题，因为“海防”是否稳固，也与西域边疆得失关系密切。片面地强调“海防”而忽视“塞防”，“扶得东边倒了西边”，恐怕“西边必倒东边亦未能扶也”[12]。在“沙俄狡焉思逞”[13]，企图进一步向中国扩张的严重形势下，“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14]，因此阻止沙俄入侵，收复新疆亦属当务之急。左宗棠严厉驳斥了李鸿章所谓放弃新疆“于肢体元气无伤”的谬论，他认为新疆虽然有“腴疆”“瘠区”之分，但无论“穷”“富”，都是国土的一部分，而且从战略形势上看，新疆是国防要冲，内地的屏障，所以必须收复。左宗棠的上述意见得到湖南巡抚王文韶、军机大臣文祥等人的支持。

清廷权衡利弊，终于接受了左宗棠等人“海防”与“塞防”并重的主张，于1875年5月3日，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负规复西北领土的全责; 并命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和南洋海防。

这场争论涉及的面很广，除国防经费外，还讨论到“海警”与“边患”的估计问题和“筹海”、“筹边”的一系列方略。对于国防经费则强调开源节流，如提取厘金、洋税拨作“海防”专用; 采用西法开矿办厂、兴办民用工业，增加财政收入; 自朝廷始厉行节约，“罢土木之工，省传办之费，减宫中之用”，“一岁所省，何啼百万”[15]; 裁撤旧式水师，移饷编练新式海军等。对于“外患”严重程度的关注，多数疆臣认识到已非“肤觉之患”，而是“心腹之疾”，“故为将来御侮计，非豫筹战守不可”[16]。

这场争论持续了十多年，前期以“海防”与“塞防”的战略地位为中心展开，后期以中俄伊犁交涉，对崇厚签订的《中俄交收伊犁条约》(又称《崇约》)批准与否来展开。1879年10月2日，崇厚代表清朝与沙俄签约后，以“海防”论者的肯定和“塞防”论者的否定，双方争论再起，一直持续到1884年11月16日新疆行省设立。对于中国的边防来说，这场争论历时之久，问题之多，关系之大，影响之深，在中国近代都是罕见的，它既是国防战略重点的争论，又是边防方略的争论。这场争论对于收复新疆失地和设立行省，保卫祖国领土的完整，粉碎阿古柏、英国和俄国妄图肢解中国新疆的阴谋具有重大作用; 对于近代海军的筹建，台湾设立行省，加强海防，都产生了积极作用。这场争论虽然掺杂着地方督抚及湘淮两系将领扩充自己实力的私心，但总体上加强了清王朝对外患的认识和筹边筹海的决心。争论的双方打破了湘淮系的界限，沿海沿边督抚都发表了意见。随着争论的深入，清朝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掀起一场筹海筹边的热潮。

[1] 《清季外交史料汇编》，李鸿章奏稿。(www.xing528.com)

[2]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

[3]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

[4]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一九。

[5] 《洋务运动》丛刊，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7页。

[6]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五。

[7]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九。

[8]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九。

[9] 王彦威: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10]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

[11] 左宗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六。

[12] 王征: 《从收复新疆的战略和策略看左宗棠》，载《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1985年第10期。

[13] 《左文襄公书牍》，卷一五。

[14] 左宗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六。

[15] 《洋务运动》丛刊，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4页。

[16] 《洋务运动》丛刊，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1页。